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回忆：荒唐岁月

文摘 2024-07-02 08:56 美国

最高领袖发出最新指示：“要复课闹革命”，中小学于1968年又开学了，我终于步入了向往的和平街第二小学。既然耽误了两年，我则直接插班进入三年级。然而，物是人非。学校的编制也“军事化”了，年级叫做”连“，班级叫做”排“，每五六个学生按座位顺序被编成”班“。我被编入”三连二排“，而班主任则是”三连二排“的”王指导员“。

两年前面试我的王校长早已不在人世。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最醒目的地方是一幅漫画，画着一顶大黑保护伞，伞尖上有个人脸，写着王校长的名字。伞下的阴影里画着各种妖魔鬼怪，家庭出身不好的教师都是伞下的牛鬼蛇神，对应着他们的名字，所有形象都赋有“地富反坏右”的寓意。记得一个家庭出身地主的女老师，每天在楼道打扫卫生，不时被过路的师生们谩骂吐唾沫。她的地主婆形象占了漫画的一大篇幅；一个体育老师被画成了鳄鱼，他是从印尼回来的归国华侨；一个音乐女教师变成了美女蛇，当时不知为什么，只记得她的确身材很高也很苗条；还有一个被标注“破鞋”，我更是不懂。

此时不管是几年级，每天的课程都是反复背读《毛主席语录》，以致半个世纪后的今日，许多段落仍可顺口捡来。同时搞阶级斗争。那个出身地主的女老师是活靶子，每天被揪出来在学校的操场或后院开现场斗争会，格式仍旧是“喷气式“，由三个高年级的学生押着，头朝下，弯腰九十度。我的第一篇被布置的”作文“就是那斗争会的”批判稿“，从别人那里东拼西凑，胡编乱造，说什么她在四川的老家占地四千亩，雇佣长工多少多少（记不清数目了），罪该万死，等等。这些”罪证“ 好像是从当年的展览”收租院“那里抄来的，张冠李戴。再引用大段语录，无论逻辑顺序，只充篇幅。

街道上，社会上，是大环境的阶级斗争。小学里的阶级斗争是斗老师。”三连二排“里的阶级斗争则是斗同学。王指导员是个极端的积极分子，她把学生按家长的”阶级成分“分类。同学中有许多是当年中央乐团的子女。作为文化单位，自然是在潮流的风口浪尖上，是文艺革命的“试验田”。中央乐团也跟社会上其他单位一样，群众组织派系林立，造反派十分活跃，影响很大。自然，一些同学的父母被打倒了，或是“反革命“，或是”黑帮“，或是”五一六“，名目繁多，名字被写上大标语，打上红叉，贴在街头。这些同学在学校就倒霉了，大家依葫芦画瓢，在教室里开平行的斗争会。另一些同学的父母得势了，这些同学也就成了学校的宠儿。有个同学的母亲在只有八个样板戏中的”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中饰演一重要角色，老师们对他毕恭毕敬，别人也不敢惹，尽管一副地痞流氓相，但人家毕竟是”英雄人物的儿子“。

现在流行一个外来语，叫做“霸凌“。在那个年代，以出身划线，霸凌则名正言顺。我在校外每天在邻居家被三姐弟霸凌，简直不见天日，在学校相对稍好。那个王指导员每天追问我祖父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是否定案，到底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这关系到我在学校里属于哪一边。既然祖父那里迟迟挂着不做结论，我也相对可以逍遥一些，幸好这个王指导员不知远在天边的我的父亲是右派。入学填表时“作弊”，故意父母的名字忽，把祖父母填入父母的位置。

我从小经常被人欺负惯了，属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种，无论是体力还是胆量，都不敢反抗。然而有一天在学校操场，一个乐团子弟过来欺负我。不知那天吃了什么豹子胆，我不但还了手，而且在操场上大战，平生第一次把对方压在底下，模糊地记得一大群人围观，不时听到为我拍手叫好。我则像疯子一样，介乎于大哭和大笑之间，一气暴打，不知多久才被人拉开。记得之后几小时，我一个人在学校的走廊不知是在大哭还是在大笑，总之那肾上腺素大爆发，感到非常痛快，把积压了多年的无名恶气全发出来了。

荒唐的岁月尽是荒唐事。学校的操场上不仅斗人，还斗大公鸡。那些大公鸡雄壮得很，记得一个比我大好几岁的小伙子，一路号哭，抱着一只血淋淋的白色大公鸡回家，显然斗鸡被打败了。这一切来源于社会上忽然风行的“打鸡血”。一个广泛流传的秘方是，白色、一点杂毛都没、叫声好听、体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鸡可治百病。还曾有一本《鸡血疗法》小册子，由“小汤山革命造反大队”翻印。这本册子里提到，首都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合组“鸡血疗法”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核实其疗效，称这一疗法对“备战、备荒、为人民”是最大的贡献。

一时间，许多人家在阳台上养大公鸡，街道上办了“红医站”。每天早上九十点钟，红医站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人怀里抱着自家的大公鸡，戴着红袖章的家庭大妈充当打针的护士，从鸡翼底下抽一滴鲜血，马上注射入主人的静脉里。在家里祖父常常摇头叹息地说：“愚昧呀！”有一天祖父的叹息更带有愤怒，他从外面风风火火地进来说：“别人打鸡血也罢了，怎么那，那个从哈佛回来的外语系大教授，也抱着鸡跑到那里去排队了？” 从那时起我感到用“愚昧”二字解释荒唐的行为是不够的，只要某种条件充分，受过哈佛教育的，见过大世面的，一样疯狂。

然而，这股风来得快，去得也快。突然爆发了鸡瘟。那些神气活现的大公鸡会突然无精打采，很快就走路不稳倒地而死。有一个邻居，见到自己的鸡也打不起精神，就把阿司匹林药片压成粉末，拌到鸡食里，那鸡马上就“嗝屁了”，不知是病死的还是毒死的。打鸡血的狂热随后戛然而止。

有关“鸡血疗法”的宣传小册子，印于1967年。（来源：网络）

在我十岁那年，“珍宝岛事件”发生了，街上的大标语是 “油炸柯西金！” 我们排着队，拿着小旗喊着口号去苏联大使馆抗议，还往里面扔石头。此时北京的城墙基本被拆完了，不远处剩下安定门一对城楼和箭楼依然耸立。学校拉我们出去参加义务劳动，我们参加拆除箭楼。箭楼是防御的工事，用灰砖砌成。我们在斜坡上一队站开，一块块巨大而沉重的城砖由上一个人传递给下一个人，对于我，一块城砖就几乎能把我压垮。下面排着军用大卡车，听说隶属四野，这些卡车把城砖运走，用于修建北京地下防空工事。这是我一生中参加过的两次”建筑工程“义务劳动的第一次。两次均有浓厚的历史意义。

我从来没有见过用这种城墙砖，由工程兵修建的地下防空洞。查《百度百科》，北京地下城由全长三十余千米的地道组成，位于地下8-18米，遍布于北京市中心，覆盖了85平方千米的面积。地下城中设有多种设施，包括食堂、医院、学校、剧院、工厂、滑冰场、粮仓、油库等，还曾利用低光照条件种过蘑菇。地下城中还有近七十处潜在的水井开掘地，必要时只需向下挖数米即可取得地下水。1980年开始，北京人防工作的重点转为平战结合，地下城被用作旅馆、商店、车间、仓库等，其中前门地下城成为旅游景点，允许参观者访问部分工事。或许以后我回去有空再探访。

一组来自《老北京网》的安定门历史图片，从左上按时针顺序：安定门的城楼和箭楼；通过一对城楼之间的环城铁路；60年代初期的安定门内大街；正在拆除中的城楼。

我的小学年代有大约两年时光修建自己学校以及附近街道的防空洞。社会上传闻好像苏修马上就要搞突然袭击，全民动员挖防空洞，学校操场马上出现了纵横交错的“战壕”，我们这些小学生非常卖力。其实建成的不过是一米来宽，两米来深的沟，据说听到防空警报立即躺进去“卧倒”，敌人的炸弹碎片成V字形散射，真正砸到自己头顶的可能性不大。

紧接着是大规模疏散北京人口，从此搬离了我童年时期住过的那个比较高级的公寓楼。我随祖父母被疏散到了河北省的宣化地区。不合情理的是，宣化地区离中苏边界更近，那里应该是前线呀。苏修的突然袭击始终没来。次年春季我和重病的祖母二人回到北京。原来的楼房回不去了，勉强挤进一幢简易楼房，属于原河北师院驻京留守处，同时也转入另一所小学。

这时原来挖的战壕型的防空洞也开始升级了，防空洞2.0的两边要砌红砖墙，上面还要搭上水泥板的顶，再用土掩埋。学校操场的防空洞可没有用城墙砖的资格，因此要自己搭土窑烧砖。我们则到处挖黄土和泥，放进木工做的模子制成长方体的砖坯，在太阳下晒干。同时到处捡柴在窑子里生火，这些土坯加热到一定程度变红，我们就称之为红砖。这些红砖极为脆弱，有时一些社会青年成帮打群架，流行将对方“开瓢”，用板砖砸向对方致其头破血流。往往是对方安然无恙而板砖立即碎成红粉。无论如何，防空洞2.0 基本完工了。

网上下载的1969年北京男女老幼齐上挖防空洞

苏修还是没来。这时新的指示下来了，说美帝苏修的重磅炸弹可以钻地十米。防空洞2.0的顶也不到一米，必须返工，要 “深挖洞，广积粮” 。还说，水泥板的顶是平的。要抵抗重磅炸弹，根据 “物理知识” ，需要用弧形的拱，封顶也要十米以下。

拱券建筑示意图。来源：网络

防空洞3.0开工了，挖出的地下水泉涌而上，用抽水机直接把泥浆抽到不远处走公交车的大马路上。水抽干后，几个壮汉围成一圈，唱着号子，把深深的壕沟底部用木制的或大石头制的夯砸实，我们再用那些 “红酥砖” 砌墙。木工制作半圆形的券，我们再依次把红砖按照指导竖直码在上面，结构稳定后再把券撤掉。这种拱券技术在中外古代建筑都很常见，只是不知道我们用的土的掉渣的酥砖能否扛得住钻地炸弹。

不记得防空洞3.0是否完工，新的主意又来了。据说在核武器时代，我们做的防空洞根本抵不住核辐射。于是工农兵群众发明了三合土（一般由石灰，黄沙加上第三种材料如碎砖粉末的混合物，在民间早已有之，不同地区配方各异），无比稠密坚硬，以此填充的防空洞可抵抗核大战。因此马上把防空洞3.0挖开重建。

图片来源：网络

此时已接近深秋，操场上遍布十几米深的壕沟“峡谷”，人们用按特殊配方制作的三合土泥浆一层一层地灌入，每一层都夯砸实，把防空洞3.0彻底填满，上面盖上土，等到北京的严冬继续冻硬。第二年的早春，防空洞4.0开工，先从操场挖个深深的洞口，直到遇到坚如岩石的三合土，再用铁镐横向模仿电影《地道战》那样挖地道。体力强壮的男生打前阵，女生们则在洞口从下往上排队把刨出的泥土用竹筐运出去，而像我这种不那么身强力壮的，则在地下不前不后的地方横向传递。

这种劳动常见于北京郊区很多中小学。塌方的事故时有发生，经常有小道消息传到在家卧病的祖母，说哪哪学校的防空洞塌方，又压死人了。祖母每天下午盼着我放学回家，安然无恙，每天的下午都是吓得瑟瑟发抖。后来看这样实在不行，同教中学的姑姑商量，干脆不去上学了，在家里照顾奶奶，同时称自己也生病了，能拖就拖。在这期间，挖防空洞的狂热也跟当年打鸡血一样，突然终止了。

上面的政治风向发生了变化，先是发生了“913事件”，紧接着听说美国总统尼克松快要访华了。自疏散人口以后，祖父一人留在了宣化，这一年被批准病休回到河北师院驻京留守处疗养，我和祖父母三人团聚了，祖母的病也大有好转，我们挤在一间12 平方米的屋子里。

70年代和祖父母三人合住的12平方米居室（2009年摄）

祖父母和姑姑承担着我的家庭教育：祖父负责教英语（沿用许国璋主编的教材），姑姑负责教数学，祖母也教我数学，加上古文（主要是背诵唐诗和《古文观止》）。至于英语，数学和古文之外的东西，如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地理，哲学，甚至佛学，则在恢复的“饭后百步走”中听祖父口述。

祖父给我讲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政权如何残暴，指导我从狄更斯的《双城记》里的描写的巴黎底层市民形象同当时街上看到的形形色色的人 “对号入座” 。他也讲到 “大魔头“ 希特勒发迹的一些来龙去脉。关于佛学，他讲六道轮回：天、人、修罗、畜生、饿鬼和地狱，一层比一层苦难。我毕竟看过不少神话故事，可以轻易想象其中的五道，唯独无法想象修罗是什么样的存在。问他，他说宇宙间有三千大千世界，我无法看到的存在于各个角落。我继续问，修罗介乎于人畜之间，那么特别高等的动物，如类人猿，算不算修罗。他说那还是畜类，修罗的智慧非常强大，这个物种比人类低下是因为本性邪恶。我继续问在地球上是否存在修罗，他说，这很罕见，几百年或几千年可能遇到。一旦修罗出现于人世，会把整个世界颠覆，毁灭人道，推行修罗之道，人们就悲惨了。我想继续问下去，他打断说，你怎么到这个地步还如此愚蠢不开窍！

“饭后百步走”中的其它话题带我周游上世纪20-30年代的西方，描述他年轻时生活过的荷兰莱顿小城的风土人情，如他落户的房东戴院长和戴太太（注：戴院长是当年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戴文达（J,J.L. Duyvendak），他在那里学骑自行车，他在那里交往的朋友。还有他穿越西伯利亚，经莫斯科，柏林直至阿姆斯特丹的火车上被抢劫，得到一对住在柏林的犹太夫妇的救助，以及他从威尼斯经地中海、红海、印度洋、马六甲、南海，最终到上海的“特快”邮轮回国的长途旅行中的昼昼夜夜。他也描述他到过的巴黎，日内瓦，亲自目睹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的喷发，等等。这些都是我在信息封闭的70年代窥视外面世界的窗口。

1972年教育出现了一段所谓“回潮”，学校开始上一些正规的课程了。此时我已在小学高年级，但是我对逃学在家已经习惯了，对返校不向往。直到有一天，在街上偶遇一个同学，他说，班上从别处转来了一个女同学，在学校突击考试得了四门100，一门99！我不服气，也要见识见识，突然有了上学的热情。具体是哪五门课程，记得有语文，算术，常识，当然少不了政治，还有一门是什么忘了。但这时我应该算是少年了。

作者简介：严平， 1958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1977级）。28岁移居加拿大，于滑铁卢大学获得统计学博士学位。1992就职于加拿大政府的公共卫生行业，做传染病预防控制的数学和统计模型的开发和应用。现已退休，定居渥太华。业余爱好包括周游世界旅行，古典音乐，以及和夫人参加国际标准舞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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