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盛顿共识”下美国农业法案发展走向及中国的应对
在全球经济格局不断演变的背景下，美国的经济政策一直是国际关注的焦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2023年4月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新华盛顿共识”，旨在调整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和策略，强调经济政策与国家安全政策的紧密结合，以及对社会福利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随着“新华盛顿共识”的提出，美国农业政策的发展方向似乎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背景下，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新华盛顿共识”下美国农业法案的发展走向，以及中国应对这一变化的可能举措。
回顾美国农业支持政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美国农业支持政策以农业保险为主导、重视“绿箱”政策适用及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在支持方式、手段和环节上体现了以市场化为主，政府“托底”的特征。2018年新农业法案继续将保障农民收入作为首要目标，对支持和保护水平进行了相应的提高，美国政府试图构建一个注重补贴效率和强化风险管理的新安全网。新的农业法案仍然服从于美国国际竞争战略的需要，继续强化农业风险保障，促进农产品国际贸易，重视农村发展。在美国，农业保险发展成为最主要的农业补贴项目，重要动因是在现行WTO规则下农业保险补贴可在一定程度上免于削减。
本文结合美国重要农业组织对新一轮农业法案提出的优先事项，梳理了农业法案下的商品、农作物保险、保护、营养和农村发展5项计划可能的改革方向。彭超等对2012年美国农业法案中农业补贴政策的改革方向进行研究，预计美国新一轮农业法案会取消或大幅度削减直接补贴，调整目标价格和目标收入补贴项目，以及突出农业保险的作用。张晶表示2018年农业法案会针对重复补贴风险、支持水平下降、财政负担过大和WTO质疑等问题做进一步调整。本文在“新华盛顿共识”背景下，进一步对美国农业法案可能的政策调整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农业组织的优先事项与“新华盛顿共识”对农业法案的推动方向是协调一致的。本文探讨了中国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为制定有效的农业和贸易政策提供参考。
当前，针对美国农业法案的已有研究都是基于以市场为导向、减少政府干预的自由经济体制，即在“旧华盛顿共识”条件下进行的探讨。本文则在“新华盛顿共识”提出的背景下，考虑到美国政府恢复产业政策和保护主义，积极寻求多样化和弹性供应链取代传统贸易，超越传统贸易协定以建立“新的国际经济伙伴关系”等变革措施，来预测美国农业法案的可能走向。同时，本文在实践层面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随着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中国如何调整其农业政策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成为重要议题。
1 美国农业政策的发展历程回顾
1933年，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笼罩下，为保护农业经济发展，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首部农业法案《农业调整法》。此后，农业法案通过不断调整农业支持政策，稳定农产品价格、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美国农业法案每五年左右出台一次，至今可以大致将美国农业的支持政策分为四个阶段。
受经济危机影响，美国出现大量农产品生产过剩的情况，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1933年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农业调整法》最早设立了农产品价格支持和农业补贴政策，旨在通过缩减耕地面积、限制农产品供应来提高农产品价格，以此保护农民的利益。该法案确定了联邦政府对农业支持的基本原则，美国农业价格支持体系也因此建立并不断完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农产品产量仍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美国政府利用价格支持、生产配额、土地休耕等多种工具来调控农业市场，通过全面增加农业补贴，应对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降，同时扩大对农产品的出口支持。美国政府颁布了《1954年农产品贸易发展和援助法》，通过销售优惠及赠与的方式将剩余农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并对出口农产品实施出口补贴，凭借低价格扩大美国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1956年的土壤银行计划用停耕部分土地的办法来减少农产品生产和保护水土资源，以寻求农业生产与环保的平衡。
1973年的《农业和消费者保护法》被认为是美国农业政策的转折点，引入灵活生产和市场取向政策，农民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决定农作物种植，而不受到严格的生产配额限制。这一政策的出台，允许农民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后在1985年，联邦政府实施了新的农业法案，即《食品安全法》。该法的主旨是寻求农场主利益与联邦政府财政预算两者间的平衡，鼓励农场主按照市场规律自行调整生产结构，降低政府农业补贴预算与价格支持标准。长期的农业补贴政策同时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农业生产大量使用农用化学品，增加了农业环境保护成本。在多种因素推动下，1990年农业法案进一步降低了农业补贴的整体水平，鼓励农场主自行调整生产结构和计划，充分发挥市场规律对于农业资源的配置作用。1996年的《联邦农业发展和改革法》，也被广泛称为“自由农业法案”，是推行农业生产体制的完全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法律。这项法案规定了7年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政府完全取消农业补贴和价格支持计划，同时取消了土地撂荒制度，不再对播种面积和产量计划等进行限制，农场主自行决定播种面积，独立承担市场风险，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取向政策。
由于上一阶段农业补贴的取消，中小农场大量破产，农业生产的市场化改革政策影响了农业经济发展的持续性。此外，联邦政府部门也逐渐注意到农业生产的风险问题，为继续保护中小农场主的利益，2002年美国出台的《2002年农场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不仅提高了农业补贴的金额和比例，更进一步扩大了农业补贴的覆盖范围，同时引入直接补贴和反周期支付政策。直接补贴与种植计划和播种面积挂钩；反周期补贴本质上则是一种变相的价格支持，农业补贴类型的增加帮助农场主更好地应对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收入风险。2008年农业法案则进一步扩大了直接补贴的金额和范围，尤其对大麦、大豆、棉花等美国优势农产品加大补贴力度，这些作物同时享受目标价格支持和营销贷款援助政策。同时，法案首次建立了平均作物收入选择计划（ACRE）、新农户直接补贴计划和农业灾害援助计划等。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支持政策重新回归到农业补贴，但比以前更加关注市场的影响，避免对市场规律的扭曲。此外，2008年的农业法案开始将目光转向食品援助和营养方案，同时重视农业环境资源保护，积极引导农户从事有机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农村的协调发展。
种类繁多的农业补贴一方面受限于WTO《农业协定》的“黄箱”政策规定，另一方面给美国联邦政府造成了较大的财政压力，因此，2014年的农业法案首次将农业保险政策纳入美国农业政策的核心位置，回归了农业生产的市场化方向，成为影响美国农业发展史的重要农业法案。如图1所示，2014—2018年美国涉农项目财政支出较2009—2013年在水资源和稳定农民收入两个方面预测支出下降。同时，该法案取消了ACRE、直接补贴、反周期补贴政策，增加了与农业生产非直接挂钩的农业保险计划，如收入保险计划、价格损失保险计划、农业风险补助计划等，突出农业保险的主导地位，并将农业环境资源保护与农业保险计划挂钩。政府通过扩大保费补贴支持，鼓励农场主参与市场化的农业保险计划，美国农业支持政策由政府干预开始转向市场支持。2018年即现行的美国农业法案继续对农业收入支持项目进行强化和完善，增加了对生产者的补贴力度，保留市场主导的三大基础性政策：营销援助贷款计划、价格损失保障计划和农业风险保障计划，以此应对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这也与图1的支出预测相一致，2019—2023年美国涉农项目财政支出较2014—2018年在水资源、土地保护管理、再生资源、农业研究调查多个方面进行增加。“新华盛顿共识”的提出，让美国更加注重保护国内产业，这意味着对农业部门的支持保护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从表1中可以看到，美国涉农项目财政支出预计在2023—2027年有较快的增速，后逐步维持稳定。
总结美国农业政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自由市场政策的引入对美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强调市场的自由竞争和供求关系的调节，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其优点在于鼓励创新和效率，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农产品的质量。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允许农民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使农业生产更加市场化，提高了农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然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也可能导致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农民无法与大规模农业企业竞争，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同时，供需关系变化带来的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让农民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2 美国农业法案可能的改革方向
2018年美国农业法案授权了12项计划，这些计划分为强制性支出计划和可酌情资金计划。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计划都能得到相同的资金或任何资金的保证。2018年农业法案中的强制性支出计划估计在五年内耗资4 280亿美元，这12项计划中的4项计划占到这类支出的99%，分别是商品、农作物保险、保护和营养。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的报告，新一轮农业法案的预算在未来五年将达到6 480亿美元。
针对新一轮美国农业法案的修改，不同的利益集团已提出各自的优先事项，其中较为明确的共识即支持现有农业法案的资金水平，进一步增强农业领域的稳定性和产业竞争力。美国农场局联合会（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AFBF）表示，支持恢复2018年农业法案中被指定为未分配和未支付的20%籽棉基础亩数的农业风险保险计划（ARC）或价格损失保险计划（PLC）的支付基数。针对乳制品行业，相关的联邦保险计划要考虑到生产者负差价，以确保奶农实际获得他们投保的利润，同时保留目前的乳制品利润覆盖计划（DMC），该计划在全乳价格和平均饲料价格之间的差额低于一定金额时保护乳制品生产商。全美棉花委员会（National Cotton Council，NCC）建议提高籽棉参考价格和营销贷款计划的最高利率，尤其提高匹马棉贷款利率，并使各种营销贷款计划还款方式现代化，继续支持市场准入计划和外国市场开发计划。这些建议旨在应对棉花行业在整个供应链上的挑战，同时强化棉花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国际贸易能力。美国大豆协会（American Soybean Association，ASA）则表示需要进一步提高豆农面对市场波动和风险时的保护措施，继续保护计划的自愿性、激励性和灵活性，加强美国大豆等农产品在全球市场的推广力度。
各部门组织在农业保险方面的建议主要是保留以往的作物保险项目，同时扩大投保范围、增强可持续性和风险管理。AFBF指出要优先考虑风险管理工具，支持健全的农作物保险计划，继续实施PLC等反周期计划和ARC等收益计划，同时使用风险管理局（Risk Management Agency，RMA）数据作为主要来源，以确定更准确的县级收益率。扩大投保商品范围，将特种作物包括在内，并确保为特种作物行业提供充足的资金，重点是研究、营销和害虫管理计划。该组织还支持为包括合同种植者在内的畜牧业生产者开发和维护适当的风险管理工具。美国农业妇女组织（American AgrWomen，AAW）建议增加“基于事件”的附加险试点计划，如芽后施氮，以帮助农民减轻预付投入的价格风险，并继续将初创农场主和牧场主的农作物保险费率折扣保持在当前水平。美国食品与农业政策转型组织（AGree：Transforming Food & Ag Policy)表示需要加强联邦作物保险计划，扩大对农民向保护农业过渡的支持，消除保护计划的实践障碍。
农业法案关于保护计划的讨论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为土地、气候环境和水资源的保护提供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援助，同时鼓励优质农田恢复生产，加快精准农业技术的推广。美国农田信托基金会（American Farmland Trust，AFT）不仅寻求在未来5至10年内更多地进行土地保护，同时希望农业法案也能为土地所有者采用保护做法提供技术援助和成本分担。AFT建议国会确保为改善土壤健康、促进气候和水资源恢复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保护项目提供充足持续的资金。AFT的数据显示，环境质量激励计划（EQIP）等项目帮助农民、牧场主和森林所有者在工作用地上建立保护措施，但在2010—2020年，这些项目只能资助30%的申请，只有1%的有色人种生产者获得了这笔资金。AFBF表示坚定地支持保护储备计划（CRP）、环境质量激励计划（EQIP）、保护管理计划（CSP）和农业保护地役权计划（ACEP），这些计划激励了私人土地所有者的管理和维护。与AFT的建议类似，AFBF鼓励优质农田恢复生产，支持根据CRP将水质和土壤健康置于野生动物保护之上。AAW建议利用保护资金，加快农场和牧场采用精准农业技术。随着精准农业技术的推广及其在田地内定制种植模式和土地管理决策能力的提升，支持利用保护资金，结合不断扩大的农场研究试验，加快各种农场规模的技术应用。自然资源保护局（NRCS）应该为设计和安装保护措施提供技术援助和资金。
营养计划不仅能够帮助到个人，而且可以提高生产商的市场份额。AFBF提议实施一项拨款计划，旨在支持实现食品银行通过网络平台直接从农民手中购买特种作物，通过为农民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支持在线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有效促进美国本土农产品的销售。AAW支持在农贸市场使用食品补贴计划，提高农民接受计划付款的能力。支持学校午餐计划，包括奶制品、肉类、水果、谷物和蔬菜，同时建议符合条件的学校开展新鲜水果和蔬菜小吃计划，优先选择美国种植农产品。由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组成的跨党派智库，两党政策中心的食品与营养安全工作组对加强SNAP和其他在农业法案中授权的联邦营养援助计划提出了五项关键政策建议，包括扩大对不同群体的项目准入，比如大学生；提供在线购买食品的机会；实施旨在激励购买健康食品的试点项目；提高SNAP福利水平；支持对购买水果、蔬菜、豆类、坚果和全谷物等健康食品的额外福利。
农村发展虽然不属于四大计划，但对农村社区产生重大影响。对于许多农民和农场主来说，宽带仍然是巨大障碍，当前的互联网世界需要可靠的接入点。AFBF和ASA都强调了全面覆盖宽带在提升农村地区生活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要求为最需要连接的农村社区优先提供资源。基于当地生产市场在过去几年中出现的巨大增长，AFBF同时希望为直接面向市场的生产商创造加工和营销机会，包括扩大基础设施、劳动力发展和本地加工能力。这与AAW的意见一致，通过农产品增值实现收入增长。农村事务中心（Center For Rural Affairs,CFRA）支持将农村微型企业援助计划的贷款金额从50 000美元提高到75 000美元，反对要求微型企业发展组织使用多种资金来源向服务不足的企业主提供贷款。该组织还希望为肉类和家禽中介贷款计划提供长期资金，并允许贷款人将最高5%的赠款用于与贷款相关的费用。AAW同样支持扩大新农民和初创业农民的贷款和赠款基金范围，以资助那些试图将种植模式多样化的农民，包括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的农民。
3 新华盛顿共识”下美国农业法案的内容探讨
“新华盛顿共识”的提出与四个关键因素紧密相关：一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和工业挑战，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导致美国工业基础空洞化，重要产业和供应链转移到海外，加剧了国家的经济脆弱性；二是技术革新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数字化和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对国家的经济策略提出了新的挑战；三是地缘政治和安全的考虑，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加剧，要求美国调整其国际经济政策，更多地考虑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四是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推动美国考虑将环境保护和绿色能源融入其经济策略。
“新华盛顿共识”是对“旧华盛顿共识”的重新审视和思考，包括对自由市场的过度依赖，以及对国内不平等问题的忽视。“新华盛顿共识”更加强调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重要性，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经济重建和社会改革，反映了美国“重振国际经济领导地位”的角色和定位。因此，“新华盛顿共识”将推动美国农业法案在本土化、产业政策、环境保护、社会经济平等、国际贸易合作等方面一系列的政策调整。这有助于美国农业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也将影响全球农业市场和农业合作格局。
一是现代工业战略下对农业更多的支持与保护。“新华盛顿共识”通过恢复产业政策和建立现代美国工业战略，强调了政府在农业领域的积极作用和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更多的政府干预，能够为农业带来所需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全方位支持，以强化国内产业链。美国相关农业组织鼓励优质农田恢复生产，加快精准农业技术的推广，保证重要农产品生产者利润，支持生产者个人和合作社通过加工和营销提高农产品增加值，增强NRCS与高等农业院校的联合研究能力等。因此，新一轮的农业法案可能会继续增加对可持续农业和本地食品系统的投入，这不仅体现在对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完善，更体现在对农产品加工和市场开拓等方面的重视和激励。例如，通过SNAP计划的丰富和完善，进一步提高本国农产品生产商的市场份额。确保美国农业的生产自给能力、保障国内食品供应稳定和安全、强化对国内农业产业链的保护和补贴是“新华盛顿共识”的核心理念之一。
二是农业保险将更加强调可持续性和风险管理。美国在2014年农业法案中将农业保险补贴作为其国内农业支持政策的主体部分，其中，农作物收入保险保费收入占比80%以上。美国政府会继续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农业保险逐步成为农业风险管理的核心，而不仅仅是其组成部分。美国的农业组织希望扩大投保商品范围，将特种作物包括在内，重点关注害虫等管理计划，增加“基于事件”的附加险试点计划等。同时，对于农民向保护型农业的过渡要消除障碍、扩大保险支持。“新华盛顿共识”同样强调效率问题，这意味着新农业法案可能通过调整补贴政策，鼓励农业保险公司提供更多的附加服务，包括风险管理咨询、精准农业技术等，以提高农业保险的效率。此外，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也会进一步扩大，覆盖更多的作物种类和风险类型。“新华盛顿共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为美国农业保险的调整方向提供了参考。例如，通过调整农业保险的产品设计和定价机制，鼓励农业生产者采取环保的农业生产方式，降低农业对环境的影响。总之，农业保险在未来美国农业法案中的地位将会不断提高，其调整方向将更加符合“新华盛顿共识”下的国家策略需求。
三是国际农业合作逐步转向新兴市场。全球化进程正在不断地改变着各国间的农业贸易关系，新兴市场成为各国农产品的新的出口目标。AFBF表示支持增加外国市场开发计划（FMD）和市场援助计划（MAP）的资金，AAW希望通过为食品加工商和农民提供小额贷款，帮助他们遵守法规和进入新市场，尤其补充非洲国家和其他欠发达国家发展农业食品系统。“新华盛顿共识”的提出，无疑推动了这一进程，美国会寻求与更多发展中国家建立农业合作关系，通过技术转让、知识分享和能力建设等方式，为农业部门打开更大的国际市场。同时，为帮助农业生产者和相关农业企业顺利转向新的市场，可能提供包括市场开拓资金、出口贷款保险、出口信贷、出口促进活动等多种形式的支持，以降低转向新市场的成本和风险。美国国际农业合作转向新兴市场这一战略调整，会对全球农业合作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也将推动美国农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和竞争。
四是新能源与可持续成为重要发展方向。“新华盛顿共识”强调应对气候危机和发展新能源，在农业领域体现为环保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推动。美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总排放量的10%，有参议员呼吁将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RA）中的农业资金纳入农业法案，以此来帮助农户完成固碳和温室气体减排。ASA则提议加强对生物基产品和生物燃料的支持，推动农业和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在新一轮的农业法案中，一方面，可能会体现为更严格的环境标准的设立，这些标准将涵盖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包括土地利用、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水资源管理及农业废物处理等；另一方面，可能加大对可持续农业实践的支持和推广，这包括推广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和精准农业等模式，鼓励农业生产者采用更加环保、高效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方法等。因此，“新华盛顿共识”为美国农业的发展指出了一条以新能源和可持续为引领、推动环保农业技术应用、强化农业持续创新能力的道路。
五是强调公平与社会经济平等。“新华盛顿共识”对公平的强调，会引导美国农业法案更加关注小农户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资金、资源和技术支持，从而缩小农业内部的经济差距。农业组织再次强调了全面覆盖宽带对于提升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扩大对新农民、初创业农民和农村微型企业的援助贷款支持。社会经济平等的实现，需要新一轮农业法案的制定充分考虑到就业问题。因此，为生产商创造加工和营销机会，为新进入生产者提供资金支持，以及提供多样化的职业培训和教育资源，都可以有效提高农民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从而实现城乡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经济平衡。
4 中国应对之策
一是建立与国际规则相适应的补贴制度。从美国历年出台的农业法案来看，虽然其一度因农业高补贴而广受国际社会批评，但相关补贴并没有实质性的减少，导致与多国产生贸易摩擦。未来美国农业法案会进一步加强农业的支持力度，更加隐蔽地实施补贴政策。第一，中国要加强对WTO政策框架和农业支持规则的研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谈判，建立健全与国际补贴规则相适应的农业补贴制度，纠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农业支持规则上的不公平性。第二，支持农业生产和保障农民种粮收益不减少，必须充分利用“黄箱”政策空间。中国特定产品“黄箱”政策补贴已面临8.5%的上限，但非特定产品的“黄箱”政策空间充裕，可以将特定产品的生产补贴改为不与具体品种挂钩的直接补贴。第三，推动“黄箱”补贴政策向“蓝箱”“绿箱”政策转变。构建农民收入直接补贴机制，建立与当年农业生产脱钩的农业收入直接补贴制度，实现向“蓝箱”政策的过渡；加大粮食生产要素投入补贴，降低生产的边际成本，扩大“绿箱”政策实施规模和范围。
二是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美国农业保险补贴项目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农业协定》对基于“绿箱”政策的农业保险补贴免于削减，而对“黄箱”保险的约束并不明确。美国借助并不满足“绿箱”条件的产量保险、价格保险、作物收入保险及作物利润保险等，间接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因此，农业保险作为具有较强市场化特性的政策工具，已成为农产品支持政策发展的核心路径。中国应借鉴美国农业保险产品设计经验，对特定农产品的收入保险补贴按照“基于特定产品支持”的方式来通报，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费和超额赔付部分补贴可以作为“非特定产品支持”或“绿箱”进行通报，再保险则无需通报，这样可以最大程度避免WTO规则对农业保险补贴的限制。中国农业保险政策体系处于由基础建设向全面完善转变的阶段，仍需要不断推动农业保险的“扩大覆盖、增加产品、提高标准”。横向来看，需要尽快涵盖农、林、牧、渔等主要产业，充分考虑新型经营主体对不同粮食品种保险的多样化需求，实现粮食作物保险的全覆盖；纵向来看，需要有针对性地设计多层次保险产品，探讨建立农业补贴、涉农信贷、农产品期货与农业保险的联动机制，更为有效地防范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
三是强化农业科技研发。美国对农业环保方面的重视，可能表现为更严格的环境设立标准，这意味着原本出口合格的农产品可能失去进入美国市场的资格，这被视为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导致中国农产品出口成本的提高，国际竞争力下降。此外，美国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视，会加速美国数字农业的融合发展。智能农机与精准种植技术相结合，形成以数字化、精准化、智能化为特征，以农机为核心的精准数字农业体系。面对美国的环保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发展道路，中国也应积极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推广和应用生态友好的农业技术和生产方法，改善中国的农产品品质和环境质量；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在农业环保和可持续农业方面的合作，引进先进的理念、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同时，考虑到中国农业发展存在耕地资源分散、农场经营规模较小、农业机械化发展不足等短板，中国现阶段应采取以农技为核心的“互联网+农业”的数字农业发展路径，发展以数字化、服务化、轻简化为特点的数字农业，利用中国在互联网技术上的优势和商业模式的成熟，着眼于整个农业生产链条的低效环节，优先解决当前农民群体在农业生产各环节的痛点，而不仅仅局限于种植侧的技术革新。
四是拓展国际农业合作。2022年美国对中国出口农产品392亿美元，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19%，中国仍是美国重要的农产品贸易伙伴。但中美两国经济体系的差异和经济利益的冲突导致贸易关系的不稳定，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关税争端等冲突，两国间的农产品供应链具有脆弱性。美国正逐步面向新兴市场开展国际农业合作，强化农产品出口供应链韧性，因此，中国更应该积极开展国际农业合作，拓展农产品进出口市场。一方面，开展国际农业合作可以推动农产品贸易合作，通过建立多边和双边贸易协议，促进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增强农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在合作中与国际伙伴共享农业科技知识和技术，推动农业科技的创新和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农业发展的议题和行动，如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在国际农业市场上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例如，中国可以通过与沿线国家开展农业合作，共享农业发展的成果。这不仅可以提高中国在全球农业治理中的影响力，同时有利于中国农业更好地面对全球化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