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波士顿，有个新的发现，除了“自由小道”，那里还有一条“爱尔兰小道”（Irish Heritage Trail)，追溯爱尔兰裔美国人从1700年代以来在波士顿的漫漫历程。爱尔兰小道比自由小道长多了，市内的景点就有20个，座落在3英里长的小道两边；另外，城里城外的其它地方还散落着几十个景点，因此，小道全长难以统计。我们逗留的时间有限，只得蜻蜓点水，看个大概。
早就知道，美国的爱尔兰裔与波士顿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就是一位爱尔兰人后裔。波士顿的肯尼迪家族，起始于1848年“爱尔兰大饥荒”。当年，JFK的曾祖父派特里克（Patrick Kennedy)逃难来到美国，传到“第三代”，即JFK的父亲约瑟夫（Joseph P. Kennedy）手上，肯尼迪家族已经成为波士顿的“望族”，几乎可与欧洲“蓝血贵族”比肩。约瑟夫，娶了波士顿市长费兹杰拉德（John Francis Fitzgerald)的女儿露丝（Rose)为妻；他自己做生意、出入股市，赚了大钱；以后又官运亨通，担任过联邦证券委员会主席，美国驻英国大使；“二战”前夕，曾支持张伯伦内阁对希特勒德国的“绥靖政策”，并主张美国应远离“欧洲的战争”；这些既不合乎美国“民意”，也与华盛顿DC的“国策”相左，终于，蒙羞辞职。
约瑟夫和露丝育有四个儿子。其中三个成为美国政坛的名角，JFK、RFK（Robert Francis Kennedy）和Ted（Edward Moore Kennedy），都先后担任过联邦参议员，也都竞选过总统！尽管，只有JFK一人，在1960年大选中，战胜对手尼克松，成功入主白宫；遂了老父亲的心愿。
肯尼迪家族的政治影响力，至今犹在。2008年民主党初选，JFK的女儿与叔叔，时任联邦参议员的Ted，率先“背书”，促成”半个爱尔兰裔”的奥巴马，后来居上，超过“前第一夫人”希拉里，最终成功出线。眼下的2024年大选，肯尼迪家族又出来一位竞选者，RFK的儿子，以“独立”身份参与总统竞争；但是，肯尼迪家族的其他成员，仍然恪守家族的政治传统、支持蓝党推举的候选人。
JFK主政时期，恰逢美国在“二战”后蓬勃发展的“盛世”岁月。年轻的肯尼迪总统，意气风发，向美国民众发出直指灵魂的考问：不要问国家可以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可以为国家做什么？——留下了诸多影响深远的历史足迹：“柏林墙”演讲、启动“登月计划”、推动“平权运动”、建立“和平军”，化解“导弹危机”——肯尼迪主政不到三年，政绩可谓斐然！
肯尼迪主政时期的美国，可以说，是战后美国的“经典版”——虽然处在“冷战”高峰、面对“热核战争”的威胁，却有一个蒸蒸向上的经济体、一个中产阶级庞大稳定、贫富差异趋小的社会，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人文生态——这也是我辈“华一代”所耳熟能详的那个“美国”。当年，我们初来乍到，那个年代，正是教授、同学、同事、邻居，所津津乐道、无限缅怀的美好岁月。
再访波士顿，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是一个“补缺”的必去之地。我们搭乘清晨的航班，抵达波士顿后，便直接从机场前往位于哥伦比亚角（Columbia Point）的总统图书馆。只是，当时还不知道，这个总统图书馆也是”爱尔兰小道”在中心城区之外的一个景点！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由贝聿铭先生设计，是一幢现代化的建筑，据说1963年11月23日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后，由其遗孀杰姬（后来改嫁“希腊船王”的Jacqueline Kennedy Onassis）拍板决定的。据网上的旅游指南，全程参观图书馆大约需要两个小时，我们却在那儿逗留了四个多小时，仍然意犹未尽！因为，值得一看的东西太多了：有电影、录像、实物和文字等各种展示；还有，二楼餐厅的蛤蜊浓汤，据说是JFK最爱喝的！最关键的是，引导我们参观的讲解员，是一位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大妈”级义工——年轻时从新泽西嫁到麻省、至今仍未搞定波士顿口音——她给我们这一组（大半亚裔、却又提问不断的）访客，延长时间、开了小灶。
波士顿口音确实有特色，怨不得以往在听JFK的讲话录音时，常有“不得要领”的尴尬；幸好，关系不大，多听几遍也就不再尴尬了。网络“自由”、信息“免费”（free）。生逢其时，呵呵！
展示厅的一面墙上，镌刻着JFK的语录，醒目非常：人，终有一死；国家，难免兴衰；但是，理念永存（A man may die, nations may rise and fall, but an idea lives on)。
哦，这也是我们熟悉的美国！关于”理念”，曾经读过太多的感人故事，被历代志士、学人视为美利坚立国的基石——“人人生而平等”，自由，自主，自治，自救救人！
那里，展示着一张照片：JFK和哥哥小约瑟夫（Joseph Kennedy Jr.)的合照，小哥俩一身戎装，英气奋发，魅力无穷。
小约瑟夫，原是家族“钦定”、全力栽培的“第一位爱尔兰裔总统”；可惜，天不由人，小约瑟夫在“二战”中遇难。而死里逃生，幸存于”太平洋战场”的大弟JFK，义不容辞，担起家族的期望，放弃“做大学教授”的轻松人生，涉入政坛，从竞选国会议员，参议员做起；然后，经过一场艰苦鏖战，险胜了对手尼克松。
JFK的两个弟弟，RFK和Ted，也当过兵，虽然没有机会上战场。RFK在“二战”期间，中断了哈佛的学业，投笔从戎，直至战争结束后，才重返课堂。
战争，改变了社会、改变了理念、文化——“执干戈以卫社稷”不再是英格兰“贵族”的专享荣耀；公民“服务于国家”，既没有人种的区别（凯尔特爱尔兰人，或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人），也没有宗教信仰的区别（天主旧教，或基督新教）！
“美国第一位爱尔兰裔总统”，从历史演化的视角，其中的内涵，绝非寡淡。
史学界通常认为，爱尔兰是“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英国人“征服”爱尔兰，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1580年11月10日，英军攻克爱尔兰的Fort of Gold (黄金要塞)， 处死了600名守军兵士（包括教皇特遣军队）。英国的“光荣革命”，废黜了试图“恢复”天主教统治的詹姆斯二世，从荷兰迎来信奉新教的奥林治王子（Prince of Orange）威廉和妻子玛丽（外嫁的英国公主），共执权杖；信奉天主教的绝大多数爱尔兰人被贬为“次等”臣民。英国与爱尔兰的恩怨争纷，难分难解、天天争、年年争，绵绵流长，至今未止。
“一次大战”之后，爱尔兰人经过1919-1921三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独立”。《英-爱条约》（Anglo-Irish Treaty）于1921年12月6日签署：天主教徒占绝大多数的爱尔兰岛的中南部，建立“爱尔兰自由共和国”；新教徒占多数的北部地区实行“半自治”（home rule），统属英国王室旗下，英国改称“UK”（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也许，正是相似的经历——曾为英国的殖民地，曾经多年“独立战争”摆脱英国的宗主统治——为美利坚与爱尔兰的“天然”盟友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3年6月，总统肯尼迪“衣锦归乡”，造访曾祖父“逃荒”离开的故国故里。他的演讲，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美-爱之间戚戚相关的特殊关系：
当然，称JFK为“第一位爱尔兰裔总统”，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据有关资料，美国的46位总统中，有一半（23个）总统的祖先，先后从爱尔兰移居北美大陆。不过，这些祖上为爱尔兰裔的总统，大部分都信奉新教，已“自动升级”为“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WASP）文明的“接班人”。肯尼迪总统则开创了先例：打破天主教徒遭歧视、遭排斥、遭怀疑、的“非新教异类”天花板，成功入主白宫！
历史有自己的逻辑，信不信由你：2020年，美国选民推出了历史上“唯二”的信奉天主教的总统——“六十年一个甲子”！
“爱尔兰小道”上记载了一个历史片段：1847年4月12日，波尔克总统（James Knox Polk）特别批准“詹姆斯敦”号军舰（USS Jamestown）运送800吨救济物资去爱尔兰赈灾；这批当时价值十五万美金的物资，是由“新英格兰赈灾委员会”筹集的，体现波士顿的爱尔兰裔民众精诚团结、超越信仰分歧，共同救助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同胞乡亲的往事。
军舰运送救灾物资，创造了历史：“军舰变身仁慈的天使,送去的不是死亡，而是救命的面包”（A ship of war changed into an angel of mercy, departing on no errand of death, but with bread of life)。
当然，历史，从来不止一个版本；历史人物，也从来不止一副面孔。
没错，波尔克总统，就是那个打出“昭昭天命”旗帜，发动“墨西哥战争”，然后签署“和平条约”（Guadalupe Hidalgo Treaty of 1848），把美国疆土推到太平洋边（from Sea to shining sea）的“爱尔兰裔”总统。
波尔克总统，身后争议很大。侵略邻国，不符合美利坚先民不畏强权、摆脱“殖民”统治的立国传统。而且，领土扩张了三分之一，自然资源丰富了，社会矛盾也随之“多元”“复杂”。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同代的人，对波尔克总统“替天行道”、恃强凌弱的对外政策，也多有批评。美国“重建时期”的“爱尔兰裔”总统格兰特（Ulysses S. Grant）——美国“内战”中的北军将领，亲身参加“墨西哥战争”——曾尖锐地批评：这是强国欺负弱国、“最不正义”的事件！
波士顿市区里，有一个“波士顿爱尔兰大饥荒纪念碑”（Boston Irish Famine Memorial）。奇怪，“爱尔兰大饥荒”为什么会列入“自由小道”的？幸好，近旁一位阿拉伯裔的波士顿人解开了疑团：这个街口是两条小道的交汇处！
哈，茅塞顿开！“自由”不分族裔，超越信仰隔阂。爱尔兰和美利坚，诚如肯尼迪总统所说，因为“历史”而团结在一起。“爱尔兰小道”则见证着，世世代代的爱尔兰裔美国人，作为天然桥梁，连接着两个享有“共同历史”的民族；为维护人世间的和平作出不可磨灭的奉献。
1998年4月，克林顿总统的“特使”米切尔（George Mitchell）和已故总统JFK的妹妹史密斯（Jean Kennedy Smith，时任驻爱尔兰大使）——两位爱尔兰后裔，——促成北爱尔兰天主教“少数”与新教“多数”双方的议和，终结了持续30多年的武装冲突，签署了“复活节条约”（Good Friday Agreement）。
据最新的统计，全美有近3,500万爱尔兰裔居民，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爱尔兰小道”上的一个个景点，展示着爱尔兰裔美国人步入社会“主流”的一个个脚印——公众参与（participation）、公众服务（public service）、高等教育（high education）、团结（unity）、有魅力的领袖（leadership）...等等，一体多面，缺一不可。
再访波士顿，偶遇“爱尔兰小道”，受益良多，虽有缺憾，何妨再来一个“再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