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回忆：牛鬼蛇神

文摘 2024-06-24 20:06 美国

1966年的国际儿童节，我七岁半。那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的群众运动。”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彻底破除几千年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好一个“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一夜之间把我天真平静的童年打了个天翻地覆。那个生活在“天圆地方”境界里的小男孩，一下子成熟了。

时光倒退一年，我祖父教书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的附属小学来人，动员我在1965年秋季入学。这个小学稍远，要过两条新修的马路（包括今日的北三环路）。更重要的是近处有个口碑更好，教育质量更高的和平街第二小学，还不用过马路，但条件是必须满七周岁才能接纳。祖母领我去二小，让王校长面试。我竟然当场背诵了《纪念白求恩》，尽管我对里面的内容基本不懂。王校长是一个和蔼的40多岁的中年妇女，她劝祖母再等一年，到七岁半入学不迟，太早上学未必是好事。我真正踏入小学的校门是1968年，那时我已经9岁多了。在这期间，和平街二小的许多优秀教师都受到了革命小将的凌辱，王校长则服敌敌畏自杀了。

暴风雨的到来是有前兆的。祖父在1965年就被派下去参加“四清运动”，一时中断了我们的“饭后百步走”。祖母那甜蜜的笑容渐渐地消失了，取代的是忧心忡忡，甚至极为恐惧的脸色。邻里之间的关系显得紧张了，不但来往少了，而且说话极为谨慎。一些以前亲密无间的朋友，突然反目成仇了，不共戴天，你死我活。这些我不懂，但能感觉到。祖父有一个当中学校长的朋友许校长，擅长游泳，不知为什么，在颐和园划船竟然不慎落水淹死了。祖父叹口气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要是活着，他可挺不过这场运动。” 到了1966年春季花开时节的一个上午，祖父带我登上北海公园的白塔，只见西北方向天空一片血红（沙尘暴），他马上带我一路小跑赶上13路汽车回家，到家时是中午但天空已全黑了，眼前则一片红色，还下起小雨，身上的每一滴水珠都是“血”。祖父说：“不祥之兆呀。”

祖父母开始清点祖父的书房，把壁橱里的佛经佛像，书架上的线装古书，一点一点地在晚上烧掉，把纸灰冲进厕所的马桶里。墙上的水墨画不见了，祖父用毛笔蘸墨在大红纸上抄写语录：“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当进行批判，绝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抄完后挂在墙上，取代了“莱丁大学”。每个房间都挂上了毛主席的画像。一个邻居老太太还显摆，她说家里还并排挂着刘主席的画像，奶奶悄悄地说；“还是取下来吧。”

风声越来越紧，到了1966年8月，楼前楼后和楼上的一些邻居们被红卫兵抄了家，人被带走，门口贴了封条。祖母吓得瑟瑟发抖，毕竟祖父书房里的部分书籍和文物还没来得及销毁，要是搜到，后果不堪设想，好在那天躲过了一劫，红卫兵们没有砸我们的门。

被红卫兵抄家后一片狼藉的场面（图片来自网络）

这些红卫兵们并非来自附近，而是来自外省市，大串联来到北京等待伟大领袖的“亲切接见”。他们晚上住宿在附近一个楼房的空旷的房间里，挤满了几十人。祖母受街道委员会之命，用自家的食粮为他们蒸了好几个笼屉的大馒头，带着我送进去，记得里面充斥着臭脚丫的味道。至于他们选择抄谁的家或饶过谁，好像与街道居委会是通过气的。

我们11区的居民鱼龙混杂，既有被特赦的前政权的战犯，也有资本家，小业主，画家，音乐家，文人墨客，还有一些部长级别的高级干部。后者也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抄家。劳动部长高扬的家被炒了，家里的沙发，落地电风扇，电视机和冰箱被放在楼前供人们 “参观”，以示走资派的生活有多么奢侈。边上的“资本家楼”住着一个长相欧洲血统但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的老太太，不知她的身份。她的家具也被展示于众，印象最深的是一台洗衣机。这可不得了，资产阶级作威作福，连洗衣服也不愿动手。这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突然掌握了生杀大权的革命小将们，反差太大了，这些作威作福的人们都是“罪该万死”。这个小小的11区也是“庙小妖风大”，那些倒霉的人通称为“牛鬼蛇神”。

白天从窗外望去，一群红卫兵们推推搡槡一个牛鬼蛇神到不远的台子上批斗，此人已经满脸是血，面目不清。出门不远，小区的楼群之间的空地搭起了许多台子，一群一群的人们围观批斗大会，我也跑去凑热闹。台上的牛鬼蛇神们每人被三个红卫兵押成“喷气式”，自然看不到面目，多数头上被扣上纸糊的尖尖的高帽子，形状有点像电影里美国3K 党徒的那种，上面写着“打倒xxx”。那些头发被剃半边，非人非鬼的，被称之为“阴阳头”。另一个台子上被斗的，面部被泼上墨汁，估计他们“前世”大概是些文人墨客。

斗争会上剃“阴阳头”的场景（图片来自网络）

有一天照常去看热闹，见到台子上的两张面孔有些熟悉，他们的脖子被一个大铁钩子钩在一起，再挂上写满字的大木牌。这是一对修鞋的夫妇，住在马路对面非常简陋的土坯房里。我小时鞋底磨穿了，就跑到他们家修补，用的材料是从旧轮胎上面割下来的胶皮，作为鞋底非常耐用。不知他们犯的是什么“罪”，但他们一个人的左肩和另一个人的右肩各挂着一个沉重的大胶皮轮胎，想必靠用橡胶皮修鞋这种私人小本生意也该被斗一斗了。

批斗会戴高帽的场面（图片来自网络）

那年头自杀的人很多。二小的校长喝了敌敌畏了。在幼儿园时见过的一个高个的男孩，连同父母祖父母一家三代（也是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的家属），晚上吃了安眠药再打开煤气，第二天再也没有醒来。时常听人传说某某区某某楼又有人跳下来了。1967年初的一天中午，地上的土还没有解冻，我在楼前玩耍，突然一声尖叫，落下一个人“砰”的一声砸到离我几米的地方。这个人穿着呢制长大衣，脸朝下，并没有马上断气。我呆呆地看着他痛苦地挣扎，一点点地动作慢了，然后就不动了。我不认识他。边上围了许多人看热闹，身体上面放了一条布单遮掩，直至几个小时后，有个老太太掀开一看说：“这个人我认识，给他当过保姆。他是国民党的中校。” 尸体在那里停留了一夜。晚饭后和祖父出门“饭后百步走”都是胆战心惊的。第二天上午，来了个三轮车把尸体拉走了。

只要条件可能，“饭后百步走”还是要坚持的。爷爷常说，“你看人家朱院长，每天被斗得那么厉害，回来不也是出来散步，而且满面红光，乐呵呵地毫不在乎？这才是豁达，是修养”。散步沿途看到听到的可是另一景象，一次经过一栋楼，听见里面被殴打的人们的惨叫，好像不止一家，声音响彻整个五层的楼道。祖父叹口气：“真是鬼哭狼嚎呀！”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形容词组，而且此生每次见到这四个字，都会联想到那个场面。

门外架起了高音广播喇叭，每天早晨7点定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以交响乐团多声部乐器演奏的“东方红”（比平时唱的单声部的显得宏大）做引子，以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结束。每天晚上20点转播“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引子仍旧是“东方红”，结束时是“国际歌”，后者是那时唯一带点西方色调的音乐。重大新闻往往是在晚上。不久，造反的积极分子们便分成了不同的派系，以证明自己革命而对方反革命，“文攻武卫”，互相厮打起来，许多地方的武斗是真枪实弹。河北师院也不例外。家门外至少有两套大喇叭，来自不同派别的广播站。除了早晚转播的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外，喇叭里面都是声嘶力竭的对骂，一天到晚不停。很多邻居也“站队划线“，反目成仇。

家里的气氛也不轻松。原来的我和祖父母3人3间的公寓现在住着8口人，共享厨房厕所。和奶奶住的带阳台的大屋强行挤进了另外一家3口，人家是师院的一个造反派的头目，正在得势。爷爷的书房是我们3人合住。北屋是新婚的姑姑姑父，他们没有条件得到政府分配的住房。原来较为空旷的住房现在堆满了家具，不得转身，奶奶背诵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来自嘲： “审容膝之易安”。至于那造反派邻居夫妇，白天在外面搞斗争，晚上在家里继续内战，打得惊天动地。祖父母实在忍不下去，敲门去劝架。

祖父母的老家亲戚们有不少土改时被划成地主或富农成分的，运动来了则旧账重翻，于是时常有乡下来的人外调，在家里审问祖父母，以罗织罪名罪上加罪。每天祖父母都生活在自保又不加害别人的夹缝之中。

祖父和同事们大都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那些被划成敌我矛盾的被抓走了，不是进了公安局的大牢就是进了师院私设的水牢。祖父迟迟没被定案，徘徊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不同造反团体的人轮番来家里开“家庭批斗会”，亲属都要参加，我也是其中一员，奶奶，姑姑，姑父都要被迫指着鼻子发言。剩余时间全家出谋划策，帮着祖父写交代材料，以求尽早过关。

随着我逐渐长大，祖父母对我比以前放任了，毕竟家里的环境逐渐恶化。我开始串门交朋友, 结识了邻居姐弟三人。谁知这是我人生的一场噩梦的开始。

1966年下半年一日，这姐弟三人要我同他们玩一个游戏，里面的歌谣充斥那个特殊年代的政治口号： “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 我的舌头不听使唤，不小心把整个口号说反了，变成了响亮的反动口号，罪当被“砸烂狗头”。一下子气氛凝固，自己和在场的都吓傻了。

“砸烂狗头”级别的罪行（图片来自网络）

姐弟三人中的两个姐，初中年龄，穿着绿军装，腰系武装带，在街上耀武扬威，参与斗争打人，是那个年代宣传画中的典型形象。那个弟和我同岁，他在外面是个怂包任人欺负，由两个姐去打架报仇，回到家里则是霸王。他们的父亲是一个抗美援朝退伍的军医，文革前和祖父同在校医室给人看病。他在文革中发迹了，常穿一身褪色的军大衣，腰系武装带。虽然人到中年，他还是像二十几岁的红卫兵一样神气十足。他在文革武斗时成了造反组织“东方红“的头头。祖父有些同事被打成敌我矛盾，就被造反派关在河北师院的“水牢”。祖父的阶级成份待定，处于临界状态。他对我祖父，看在校医室同事的面子上还算照顾，对别人则狠极了。

既然被抓住说了惊世骇俗的反动口号，每天我就必须在三姐弟的监督下请罪，面对的是墙上的领袖画像，前面是家具和抽屉把手。我要磕头，使劲磕，甚至自发地使劲，直到起大包出血。我做得非常虔诚到位，以换取他们不告诉他们的父亲为条件。这就是每天的“游戏”，从此就成了他们的奴隶。我每天对他们百依百顺，受尽侮辱，还得回家谎称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时除回家吃饭睡觉，总是“赖在”他们家里，形影不离，这是要“眼见为实”，确认他们还没有把我的状告上去，我心里才踏实。哪怕几个小时不跟他们在一起，就想象此时此刻他们是不是正在向他们的父亲汇报？想到这里，我马上吓得腿软，如果此时正在被祖父牵手饭后散步，也会腿软得蹲在地上走不动路。

我曾试图逃避现实。1966年秋末初冬的一个中午，我不敢回自己家，忽然想到我不是也有爸爸妈妈吗？听说他们小时候不乖，在远在天边的“火坑”里受罪。此时的“火坑”好像比现实更有诱惑。我想象天穹和大地相交成一大圆，只要朝着一个方向走到底，再沿着大圆走一圈，不愁找不到他们。我就这样出走了，其实也没走太远，只见到处都是乱土丘，天冷了，就找了个避风的地方，看着一个蚂蚁洞好奇，挖了不知多少小时。再往后天黑了，盲目乱走，直到被寻人的邻居们找到。回家自然少不了被一顿臭打，但也闭嘴不解释这一切是为什么。

我本来身体素质就弱，在那年头的惊吓中几乎每月都要大病一场，高烧40多度，两三个星期不退。高烧中是不断的噩梦，梦见祖父母因为我的反动口号而被抓走，脖子上挂着大牌子游街，然后被拉走枪毙。一日在烧的迷迷糊糊中听见祖父母在为起名的问题争论。奶奶把我叫醒，说是在贵州的爸爸妈妈来信了，好消息，我有了一个妹妹了。信中说为她取名“十月“，祖父不喜欢这个名字，写信要求修改。

只要烧退了，能出门走动了，则每天照例要去邻居家请罪。这样一直持续三年，直到1969年备战，北京开始大规模疏散人口，前往外地，从此和这三姐弟彻底分开，彻底结束了这段恐怖的经历。

作者简介：严平， 1958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1977级）。28岁移居加拿大，于滑铁卢大学获得统计学博士学位。1992就职于加拿大政府的公共卫生行业，做传染病预防控制的数学和统计模型的开发和应用。现已退休，定居渥太华。业余爱好包括周游世界旅行，古典音乐，以及和夫人参加国际标准舞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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