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天津 王富英
王富英，汾阳中学67届高中毕业，69年回乡在西堡障村教学，后演武大队调回任妇联主任并负责专案工作，改革开放后从事家庭手工业织袜子，90年响应国家号召做起了笼养鸡小型养殖业一行。期间任县政协委员三年。现住天津。
蔡立坚是共和国知青史上第一个自愿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北京知识青年，她作为那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曾应邀参加了国庆二十周年观礼，并受到毛主席与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和勉励。
我与蔡立坚的奇遇，就发生在她前往落户地的路途中。
那是1966年12月的一天下午，我从就读的汾阳中学骑自行车回家，记得那时刚过了冬至没几天，正是隆冬季节，西北风呼呼地吹，气温冷得瘆人。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路上很少见到行人。当骑到康宁堡村时，忽然看到前面好像有个人背着行囊急匆匆地走着。我紧追上去一看模样，原来是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同学，便与她搭讪起来。“你是哪个学校的，怎么还背着行李？”她说她是北京长辛店铁路中学的高二学生，现在要去榆次。我好高兴，“咱们是同届呀”。但我纳闷，从北京去榆次，走这条路显然是舍近求远，况且她还是背个行李独自上路。看着天已黑了，我寻思着一个外地姑娘走黑路多不安全，既然碰上了，也搭上话了，正好顺路相跟上边走边聊吧。“我家就在前面的演武村，离这儿还有八九里地，你今晚就住我家吧”。我一边说一边摘下她的行李放到车架上。不经意间，她突然问我：“你家是什么成分”？此刻我并未感到兀突，在那个年头，我完全理解。我告诉她，是贫农，加上之前我们已互报了姓名，这似乎让她放心起来。她笑了笑，显然是同意了。我随即便把不解的疑问向她提出，于是她的话匣子打开了。
她告诉我，她们同班四个同学组成了“红卫兵长征队”出来串联，目的地是延安。从北京出发以来，一路徒步进入山西的太行山，过昔阳县以后，曾夜宿在一个只有5户17口人的偏僻小山庄——杜家山村。那是榆次东北方最边远的村庄，山高路险，土薄水缺，气候高寒，全村没有一个识字的，贫困得很。但在抗战时期，那里是转送党的领导干部的根据地，前辈们还与日本鬼子打过仗，流过血。那一晚，她辗转难眠，有感于那片红色的热土与那里的贫瘠，便萌生了等串联回来要留在那里当农民、建设小山村的念头，并把这种打算告诉了大家。到第二天踏上去太谷的山路，他的脑中还一直萦绕着昨晚的思绪。接着她们来到文水县刘胡兰烈士陵园，站在英雄的埋骨之地，她想，先烈们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正需要后辈人来建设，越想越坚定了回杜家山的信念。
从文水出来走到汾阳城，她的脚步停下了，“我现在就要回去”！她不顾同伴们的阻拦，与西行的队伍挥泪告别，开始了一个人的行程。但此时离开杜家山已走了280多里了，为了早日返回杜家山，她已打听好了一条比较近的路线，便继续往南过了一个叫阳城村的地方，才走到了这条路上。
我很清楚，当时的青年学生受时代的影响，确实有一种“志在四方”和“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我静静地听着她的叙述，一路上都在深深地为她那种“敢为人先”的坚毅与果敢而感动不已。
回到家时，已快十点钟了，我妈赶紧给我俩做的吃了玉米煮饼饼。我家房子小，我爸和我大弟睡在门板上，我妈和小弟小妹与我俩挤在一盘热炕上。看得出来，多日奔波的她确实是累了，我不忍心去打扰她休息，而她也真不打生，不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
不知不觉中，东方已泛白，我妈已把饭做好，她囫囵吞枣地吃饱便赶路了，我一直把她送到村口。临别前，她对我说：“富英，请您给我准备一些与小学有关的书籍，我要教那里的人识字，等我给你地址后寄过来”。看着她远去的孤单背影，我不由得哭了。
焦急地等了快一个月的时间，立坚来信了，信中告诉我，她已于12月29日到达村里，爬山越岭几十里又找到邮局。直至我如约将准备好的书寄走后的第二年，她趁在大寨开会的机会，专门找到汾阳县的参会代表，告诉了我俩巧遇的详细过程，还特意叮嘱，一定要给我捎个信，说她想我。我又何尝不想她呢！我俩同届同庚，虽是萍水相逢，但她的那种执著、那份纯真，给我留下了美好而珍贵的印象。在之后的岁月里，我知道她在村里的工作和社会上的活动会使她十分繁忙，不忍打扰她，所以各自忙碌，中断了书信联系，以至终成遗憾。
一晃到了1997年，我听到她在组织安排的新岗位上因公去世的消息，惊愕良久，不禁潸然。那年她才49岁。
一个自愿将自己十四年青春年华奉献给千里之外的偏远山村的蔡立坚走了，一个引领118名主动落户杜家山的知青战天斗地的蔡立坚走了，一个影响全国整整一代知青置身于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蔡立坚走了，但她与我五十七年前的那次短暂相遇，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每每忆及恍若昨天的那情那景，我都会感到由衷的欣慰，而对她的思念之情，也如潮水般地涌来，那么深沉，那么绵长……
2024年8月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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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张立新 主编|亚男 凌珊
编审| 李海萍 冯元明 孙雨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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