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保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1万多件资料，在宋美龄去世之后，由胡佛研究所公布。这批档案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宋子文亲历西安事变时记下的日记。尽管有关西安事变内幕的许多说法或当事人回忆已陆续见诸报刊和书籍，但宋子文的亲笔日记，因其不是为发表而写，反而是最有可能真实记述历史事实的。2005年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公布前，学术界对西安事变意见分歧，而且周恩来来西安一事的详情一直不为人知，而公布以后，意见趋于一致，可见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的作用。张学良和杨虎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后，宋子文日记记述的时间从20日抵达西安当天开始，到25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为止。日记用英文写成，为打字稿，但其中要点和人名均为中文亲笔手写，共15页。张俊义 译。上午10时抵西安。汉卿称，委员长17日已同意如下四项条例：但今晨委员长改变主意，谓其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我见到端纳，他说汉卿所为绝对错误，然彼动机系出爱国，所倡政策亦为正确，他说委员长做事过于顽固。杨将军告诉我，汉卿所言可完全代表他的意见。 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此前，他一再叫端纳让我前来，然此时他却担心我不会获准离开西安，并被逼加入其新政府。我说，倘我被逼加入，将成千古罪人。他说，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惟一之途。我指出形势之危险性，谓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他的性命攸关整个国家之命运，并非其个人一己之事。他必须认识到，他的案件，不似一名将军遭一群有组织队伍捕获那么简单，只要捕捉者被迫作出退让，就可饶其性命。我请他允准，以我不才，谋划一解决之道。他多次要求端纳留下，尽管蒋夫人一直在召其返京通报消息。他说，汉卿已读其日记，应明白其(抗日)意图与政策。下午，汉卿拜见委员长。他说，自我见过委员长后，其态度渐次通情达理。委员长告诉他，倘汉卿愿将部队调往绥远，他将同意。 我拜见委员长，他称已答应汉卿：1.允其军队开往绥远；2．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3.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他要求我与张、杨二人讨论此等事项。张、杨说，第1与第3点无关重要，四项条件为问题之关键，委员长称将该项提交中央执监大会讨论，系回避问题之实质，因只要他同意，大会定能通过。晚上，我继续探寻解决办法。我们(指与张、杨——译者)谈到请阎锡山出面调停，还有请居正以非正式官方代表身份前来谈判。我得出之印象，委员长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以之作为行动的决策机构，张、杨任正、副主任，此处当指此委员会——译者)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绝非凭空之威胁。
在见张、杨之时，他们说，他们讨论了昨晚所提之办法，得出结论是，不欢迎居正前来，因为在南京方面他谁也不能代表。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彼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二、张、杨与中共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以固守战场数月。在离开南京之前，我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然经我实地细量，我坚信，拯救中国惟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我不知何种政治解决切实可行，但我决定先行如下几点：一、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二、由戴雨农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我把我的决定通知张、杨，获其同意，且张(学良)给蒋夫人与戴(笠)写了信，但他同时表示，倘西安发生战事，蒋夫人之安全不能得到保障。 随后，我于11时再次面见委员长。他交我几封分致国民、蒋夫人及其二子之遗嘱，并要我将这几封遗嘱给汉卿看(张扣下遗嘱，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委员长要我不让蒋夫人前来西安，且让我亦不要返回。我告诉他，无论如何，后天我定返回。在南京，我毫无保留地与蒋夫人、孔夫人及戴雨农面谈，他们均赞成我与蒋夫人及戴同返西安。戴建议，我应与一些政府要员交谈，努力寻求和平解决。我拜会了叶楚伧、顾墨三、蒋铭三、孔庸之和熊式辉，将西安所提之四项条件告知他们。我的观察为，他们以为重组政府为最要，否则，其他条件根本无法实现。我说，我们可以期待西安理性讨论这些条件，但是，我亦向其表示我之担心：我等目标原为救委员长，故绝不能采取军事解决。以我之见，即便落败，他们亦不会饶过委员长之性命。反之，政府军事上的成功只会愈加危及委员长之安全。他们让我直截了当地回答，委员长是否希望军事解决。此问题，我因先前曾与蒋、孔二夫人讨论过，故便模棱两可地答曰，若能寻得和平解决之道，委员长不希望看到再发生内战。熊(式辉)说，他担心委员长在西安会违心地被迫接受彼等条件。我言，以彼如此了解委员长之为人，竟谓委员长会被逼违心签字，我甚感惊讶，此系对其人格之污辱。何(应钦)问，汉卿为何提出让戴雨农去，让蒋铭三去是否亦出同样目的，他们是不是欲逼其透露我方军事计划?我答，目前时间紧迫，质疑彼等动机毫无意义。叶(楚伧)评论道，站在政治委员会立场言，只要委员长在遭胁迫，他就不能同意任何条件，中央应给我一些能够接受之条件，以供参考。我言，我曾多次在报纸申明，我此行纯以私人身份，是故无必要为我设定任何条件，我不欲我等之手脚遭缚。我之全部要求系：四天之内，飞机不能轰炸，陆军不得进攻。但假若四天期限已过，尚未寻出解决方案，此时委员长亦离开西安，他们可放手让飞机、大炮轰炸攻打西安及其他任何彼等欲攻打之地方。当日晚，政府要员开会，讨论了我的建议。与此同时，我听说，有人建议以黄绍竑接替朱培德担当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我还听张公权之姐的某朋友言，张公权称，西安事变系我一手策划。如此，度过余之44岁生日。
晨间，有人将停战条件送我，停战期缩为三天，根本未提停止地面进攻，仅言将停止飞机轰炸，令人不满。我知道，此地之气氛系对我能够回来充满不信任。整个上午，政府要员皆在讨论我们赴西安之事，最终，他们同意，应准许我们去，给出之停战条件亦较前满意[附件A]。我向蒋鼎文询问有关军情，他称，在12月26日前无论如何不会开战，因为他知军队之调遣与实际投入战斗至少须至12月26日始得完成。抵西安后，我告诉他们先让蒋夫人去照顾委员长。我与张、杨进行了讨论，戴与蒋鼎文将军亦在场。张、杨同意，次日上午，他们将召开一会议，并提交具体建议。俟后，我于晚间拜见委员长，且探其对周恩来求见之看法，然其却言，我应与蒋夫人同去见周。委员长说，我必须要求周同意：(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要告诉周，他一刻亦没忘记改组国民党之必要。他保证将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对此，如有必要，他可让蒋夫人签具一份保证。但是，在此之前，他须先召开国民党大会，以还政于民。重组国民党后，倘若共产党服从他如同他们之服从总理，他将同意：(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发布手令，收编红军，收编人数将视其拥有武器之精良度决定。
张、杨交予我们的建议为：由委员长出面，即刻在西安召集一由朝野各界官员名流出席之大会，这些人应包括陈果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冯玉祥、孙夫人、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宋子文、张学良等。俟大会作出决议，委员长可离开西安。另有一种选择，就是大会在太原府召开，但在此期间委员长要留在西安。会议的议题为落实17日曾与委员长讨论过的四项条件。我对如此条件甚感失望，因为我了解南京方面的态度，他们不会接受。但是，我想我们自己可经讨论提出反建议。我与戴(笠)及蒋铭三谈及此事，我们同意提出如下反建议报委员长批准：四、强力保护国家利益之政府一旦组成，中日战争将很快爆发，只要战争爆发，将自动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委员长让我与汉卿一道去见周恩来，但主要是听他讲，随后让我跟蒋夫人商量。周称，在陕、甘地区，国军屯兵五十万围剿中共，仅遣往绥远的两个师未参战，而中共此时已在其致国民党的宣言中同意放弃(赤色)宣传，原则上同意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作战。若委员长同意抗日，中共可不要求参加改组后的政府。中共将为共同的事业而战，然红军的人数不应仅限定在三千至五千人之间。陈立夫已经代表委员长同意，红军可拥有三万人。中共欲保留其军事系统，此亦应不困难，因不管怎样，在委员长自己的系统外，已有如此多其他军事系统。中共同意于国民大会召开时参加大会，以一个民主之中央政府来取代中华苏维埃政府。同时，他们亦将承诺放弃(赤色)宣传与停止向目前苏维埃政府控制以外的地区渗透。他们知道委员长有抗日之心，然其目前的做法不利于开展有效之抗日。他们欲支持者非委员长个人，而系出于民族之大义。他们认为委员长虽赞同联俄，但却拒绝容共。他还多次提到委员长周围之亲日派。他说，上述这些条件合情合理，与数月前向国民党方面所提条件完全一样，他们并未因西安事变而增加一丝筹码。他愿意会见委员长，欲使其明白，委员长所建议的办法很难向人民解释。他称，就在中共与张、杨诸人一起竭尽全力，以图结束西安事件时，他知道，南京有些要员正摆酒设宴，拉帮结派，准备夺权，企盼委员长永不返回。我要周给我提供一份其解决办法之备忘录，该备忘录他次日上午给了我[附件B]。下午，张、杨、周恩来与我会面，讨论新内阁人选。彼等一再劝说由我组阁，但是，我告诉他们，由于政治及个人原因，我绝对不会领导现在之内阁，且亦不会参加。他们坚持让我执掌财政部，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对获取其日常之开销有信心。他们对外交部长人选不能为亲日分子亦甚关切，我与他们讨论了几名人选，我建议由徐新六来担任。徐系一热情民族主义者，同时本人又未有如此多色彩，因而不会让日本人解释为，他的任命即意味战争之来临。关于军政部长，他们建议，此人不应有名无实，而应是委员长真正可倚赖者。因为亲日，交通部他们不想要张公权担任，而海军部他们亦不愿由陈绍宽担任。关于此次讨论之备忘录请见[附件C]。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
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
4.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2.将与汉卿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手令。
我将上述答复交予张、杨及周，他们似甚为满意，次日上午，他们将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当日深夜，周拜访了蒋夫人，同时他亦与委员长简单寒喧了几句。
在西安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上述条件引起轩然大波。多数人坚称，在委员长离开西安前，若非全部，至少亦应履行部分条款。我解释道，在目前南京已知局势下，委员长返抵南京前，将不能有任何作为。他们如欲支持委员长作为国民领袖，以捍卫国家，则他们必须对他施以绝对信任，不能损害其威信。我甚为了解，无论如何，在其返回之前，他宁愿去死，亦不会采取其中任何一项措施。席间更有谓举行二次革命者，反对张(学良)，指其过于犹豫不决，为我轻易劝服。张经与我讨论，召集其中态度最激烈者予以训话，谓尽管他们必须承认方法错误，然其动机善良。难道他们不想由委员长领导去打日本吗?若否，则他们早在11日就应将他开枪打死。若是，则他们就应付出风险，仅以口头承诺，放委员长走。而且，他们发动兵变之时，他已明言，他们在冒掉脑袋的危险，任何人任愿退出，难道他们尚有其他办法以疏解时局?谈话回来后，他自认已说服了他们。 下午，蒋鼎文拜见委员长，在拿到其停战手令后，乘飞机骤然出去。我们均盼望委员长明日圣诞节能动身返回南京。戴(笠)的不辞而别令敌手甚为不悦。 晚上，张告诉我，他与杨发生激烈争吵。(杨指责称)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他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他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他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大为不满地离去。杨在西安城周有驻军九个团，他可用兵强扣委员长，故形势极为危险。张在城周仅有一团，遂命其部队做秘密准备，以防突袭。我们讨论了将委员长带至机场骤然离开之可能性，但认为此举过于危险，因张(学良)之一举一动完全可能已处杨的监视之中。后决定，倘局面未有改善，我应动员蒋夫人于次日晨以力促延长停战期为由，先行返回南京。待入夜，我与张将携委员长乘车先至张的营地，然后由陆路前往洛阳。12月25日(此处原文为12月21日，似打字错误)我见了张，他说(他与杨的)谈判正在进行。我与蒋夫人见了周(恩来)，他再次要求见委员长。我力促此事，因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若其与我方达成一致，则我们就可劝服那些激烈及畏葸之徒。周见了委员长，解释说，一年来，中共一直在力图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家实力。他们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任何资本，所提建议措施与数月前之主张并无二样。现在，他们想要他作出如下保证：(1)停止剿共；(2)容共抗日；(3)允许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释其主张。委员长答，红军北上抗日一直为其心中愿望，若如周之所言，他们愿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学良)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如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 我们辞别委员长。周说，委员长很劳累，不能与之讲话过多，但有几件事必须落实： 1.胡宗南军队应调离陕、甘。我说，此点业已达成共识。他要求我做出保证，我做了保证。2.委员长返回后应发表通电。我说，你起草电文，若我相信所拟各点能够接受，我将与委员长会商。 3.他提出人民应有言论自由之权力，我答应他将予安排。 我督促周，必须让委员长即速离开，再行耽搁只能令局势进一步复杂，战端一开，难以平息。作为委员长之老部下，他应知委员长为信守诺言之人。韩(复榘)、宋(哲元)联电(12月23日，宋、韩联名致电，号召国民党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共商国事。此时西安事变已近解决——译者)可能令局势出现意外反弹，国家陷于内战，亦为中共与第三国际所不欲看到。再行停留将影响委员长之威信，委员长已明确表示，若今天不能动身，他就不欲再走。他(指周恩来)答应尽其所能。正是他最终说服了杨。我与孙蔚如及其他将领谈了话，我说，尽管他们的做法应当谴责，但蒋将军大人海涵，看得出其善良动机，他不会食言，请相信我会不断提醒他的。委员长召张、杨训话，告诉彼等，尽管他们的做法系叛变行为，但他原谅他们。他所允诺之一切均会履行。我与杨将军进行长谈，再次向其予以保证。他问，我是否能阻止复兴社在陕、甘的行动，称这已引发许多摩擦。我们(指与蒋一道)一起动身前往机场，乘波音飞机离开，4时30分抵洛阳。全文引自《史事探幽》，杨天石主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