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中国队收到柏林奥运会的参赛邀请。由于在亚洲正式比赛中战绩显赫，他们无需踢预选赛，可以直通正赛。尽管德国已经答应，中国队在柏林的开销由德国人承担，但坐船去德国的路费，并不能报销，还得中国队自己想办法。按当时的港币来算，这一趟路费总计需要二十多万。都是工薪阶层的国足们，就算砸锅卖铁也无力承担。队员们写了一封集体请愿信，向民国政府求助，申请路费。但民国政府的官员们只能摊摊双手，表示一分钱都没有。国足队员们四处“化缘”，最终从社会各界力量筹得路费17万，但仍有5万没有凑齐。
中国国家足球队只能一路上踢表演赛，用门票收入当路费。为了多踢比赛多挣些钱，球队提前三个多月便早早启程。
从1936年4月16日到7月8日，中国队从香港出发，途径南京、上海，随后又坐船南下东南亚，从西贡、新加坡一路踢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和孟买。
两个多月的行程里，为了节约每一分钱，坐最低等的船舱，住最廉价的旅馆，睡最便宜的房间。全队经常挤在一个大统间，床位不够，就在地上打地铺。吃饭则是自己买菜，自己下厨，连小饭馆都不舍得去。令队员们感动的是，东南亚各地的华侨们，对他们给予相当大的支持。听说国足要来比赛后，他们纷纷买票看球。还有不少华侨焚香拜佛，为中国队祈福。
83天里，国足先后踢了24场球，战绩21胜3平。几乎每3天就要踢一场球，总共赚了20多万港元。去柏林的路费算是彻底解决了。
中国代表团抵达柏林时，已是1936年7月20日。此时距离首场比赛只剩半个月的时间。中国全队上下舟车劳顿，吃住条件极差，从印度前往德国时又在海上漂了十几天，已是相当疲劳。主办方德国人也瞧不起中国人，不仅没有派人迎接代表团，也没有给中国足球队安排练习场地，队员们只能寻找街头上的狭小空地做练习。
抽签结果公布后，中国队前景更加不容乐观，他们在第一轮就遭遇欧洲顶级强队——英国队。
1936年8月6日，注定将成为载入中国足球史的一天。下午五点半，中国队22名队员与主教练颜成坤在柏林康姆逊球场亮相，现场观众多达万人。
比赛开始后，中国队的表现却震惊了上万名观众。凭借灵活的跑位，积极地拼抢，中国队竟然发起一波接一波的攻势。一时间，英国队门前险象连连，在场的英国球迷屏住呼吸，神情紧张。
焦灼之际，队长李惠堂突然下底，一脚传中，准确找到孙锦顺。这位绰号“孙铁腿”的中国前锋没有给英国后卫任何反应时间，迎球就是一记抽射。皮球凌空而起，怒向球门冲去。门将跃起扑救之时，皮球早已擦着他的手边入网。那一瞬间，全场观众纷纷起立，为这记技惊四座的进球欢呼庆祝。
然而裁判员却做出判罚：孙锦顺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英国队逃过一劫。整个上半场，中国队未丢一球，与英国队互有攻守。“铜头”谭江柏与“铁卫”李天生在后防线上发挥尤其出色，屡次化解对方攻势。两队战成0∶0平。
然而到了下半场，英国队的高强度对抗，让中国队的体力问题集中爆发，无法发挥出正常水平。核心李惠堂也遭到英国队两名队员的“照顾”，得不到多少表现机会。最后20分钟，体力严重透支的中国队再也抵挡不住英国队的攻势，被对手连续攻入2球，最终只能以0：2告负。
虽然输了比赛，但中国男足虽败犹荣，赢得西方媒体的喝彩。就连傲慢的大英帝国的各家报纸，也对中国队一致好评。他们认为，中国队的水平并不比欧洲强队差，只是输在了体力上，顽强的球风更是值得尊敬。
结束奥运征程后，中国队在欧洲继续踢邀请赛，他们还得为自己赚取回国的路费。因为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得到西方肯定，中国队得到了德国、法国、瑞士、奥地利、荷兰及英国这些国家球队的邀请，先后踢了9场比赛。在法国巴黎，他们与职业球队红星队战成2：2平。李惠堂在这场比赛中虽然没有进球，但却展现出高人一等的球技。
赛后，红星队领队以年薪8000英镑的待遇，折合中国大洋6.4万块，邀请李惠堂留在法国踢球。当时上海普通家庭，一年下来的收入也就四百多块。红星队给出的薪水，诱惑有多大，不言而喻。然而此时李惠堂已31岁，已有意从事教练工作，为中国足球培养新人。加上当时奥运会并不允许职业球员参加，他便婉拒了红星队的邀请：“我要保持业余球员身份，继续为中国队效力。”
中国队到达英国那天，更是有1000多英国球迷到车站迎接。离开伦敦之前，当地球队专门设宴欢送，伦敦市长作陪。宴会上，中国驻英大使馆的官员们满面笑容。大使馆武官说，足球队为国争光不少。大使来英国，当地报纸不过是在第五、六页一小块地方登一下，而你们来，却上了封面。伦敦市长还来参加宴会，这是很不容易的。李惠堂更是得到英国球队的高度关注。阿森纳领队阿里逊感叹，如果李惠堂年轻十岁，一定会把他揽入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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