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北漂往事

文摘 2024-11-10 09:20 美国

我, 严大启, 生于1929年阴历11月，在河北省乐亭县芍榆坨老宅。身份证上是生于1931年，是换身份时填错，于是将错就错晚退休了两年。

出生后大约几个月，母亲就带我搬到离家三里的樊坨小学教师宿舍，母亲是樊坨小学老师。搬家的原因是奶奶去世，父亲在荷兰，房子让大伯父占了。大伯父是庄里有名的无赖，吸白面扎吗啡，游手好闲，常浑身一丝不挂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至今不知其名，庄里人们都叫他“大少”。这都是听说的，那时我还没有睁眼看世界。

大伯父的儿子叫子恩，大伯父养不了他，就一直跟着我们。

现在保留在脑子里的记忆都是樊坨以后的。樊坨小学那时还是女校，是推倒神像建学校的时代浪潮中在一座大庙里建立的。大殿是一个大教室，大殿北边靠北墙建了一溜教师宿舍，有七八间的样子，我们住在东头那间。大殿南边是操场。操场东边是校长办公和住宿的两间房子。西边是小教室，好像是新盖的，很简陋。教师宿舍的房子都是单人间，不大，北边是两头顶墙的炕，除了炕只有一米左右的空间，角上放了个小桌。三个人（我，母亲，姥姥）挤着住，姥姥是马头营来照看我的。留在记忆里的最初影像是两桶奶粉，放在小桌上，是我的口粮，是父亲从荷兰寄来的。

灌进耳朵的是学生们的歌声。住所前二十多米就是大教室，前后都开了窗户，声音特别清晰，录进大脑硬盘至今仍保留的有两支歌，一支是

“春深如海，春山如黛，春水绿如苔。白云快飞开，让那红球现出来，变成一个美丽的光明的世界……”

另一支是

“云儿飘，星儿耀耀，海早息了风潮。声儿静，夜儿悄悄……”

天气晴好的傍晚，姥姥常抱我在室外看星星，指着让我认这是织女，这是牛郎，这是三星，从西向东，这是扫帚星。每当指到扫帚星时，我心头不知哪来的一阵恐惧，要姥姥抱我赶紧回屋。直到长大，每当看到所谓扫帚星，还有恐惧感，其实就是六个不太亮的小星星紧紧地凑在了一起。

长期寄居学校无家可归的焦虑，作为幼儿的我是没有的。那三四年在我的不太清晰的记忆里，正像学生们的歌声所传达的，是轻松的，美好的，明亮的。这可能与两千多年的专制皇权崩溃，人们不再下跪读经颂圣有关。

大约是1934年春，我离开家乡踏上了北漂之路。一辆平板马车，一个包袱，母亲、二姑、车夫和我共四人，离开樊坨去黄口二姑家。从黄口过滦河到昌黎。姥姥回马头营了。二姑是专门来接我们的。我平躺在马车上，只见路旁高高的树冠向后移动，听着大人在讲老耗子（从北边窜过来的土匪），不久就睡着了。后来怎么到的昌黎，脑子里己经是一片空白了。

1930年代的昌黎县城

母亲辞职到昌黎和父亲会合，要接我们出国。父亲也不敢回老家，怕惹麻烦。

我们到昌黎后住进新中公司，父亲已在那里等我们。公司是父亲的同乡和朋友杨扶青先生开的，经营的是水果和水产品罐头加工，赚了不少钱。此人原名扶清，跟1958年出生的许多人叫跃进一样，清朝覆亡改名扶青，立志扶助青年，终成建国后的水产部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我出生时父亲是否在家不知道。父亲给我留下的印像是双手托着我的腋下在他腿上跳舞，这是我首次听到跳舞这个词。

昌黎给我留下的记忆是：一，铁轨。本是去看火车，火车总也不来，于是在铁轨上走一走坐一坐，扫兴而归。那时火车很少，两旁也没有防护。二，碣石山：也叫昌黎山。父母登山，把我寄放在半山的大庙里，睡了一觉。三，罐头：真多啊，绿皮包装的是水果的，还有洋油桶装的一桶桶蜂蜜。可能是去人家仓库看了看。

后来怎样坐火车到北京（那时叫北平），就毫无记忆了。进京后先住在三眼井靠近西口的一个小院，北房，向阳。是我们从昌黎来之前租好的，属于拎包入住公寓性质，必要的家具炊具全有。胡同西口外是景山东大街北头靠近拐弯的地方，往东没走过，不知通往哪里。出西口马路对面有个巡警阁子，木板房，门上有个排球大小的红灯，后边就是景山的红墙了。马路东侧全是民居，一律青灰色，有新有旧有深有浅。景山东大街当时是砂石路，还算平整，常见蒸汽碾子在上头压来压去，不时发出汽笛的尖叫。

旧时北京修路的蒸汽碾子（大约1950年）

景山就在对面，在三眼井期间去过两三次。进门有卖食品饮料的，每次去父亲都给我买烟卷盒大小的一盒葡萄干，盒子是深红色的，还喝了酸梅汤和汽水。每次都是从东麓上，登到山顶先看故宫后看钟鼓楼，又沿原路下山回家。东麓山下有明思宗上吊的那棵歪脖子树，碑上写着“明思宗殉国处”，那时我己认字了。

1930年，景山明思宗殉国处，民国十九年三月故宫博物院敬立

从乡下到北平，一切都新鲜。晚上不用点灯，墙上白色旋扭一拧屋里就亮，那个灯泡是长的里边灯丝直直的，跟后来的不一样。还坐了一次电车，从中山公园上，王府井下。电车第二蹬高，上不去，需要大人抱一下。座位已满，站着，只见上面藤条拉手摇来摇去。饭后散步从未间断，出胡同口往南走到大街南口能看到故宫东北角楼处，过马路到大街西侧往回走。这时远望东侧民居屋脊上的枯草，立刻联想到家乡的坟地。

最令我兴奋的是父亲从国外带来了三件洋玩艺儿：望远镜、照像机和留声机。前两样上景山必带，可惜没留下当时的照片。留声机有很多唱片，能引起我共鸣只有伏尔加船夫曲，很快学会那个调了。

到北平后，出国的事不提了，好像要留在国内另谋发展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原因不得而知，偶尔从大人和他们朋友那里听到一些关于欧洲局势、海陆交通等等只言片语。不久前惨烈的欧战在他们心上留下的阴影太深了。

这期间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戴教授来了一次。父亲在莱顿大学留学时在 “房东戴院长” 家中寄宿，完成莱顿大学学业后，又受聘在汉学院任讲师。戴院长没来我们家里。父亲在中山公园一西餐厅接待他。我只记得父亲那天穿的白西装，还邀了几位国外回来的朋友。这是我第一次吃西餐，只记得我盘子里有切成小方块的面包。

经济上日渐拮据，那三件洋玩艺儿不见了。

荷兰莱顿大学戴文达（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教授

在三眼井从春天住到秋天，我们漂到了南官房。为什么搬家？三眼井房子贵？还是房子小，只一间，来客无处坐？不得而知。搬家简单，两个行李卷，两个箱子，一辆人力平板车够用了。再叫两辆洋车（人力车，那时只有坐一人的。是出行主要交通工具），不远，一会就到了。

南官房离市中心远了点，在什刹海北岸，租的是南房两间，一间住人一间当客厅，后墙上方有两个窗因临街不能开，从早到晚照不进阳光，有阴冷的感觉。印象深的是外屋靠墙有一长长的条案，还有一吃饭的八仙桌。屋子宽了些，手头衣物越来越多，买了两个大铁箱，绿色的。

清晨，胡同里卖豆酱杏仁茶的挑子就来了。还有卖茶汤和油茶的挑子，一头有个大铜壶。壶嘴上好像还有个机关，利用壶里的蒸气蒸出个米糕之类的东西，好奇但没吃过。白天有卖蝌蚪的，土制小茶碗，里边有四五只蝌蚪游来游去，有大人给孩子买来喝，说是败火，父母是绝对禁止我去喝的。晚上有挎着隋圆木箱卖驴肉的，也有卖鹵猪肉薰鸡蛋的。这里人气比三眼井高得多。

一天母亲做了一桌菜请朋友聚餐。父亲在北平的朋友有两类，一类是在海外结识的，有齐佩方、齐雅堂、齐祖楫、王德斋、孟哲农等。一类是乐亭同乡，有王文儒、王向辰、宋化儒、樊立堂，前三位都是宣武门外上斜街慈型铁工厂的。这次请的是前一类，也没全来。席间，那个齐佩方伯伯不断夹肥肉给我吃，让我叫他肉伯伯。他在国外学航空，当时在南苑机场开飞机，席间描述他怎样开飞机翻跟头。饭后他跟父母说一定要带我坐一次他开的飞机，父母不荅应。这些朋友七七事变后失联。

第二类朋友还有一个叫王硕儒的，也叫王德周，是二十年代初中共乐亭中学党支部负责人，李大钊发展的党员，当时北大的学生。我们在北平时他已是托派，自称和刘少奇很熟，解放后靠看管自行车存车处为生，潦倒不堪。

初冬二十九军举行秧歌游行，踩着高跷从地安门那边向北海后门这边走来，有的化装成拿着烟袋的老太太，有的化装成戴着礼帽眼镜手拿文明棍的富商……。二十九军名义上是一个军，实际人数比三个军都多，十来万人，军长宋哲元。北平及河北北部都是他的势力范围，北平市长秦德纯也是他的人。父母常提到这两个人，所以印象深。

我奶奶生了六个孩子，男三女三。我有大姑二姑三姑。

大姑早逝，大姑父跟大伯父一样，穷困潦倒，吸毒。有一财主要把女儿嫁给大姑的长子李舜武，这个女孩满脸麻子且智障，李舜武不干，从县城跑到我家躲避。他父亲和那财主金钱交易己谈妥，怒气冲冲闯到我家，倒是没带枪（那时无论贪富家家有枪，我们家也有个左轮，我拿来玩过。这以后再讲），进门抱住李舜武既打且咬，逼李舜武成亲。父亲气坏了，跟大姑父打了一架把他赶跑了。之后父亲给东北的熟人写了封信，给李舜武点盘缠钱让他赶紧离开去闯关东了。大姑的次子李东武此时还抵押在财主家，后来偷偷跑了也流浪到东北。李家两兄弟视我父亲为最亲的人。李东武还在，95了。前些年我们受邀去了趟佳木斯。李舜武的女儿李莉在上海，她女儿在美国，我们在海南见过，现在还经常联系。李东武现在每月都给我打电话问候。

二姑的丈夫赵玉章是黄口小学校长，1942年被日军杀害，后二姑改嫁和我们失联。

三姑在北京大学读书，还去西安代课教音乐，钢琴弹得很好。

父亲没有工作只靠手头一点积蓄，还要资助三姑，这样在北平生活是无法持续的。父亲也是初来，毫无人脉，很难谋到一职。他想到既是同乡又是昌黎汇文中学校友当时是南京政府要员的张厉生，就准备了一份去绥远河套进行农业开发的意见书，去南京见张。一天，我和母亲在大街散步，忽然一辆小汽车停在我们面前，父亲向我们招手让我们上去，在砂石路上走了几分钟就到家了。看来当时北平巳有出租车，不过车况破旧，轮辐还是木头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汽车，母亲也一样。回家后看父亲情绪不太好，母亲问情况，父亲说了很多，我听不懂，只听懂了一句，说张厉生不是东西，看来是无果而终。

在南官房期间，大约是初冬，我的堂兄子恩得了盲肠炎。他当时在北平慈型铁工厂当翻砂工，父亲把他送协和医院做手术，术后到南官房休养。恰在此时，三姑父在西安为父亲找到工作，去陕西安康中学任教。父亲离开只剩母子二人不行，于是派子恩去乐亭马头营接姥姥，这以后主要就是母亲、我和姥姥在北（平）漂了。

西安到安康只有公路，要翻秦岭。听父亲说公路有两条，一条叫太白公路，另一条叫什么我已忘了。母亲担心他的安全，但生活所迫也只能去。民国时期教师待遇好，父亲每月可得一百多块大洋的薪金，全家生活都不愁了。

父亲去安康前在松公府夹道租了房子，说他暑假回来。年后，我们就漂到松公府夹道。松公府夹道是南北向的胡同，较窄，东边紧靠北大西边为民居。我们租住的公寓，为了大门朝南，向里凹进去二十多米。出大门面对的是一堵墙，向左拐才能进入夹道。不知为什么，直到现在梦境中还常出现出大门看见那堵墙然后向左拐的情景。现在松公府夹道可厉害了，都是重要机关。

我们住的北房，向阳，门前有小块空地。姥姥来了，在上头种了些豆角南瓜之类。姥姥小脚，据母亲说她年轻时姥爷死了，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大姨三姨四姨和母亲，夜晚常一个人背着枪看家护院。

暑假父亲回来，住了一个多月。期间两三次带我们去南池子樊立堂家串门。樊家住南池子北口路西第一或第二个门，记不清了。大门朝东，进门是个通道，二门朝南，进了二门才是院子。大门上右角有个像奶头一样的东西，是电铃。我很好奇，每次去父亲都把我抽起让我按。一般人家院子小，直接敲门。院子大的也大多用长长的铁丝或绳子一头装几个铃挡另一头在门上钻个眼通到门外上头再拴个竹片，写上门铃二字，用电铃的不多。院子很大，是标准四合院，窗户都是玻璃的很明亮。他家似乎人不多，樊立堂年龄和父亲相仿，一口乐亭话，是同乡。我去了都是在院子里玩，因为有个儿童玩的小汽车，前头有两个灯，用脚蹬着走。

父亲从安康带来许多茶叶，大都送朋友了，说是好茶。但我喝不惯，北方人都喝花茶，对绿茶的味道不大适应。

父亲回来的一个多月还发生了一件事。大门外右边顶头的墙上有个破洞，有人发现里边有一条大蛇，不见头尾只见弓起的身体，很多人来围观，我和父亲都去看了。母亲吓得不敢出门。还有就是隔壁住着一大群山东河北来的卖苦力的，相当于现在进城打工的，不讲卫生，言行粗鲁，父母考虑另觅住所。

不久，三姑父和三姑从西安回来，我们搬到了东华门大街的万庆馆。三姑夫妇住附近，不和我们住一起，但经常来。

万庆馆是东华门大街路北的一条小胡同，南北向。我们住离南口不远路西一个小院，门朝东开。南口往东斜对面是真光电影院，北平当时最好的电影院。再往东就是东安市场了。

院子小而窄，两间半北房是平房且是玻璃窗，显得干净明亮。室内没床只有塌塌米，原来日本人刚搬走。住独院，安静而且自由。感觉这里天上飞机多，南来北往东去西来有高有低有快有慢，有上下两层翅膀的，有单翼的。我在小院里看得出神。

姑父母带我看了两次电影，头一次的电影有个歌叫大路歌，电影叫啥名字不知道，第二次是渔光曲。还给我买了个小钢琴，学弹这两支歌，颇有进展。母亲很重视孩子的教育，竟然带我去见很有名气的音乐家萧友梅。萧和母亲谈了什么不记得，只记得我在他面前唱了一遍大路歌，后来无下文。后来父亲回来我给他唱渔光曲，他说是靡靡之音。可见父亲和姑姑认识的差异。

老古董儿童玩具钢琴

东安市场更是常去，一般在下午。一进门就是卖吃食的，都有些什么记不得了，吸引我的只有那个大玻璃罐，装着密饯山里红，连果带汤全是红的，不好意思向姑父姑母要，始终没吃成。他们总是带我上二楼，吃冰淇淋、喝石榴水。离开时往往是夕阳西下，东华门上空盘旋着无数的乌鸦。

东安市场门外常停着两三辆汽车，制造工艺似乎比今天的还精美，只是不是流线形的，散发出来的汽油的清香令我陶醉，我第一次闻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气息。我很奇怪，后来的汽车闻不到味。40年代以后再到北平见到的汽车大多是烧木块或木炭。日本投降后美军到北平，他们开的吉普车也没有哪种清香味，我怀疑是汽油本身的问题。

我快到上学的时候了，府学胡同小学名气大，为了方便我上学，就搬到了府学胡同。府学胡同东西向，东口外是东四北大街，我们住在东口内不远路北一个小院。小院对面是段琪瑞执政府的后墙，后墙右边有个门可出入卡车，不知此时里边是干什么的。有一天上午，胡同里人们都跑出门看热闹。执政府后门打开了，里边开出三辆卡车，上头有兵持枪，前头站着被绑着的人，后背上插着白幡，上头写着什么离得远看不清，人们说是去枪毙的。

我们住的那个小院进深不大，北房住的是一家广东人，我们住西偏房，很小，挤着住姥姥、母亲和我，煤球炉子在门外房檐下。

自从刚到北京坐过一次电车外，再没机会坐，因为住的几个地方都远离电车线路。这回好了，每天拉着姥姥到胡同东口看电车。东四北大街上的电车是第二路，从北新桥开到天桥，车顶前边有个木牌，黄色的，用楷书写着第二路三个字。后来知道，那时北京电车共五路，路牌依次为红黄蓝白黑，电车开通时国旗是这种五色旗。最喜欢看电车提速时前后颠簸的样子（前后轮距小），但一直没机会再坐一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四一带

终于上学了。学校在胡同西部，有相当长一段路，姥姥接送。每天早晨母亲在煤球炉子上用小奶锅煮羊奶，就着羊奶吃个面包就出发去学校。面对陌生环境心里发怵，周围都是北京孩子，说话口音不同，常整天默不作声。从那时起，我就有点结巴。后来被父亲发现很不高兴。校园内流行的歌曲是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我总是把长亭唱成长城，芳草唱成烽火。下午放学前老师把学生带出教室做游戏，把学生分成两排面对面相距数米，每排各自手拉手，往前走两步往后退两步，边走边唱，一方唱“你们要求什么人”，对方唱“我们要求某某某”，然后好像每排各出一人到中间互相拉。游戏规则因不感兴趣当时就没弄清，只是被动参加。

有一天姥姥接我，老师趁家长在布置作业，姥姥听不懂，回家对母亲说明天要“个叶”。母亲去北房广东人那里问北京话“个叶”是啥意思。广东人寻思了半天，“大概是打架吧”，母亲不大相信。正赶上那天晚上人家包饺子，送了母亲一小盘，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小的饺子，后来才明白里边包的是烧腊，广味，当时觉得好吃。次日未交作业，老师不满。

今日的府学胡同小学由北京市东城区教委主管，2020年5月入选北京市中小学科技教育示范学校名单。

天凉了，我病了，发烧不退。西城宝禅寺有一专治小孩病的有名中医，若干年前还记得他姓什么，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从东城到西城要坐洋车（人力车）。洋车是当时市内主要交通工具，拉洋车的叫车夫。洋车大致有三类，一是富贵人家专用的，车夫就是佣人住在人家公馆里。这类洋车装璜精致，扶手旁装有金光闪闪造形洋气的灯，脚底装有铃铛，声音和电车一样，车夫穿着也整洁。一类是包车，定时接主人上下班学生上下学，多为按月包。这一类车况也较好。再一类也就是绝大多数是临时雇用的，到处都可见到停放在胡同口车夫坐在乘客脚踏板上等待雇主的洋车，雇主叫一声“洋车”车夫就拉着车赶来。

洋车夫和他们的乘客

这一路看到了第四路和第一路电车。第四路从太平仓到北新桥，途经北海后门、地安门和鼓楼，第一路从西直门到天桥。第四路只有单行轨道，每到一站都得拐到错车用的轨道上等对面过来的车。至此，内城四路电车都看到了。第五路在外城，在京飘流三年多除了到前门上火车始终未涉足外城。那时行车都是左侧，1945年底改为右侧。

左图：第三路电车在西单（1936）；右图：第四路电车在鼓楼前大街（1931）

宝禅寺是一条较宽的胡同，东西向，东口外就是新街口南大街。大夫家在东口路北，台阶较高，两进四合院，二门以内是内宅，大夫在二门以外的南房看病。南房起码三间，一间挂号一间看病一间药房。进大门后先到第一间挂号，拿到一个铜号牌，等着叫号。大夫看起来很老。不止去一次。后来病好了，还要休养，就不再去上学。不在那上学也就没必要住在那里，记得过了不久又搬家了。府学胡同留在记忆里的镜像是灰色的。

漂来漂去，基本上就是围着北大转，这回一下子又漂到北大边上了——中老胡同。中老胡同东西向，有点斜，东口对着北大红楼西墙。我们就住在东口路北一个公寓，院子大，房间多，住的是北房。房东姓冉，住东房。其余住户多为北大学生。因有西安事变为时间坐标，在这里住的时间大约为1935年秋到1937年春节，时间较长。这段时间父亲和三姑夫妇都不在北平。我在这里上了北池子小学。学校在北池子北口路东，原来也是庙。从家到学校不远，走完从沙滩到北池子北口那段弧形路就到了。弧形路中间左侧有个卖早点的店铺，每天早晨上学姥姥带我到那里买一碗豆浆和一个园面包当早点。现在觉得当时豆浆非常香。还有就是每天上学放学都望见对面故宫东北角那个角楼。

上世纪30年代的故宫角楼

两次上小学都是一年级，学了什么毫无印象。反正认识了不少字，看报纸能看懂大意了。究竟是学校学的还是母亲用认字纸片教的就说不清了。留下的记忆碎片是这个学校有童子军，还让学生唱国歌，都很模糊。唯一记忆清晰的是一位女老师讲故事，大意是说一天深夜，远方传来隐约的琴声和歌声，非常好听。循着琴声传来的方向走去穿过一片树林，看见前面亭台楼阁灯火辉煌。忽然这一切消失，一片黑暗，原来是来到一大片坟地。我幼儿时在乡下经常看见坟地，听后有点恐怖。总的说来北池子小学给我留下的回忆还是美好的，主要是那里周围环境开阔明朗。

今日的北池子小学

除了上北池子小学，还上了北大夜校。听说北大有夜校，母亲让姥姥带我去。说是夜校，实际上是下午四五点钟，地点在北大二院（理学院）。二院在景山东街（在中老胡同北边和中老胡同平行的一条街道，景山东街西口外南北向的那条砂石路叫景山东大街）。进了二院大门，右边就是一个礼堂，夜校就在那里。来的人老少皆有但主要是成年人。讲台上一个人，瘦高个，分头，戴眼镜，正在讲话。讲话后又一人上来教唱歌，唱的是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讲话内容已无印象，歌倒是学会了。由于夜校主要不是面向儿童，以后母亲就没让姥姥带我去。

夏天，中老胡同这个公寓为防暑在院里搭了个天棚，把大半个院子都罩住。房东家有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放学后常一起在棚子下玩，不像在别的地方那样孤单。每当午炮一响，就赶紧跑回家里让大人对表。那时市中心城墙上有一门炮，每天中午12点整放一炮，内外城都可听见。

房东家是旗人，见面行礼是双腿微蹲，手放在大腿上，然后起来问安。有个女儿叫冉士珍，大我一岁，也在北池子上学，常在一起玩。过年他家做了一个大蜜贡，底座是一个直经一尺多的大面饼厚约两寸，往上还有两块，一块比一块小，再往上就是用蜜棍搭起的像宝塔一样的东西。蜜条是一寸多长面棍放在油锅里炸趁热再放大量的糖在里边搅，变成红红的粘粘的条状物。蜜条蜜棍都是我给起的名字，行家可能不这么说。这个大蜜贡令我眼馋，很想知道下边鞭大园饼里边是什么馅。这家家境殷实，过年请专人放鞭炮，二踢脚拿在手上放，两人同时点燃，效果是“嘭嘭——叭叭”，几乎放一夜。十五放烟花，记得有炮打灯炮打三星炮打七星之类。

北京的蜜贡

小时候在北平最爱看飞机撒传单，每当飞机撒传单人们都到室外驻足观看，孩子们更是欢呼雀跃，盼着传单落到自己的院子。那时还没有广播电台，报纸消息又不及时，人们看见飞机撒传单就以为又发生了什么大事，往往抢到一看并非什么大事。

记得有一天下午，母亲带我出去散步，沿着筒子河向西，走到故宫北门那个小广场，一架小飞机来撒传单了。只见飞机后边密密麻麻的小点闪着光在风中飘落，人们停住脚步注目仰望着，快落地时人们动起来上前去抢。我们也抢到一张传单和两个小旗。传单是庆祝”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注：这是日本唆使汉奸殷汝耕成立的伪政权，将冀东22县置于日军卵翼之下】。小旗是五色旗，表示改旗异帜，和南京政府彻底切割。母亲有些不安，立刻带我回家。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1935年11月24日。

住在中老胡同出门就是红楼（北大一院），除了在二院上过夜校，红楼更是经常去玩的地方。那时大学没有门卫，只要天气好，姥姥总是带我去。红楼西南角有单杠双杠等体育器械，还有可以往上爬的那种软梯子。爬上梯子可望见沙滩路南侧各种餐馆。（前几年有贵州朋友来京，一起去游锣鼓巷和皇城根公园。中午找餐馆吃饭，我介绍说沙滩的餐馆多而且好，走了半天到那一看，一家也没有，弄得很狼狈）。也许就这样，一生和北大结下缘分，1984年终于获得了北大补发的毕业证书，上面盖着校长丁石孙的大印。

今日的北大红楼（左）和昔日的北大二院（右）

那时正值12.9运动时期，虽是少年，我也感到气氛与往常不同，好像要有大事发生。学生上街与军警冲突倒没看见，但公寓内北大学生出出入入，常常唱着“五月的鲜花”，那是12.9时期有代表意义的歌曲。

母亲那时候常在我睡后熬夜写稿。她看到三姑父姑母在北平靠给报社投稿维持生活，很想借此增加点家庭收入，但总是不被采用。她不知道姑父姑母在北京报界有人脉而且有精力到处采访。像三姑就采访过赛金花，写成文章在《实报》连载，每千字可得八块大洋，因为人们对这种题材感兴趣。

上世纪20-30 年代的《实报》

在中老胡同住了一年，又进入冬季。一天，报童在门外叫喊蒋委员长被抓，人们纷纷跑出去抢买号外。那时候没有广播，一旦有了突发大事，报馆来不及排版就出号外，及时把消息简短地告诉读者。次日母亲订的世界日报来了，头版头条位置是两幅头像，一是张学良一是杨虎城。杨虎城没听说过，张学良张少帅在河北特别是冀东一带人们心目中是有一席之地的，从小就不时地从大人口中听到。对于北平普通百姓来说，这当然是件大事，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与己有关的大事，街市一切如常，西安远着哪，更何况当局首脑二十多年来变更了多次，人们习以为常。倒是公寓里的学生显得兴奋，深夜还在谈论着。

这时在西安的三姑得了肺病，需要来北平协和医院治疗，父亲暑假也要回家探亲，中老胡同一间房子不够用，又得找房子搬家了。找房子倒也方便，报纸上就有出租房子的广告。这次找到的房子在碾儿胡同，景山的北边。胡同南北向，南口就对着景山的北墙，离三眼井西囗不远。这是我们北漂最后一站了。这时已经进入1937年了。

今日碾儿胡同

我们租的是一小院，离胡同南口不远，路东，院门朝西，跟照片上相似。院内有南房和北房，我们住北房，南房留给姑父和姑母。刚搬进去时南房的租客还没搬走，那家有一根长竹杆，是用来偷电的，每天晚上把两根电线挂到墙外的电线上。从照片上看，墙外电线杆至今尚在。

南房的租客搬走不久，姑父姑母从西安来了，住进南屋。母亲常煮鸡汤给姑姑补身体，我也跟着喝点。那时有个说法，生鸡蛋最补，姑姑每天早晨都喝生鸡蛋，把鸡蛋打一个小孔，用嘴吸进去。其实，人们心里都明白，肺病那时是不治之症，只会越来越重，但还是常去协和医院，尽力而为吧。我还是常去南屋，陪陪姑姑，让她高兴。

一晃就到了夏天，父亲从安康回来，带了烧鸡、茶叶。在北平的亲人终于团聚住在一起。姑父和国民党将领关麟征是同乡，常有关的部下来看他，我渐渐和那些当兵的熟了，他们就把刺刀水壶之类的军用品送给我当玩具，父母害怕，在院子里挖个坑埋了。

没过多久，与父亲同在安康任教和父亲同车返京的同事来了，告诉父亲一个不幸的消息。他们后边那辆车在太白公路坠落山谷，全车人遇难，上边也有他们在安康的同事。父亲惊愕悲痛，半天不语。公路坠车事件给父母心上留下挥之不去的巨大阴影，成了以后一段时间谈论的主要话题，还去不去安康，一时难以做出抉择。

就在这时，卢沟桥那边隆隆的炮声传来。日军飞机低空飞过城中心，轰炸位于德胜门外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驻地。景山是高射机枪阵地，离碾儿胡同很近，机枪射击时声音很大。

时局突变，真假消息满天飞，像我父母这样北漂没有根基的人，更是惶惶不可终日。眼下最急迫的是躲避战火的伤害，于是雇人在不大的院子里挖了一个防空洞，里边放了一个八仙桌作为支撑，上边还盖了些棉被，好在是夏天，棉被用不着，就全盖到上头了。

再就是疏散，趁铁路交通尚未完全中断，让堂兄子恩护送姥姥回乡。北平沦陷是早晚的事，姑父不能留在北平，去汉口的铁路已断，决定绕道天津找到关麟征的部下求他们帮助去西安（可能是路费问题)。姑姑病重不能远行，就临时安置在她的同学又是好友家。谁也弄不清时局究竟怎样发展，战争要打多久。

短暂的家人相聚结束，碾儿胡同只剩下父母和我三人。何去何从，父母一时拿不定主意。父亲的朋友有工作单位的，纷纷随所在单位南迁。没有单位和团体安排，南迁根本没有可能，更何况拉家带口，只好继续观望。仗打了半个多月停下来，日军举行入城式，街面暂时平静，父亲去西交民巷银行去取存款，不料银行早己关闭（日本投降后取出来，由于通货膨胀，只够买几个烧饼。）

过了没几天，孟哲农（前边提到过的父亲在京的朋友之一) 突然兴冲冲地登门，要父亲出去做事，说他已把名字报上去。说白了就是做汉奸。他走后父亲决定立刻离开北平，大约是七月底或八月初，带全家踏上回乡之路。

当时唯一还通车的就是北宁路，车走走停停，两天才到滦县。我只记得常站在车门处朝外望着，小声地哼着在北大夜校学会的《五月的鲜花》。

三年多的北漂生活，一是开阔了眼界，二是耳濡目染地接受了一些新文化的薰陶。

尾声：

1937年我们全家, 包括堂兄子恩，都回了乐亭开始了另一种生活，但漂泊生活还没结束，几个月后到1938年初才落地，这一段算北漂的尾声。

我们从滦县坐带篷的小木船从滦县南下（当时还没有长途汽车），买了些月饼当午饭，忘了带水，干渴。傍晚到黄口，住二姑家。不久，又搬到县城住到一个姓肖的人家。住了十几天后，又雇了辆马车到马头营住在三姨家，在三姨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三姨家住的期间是收到三姑死讯，她的朋友们出资葬在陶然亭。悲痛。三姨爱唱莲花落，其中有一句 “眼泪汪汪……”，听了更加悲痛。

迟迟不能落地的原因是大伯占着房子。经过庄里说话管事的人协助，几经周折，给大伯一些经济补偿，终于达成协议，前院包括正房归我们，后院包括围房归大伯，中间画了一条“三八”线，修了一道高墙，大伯走后门我们走前门。由于房子年久失修，漏风漏雨，灶堵炕塌，修了一个多月，到1938年初才有家可归结束了飘泊生活。

冀东大暴动【注：中国共产党在冀东及热南地区组织，在八路军第四纵队配合下的抗日武装暴动】发生在1938年7月。一天暴动队伍，老百姓管他们叫红导，约十几人来家里，父母忙着去院里迎接应酬，只有一人持枪进屋。我的妹妹生于1938年春，那时只有三四个月大，我正抱着她盘腿坐在炕上。那人搜寻一遍，见柜子上有一块怀表，是火车头牌的，黑的，抓起来放进兜里就出去了。

冀东大暴动起来后，大伯父逼着他儿子当“红军”，去抢点东西。一天我们正在堂屋地上吃饭，大伯父提着腰别子“火药枪”从大门进来找子恩，朝屋顶开了一枪，灰尘落了一饭桌。有一天子恩跑到我们住的屋从炕席底下拿出枪（老毛瑟，子弹有大拇指粗，里边是有烟火药，像鱼鳞片）就跑了，嚷嚷着说要跟高司令打县城。县城打下来后，传信来说他在工兵大队，当时我就想肯定把枪给丢了，要不怎么去了工兵大队。他走时匆忙，子弹父亲锁在柜子里拿不走，带一支空枪，到哪里去找这种型号的子弹？不久暴动失败，日军两架飞机炸乐亭县城。当时子恩正在厕所，提上裤子就跑没系裤腰带，在路上把别人裤腰带抢了，在一个下雨天跑回家。成了庄里人们的笑话，说严子恩当红军，抢了一条裤腰带，丢了一杆枪。父亲害怕，赶快给王向辰写信让他跑到慈型铁工厂当工人去了。

1942年是日伪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是王揖唐（https://www.sohu.com/a/783769357_121123775）。1942年春夏，乐亭特别恐怖，樊坨小学于校长被捕，二姑父赵玉章（黄口小学校长）被捕，与父亲交往过的邻李济仓也被捕，都是黎明前，先用扁担打个半死然后抓走，深夜常闻嚎叫声。二姑父就是被抓到滦县，再送回乐亭途中被日伪军枪杀的。

父亲害怕极了。一天，后庄老马家一个人来家里和父亲谈大半夜，此人是北京北边一个县的（共产党）县委书记，是来争取父亲的。父亲却对人家说希望八路军能帮助他到重庆参加抗战。他以为国共真的合作了。好在都是同村的，后来也没对他怎么样。叶企荪及其学生熊大缜就是因这种认知错误倒霉的。

很快父亲就跑到北平慈型工厂躲了起来，拜师学中医就在那段时间。

母亲平时胆小，但遇到大事那种自信和勇气不知从何而来。她从乐亭简易师范毕业，在樊坨当了几年小教师，从1934年以后到1952年一直没工作，1937到1944在务农，1944年到1945年在乡村致力于扫盲运动，1945到1952又在家务农。这期间父亲大部分时间不在家，一人带三个孩子，虽做不到丰衣足食，也还是挺过来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1952年她到北京后，父亲的朋友介绍她到北京第54 中学教数学，她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而且一直干到退休，口碑还不错，她教的学生很多还记得她。当时简易师范只相当于初中。我都没有这种自信和勇气。

整理者严平（严大启之子）注：（1）本文所用图片大多来源网络。（2）我母亲于1958年千里迢迢从兰州来到北京，目的就是让我出生于北京协和医院。随后不久母亲返回兰州。给我走后门办上北京户口的民警就是我祖母（即文中的“母亲“）在北京54 中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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