我在汾阳文工队期间
参与创作演出的几个文艺节目
北京 任恩顺
1977年5月,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汾阳县成立了“文工队”,全称叫“汾阳县农村文化工作队”。为什么不叫“文工团”,一是队伍草创,组织规模、人员素质、实际经验都不足;二是组建这支队伍的最初设想,其工作内容并不仅限于文艺方面,而是要涵盖文艺、写作、美术等各类文化活动。成立初期,全体队员不足二十人,均来自回乡知青和插队知青。人员组成以文艺活跃分子为主,也包括少数文学和美术爱好者。我是以插队知青中的写作爱好者身份被抽调加入的。但从文工队组建后的实际情况看,因为种种因素,这支队伍终归还是一支专门的文艺队伍,文学、美术等其他文化工作并没有真正展开。从七七年五月成立,我在文工队的时间不足一年半,七八年底,我就考大学离开了。
在我离开文工队一年多之后,随着一大批艺校毕业的演员、各类器乐演奏队员的加入,文工队鸟枪换炮,专业力量大大增强,“汾阳农村文化工作队”也正式更名为“汾阳文工团”。相对于之后“文工团”那样的“正规军”,我在时候的“文工队”也就只相当于“游击队”。
当年的“文工队”虽然在队伍规模、演出档次等方面要逊于后来的“文工团”,但这支游击队式的文艺团体在当时的城乡也是大受欢迎的,由于其出色的表现,也受到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肯定。我记得,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大约演出了一百多场。走遍了汾阳的大多数村落,也包括汾阳城内的很多机关单位,甚至还走出县境,到平遥的几个乡镇演出过。客观上讲,当年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枯燥单调。电视肯定是没有,一般村落一年到头,除了瞎子宣传,也看不上什么外来的文艺演出。再者,作为农村文化工作队,主要为农民服务,不少节目结合农村的生产生活实际,乡土味道十足。关于这一点,在下面介绍我自己参与创作演出的几个节目中能明显反映出来。
当时的文工队员,年龄多数在二十岁以下,一帮子少男少女活力十足,也不怕吃苦。下乡演出,有时候能乘坐公社派出的拖拉机,但多数时候是徒步上路,姑娘小伙们身背幕布、乐器及各种演出服装、道具,步行数十里上山下乡。有时候到达目的地,天已经很晚了,顾不上休息,立即就要搭台子挂幕布,然后胡乱吃口饭就得登台演出。
那年头,汾阳一些村落里,那种旧的戏台还在。这些古老戏台或许建于清代、明代或者更早。一人高的砖台子,顶部是双滴水、四滴水的木质飞檐台顶。台子上包括后台最多三四十平米的面积,中间四根木柱撑着。大冬天,零下十几度的气温,演员们穿着绸布短袖衬衫演出。一进后台,冻得浑身哆嗦,只好靠伸胳膊猛跺脚驱寒,等待下一次登台。那年头正处于农业学大寨高潮,各公社都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河工工地,干活时候文工队员同公社社员们一起,也要抬着百多二百斤重的泥筐劳动。而在劳动间隙,当社员们喝水擦汗休息的时候,队员们还要乘隙抓紧演出。
那时候年轻,心气足,不知苦累为何物。不演出的时候,大家都集体居住在县文化馆院内。男队员有张一涛、王仲璋、张笑果,任维正、梁建明、段世海、李春明,北关的牛牛(大名记不住了)和我;女队员有韩新华、吕韵花、张瑞莲、田淑萍、吉林、马健、向润芳等。虽然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留在心中的记忆是深刻而愉快的。
节目之一 《牛成赔鸡》(汾阳方言顺口溜)
这个方言节目是我刚加入文工队不久创作的。那时候年轻,工作主动性极强,并没有哪个领导布置我去搞什么创作,就是自己想搞。那时候文化馆后院东南角有个厕所。就是安茅坑的那种。一共三四平米的样子,中间是茅坑。因为这地方安静,很少人干扰。我就在没事的时候绕着茅坑转圈圈蹓跶着想词儿,也不嫌臭。
这个节目的特点是用词很土,土到难以用文字记录。当时我的文字原稿,几乎只有自己能看懂。这次把原稿找出来,重新用文字整理,费了好几天的功夫。顺口溜《牛成赔鸡》整个节目近两百句,两句一韵。表演者是张一涛和我。节目编出来后,我把张一涛拉到一边。没有文字脚本,就是口说带比划,说了一遍之后,我问张一涛,这节目能演不?张一涛琢磨了一会儿说,好像还可以!随即,我俩就把近二百句的节目按AB角作了分工,这节目就这样定下来了。那时候年轻,记性不赖,没有写好的文字,就靠口说心记,大约就是一下午的功夫,两个人就把各自分工的百十来句全部记会背熟了。之后演出一百多场,好像再不需要排练,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忘词儿之类的事情。当时文工队的领导是文化馆的张兴俊老师。张老师当领导很大气,很会用人。我创作这个节目,事先没有请示,节目编出来后还不请示,就私下和张一涛分工开始了背词儿排练。节目排练成功后,才给张老师表演一遍,张老师二话没说,“可以,上!”
就是这么个土得掉渣的顺口溜,想不到演出效果却奇好。一百多场演出,这个节目场场不落。有时候别的节目演出效果差一点,但只要张一涛和我的这个顺口溜一出来,立即就把场子镇住了。在不到十分钟的演出过程中,整个场子常常是忽而“唰”一下安静下来,忽而又“轰”一声来个满堂大笑。有一次,文工队准备到杏花村演出,演出地点就是今天的杏花村“上庙”。不知什么人误传出一句话,说当晚到上庙演出的是晋剧名角儿王爱爱率领的省晋剧团。这一消息算是炸了。杏花村以及周围的仁岩、冀村都是数千人的大村,据说当晚拥到上庙的观众达到了近万人,整个场子人挨人人挤人拥得水泄不通。这一场面对于小小的县文工团来说,其掌控难度可想而知。节目一开场,观众们看到出场的不是王爱爱,有很多人当时就不干了,突然一下子向戏台拥来。台侧乐队占用的地方是临时搭建的不太牢靠,轰然一下倒了下去。整个乐队都斜坠到地面。好在台子不高,没出大事。眼看要砸锅,怎么办?这时候,张一涛和我紧急出场,开始表演顺口溜《牛成赔鸡儿》。刚开场说了没有三五句,场子一下子就安静下来。节目近十分钟的演出,全场该静则静,该乐则乐。
顺口溜《牛成赔鸡儿》这一节目的成功,应该说是张一涛和我互相成就了对方。我作为创作者,节目可能本身编得不赖,但就表演来说,张一涛的功劳起码应该占七成。张一涛是文工队的灵魂人物,自来有股子不怒自威的性格魅力,能让大家不自觉的都团结在他的周围。这家伙的表演才干更是天生的,不论演什么角色,都是那么轻松、老到、自然、不做作。张一涛十三岁就被正式招录到吕梁文工团,是吕梁文工团第一批精选的演员。可惜,在那个特殊年代,因为其祖父所谓的历史问题,仅三个月就被硬生生打发了回来。
许多年以后,作为县里局长的张一涛下乡到村里,还不时有陌生的村民问“你不就是牛成嘛!”
节目之二 汾阳方言“三句半”
这里说到的“三句半”,不是一个节目,而是一种节目形式。大约从七七年八九月份起,文工队每到一村演出,都有一个“三句半”节目。但每次所演的内容都不同。比如,上午到达目的地,晚上要演出。我就借下午时间到村里找几个人作短暂采访。然后现编出七八段、八九段“三句半”,内容就地取材自本村的真人真事。每村演出的“三句半”中,要突出表扬几个人。被表扬对象可能是支书、队长、妇联主任,也可能是饲养员、掏粪工、身残志坚者、老当益壮的老头老太太等。
演员是张一涛、王仲璋、张笑果和我四人。道具是腰鼓、大镲、小镲、铜锣。一般是演出前半小时二十分钟,我把“三句半”编好,按分工把内容写成四张纸条,四人把各自要说的内容分头贴到锣鼓镲道具上。大家简单的在一起合上个一两次,就能上场。有了纸条提示自然不会担心忘词。
“三句半”这一演出形式因为说的都是本村的真人真事,实实在在的点名道姓,同时用的又是与一般演出不同的本地方言。因此,这一节目同样是演出效果极佳,极受观众欢迎。村民们在喝彩之余,还往往会提出疑问:他们今天才来,怎会知道咱村里这些事儿?
“顺口溜”也好,“三句半”也罢,有的人认为都是属于下九流,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君子不为矣!”其实这种看法错到姥姥家了。无论何种文艺体裁,体裁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分,无论你多高天赋、多深功力,想把“顺口溜”、“三句半”写到极致,同样是不容易的。长期写作的人都知道,越是篇幅短、字数少的东西,越不好写,越见功力。
“三句半”虽然只有三句半,但要想写出效果却极费推敲。前三句为后半句做铺垫。前三句的要求是简明、顺畅、不生硬。要把想表达的复杂意思用常用的语言浓缩在七个字中。三句之间,前三句与后半句之间,内容的逻辑要连贯清晰。关键是后半句,虽然一般只有两个字或三个字,却是全段的包袱所在。要写得巧妙、幽默,包袱才抖得开。还有就是押韵问题,一、二、四句都需押韵,不仅要同韵,最好还是同声调,才会真出效果。
文工队时期,虽然我少说也编写过数十个三句半节目,但都是随编随演,随演随扔。没有留过文字底稿。好在离开文工队数年之后的一九八三年,我在汾阳师范教书,当班主任,为应付学校文艺汇演,还编写过一回“三句半”。题目叫“自夸自”,内容表达的是当时“土地下户,农村富足给农民带来的喜悦心情”。这里贴录在下面。为我上面所侃的“三句半”编写“理论”做一佐证。
节目之三 对口快板 《龙口夺回丰收粮》
大约是七七年七月,正当麦收在即,连阴雨连下数日,一场洪水袭来。北关村全体动员,日夜奋战,在洪水中抢收麦子,涌现出许多感人的事迹。当时,文工队正在北关村驻村搞节目排练。为配合村里的宣传表彰活动,我编创了这个节目。由我和张一涛两人演出。节目演的是北关本村的真人真事,效果很好。由于这个节目针对是具体地方具体的事情,因而只演出了一次。
节目之四 《歌唱英雄段世海》
1978年元月10日,县大礼堂(剧院)失火,时间大约在凌晨五点钟左右。那时候,文工队集体住宿在县文化馆院内。文化馆紧挨大礼堂。因此,最早发现失火的是文工队的人,最早赶去救火的也是文工队的人(之后先是当地驻军战士,再后是相关单位和城内群众陆续赶来)。有人喊了一嗓子 “大礼堂着火了”,然后,也没有人专门组织,全部队员无人犹豫,齐齐起床奔赴火场。主要是礼堂后台存放着县鼓锋剧团的全部服装道具。鼓锋剧团是省内知名的晋剧团,多年的家当积淀深厚。当时据估计,这些服装道具全部加起来,价值在三四十万左右。放到今天应该有数千万之巨。到达火场,大家冒着浓烟,直接跑进后台,把存放服装道具的戏箱一只只往出抬。抬了大约三四趟时候,火势转旺,整个后台浓烟布满,人已经很难进去了。当时文化局的段沛廷老师已经看出情况不好,双手叉在进入后台的窄门上,大声喊道:“不许再进,要出事!”如果不是段老师果断强制的喝止,事情可能要糟得多。但痛心的是,文工队员段世海和一名驻军战士还闷在后台,没能出来,光荣牺牲了。
世海牺牲时,年仅十八岁。世海小伙子人长得帅,一手二胡拉得很好,为人也阳光随和,和大家相处都极好。世海的突然牺牲,给大家带来的惊愕和悲痛难以言表。
《歌唱英雄段世海》是我带着沉痛心情,当天晚上熬夜写出来的。当时的情况记不清了,但这几天重新再读这篇东西,我感觉,这篇东西当时肯定经徐晋岗老师重新编排改写过。因为依我的能力,基本内容能写出来,但如何按照十几个演员合演的需要,分出领诵、合诵,分出甲、乙、丙、丁、戊角儿的分工配合,我不可能做到。也只有具备导演才能和经验的徐晋岗老师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个节目第二天仅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就排练成功。参演的应该是十三人,演员不够,还让好几个乐队队员参加进来。第三天,就在西大街的省运礼堂上演。演出过程中,演员们边演边哭。当领诵演员呼喊“世海!世海!世海!”时,再也演不下去了。台上哭,台下也哭,连演员带观众,上千人的礼堂哭成了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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