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例文1：
带伤疤的人
毛姆
正是由于那块伤疤，他才第一次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块疤又红又亮，像个大月牙儿，从鬓角直到下巴，不用说，那准是由一次可怕的创伤造成的。不过,我说不清它究竟是剑伤呢，还是因一片炮弹皮所致。总之，在那张圆圆的、胖胖的、笑容可掬的脸上，竟留下这么一块疤，真是没想到的。
他长得小鼻子小眼睛，相貌平淡无奇，表情也无特色。奇怪的是：他的面孔和肥胖的身躯看上去倒也相配。他是个超过普通身量、强壮有力的人。除了一套寒酸的灰色西装，一件黄卡其布衬衫和一顶残旧的宽边帽，我还从未看见他穿过别的什么，他的衣着根本谈不上整洁。
每天，他总是在喝鸡尾酒的时间（指下午五时左右）走进危地马拉城的皇宫饭店，从容不迫地围着酒吧间溜来溜去兜售彩票。如果说这是他谋生之道的话，十有八九生意是不顺心如意的，因为我始终没看见过有谁买他的彩票。虽然如此，我时不时看到有人请他喝上一杯，而他倒也从不拒绝。
他仿佛习惯于长途跋涉似的，常常迈着摇摆的步态穿梭在桌与桌之间。每逢走到一张桌旁就停下来，满脸堆笑，念叨着彩票上的号码；要是没有人理睬，他就脸上闪着同样的笑容走开去。我想他多半是有点喝醉了。
一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站在酒吧间里，我的一只脚蹬在柜台下面的栏杆上，人们在危地马拉城的皇宫饭店能喝到一种无果味的上等马丁尼酒。这时，脸上带伤疤的那个人走了过来，我摇摇头，因为从我来到以后，这已经是第二十次他求我买彩票了。但是，我的朋友却亲热地跟他点点头。
“您好，将军，日子过得如何？”
“还过得去。生意太糟了，说不定会越来越坏哩。”
“您想喝点什么，将军？”
“来一杯白兰地吧。”
他一饮而尽，把杯子放回到柜台上，冲我的朋友点了点头。
“谢谢，再见。”
然后，他转身又向几个站在在我们附近的人推销他的彩票去了。
“是您的朋友？”我问，“他脸上的伤疤真可怕。”
“伤疤没有给他增添美貌，对吗？他是尼加拉瓜来的一个流亡犯，也可以说是个暴徒、一个土匪；可是，他并非一个坏人，我常常给他几个比索。从前，他是个革命党的领袖，要不是因为弹尽粮绝的活，他早推翻过政府，当上国防部长，不至于在危地马拉卖彩票啦。情况不外于这样：他们把他俘获了，还有他的参谋。军事法庭对他们进行了审判。您知道，在那些国家里，这类事情处理得相当简单。他被处以死刑，黎明执行。
我估计，他在被俘的时候，恐怕就料到自己将会落得什么下场了。他在狱中度过了一夜，还有其他几个人，一共是五个。他们玩纸牌消磨时间，用火柴棍当筹码，他后来告诉我，他一辈子从来没有碰上过这么坏的牌运。
他们玩的只是半副牌。他真是压根儿没拿到过一张好牌。在整个游戏当中，他至少买过六次筹码，可他的桌面上筹码比老本还多出的事一次也没有过，刚买进一堆筹码，跟着就输得一干二净。天亮了，当士兵到牢房提他们去刑场行刑时，他输的火柴可能比一个有理性的人一生费用的火柴还要多。
他们被带到监狱的院子里，五个人并排靠墙而立，面向行刑队，半天不见动静，我们那位朋友问负责执行的军官究竟等什么。军官说，有一位统辖政府军队的将领要来参加这次执行，所以他们在恭候他的莅临。‘那么我还来得及再抽支香烟。’我们那位朋友说，‘他总是不遵守时间的。’
但是，没等他点上香烟，那位将军——他叫桑•伊格纳休，喂，顺便问一句，不知您是否认识——就走进了院子，后面跟着典狱长。接着履行了例行仪式，桑•伊格纳休问这几个已被定罪的犯人是否在执行枪决前有什么要求。五个人当中有四人摇了摇头，只有我们这位朋友开了腔。
“我有个要求，我想跟我的老婆道声再见。”
“好”，将军说，“我不反对。她在哪儿？”
“她在监狱大门口等着哩。”
“那顶多不许超过五分钟。”
“不会超过五分钟的，将军阁下。”我们这位朋友说。
“让他站到那头去。 ”
“两个士兵走上前，那个定了罪的叛逆者在两个士兵中间走了出来，走到指定的位置。负责执行的军官在将军的点头示意下发出命令。一声刺耳的枪声响过后，四个人倒了下来。
很奇怪，他们不是一齐倒下的，而是个接一个倒下的，姿势几乎是奇形怪状，就像游艺场台上的木偶似的。军官走到他们跟前，对准那个还没断气的补了两枪。我们这位朋友抽完烟，把烟头一掷。
门口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一个女人急如星火地跑进院子。只见她手放在胸口上，突然停住脚，然后发出一声哭喊，伸出双臂，向前扑去。”
“活见鬼。”将军说。
“女人穿一身黑，头上蒙着一块面纱，脸色苍白。她看上去几乎还是个姑娘，身材苗条，五官端正，一双大眼睛，但是眼里闪烁着异常痛苦的光芒。她的模样如此讨人喜爱，跑动时嘴微微张开，尽管悲痛欲绝，容貌依然美丽动人，以致那些冷漠无情的士兵看见她也不禁惊讶得屏住气息。
叛逆者迈动一、两步迎上前去，她一头扎进他的怀里，深情地嚎啕大哭，我心上的人儿啊。他把嘴唇紧紧压在她的嘴唇上，几乎就在这一同时，他从那褴褛的衣衫里掏出一把匕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一直保存那把匕首的——一下子刺进她的颈部。鲜血从刺穿的静脉管淌出来，染红了他的衣襟。然后，他用两只胳膊搂住她，再一次把嘴唇贴在对方的嘴唇上。
这一切发生得那么出其不意，甚至许多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不过，从其他人口中暴发出一阵恐惧的呼唤。人们跳上前去抓住他，叫他把手松开。要不是那位典狱长扶住了这个女人的话，她准得倒在地上了。她失去了知觉，人们把她轻轻放倒，站在周围望着她，脸上流露出惊愕的神情，叛逆者心中有数刺中在什么地方，要想止住血那是不可能的了。这时，一直跪在她身旁的典狱长站起来。
“她死啦。”他低声地说。
叛逆者为她做了祷告。”
“你为什么杀死她呢？”将军问。
“因为我爱她。”
从聚集在周围的人群中响起一阵叹息声，人们疑惑不解地瞧着这个杀人犯。将军朝着他凝视了片刻，默不作声。”
“这是一种高尚的举动。”将军最后说，“我不能处决这样的人。用我的车把他送到边疆去。先生，我向你致敬，这是一个勇敢的人对另一个勇敢的人的公平礼遇。”
一片赞许声回荡在在场的所有人当中。典狱长拍拍叛逆者的肩膀，他夹在两个士兵中间，一声不响地向等候着的汽车大踏步走去。”
讲到这儿，我的朋友停住口，我沉思了一会儿。我必须解释一下：我朋友是危地马拉人，他是用西班牙文对我讲的这个故事。我尽我所能地翻译了他的故事。不过，我一点儿不想降低他那相当夸张的语气。老实说，我认为他的夸张是适合这个故事的。
“说了半天，那块伤疤是怎么弄的？”我后来问。
“啊，那是因为有一次他开瓶子时，瓶子炸了，划破了他的脸的，是一瓶姜汁汽水。”
“我可不喜欢姜汁汽水。”我说。
小说例文2：
天赐芳邻
玛·韦斯特
摘编自《读者》总第 184期“海外文摘”
我第一眼看到这位新邻居就不喜欢她。她太爱笑，笑声又太响。还有，她涂了鲜红色口红。搬运工人还在替她卸家具，她就已经走过来自我介绍了。
“喂!”她在我家门外叫道，好像是我家的老朋友似的，“我叫安·利提克，是你的新邻居。”她推门进来，很自然地搂了我一下。在她背后，我看到三个黑头发的小男孩，笑容同样灿烂。“我有空，可以喝杯咖啡。”她一面坐下来一面说。我倒了一杯咖啡，很想挤个笑容出来，可是连咧一下嘴也办不到。她离去后，我对浪费了这许多时间去闲聊感到十分不满。接着那个周末，太阳才出来，我就听到她的孩子们在敲敲打打。他们正在后院搭建树上小屋。安在汽车棚旁边种玫瑰。那天下午我经过时，她叫道：“喂，玛利安，来看看我的玫瑰。”我很勉强地走过去
“安，这泥土不适合种火映红，”我说， “这种玫瑰在这里不会长得好，我以前种过。” “不过，我已祈求让玫瑰好好生长，叫它开花。”她说。我瞪眼看着她。
她又说： “你坐一会儿，别走开啊。我正在炸鸡做晚餐，要去翻动一下。”
她进了屋，一阵炸鸡的香味飘出门外。正好小女茱莉和珍妮弗过来看玫瑰，安又出来了，亲热地搂着两个小女孩。
“你在做什么？”珍妮弗问。
“炸鸡。”安兴高采烈地说。
“炸鸡有啥好开心的？”我心想，“我炸鸡总是被油溅一身。”
她的男孩也出来了，七嘴八舌地同时说话，嗓门大极了。安说声失陪，进屋里把炉子上的炸鸡拿开，然后做了件令人诧异不已的事情。她捧着一盘香脆的炸鸡出来请我们吃。茱莉和珍妮弗吓了一跳，但每人都拿了一只鸡腿。我也想尝尝，不过还是拒绝了。我脑子里只想到：“谁会在下午就把晚餐吃的鸡拿出来请人吃？”
另一天，女儿告诉我：“你知道利提克太太刚才做了些什么？她在叠衣服，一见到我们走过就停下手来，请我们进屋，从烤箱里拿出新鲜的小甜饼，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我最讨厌拿小甜饼给聚在我家院子里玩的邻家孩子吃。
第二个星期，利提克一家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丈夫杰里和两个女儿简直是跃过很长一段路去招呼他们。我在院子的另一边向他们挥手。我还发现安原来是新来的教师，感到真意外：她居然志愿去教孩子！
不久，我发现她的火映红玫瑰长满了花蕾。玫瑰开花时，她送我一大束。“玛利安，什么事你都可以祈求的，”她温柔地说，“我们搬到这里之前，我甚至祈求给我一个好邻居。”我接过那一大束玫瑰，费了点劲叫自己说了一声“谢谢”。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她令我那么不舒服，这不关鲜红口红、玫瑰或搂抱的事，而是她使我感到自己样样都不如她。她看来总是那么开心，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像她一点，却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
珍妮弗去做切除扁桃体手术时，安知道我怕，便来陪我。珍妮弗爬进她怀里，茱莉把小手伸进她的手里。
那一年，我知道自己怀孕了，多年来杰里和我都想再生一个。怀孕7个月时，我看起来却像即将分娩。有一天，医生替我照X光。“双胞胎！韦斯特太太，”她嚷道，“你怀的是双胞胎！”我从诊所打电话给杰里，但他不在。我一定要找个人分享这喜讯。我开车回家，心怦怦跳，一把车开进车库，就知道应该把消息告诉谁。
我快步跑到安的家，她听到消息就呱呱叫起来，又哭又笑，我们互相拥抱。
然后，她带着我到邻居的家去。她一家一家地按门铃，不管谁来应门，她都立刻宣布： “玛利安和杰里要生双胞胎了！”安差不多每天都到我家来看我。她为我举行了个茶会，朋友都送礼来了。在我终于入院分娩时，她替我们照顾茱莉和珍妮弗。当双胞胎出世并回到家时，两个初生婴儿的小秃头上都印满了鲜红的唇印。
此后数年，在利提克家和我们家之间逐渐走出了一条小路。然而，有一天早上，安来到我家后门，出奇地沉默，没有笑容，没有搂抱。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会这个样子。
“我们要搬家了。”她说。
整整两天，我站在卧室里望着窗外，看着巨大的搬运车。我真希望他们突然回心转意，但搬运车终于隆隆离去。我看着利提克一家人鱼贯上了他们的旅行车，走出了我们的生活。几个月后的某天下午，女儿放学回家，我正在把糖霜涂到巧克力蛋糕上。我听见女儿们细语交谈，珍妮弗说：“我真希望妈妈会让我们吃一小块蛋糕。”
茱莉向妹妹解释：“她不会的。蛋糕是用来招待朋友的。”
我叫女儿进厨房，提起盖着蛋糕的玻璃圆顶盖，然后切了几大块蛋糕，又倒了几杯牛奶。我把双胞胎也叫了进来。
我们五个人围坐在厨房桌前，才两点多钟就把大半个蛋糕吃掉了。那对孪生兄弟把黏黏的蛋糕屑掉得满地都是。地板我刚打过蜡，我却从心底笑了出来。
“我们在开茶会吗？”一个女儿问。
“是的，就是利提克太太常开的那种茶会。”我微笑着回答。我们保留了安的一点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