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底,临时起意,决定再访波士顿——美国的历史重镇。北美待了三十多年,波士顿已去过几趟,这次再去,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意外“。去年,大峡谷公园的“高台后空翻”事故,耽误了返程航行,机票的 “信用”,今年三月到期;再飞凤凰城吧,身体欠佳,累不起。于是,飞行七八十分钟、还没看够、玩够的波士顿,便成了首选。事先没做什么“计划”之类的案头功课。前几次去波士顿,都是自己开车过去,游览重点都在大波士顿的周边,剑桥、萨利姆、莱克星顿、康科德......, 城市中心不过是蜻蜓点水,“走过、路过、没有错过”,如此而已。这次不同,波士顿城才是游览重点。我们在市中心的酒店落脚,有三个整天时间,笃悠悠,在市内各处走走、停停,兜兜、转转;从前因“来去匆匆“而错过的波士顿特有景观,拾遗补缺;增多一些对这个新英格兰历史重镇的了解。波士顿市有一条“自由小道”(Freedom Trail),全长2.5英里,是一条精心规划、每一步都画有鲜明标记的步行小道:沿途经过公园、州议会大厦、教堂、会所,战场、墓地等十六处见证美国历史的地标性建筑。前几次到访,路过而已,没有用心;这次,是“补课“的重点之一。“自由小道“,从“波士顿公园”(Boston Common)开始。追溯起来,波士顿公园可算是美国最早的“公园”。据史料记载,1634年,清教徒殖民者花了30英镑(每户六先令),从圣公会牧师(Anglican Minister)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手里买下了44英亩土地的“产权”,作为百来户居民放养牲畜”的“公共土地”(Common Land)。此时,距离1620年——欧洲清教徒逃离宗教迫害,搭乘“五月花”号,登陆北美普利茅茨——不过14年,比“美国革命”早了一百四十多年。哦,涨知识了!原来,“五月花”号到来之前,新英格兰已有了“定居”并拥有“私产”的英王臣民!据记载,布牧师“定居”波士顿,比清教徒们早了五年!想来,布牧师“移民”北美,应该与“逃离宗教迫害”关系不大。因为,布牧师所在的圣公会,乃英国的“国教”——英王亨利八世为娶新妇安妮博林,推行“宗教改革”,与梵蒂冈切割而建立的新教!可是,布牧师是如何获得土地私有权,从而可以把后来成为“波士顿公园”的土地 “合法”转让给清教徒买家的呢?也许,布牧师的“移民”,与1609年拿了英王“特许证”的维吉尼亚公司“志愿者”,目标差得不多——闯荡“新大陆”,为“大英帝国”开拓新疆土?显然,布牧师的运气,比在詹姆斯敦登陆的维吉尼亚“志愿者”好得多:少了饥寒交迫、九死一生的劫难,多了可以“转让”的“私有”财产。不过,这两拨人还是享有了一个共同点:险些被历史遗忘!唉,谁让他们的故事没有“五月花”号那么“戏剧”、那么“励志“呢?可惜,“五月花”乘客,逃离了“旧大陆"的”宗教迫害”,却没能躲避“新大陆”的“宗教冲突”。“受害者”变身“施害者”!沧海桑田,屡见不鲜,人啊人!波士顿公园,也曾被用来公审“犯罪”分子。麻省州议会的大院里——波士顿公园的北高坡上——有一座铜像,纪念1660年6月1日在波士顿公园的大榆树上被绞死的“奎克”(Quaker)教徒戴伊尔(Mary Dyer)和她的两个“同伙”。戴伊尔1635年随丈夫从英格兰移民波士顿,听信了哈钦森(Anne Hutchinson)传播的“异教” ,被驱逐出麻省殖民地。但是,她“屡教不改”,几番潜回麻省,“蛊惑民心”;致使“主流”教会为了巩固“信仰一致”,做出了“玛丽戴伊尔必须死”的判决,“以正视听”!麻省州议会的大院里,还有一座铜像,纪念戴伊尔的老师,争取“宗教自由”的先驱者哈钦森 。哈钦森主张通过个人的“本能”接近上帝,赢得众多不满“主流教会”清规戒律的信徒。那些“异教徒”,与戴伊尔一样,先后被逐出麻省;其中,不少加入了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开辟的罗得岛殖民地,那里容忍不同的教派;也有的流落到“新荷兰”——现在的曼哈顿或长岛。1718年,在哈钦森老屋的旧址(也是自由小道的 “打卡”点之一)开了一家书店:“老角落书店” (Old Corner Bookstore)。此后,又有其他书商、出版商比肩为邻。19世纪中,这些书店出版了梭罗的《瓦尔登湖》(Henry David Thoreau ,Walden),霍桑的《红字》(Scarlett Letter,
Nathaniel Hawthorne),朗费罗的《保罗里维尔的午夜骑行》(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The
Midnight Ride of Paul Revere),还有《大西洋月刊》等,宣传“理性”、批评“有组织的教会”,鼓吹“超越”(transcend)旧大陆的宗教纷争,追求 “美国文化独立”。The Midnight Ride of Paul Revere保罗里维尔是一个美国传奇。根据朗费罗的叙事诗,里维尔午夜出骑,疾呼 “英军来了!”,警醒了“爱国者”民兵,致使英军偷袭功败垂成。列克星敦的枪声,揭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里维尔旧居”,现在是“自由小道”上的一个热门访点。当然啦,朗费罗的诗歌作于1860年;此时,美英“分家”已八十多年。他笔下的里维尔乃“文学人物”,“午夜出骑”乃“艺术化”的英雄壮举,实乃“源于历史,高于历史“的“历史教科书”。不过,“艺术渲染”并不妨碍主张“超越”的新文化加入“内战”前后的“政治对话”——废除黑奴制度,维护国家统一——确保“二次建国”继承开国传统,保障个人“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天赋权利。古今中外,“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并非孤例。不过,我等关注历史的“一代”移民,明白“文学”不等于“历史”,也理解“教科书”无法囊括“全部真相”!因为,“当事人”、目击证人、记录“历史初稿”的文人,无一例外,都会受到“亲身体验”、“视野”、“理念”……等等的局限。人嘛,三维空间的生物!老南会所(Old South Meeting Place)建于1729年,当年是波士顿地区的最大集会场所。1773年12月16日,约5000人集聚在会所,再次辩论殖民地如何应对英国议会通过的《茶叶法》。那天的集会,与前几次集会辩论一样,未能达成共识;所不同的是,主张与英王“决裂”的“爱国者”们,当夜诉诸行动。他们化装成土著印第安人,混上运送东印度公司茶叶的三艘货船,把342箱(约45吨)茶叶倾入大海。英王大怒,随即报复,封锁了波士顿港口,禁止海运贸易。
英王单挑波士顿,意欲杀一儆百,恐吓其它北美殖民地,不料适得其反,反而点燃了遍地干柴,推动了十三个殖民地同仇敌忾,义无反顾地走上武力反抗的“北美革命”之路。暴力破坏“私有财产”是否“不可避免”?推想,当年的“爱国者”,特别是那些参加“倾茶” 行动的“激进”份子,大概是确信自己已经没有退路,所以,“不自由、母宁死”,奋不顾身,慷慨赴义。事实上,北美殖民地,也确实“苦英”久矣:自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为改变财政窘况,步步紧逼北美殖民地:印花税法案(1765年3月22日),英军驻扎波士顿(1768年10月),“波士顿惨案”(1770年3月5日),茶叶法案 (1773年)。波士顿惨案纪念碑
冲突,一步步激化:1775年4月19日,英军“偷袭”莱克星顿康科德,意图“没收”民兵的枪支弹药;1775年6月17日,邦克山战役 (Battle of Bunker Hill),“爱国”民兵占领波士顿港口临近的查尔斯顿(Charlestown)高地,击退前来“围剿”的英国红衫军。这些事件,发生在美国“独立宣言”之前。所以,那时候,爱”国”还是一个含糊概念,更多的是“爱本土、爱家园”的主义(patriotism),因为,13个殖民地还没有组合成一个独立的“美国“。后代学者也有“另类”叙事:“倾茶”事件并非“不可避免”。首先,诉诸“行动”的,是参加 “老南会所”的集会民众之中的“极少数”。实际上,当年呼唤“独立”的“爱国者”,也是“少数”,仅占殖民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即使在“倾茶”之后,当时在伦敦的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还在做“最后”努力:代表麻省向枢密院请愿,要求英王召回麻省总督,缓和矛盾,和平解决冲突。但是,英王大臣们的傲慢、冷酷、嘲弄,构成了“最后一根稻草”,促成了富兰克林——昔日的“朝廷命官”“忠良臣民”——转变立场,加入“爱国者”的行列。日前,香港大学的教授费希特(James Fichter),在C-Span的一个讲座上,介绍他的新书:《茶,消费,政治和革命》(Tea: Consumption,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1773-1776)。根据费教授的研究,“倾茶”行动,有其深厚的政治和经济的原因。策划“倾茶”的,不乏与东印度公司有竞争关系的“本土”商贾。他们从荷兰进口茶叶,意在打破“官家”扶持的寡头垄断,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倾茶”前,北美殖民地有持续多年的“杯葛英国茶”的运动,效果不佳;“消费”的需求盖过了“抵制”的锋头。“民以食为天”,放之四海而不殆。据费教授研究,当年,东印度公司运往北美殖民地各个港口的茶叶,除波士顿外,相继“清关”、走进市场;停泊在波士顿的四艘船,被“爱国者”出空了三艘,另一艘船上的茶叶,在“革命”浪潮过后,也陆续通过各种渠道,成为新英格兰地区居民的“杯中物”。费教授演讲的现场,正是“老南会所” 。电视上重现了不久前参观过的历史遗迹,平添了几分对费教授演讲的兴趣;教授研究结果的说服力,也因此而水涨船高!嘿,人嘛!“暴力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财富分配不公的社会问题。250年前的“美国革命”,亦是如此。1786年夏天, 麻省爆发“谢伊叛乱”(Shays Rebellion),武力抵制法院“没收财产”及“债务清算”; 1794年,宾州“威士忌起义”,反抗联邦政府征收“威士忌税”……。此类“抗税”、抵制“没收财产”的武力反抗,无一例外,都被政府军“平定”,避免了法国式的“不断革命”。“老议会大厦”(Old State House),有一个展览,陈列了美国历史上的“暴乱”事件:厄苏兰修道院大火(Ursuline
Convent Fire,1834年),雷丁铁路罢工(Reading Railroad Strike,1877年),海湾塔爆炸 (Gulf Tower Bombing,1974年),还有,一月六日冲击国会山,等…,讨论了“波士顿倾茶”与“激情破坏、政治、蓄意破坏” (impassioned destruction,
politics, vandalism and Boston Tea Party)有何异同。视角独具!“老议会大厦”,还有一个展览:18世纪麻省殖民地的民众,运用“请愿”、“镇民议事会”(Townhall
Meeting)、“诉讼”等方式,表达、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当然啦,“请愿”并不一定被“官家”接受,“诉讼”也不一定带来期望的结果。尽管如此,“让民众说话”的多种渠道,拓展社会不同阶层间的信息交流,增强民众意向的正负反馈,有利于“官府” 未雨绸缪,适时适当调整应对,预防“苦主”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以期化“不可避免”为“可以避免”(至少“暂缓发生”),减少对社会秩序和“民生”“民权”的冲击。2024年大选,仅几个月之遥。坊间盛传“不可避免”的多种传言,诸如“美国崩溃”“使者再临”、“内战在即”“神权政治”......,不一而足。持续了250年的“美国实验”,能否继续?美利坚的选民,重任在肩、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