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33）抗战中的高校内迁

文摘 2024-07-22 05:01 美国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8月底调查统计，抗战前，全国108所大学共有教师7560人，职工4290人，在校生41900余人。由于日军入侵，内迁的有94所。

抗战时期中国著名大学内迁图

政府发给内迁后的大学教职工薪水以保障日常生活，还免掉学生学费、食宿、杂费。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以个人名义借贷建立了贷金制度，凡经济来源断绝的学生，可直接向学校贷款以维持生活，并免费住宿。这些贷金实际上后来并未偿还。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其中就包括了像李政道、杨振宁这些后来的高级人才。教育部还特地拨经费给国立大学，令其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设新的研究所。时任驻华参赞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30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抗战时期的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财政支出中位居第二，仅次于军费。1938年起担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主持了大规模的大学内迁，是有很大贡献的。

抗战期间中国高等教育的最突出成果，就是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的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长沙合组临时大学，由三校原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岑任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该年底，南京沦陷， 1938年2月，临时大学从长沙迁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其中有300名学生和十几位教授是在军队保护下步行抵达的。西南联大于该年底开始上课。由于蒋梦麟、张伯岑都在国民政府担负重要工作，因此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就由清华梅贻琦先生负责。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大于1946年5月开始北迁复员，该校遂告解散，共历时9年。迁至西南西北的高校近百所，而唯独西南联大能取得远超民国前二十年的辉煌成就，除了教育部拨款优先外，集中了很多大师级的学者是一个重要原因。从课程设计开始，联大有意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学校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由于每门课都有两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授讲，学生可以自己挑选老师。一个西南联大的学生，虽然他可能经常连饭都吃不饱，但可以上午去冯友兰的课堂上听中国哲学史，下午去叶企孙的教室里上物理课，晚上再去蹭华罗庚的数学讲座。联大的要求也是极严的，联大办学8年，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但仅有3800人毕业。

随着全面抗战爆发，物价飙升，联大师生们的生活每况愈下。学生住的宿舍是简陋而又拥挤的茅草房。教授生活都很清苦。连校长梅贻琦的妻子都要去摆小摊贴补家用，梅贻琦下班后要替她看摊，换她回家烧饭。闻一多替人刻印章；朱光亚在中学兼课；华罗庚与闻一多两家共14口一度挂布帘合住。在饱尝生活艰辛的同时，战争的威胁并未远离联大。1940年10月13日、1941年8月14日，联大先后在日军空袭中遭受重创。校舍及各种资料被毁的同时，还有部分师生遇难。

联大学生曾三次掀起从军热，都遭政府阻止。后来因缅甸战役需要大批翻译和技术人员，才批准了1000人从军。部分学生英勇牺牲。

西南联大纪念碑。原碑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北大校园内有1:1复刻品。

1938年西南联大部分教授合影

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前身）是当时全国最高学府，从南京迁至重庆沙坪坝，校园不足200亩。有的课只能在露天上。还要经常受到日机轰炸。为此，学校修筑了防空洞。1940年8月下旬某天，27架日机袭击沙坪坝，中大校园中弹30余枚。平时学生住的是黄泥糊的竹篱屋，睡的是大通铺。几十个人乃至一百多人挤在一间大屋里，拥挤不堪。再加上重庆气候闷热潮湿，很多学生都得了疟疾。吃的是掺有沙子、老鼠屎等的“八宝饭”。菜多是萝卜、白菜、蚕豆、豆芽等，难得有几片肉盖在菜面上。因为“僧多粥少”，吃饭基本靠抢，饭桶一到，蜂拥而上，有次竟将一位矮小的同学挤落到饭桶里。但大家的学习热情十分高涨。当时沙坪坝所在的沙磁区是重庆学术、文化中心。中央大学更是中心的中心。学校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讲座，每周日，中大必会邀请各界社会名流来校演讲，如潘光旦、李烈钧、孙科、卢作孚、英国前首相艾德礼及周恩来都曾到校演讲过。凡有演讲大会举行，同学们莫不争先恐后，踊跃听讲。

学生齐聚来听演讲

女生组织的空袭救护队

中央大学农学院的荷兰牛、澳洲羊、英国猪、美国鸡、北京鸭等等动物，在经历了一年的长途跋涉之后，奇迹般地来到重庆，还增加了两只小牛犊，而守护在它们身边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却蓬头垢面，几乎衣不蔽体。抵达中央大学新校址时，数千师生全部从教室里涌了出来，排列成两行，就像欢迎从前线出征回来的将士一样，含着热泪鼓掌。校长罗家伦目睹这一场景不禁热泪长流。看起来仅仅是西迁中的一件小事，但这是一种气节，人不能当亡国奴，动物也不能当亡国奴啊！

1944年，战事吃紧，国民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报国，“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响彻云霄。中大同学积极相应号召，报名处排满长龙。

即将前往抗日第一线的学生兵

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是民国政府直接管辖的，经费也由教育部拨给。现在的大学条件相比虽然很差，但比起其它大学算是天之骄子了。下面摘取几个其他大学的例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3月1日日本在东三省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在此期间关外高校被迫流亡到北京的有东北大学、东北交通大学、冯庸大学等，由于丧失关外财源，又寄人篱下，条件就更差了。他们要在其它大学插班借读，三餐只供给小米粥和咸菜。学生中有生计无着者，只好转学到不收学费的军校。

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期间，在沪的复旦大学、中央大学商学院、医学院以及同济大学、劳动大学、中国公学等十余所高校的校舍大部分被日军炮弹击毁，徒立四壁。

地处上海江湾的复旦校址被日军炮火炸成废墟，整个复旦大学校舍，仅有两幢建筑幸免于难。复旦师生被迫踏上内迁之路，经过千里辗转迁徙，最终在重庆北碚夏坝建校复课，再续弦歌。同一时期，上海医学院也历经坎坷，先迁昆明白龙潭，后落脚重庆沙坪坝。

1937年11月15日，入侵上海的日军攻入私立复旦大学江湾校区。

“七七事变”后，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所院校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6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穿越秦岭的现代公路，从西安到汉中的西汉公路正式开通。工程师张佐周承担起从留坝到汉中80公里的测绘与施工。张佐周毕业于天津北洋工学院。谁也没想到，他呕心沥血修筑的公路，却为两年后母校内迁汉中提供了方便。1938年春，陕西门户潼关告急，刚刚落脚的西安临时大学不得不内迁汉中。学生1472人，教职工316人，翻越高峻的秦岭，抵达汉中。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文理学院化学系周名崇教授，由西安迁往汉中途中，在火车上传染斑疹伤寒，需注射盘尼西林，因值抗战期间，缺医少药，3天之内学校拍了4份电报至周家，周夫人原拟留下孩子，只身前往陕南照顾丈夫，但刚刚由湘潭到长沙，即获已经逝世的来电，周夫人只得忍着悲痛，返回湘潭。2019年10月25日，周先生的孙子周鹏终与后继学校西北大学取得联系，抵达周名崇教授西安工作地和汉中病逝地祭奠，总算了却了心愿。

国立北洋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和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在汉中组建国立西北工学院。抗战胜利后有一部分留在陕西，现为西北工业大学。西北联大农学院迁往陕西武功，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称国立西北农学院。1939年，北平师大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0年迁往甘肃兰州。

1938年国立交通大学迁往湖南，又再次西迁贵州。1944年11月，日军攻占贵州独山，再次迁校到四川璧山办学。

1938年2月，国立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后又迁往江西吉安、广西宜山，最后于1940年初迁至贵州遵义、湄潭。短短八年间，武大培养出了12位后来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知名院士。

同济大学迁往浙江金华，后又迁往江西、广西、云南昆明。1940年10月，同济大学迁往四川宜宾李庄。

厦门大学迁往厦门鼓浪屿，又迁往福建长汀。从厦门到长汀行程800里，要渡过鹭江、九龙江，越过崇山峻岭。加上土匪出没、车辆罕见，300多名师生肩扛手提行李和书籍，走了整整23天。厦大在长汀八年，规模日大，声誉日隆。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校发展为4院15系，教授、副教授94人，学生达到1044人。在空袭威胁下，“弦歌不辍”，被誉为“东南最优之学府”。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占广州。中山大学被迫迁校：一迁云南澂江、二迁粤北坪石，三迁仁化、梅县、连县等地，一走，就是离乡背井整整七年。

1937年11月，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历时两年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浙大西迁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即保护原存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的转移。《四库全书》140箱，成功转移至贵阳黔灵山公园北的地母洞存放。每年两次曝晒，终于成功保护了国宝。

抗战流离中的学子尽管身处艰难岁月，却始终充满着努力学习的激情。中国大学的文化氛围并没因环境的剧变而荡然无存，它不仅存留着不灭的火种，更借助从人民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让文明薪火相传。

注：本文所用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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