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34)金圆券和蒋经国打“老虎”

文摘   2024-07-30 06:20   美国  
自抗战中后期开始,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合法货币——法币的价值即日渐下跌,通货膨胀的速度越来越快。抗战胜利后,因内战再起,军费开支剧增,法币的过量发行问题无法解决,导致经济风潮的不断爆发。进入1948年,国民党军事不断失利,控制地域在缩小,物资产出在减少,而货币发行还在大量增加,政府开支几乎全靠印钞票,法币面值最高已达500万元,发行最多时达到了每天10万亿元这样令人目眩的数字。如此过量的发行,自然刺激物价持续走高,每天甚至每小时物价都在变化。法币与美元兑换价超过1000万比1,法币几乎失去支付功能,濒临崩溃的边缘。

1948年5月,国民政府改组,地质学家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出版家王云五出任财政部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表现自己干实事的形象,王云五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奉蒋的旨意,推动进行酝酿已久而迟疑不决的币制改革。

7月底,蒋介石在避暑胜地——浙江莫干山审议币改方案,在蒋介石询问前央行总裁、著名金融家张嘉璈的意见时,张告诫蒋,“根本问题在财政赤字太巨。发行新币,若非预算支出减少,发行额降低,则新币贬值,将无法抑制。”张认为,“物价绝对无法管制……恐不出三四个月,即将冲破限关”,请蒋“慎重考虑”。但张嘉璈的反对意见并未影响蒋介石的决策。

8月20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等项规定,宣布实行币制改革,主要内容为:1、以金圆券取代法币,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2、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的流通、买卖或持有,所有个人和法人拥有之黄金、白银和外币,应兑换为金圆券;3、国人存于国外的所有外汇资产,凡超过3000美元者,应申报登记并移存于中央银行或其委托银行;4、严格管制物价,所有物品及劳务以8月19日价格为准,惩处囤积居奇者。与之相配合,在各重要经济区域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其中上海区督导员为央行总裁俞鸿钧,由蒋经国协助,蒋介石同时电令各省市政府,强调“设或阳奉阴违,怠忽职守”,“中央亦必严厉处分,决不稍存姑息”。

金圆券改革之初,运行似乎还算顺利,这与蒋经国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的“督导”有关。蒋经国认为“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他在上海发动“打虎”运动。面对上海资本家对币改的观望不定与消极抵制,蒋经国颇为恼怒,他以“囤积居奇、操纵黑市交易、扰乱金融秩序”等为由,先后下令拘捕申新纺织集团负责人荣鸿元、鸿兴证券负责人杜维屏(杜月笙的二儿子)等人,同时对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杜月笙的总管)、永安纺织集团负责人郭棣活等予以警告。蒋经国还先后约请上海资本家的头面人物谈话,态度严厉,使他们“垂头丧气,情绪紧张万分”。

强令限价违背了经济规律。工厂因原料来源缺乏而减产停工,商店进货困难,攸关民生的大米入沪数量从每日数千石剧降为数十石,这些情况必然导致市场和民心恐慌,发生抢购,虽然有严格的限价,上海还是“人心惶惶,拼命抢购物资。各商店人潮汹涌,轧得水泄不通” 。北平“抢购之风弥漫全市。……闹市百货店顾客激增,排成一字长蛇阵,争先抢购”。 面对经管顿挫的困境,蒋经国“进退两难”,种种矛盾的交织演变,终以扬子公司舞弊案发而使蒋经国的“打虎”遭遇重挫。

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

蒋经国在上海挑选一万多青年组成大上海青年服务队,上图为蒋经国在成立大会讲话,勉励大家拿出武松打老虎的勇气。

蒋经国组织了反对通货膨胀游行,藉此来增加民众对他的行动的支持。画面上,一位装扮的奸商,正站在棺材上发表演说。棺材前挂着一张大幅宣传画,画两旁的口号为:“谁危害金圆信用,咱们就砍他的头。”

上海学生也走上街头,高举“打倒奸商”的旗帜。

上海市经济警察根据举报进入商家,检查是否有非法囤积的情形。

一些靠炒汇牟取利益的小奸商,称之为“黄牛党”,正在警察所接受审问。

上海著名商人、百万富翁、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因套购黄金外汇、参与黑市投机而被捕。

1948年9月24日,王春哲在上海被警察处决。图为王春哲被行刑现场。
迫于威严,市民大多“主动”排队将手中的黄金、美钞换成金圆券。图为1948年8月,挤在上海的银行里换金圆券的人们。

蒋经国还抓了另一个上海滩的头面人物,上海滩大佬杜月笙的三儿子、中汇银行经理杜维屏。他被捕的罪名是“囤货炒股”,在交易所外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股,被判8个月徒刑。图为站在法院公审台前的杜维屏(左二)和另外三位从犯。杜月笙无法咽下这口气。他将了蒋经国一军,希望蒋一视同仁,去查扬子公司。扬子公司是什么来头?原来它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是蒋经国的表弟、宋美龄的外甥、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蒋经国查封了表弟的公司,孔令侃向宋美龄哭诉。宋美龄专程到沪,把两人约到孔宅面谈,蒋经国不从,表兄弟大吵一场,不欢而散。宋美龄转而求助蒋介石。蒋当时正在北平前线主持军事会议,被夫人紧急电召,连夜飞往上海处理家事。最后,孔令侃离开上海,转赴纽约,交给政府600万美元。扬子公司案成为蒋经国打虎的一大败笔。蒋经国不能不承认:“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地推动了”。经济管制失败,行政院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随后又取消了发行限额。蒋经国则公开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蒋经国在上海的 “打虎”行动,以轰轰烈烈开场,以偃旗息鼓收场,他在无可奈何中黯然离开了上海。11月26日,行政院改组,翁文灏下台,孙科出任院长收拾残局。

币制改革失败后,金圆券发行数量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犹如自由落体那般垂直向下,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金圆券成为金融史上最短命的货币。

中央银行金圆券伍佰万元

金圆券贬值,人们拿麻袋领工资。

上海市民在街头抗议,表达对食品短缺的愤怒。
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便化为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而成乌有,各个阶级和阶层,除了那些官僚豪门之外,都是这次币改的牺牲者。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由于每次立法结果使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更有何人愿守法?”著名时评家储安平对当政者的炮轰可谓时论之代表:“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一个只要稍微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中吗?” 吴国桢多年后回忆说:“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它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以致他们群起而攻击国民党政府……银行家和商人也对政府怀着怨恨和仇视。中产阶级几乎完全破产,因为他们被迫交出唯一的一点储蓄。店铺老板以金圆券平价出售了他们的货物,结果弄得倾家荡产,至于穷人就更不必提了。由此,你可以看到金圆券的致命一击了。”

1948年11月初,政府又重新允许市民持有黄金、白银和外币,明确将汇兑比例从收兑时的金圆券4元比1美元改为20元比1美元。“打虎”宣告失败。图为上海市民在银行兑换黄金。

在币改中全国共收兑黄金165万两,白银904万两,银元2355万元,美元4797万元,港币8747万元,折合美金总数约142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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