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男人还剩下什么？
文摘
2024-08-22 20:00
山西
男人还剩下什么
严格地说，我是被我的妻子清除出家门的，我在我家的客厅里拥抱了一个女人，恰巧就让我的妻子撞上了。事情在一秒钟之内就闹大了。我们激战了数日，又冷战了数日。我觉得事情差不多了，便厚颜无耻地对我的妻子说：“女儿才六岁半，我们还是往好处努力吧。”我的妻子，女儿的母亲，市妇联最出色的宣传干事，很迷人地对我笑了笑，然后突然把笑收住，大声说：“休想！”我只有离。应当说我和我妻子这些年过得还是不错的，每天一个太阳，每夜一个月亮，样样都没少。我们由介绍人介绍，相识、接吻、偷鸡摸狗、结婚，挺好的。还有一个六岁半的女儿，我再也料不到阿来会在这个时候出现。阿来是我的大一同学，一个脸红的次数多于微笑次数的内向女孩。我爱过她几天，为她写过一首诗，十四行。我用十四行汉字没头没脑地拍植物与花朵的马屁，植物与花朵没有任何反应，阿来那边当然也没有什么动静。十几年过去了，阿来变得落落大方，她用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把十四行昏话全背出来了，她背一句我的心口就咯噔一次，一共咯噔了十四回。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在咯噔到十四下的时候忘乎所以。我站了起来，一团复燃的火焰呼地一下就蹿上了半空。我走上去，拥抱了阿来，——你知道这件事发生在哪儿？在我家客厅。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再交待一个细节。我的妻子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了。刚刚蹿上半空的那团火焰“呼”地一下就灭了。客厅里一黑，我闭上眼。完了。妻子把一幢楼都弄响了。我不想再狡辩什么。像我们这些犯过生活错误的人，再狡辩就不厚道了。我的妻子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口气和形体动作对我说：“滚！给我滚！”我对我妻子的意见实在不敢苟同，我说：“我不想滚。”妻子听了我的话便开始砸，客厅里到处都是瓷器、玻璃与石膏的碎片。这一来我的血就热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女同志能做到的事，我们男同志也一定能够做到。我也砸。砸完了我们就面对面大口地喘气。妻子一定要离。她说她无法面对和忍受“这样的男人”，无法面对和忍受破坏了“纯洁性”的男人。我向我的妻子表示了不同看法。阿来为了表示歉意，南下之前特地找过我的妻子。阿来向我的妻子保证：我们绝对什么也没有干！妻子点点头，示意她过去，顺手就给了她一个嘴巴。事态发展到“嘴巴”往往是个临界。“嘴巴”过后就会产生质变。我们的婚姻似箭在弦上，不离不行，我放弃了最后的努力，说，“离吧。我现在就签字。”有一点需要补充一下，关于我离婚的理由，亲属、朋友、邻居、同事分别用了不同的说法。通俗的说法是“那小子”有了相好的，时髦一点的也有，说我找了个“情儿”，还有一种比较古典的，他——也就是我——遇上了韵事，当然，说外遇、艳遇的也有。还是我的同事们说得科学些：老章出了性丑闻。我比较喜欢这个概括，它使我的客厅事件一下子与世界接轨了。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我的邻居。他们说，老章和一个“破鞋”在家里“搞”，被他的老婆“堵”在了门口，一起被“捉住”了。性丑闻的传播一旦具备了中国特色，你差不多就“死透了”。我签完字，找了几件换洗衣服，匆匆离开了家。我在下楼的过程中听见我前妻的尖锐叫喊：“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我临时居住在办公室里。我知道这不是办法，然而，我总得有一个地方过渡一下。我们的主任专门找到我，对我表示了特别的关心，主任再三关照，让我当心身体，身边没有人照顾，“各方面”都要“好自为之”。主任的意思我懂，他怕我在办公室里乱“搞”，影响了年终的文明评比。我很郑重地向主任点点头，伸出双手，握了握，保证说，两个文明我会两手一起抓的。住在办公室没有什么不好。惟一不适应的只是一些生理反应，我想刚离婚的男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适应，一到晚上体内会平白无故地蹿出一些火苗，蓝花花的，舌头一样这儿舔一下，那儿舔一下。我曾经打算“亲手解决”这些火苗，还是忍住了。我决定戒，就像戒烟那样，往死里忍。像我们这些犯过生活错误的人，对自己就不能心太软。就应该狠。但是我想女儿。从离婚的那一刻起我就对自己说了，把一切都忘掉，生活完全可能重新开始，重新来，我不允许与我的婚姻有关的一切内容走进我的回忆。我不许自己回忆，追忆似水年华是一种病，是病人所做的事，我不许自己生这种病。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女儿，这个捣蛋的机灵鬼，她居然绕过了我的回忆撞到我的梦里来了。那一天的下半夜我突然在睡梦中醒来了，醒来的时候我记得我正在做梦的，然而，由于醒得过快，我一点也记不得我梦见的是什么了，我起了床，在屋子里回忆，找。我一定梦见了什么很要紧的事，要不然怅然若失的感觉不可能这样持久与强烈。这时候我听见有人喊我，是我的女儿，在喊我爸爸。那时正是下半夜，夜静得像我女儿的瞳孔。我知道我产生了幻听。我打开门，过廊里空无一人，全是水磨石地面的生硬反光。过廊长长的，像梦。我就在这个时候记起了刚才的梦，我梦见了我的女儿。离婚这么久了，我一直觉得体内有一样东西被摘去了，空着一大块。现在我终于发现，空下的那一块是我的女儿。这个发现让我难受。我关上门，颓然而坐。窗户的外面是夜空。夜空放大了我的坏心情。我想抽烟，我戒了两年了。我就想抽根烟。第二天一早我就找到我的前妻。她披头散发。我对她说：“还我女儿！”她说我敲错门了。这个女人居然说我敲错门了！我在这个家里当了这么多年的副家长，她居然说我敲错门了！我一把就揪住了她的衣领，大声说：“九〇年四月一号，我给你打了种，九一年一月十六，你生下了我女儿，还给我！”我想我可能是太粗俗了，前妻便给了我一耳光。她抽耳光的功夫现在真是见长了。她的巴掌让我平静了下来。我深吸了一口气，说：“我们谈谈。”这次交谈是有成果的。我终于获得了一种权利，每个星期的星期五下午由我接我的女儿，再把我的女儿送给她的妈妈。前妻在我的面前摊开我们的离婚协议，上头有我的签名，当时我的心情糟透了，几乎没看，只想着快刀斩乱麻。快刀是斩下去了，没想到又多出了一堆乱麻。前妻指了指协议书，抱起了胳膊，对我说：“女儿全权归我，有法律做保证的。你如果敢在女儿面前说我一句坏话，我立即就收回你的权利。”前妻说：“你现在只要说一句话，下个星期五就可以接女儿了。”我把头仰到天上去。我知道我没有选择。我了解她。我小声说：“阿来是个狐狸精。”我大声吼道：“阿来是个狐狸精！好了吧，满意了吧？”女儿正站在滑梯旁边。一个人，不说一句话。我大老远就看见我的女儿了，我是她的爸爸，但是，女儿事实上已经没有爸爸了。我的女儿大老远地望着我，自卑而又胆怯。我走上去，蹲在她的身边。才这么几天，我们父女就这么生分了。女儿不和我亲昵，目光又警惕又防范。我说：“嗨，我是爸爸！”女儿没有动。我知道就这么僵持下去肯定不是办法，我拉过女儿的手，笑着说：“爸带你上街。 我们沿着广州路往前走。广州路南北向，所以我们的步行也只能是南北向，我们不说话，我给女儿买了开心果、果冻、鱼片、牛肉干、点心巧克力、台湾香肠，女儿吃了一路。她用咀嚼替代了说话。我打算步行到新街口广场带女儿吃一顿肯德基，好好问一些问题，说一些话，然后，送她到她的母亲那里去。我一直在考虑如何与我的女儿对话。好好的父亲与女儿，突然就陌生了，这种坏感觉真让我难以言说。一路上我们一直没有说话。后来我们步行到了安琪儿面包房。这爿由一对丹麦夫妇开设的面包铺子正被夕阳照得金黄，面包们刚刚出炉，它们的颜色与夕阳交相辉映，有一种世俗之美，又有一种脱俗的温馨。刚刚出炉的面包香极了，称得上热烈。我的心情在面包的面前出现了一些转机，夕阳是这样的美，面包是这样的香，我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我掏出钱包，立即给女儿买了两只，大声对女儿说：“吃，这是安徒生爷爷吃过的面包。”女儿咬了一口，并不咀嚼，只是望着我。我说：“吃吧，好吃。”女儿又咬了一口，嘴里塞得鼓鼓的，对着我不停地眨巴眼睛，既咽不下去又不敢吐掉，一副撑坏了的样子。我知道女儿在这一路上吃坏了。我弄不懂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拼命给女儿买吃的，就好像除了买吃的就再也找不出别的什么事了。我知道自己和大部分中国男人一样，即使在表达父爱的时候，也是缺乏想像力的。我们在表达恨的时候是天才，而到了爱面前我们就如此平庸。然而，再平庸我也是我女儿的父亲。我是我女儿的父亲，这是女儿出生的那个黎明上帝亲口告诉我的。要说平庸，这个世界上最平庸的就是上帝，捣鼓出了男人，又捣鼓出了女人，然后，又由男人与女人捣鼓出下一代的男人和女人——你说说看，在这个世界我们如何能“诗意”地生存？如何能“有意义”地生存？我们还剩下什么？最现成的例子就是我，除了女儿，我一无所有。而女儿就站在我的面前，一副吃坏了的样子。我的心情一下又坏下去了，这么多年来我还真是没有想过怎么去爱自己的孩子。这让我沮丧。这让我想抽自己的嘴巴。我从女儿的手上接过面包，胡乱地往自己的嘴里塞。我塞得太实在了，为了能够咀嚼，我甚至像狗那样闭起了眼睛。吃完这个面包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夕阳还是那样好，金黄之中泛出了一点嫩红。我打发了去吃肯德基的念头。我低下脑袋，望着我的女儿。女儿正茫然地望着马路。马路四通八达，我一点都看不出应当走哪一条。我说：“送你到你妈那边去吧。”女儿说：“好。”再一次见到女儿的时候我决定带她去公园。公园依然是一个缺乏想像力的地方，几棵树，几湾水，几块草地，煞有介事地组合在一起。这一天我把自己弄得很饱满，穿了一套李宁牌运动服，还理了一个小平头，看上去爽朗多了，我从包里取出几张报纸，摊在草地上，然后，我十分开心地拿出电子宠物。我要和我的女儿一起注视那只电子猫，看那只猫如何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如何开导我们的想像力。女儿接过电子宠物之后并没有打开它。女儿像一个成人一样长久地凝视着我，冷不丁地说：“你是个不可靠的男人，是不是？”这话是她的妈妈对她说的。这种混账话一定是那个混账女人对我的女儿说的。“我是你爸爸。”我说，“不要听你妈胡说。”但是女儿望着我，目光清澈，又深不见底。她的清澈使我相信这样一件事：她的瞳孔深处还有一个瞳孔。这一来女儿的目光中便多了一种病态的沉着，这种沉着足以抵消她的自卑与胆怯。我没有准备，居然打了一个冷颤。我跪在女儿的对面，拉过她，厉声说：“你妈还对你说什么了？”女儿开始泪汪汪。女儿的泪汪汪让做父亲的感觉到疼，却又说不出疼的来处。我轻声说：“乖，告诉我，那个坏女人还说爸爸什么了？”女儿便哭。她的哭没有声音，只有泪水掉在报纸上，“叭”地一颗，“叭”地又一颗。女儿没有开口，她点了点头，她一点头又是两颗泪。“叭”一下，“叭”又一下。当天晚上办公室的电话铃便响了。我正在泡康师傅快餐面，电话响得很突然。我想可能是阿来，她南下这么久了，也该来一个电话慰问慰问了。我拿起了电话，却没有声音。我说：“喂，谁？——你是谁？”我侧过头，把手叉到头发里去。我拼命地眨眼睛对着耳机认真地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追究你的意思，我没兴趣。”电话里说，“我只是通知你，我取消你一次见女儿的机会。——做错了事就应当受到惩罚。”对女人的告诫男人是不该忘记的。星期五下午我居然又站到女儿的幼儿园门口了。我拿着当天的晚报，站立在大铁门的外侧。后来下课的铃声响了，我看见了我的女儿，她没有表情，在走向我。大铁门打开的时候孩子们蜂拥而出。他们用一种夸张的神态扑向一个又一个怀抱。我的女儿却站住了，停在那儿。我注意到女儿的目光越过了我，正注意着大门口的远处。我回过头，我的前妻扶着自行车的把手，十分严肃地站在玉兰树下。我蹲下去，对女儿张开了双臂，笑着对女儿说：“过来。”就在这时，我听见我的前妻在我的身后干咳了一声。女儿望着我，而脚步却向别处去了。我的前妻肯定认为女儿的脚步不够迅捷，她用手拍了一下自行车的坐垫。这一来女儿的步伐果然加快了。这算什么？你说这算什么？我走上去，拉住自行车的后座。我的前妻回过头，笑着说：“放开吧，在这种地方，给女儿积点德吧。”我的血一下子又热了，我就想给她两个耳光。我的前妻又笑，说：“这种地方，还是放开吧。放开，啊？”真是合情合理。我快疯了。我他妈真快疯了。我放开手，一下子不知道我的两只手从哪里来的。“看在我们做过夫妻的分上，别在孩子面前毁掉她的爸爸能不能？”再一次见到女儿的时候我感到了某种不对劲。是哪儿不对劲，我一时又有点儿说不上来。女儿似乎是对我故意冷淡了，然而也不像，她才六岁大的人，她知道冷淡是什么？我们在一起看动物。这一次不是我领着女儿，相反，是女儿领着我。女儿相当专心，从一个铁窗转向另一个铁窗。我只不过跟在后头做保镖罢了。女儿几乎没有看过我一眼，我显然不如狮子老虎河马猴子耐看。我是一个很家常的父亲，不会给任何人意外，不会给任何人惊喜。你是知道的，我不可能像动物那样有趣。这是女儿愉快的黄昏。应当说，我的心情也不错。我的心情像天上的那颗夕阳，无力，却有些温暖，另外，我的心情还像夕阳那样表现出较为松散的局面。我决定利用这个黄昏和女儿好好聊聊，聊些什么，我还不知道。但是，我要让我的女儿知道，我爱她，她是我的女儿，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我们分开，当然，我更希望看到女儿能够对我表示某种亲昵，那种稚嫩的和娇小的依偎，那种无以复加的信赖，那种爱。我什么都失去了，我只剩下了我的女儿。我不能失去她。出乎我意料的是，女儿在看完动物之后随即就回到孤寂里去了。她不说话，侧着脑袋，远远地打量长颈鹿。我知道她的小阴谋。她在回避我。一定是她的母亲教她的，我的女儿已经会回避她的爸爸了。我严肃起来，对我的女儿说：“我们到那棵树下谈谈。”我们站在树下，我一下子发现我居然不知道如何和我的女儿“谈”话。我无从说起。我感觉我要说的话就像吹在我的脸上的风，不知道何处是头。我想了想，说：“我们说的话不要告诉你妈妈，好不好？”女儿对我的这句话不太满意。她望着我，眨了一下眼睛。她那句气得我七窍生烟的话就是在这个时候说出来的，她的话文不对题，前言不搭后语。女儿说：“你有没有对别的女人耍流氓？”我愣了一下，大声说：“胡说！”我走上去一步，高声喊道：“不许问爸爸这种下流的问题！”我的样子一定吓坏女儿了。她站到了树的后面，紧抱着树。过去她一遇威胁总是紧抱住我的大腿的。女儿泪眼汪汪的，依靠一棵树防范着她的父亲。我真想抽她的耳光，可又下不了手。我只有站在原地大口地呼吸。我一定气糊涂了，我从一位游客的手上抢过大哥大，立即叫通了我前妻的电话。 “你他妈听好了，是我，”我说，“你对我女儿干什么了？”妻在电话里头不说话。我知道她在微笑。我不由自主地又握紧了拳头，当着所有动物的面我大声说：“你对我女儿干什么了？”“我嘛，”我的前妻说，“第一，宣传；第二，统战。你完了。你死透了。”
维维在春城
给我和我的学生们有个聊天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