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黄濬(1890-1937),又名浚,字哲维,号秋岳,斋号花随人圣庵,祖籍福建,古典文学和书法功力深厚,官至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主任。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是他在早稻田大学的同学。他经常去日本领事馆走动,在须磨重金收买下,他叛国投敌,建立了以他为头目的间谍集团。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很快占领平津及华北广大地区,日军停泊在江阴上游至汉口有70多艘战舰、三千多海军陆战队员。蒋介石在8月5日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上决定先发制人:密令海军立即封锁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要塞,并对吴淞口至江阴要塞执行三线布雷。不料日军战舰却事先得到了消息,连夜冲出封锁区。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欲亲往上海前线视察,但途中险遭暗杀。这一系列案件显示政府高层中有日本间谍。蒋介石责令在一个月之内挖出奸细。负责破案的是专做日本反间谍工作的南京特警二队。两年前,他们成功地策反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身边的贴身勤务员陈耆才(代号203),先后收集到不少日本的重要情报。据“203”密报,在日本领事馆里,国民政府的机要秘书黄濬和须磨弥吉郎来往最多。特警二队小组人员还发现,黄濬下班后,既不乘车,也不带随从,经常独自一人到南京玄武湖畔散步。黄濬爱吃巧克力糖,但却从不将糖纸随便扔掉,而是将糖纸夹着一张纸条,放进公园一株大树的树洞内。此处很偏僻,一般人是不去的。每次黄濬走后不久,就会有一个朝鲜人前来将纸条取走。特警队摸清了这一规律,于是,当黄濬又一次将糖纸和纸条放进树洞离开后,在朝鲜人尚未来取之前,他们将纸条取出,拍照后按原样放进树洞中。等那个朝鲜人来取纸条时,他们暗中给他也拍了照。可不知是不是黄濬有所察觉,或是日特有命令,后来再没见黄濬来玄武湖。蒋介石立即命令:把侦破的目标转向黄濬。为了加快破案的速度,特警队在日本总领事馆大门外的鼓楼公园布置了“小报摊”、“测字摊”及“人力车夫”等特工人员,进行监视。可是此时的黄公馆却风平浪静。一连几天,黄濬行动正常,每天都坐车去行政院上下班。特警队监视黄浚汽车司机的人员发现,黄濬的司机小王经常到新街口附近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咖啡店去喝咖啡。他每次进店后,就将自己的礼帽挂在衣帽间的衣架上。几乎与他同时,也有一个日本人进店喝咖啡,将自己同小王一样的礼帽挂在小王礼帽的旁边。那个日本人喝完咖啡后,将小王的礼帽戴上扬长而去;小王喝完咖啡,则戴上日本人的那顶礼帽离店。特警队还发现,那个日本人从咖啡店出来后,每次都会戴着小王的礼帽骑车到中山路逸仙桥南一家私人医院去。调查得知,这家“医院”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一个秘密联络站。那个日本人名叫河本明夫,名义上是日本总领事馆的管理员,实际上是须磨手下的一个情报员,他有时还和黄濬的儿子黄晟在这里碰头。为此,特警队设了一计。一天晚上,当河本明夫从“医院”出来乘自行车回日本领事馆,行至汉口路时,突然从汉口路冲出三个骑自行车的“冒失人”,猛地冲向河本,河本躲闪不及,连人带车被撞翻在地,头上的礼帽也掉落在地上。“冒失人”却眨眼间不见了。河本摔得头破血流,但他的头脑还清醒,跌跌撞撞地站起来要拾地上的帽子。就在这时,来了两名穿制服的交通“警察”。他们扶起河本,并把他抬进汽车,说送他到附近的医院去治伤。河本说必须捡回那顶帽子。其中一个“警察”说道:“帽子丢不了,我帮你去捡。我们警察是‘保护’你们的!”其实,三个“冒失人”和两名“警察”都是特警队的成员。“警察”将帽子送到附近一家独门小院内,特警队将礼帽夹层中的情报拍了照,又将情报按原来的样子放好后,让“警察”赶往医院将帽子归还。河本拿到后捏了一下礼帽,以为情报没丢,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等“警察”一走,他就回须磨处报功去了。特警队将黄濬出卖情报的罪证拿到手后,立即报告给谷正伦。谷随即拿着情报深夜去向蒋介石报告。这些情报包含蒋介石暗中布署精锐陆军师移防上海、苏杭一带的情况,还有一张南京下关要塞地形图。资料显示出的都是黄濬的手迹。谷正伦建议立即逮捕黄濬,但蒋介石命令:“一定全歼,不能使一个漏网。”对此,特警队又准备设一个圈套,让黄濬集团成员全部钻进去。其办法是,伪造一封须磨给黄濬的信,大意是嘉奖黄濬,指示黄濬在次日晚11时,约齐所有“有功人员”在黄公馆聚会。届时,须磨亲自到场向有功人员发巨额奖酬并表示关怀。写好后的信,由特警队特工伪装成咖啡店的服务员,悄悄潜入衣帽间,将伪造信放进河本的礼帽中。河本喝完咖啡,将小王的礼帽带走,而小王也和往常一样,将河本的礼帽戴回,去黄濬处报功。黄濬没看出丝毫破绽。他按“须磨”的要求,于第二天晚11时,将全部成员集合在自己的公馆内,等候主子来发奖。最终,来“发奖”的不是须磨,而是特警队的成员及大批武装特工人员。就这样,黄濬汉奸集团被一举歼灭。1937年8月26日,黄濬、黄晟父子及同党共18人被公开枪决。
黄濬出身于晚清科举士大夫家族,少负神童之誉,台湾被割让后,随家族内迁至福州定居,十五岁赴京就读于京师译学馆,受到福建籍父执陈宝琛、严复、林纾等赏识,与许多诗画及戏剧大家往来甚多。其著作《花随人圣庵摭忆》,被认为是第一流的笔记著作,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民国笔记中罕有出其右者,颇受史学家陈寅恪等青睐。陈寅恪曾为《花随人圣庵摭忆》题诗:“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其人可鄙,但不应因人废言,是谓正论。
2. 川島芳子(1907-1948),爱新觉罗.顯玗,汉名金璧輝,滿洲鑲白旗人,清朝皇族,第十代和碩肅親王善耆第十四女。二战結束後,1947年10月22日在被河北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判死刑。川島芳子幼年被父亲送給結拜兄弟川島浪速做養女,意在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復興满清。1914年,年僅七歲的顯玗跟隨養父母前往日本,改名川島芳子。數年後,川島芳子完全日本化,并從養父川島浪速那裡接受了政治、軍事、情報等多方面的專門訓練。坊間流傳十八歲時川島芳子剃平頭、扮男裝,癡迷於騎馬、劍道、射击等各種“男性運動”。她自傳中則稱剃髮只是為表示復辟決心,男裝是避開危險的保護色。川岛芳子1931年與日本陸軍駐上海的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同居,作為日本間諜暗中參與了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以及組建滿洲國。1932年滿洲國成立。後在义父多田駿的支持下成為滿洲國「安國軍」總司令。1937年川岛芳子在天津經營“東興樓飯莊”,並暗中繼續其間諜活動,與日軍高官及中國奸細頻繁來往。1945年8月日本戰敗後的10月,川島芳子在北平東四九條胡同34號私宅被中华民國軍統局逮捕,並以汉奸罪提起公訴。在公審中,川島芳子的國籍是一個关乎其生死的重大問題。若其為日本國籍,則应該屬於戰犯,罪不至死。若為中國國籍,則可以按照汉奸的罪名处死。其養父川島浪速在其公審期間承认其為肃親王後代,幼年成為他的养女,但无法提供收养的法律证据,从而证实了川島芳子的中國籍身份。1947年10月22日,川岛芳子被判處死刑。1948年3月25日在寫完遺書之後,川岛芳子早上六點二十分於北平第一監獄被執行槍斃。骨灰一半葬於北平,另一半被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送到日本。川岛芳子的遺體在槍決後公開示眾
3. 李香兰(1920-2014),出生於遼寧省辽陽市,祖籍日本佐賀縣,本名山口淑子,华語女歌手、演員。1938年,她的艺术天分和特殊出身很快就被日本在中國操縱策劃的偽“滿洲電影協會”相中並动員她入會,將她大力包裝,作為中國歌星推出,在奉天廣播電台新節目《滿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漁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國歌曲,更以一曲《夜來香》而声名大噪,成了日本推行战爭政策中的“糖衣炮彈”。1942年,她到上海發展,以李香兰的名字登上舞台,成為與龔秋霞、周璇、姚莉、白光、白虹、吳鶯音齐名的上海灘“七大歌后”之一。日本投降后,中华民國政府以汉奸罪逮捕李香兰。但之後因證明了其為日本人而非中國人的身份,获得無罪釋放,1946年被遣返回日本;1958年冠夫姓成为大鹰淑子,告别舞台转而从政;1974年当选参议院议员;1975年和1978年曾再访北京、上海、哈尔滨和长春等地,受到贵宾礼遇。2005年李香兰发表长文,反对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认为“那会深深伤害中国人的心”。李香兰于2014年逝世,终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