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时 李谷成||乡村教育建设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世界农业》4期“乡村振兴·乡村建设专刊”

文摘   教育   2024-05-09 08:12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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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建设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作者:周晓时1  李谷成2
作者单位:1.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文章刊发:周晓时,李谷成.乡村教育建设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 世界农业, 2024(4):103-112.


1  引言

教育是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柱,乡村教育的发展影响着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的基点在于乡村教育,教育事业发展的短板在乡村,要进一步缩小教育的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当前,乡村教育仍存在许多发展薄弱环节和体制机制弊端,应当看到制约乡村教育建设和发展的现实所系和根本所在,坚持振兴乡村教育和教育振兴乡村的“双轮驱动”,办好乡村高质量教育,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协同发展,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乡村教育的发展决定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学者们从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等研究领域对乡村教育的建设和发展展开丰富讨论。从社会学领域来看,现有研究多聚焦乡村教育对于孩童社会道德、情感价值形成与社会性发展的重要影响,探究城镇化进程和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中乡村教育建设发展的逻辑、困境和机遇;从教育学领域来看,多数学者将研究视角集中在乡村教师队伍这一群体上,探讨如何建设和优化乡村教师队伍和教学能力,如何提高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如何将乡村教育与乡土文化的传承融会贯通起来,还有部分学者以乡村学生的需求和求学困境为基点,探讨如何通过学校教育引导农村儿童走出农村家庭阶级再生产的循环,或是以家长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中的重要角色分工为关注点,从打破父母的传统思维束缚来促进乡村儿童接受更高更好的教育;而在经济管理学领域,则将视角聚焦在乡村教育在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或是以农村义务教育、农村职业教育、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等国家宏观教育政策的实施为依据来探讨这些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及该如何改进和优化。
2010年,国家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开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需要遵循系统性、开放性、统整性原则来进行乡村教育的现代化体系构建、科学持续的引导及科技信息的应用。尽管学者们立足各自的研究领域探讨乡村教育建设的话题,最终还是围绕在学校、教师、学生、家长、政府等主体,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物、财、政等资源配置上,但对于当前乡村教育建设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挑战仍缺乏一个系统性概括,也未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为了更好地促进乡村教育的建设与发展,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加速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本文基于当前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距,系统性地分析乡村教育建设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本文从资源利用、制度管理、社会文化引导三个关键维度出发,针对性提出完善未来乡村教育建设的优化路径。


2  乡村教育建设的现状

乡村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是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重点,义务教育则是乡村教育中“重中之重”的优先保障。随着各项教育改革举措的稳中推进,中国义务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2022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16万所,比上年增加1.44万所;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1.59亿人,比上年增加54.28万人;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1 065.46万人,比上年增加8.27万人;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高于99.97%,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81.02%;2022年,全国义务教育巩固率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达到95.5%(图1),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4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与巩固水平持续保持高位,学龄儿童控辍保学成效显著。乡村教育建设也在不断取得新成效,有了新突破。

2.1 乡村综合教育程度不断优化

在21世纪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乡村义务教育虽然面临着规模缩减的挑战,但其教育质量却实现了显著提升,展现出了积极的发展成效。具体来看,乡村学校数量的减少是全国学校总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根据2021年教育统计数据,全国乡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总数为20.72万所,较上年减少了3 634所。这一变化主要是由于乡村学校数量的减少(减少了5 258所),而同一时期城镇学校数量有所增加(增加了1 624所)。

此外,乡村学校的招生人数也出现了下降趋势。2021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人数为3 488.02万人,同比增长1.39%,但乡村学校的招生人数为548.35万人,同比下降8.98%。在校生规模方面,乡村学校的在校生人数也呈现下降趋势,2021年乡村学校在校生人数为2 857.34万人,同比下降7.48%。尽管如此,乡村义务教育的完成率基本保持稳定并持续优化。2021年,乡村初中阶段的教育完成率为92.51%,小学阶段的教育完成率为71.98%。

2.2 乡村教育财政投入力度持续加大

乡村教育的财政投入在近年来不仅保持了数量上的增长,而且在投入结构上也实现了持续优化。第一,乡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总投入显著增加。从2011年的4.88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12.78万亿元(图2),增长了2.62倍,年均增长率达到5.04%。这一显著增长反映了国家对乡村教育重视程度的提升和投入力度的加大。第二,乡村义务教育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占据了较大比重。在过去十年中,用于乡村义务教育的经费占到了义务教育阶段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一半以上。到2021年,这一比例达到了57.46%,在各级教育中占比最大。这一投入结构的优化有力地推动了城乡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发展阶段的转变。第三,政府投入作为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其体制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在全国乡村义务教育经费总投入中,高达95.44%来自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其中,地方政府在乡村教育支出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中有超过80%来自地方政府。

2.3 乡村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状况稳中向好

乡村义务教育普及覆盖率继续保持高水平,控辍保学机制不断健全。第一,乡村义务教育的普及率保持在较高水平。2021年,全国小学学龄儿童的净入学率达到99.90%,这一数据显示了乡村义务教育普及的高效率。同时,乡村中小学的平均班额也保持相对稳定,进一步体现了教育普及的均衡性。第二,政府在义务教育阶段对学生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方面,不断加大对乡村地区的倾斜。2021年,乡村地区的补助支出占比超过了62.16%,有效地支持了乡村地区的教育发展。第三,各级政府积极解决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依法保障他们接受平等的义务教育。2021年,乡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留守儿童人数为1 199.2万人,占总人数的41.97%,较上年减少了90.47万人,乡村留守儿童数量持续减少。同时,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人数为1 372.41万人,其中超过90%就读于公办学校或享受政府购买学位。

2.4 乡村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进步明显

乡村学校师资力量明显增强。第一,尽管义务教育阶段的专任教师总数有所下降,但师资配置水平实现了小幅提升。2021年,全国乡村义务教育阶段的专任教师人数为223.27万人(图3),较上年减少11.08万人,下降了4.73%。在生师比和班师比方面,普通小学的生师比为13.24∶1,班师比为1∶1.97,初中阶段的生师比为11.40∶1,班师比为1∶3.75,与上年相比基本保持稳定,甚至有所提升。第二,乡村教师学历水平持续提高,且城乡之间差距正在缩小。2021年,乡村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中,拥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达到了97.47%,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64.55%。这一数据表明,乡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在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教师学历提升的幅度快于城市。第三,乡村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其中,29岁以下的年轻教师占乡村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总数的23.76%,55岁以上教师占比下降至8.79%。年轻教师占比增加有助于带来新的教学理念和教育视野。第四,乡村学校在多元学科授课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2021年,乡村中小学在思政、音乐、体育、美育等素质教育课程方面的专任教师人数达到了50.45万人,占乡村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总数的22.60%,乡村学校在提供全面素质教育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2.5 乡村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乡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均有很大提升。第一,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均规模基本保持稳定。2021年,乡村普通小学的校均规模为275人,虽然比上年略有减少(减少了9人),但乡村初中的校均规模则有所增加,达到了451人,比上年增加了4人。第二,教学仪器设备的配置水平得到了进一步地提升。2021年,乡村小学阶段的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为2 054元,比上年增长了180元,增长率为9.6%;初中阶段的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为3 152元,比上年增加了148元,增长率为4.93%。乡村学校在教学设备方面的投入与城市中小学持平,且95.73%的乡村中小学已经实现了体育运动场、音体美器械、实验仪器等设施设备的配备达标。第三,乡村学校的图书资源在不断丰富。2021年,乡村小学阶段的生均图书数为30.10册,较上年增长了5.87%;乡村初中阶段的生均图书数为45.35册,较上年增长了1.09%。第四,乡村教育的信息化基础条件改善明显。越来越多的乡村中小学开始引入数字化设施和智能技术到课堂中,并采用线上线下同步互动的教学方式。2021年,每百名乡村学生拥有的计算机、平板电脑等数字终端的数量在小学阶段由上年的17.68台增加到19.72台,在初中阶段由上年的22.86台增加到24.67台。此外,网络多媒体教室的覆盖率也大幅提升,小学阶段由上年的54.37%上升到60.25%,初中阶段由上年的63.36%上升到68.26%(图4)。



乡村教育建设的现实困境

乡村教育在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基础性支撑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对于提升农村人口素质、培育乡村内生动力具有根本性影响。然而,在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性显著,各种教育政策与资源普遍向城市倾斜,导致乡村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为了有效破解乡村教育建设的难题并寻找优化路径,首先必须准确识别并深入理解中国乡村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

3.1 乡村教育资源不足

教育资源是组织教育活动的基础,确保教育资源的充足供给对于保障教学活动高效进行至关重要。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中需要以充足、稳定、效率为状态取向来实现教育资源投入中博爱、平等、公平的目的取向,坚持资源享用的平等,如切实拥有的教育机会、同样的教育条件、无差异的教育设备等。但是中国普遍存在教育投入差距大和地区教育资源投入不足及居民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和群分等现象,在乡村地区甚至更为严重,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及整个农村内部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

第一,乡村教育人力资源不足。师资是教育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而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建设又是发展乡村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基本。《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20年)》显示,乡村小学教职工人数仅占全国小学教职工人数的29%,城镇小学教职工人数更是超过乡村小学教职工人数近250万人。乡村教育人才队伍建设现状及困境突出表现为大量优秀教师流失、教师老龄化严重、教师学科覆盖不足,难以满足学生的全面发展需要。其中,新生代乡村教师曾被寄予厚望来改变乡村教育落后的现状,他们不可否认地给乡村教育带来了一定的发展,但遗憾的是,大多数新生代乡村教师却希望通过不断积累社会资本来逃离乡村,甚至成为乡村教师队伍中流失最严重的人群,究其原因还是无法适应乡村教育的待遇及生活,表现出城市化倾向。从深层来分析乡村教育人力资源不足的原因,一是乡村教师工资收入低;二是乡村教师庞大的工作量,调查显示乡村教师每天平均工作耗时在12小时以上;三是农村发展及进修机遇相对较少;四是物资供应缺乏;五是历史及社会问题,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城乡二元价值对立,乡村教师在社会中的认可度显得不尽如人意。
第二,乡村教育物力资源不足。长期来看,乡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城镇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截至2020年,乡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室总计1 960 814间,而城镇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室数量已达4 220 228间,乡村义务教育阶段计算机等信息化设备数量甚至不足城镇的1/3。同时,乡村教育基础设施的完备对乡村教育现代化进程以及其与城市教育接轨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对广西的乡镇教育调研中发现,乡镇级学校存在着乡村义务教育硬件设施短缺的情况,桌椅等基本学习设施破损情况严重,美术、体育等学科设备欠缺,卫生条件及食品食材都存在诸多问题。随着人工智能及信息化的浪潮席卷到教育领域,乡村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最突出的便是新基础设施应用不足、现代化教学设备普及度低、数字化系统老旧等一系列资源缺乏形成障碍。此外,乡村地区的数字素养积累较低,这些信息障碍加大了乡村教育信息化、现代化设施供给的难度。
第三,乡村教育财力资源不足。教育发展的动力来源于教育投入,国家财政在对教育的资金支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决定着教育的成效与质量。但是就乡村教育来说,投入还是不够充分,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财力资源配置不均衡。2020年,全国义务教育经费总投入为24 295亿元,乡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持续增长但增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距。例如,城镇教学仪器设备资产总值是乡村教学仪器设备资产总值的4倍之多,其中乡村小学教学仪器设备资产总值是乡村中学教学仪器设备总值的2.4倍。这说明,在乡村教育投入方面不仅面临着资金匮乏的困境还存在着教育分级的现象。同时,2021年的教育经费支出数据显示,乡村教育经费支出占全国教育经费支出的34.2%,还是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不能完全归咎于资金不足,主要还是缺乏地方政府的激励。一是地方财政预算的决策过程不透明,难以有效地反馈民意;二是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过于复杂,管理难度较大;三是分税制改革使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失衡,导致地方财政普遍紧张。

3.2 乡村教育的管理与制度问题

长久以来缺乏制度的青睐导致乡村教育“贫困”的积累,制度的长期缺位是乡村教育落后的原因之一。回顾中国教育的体制变革,从公办民办共建的“两条腿走路”到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分级办学”,再到免除乡村教育投入责任的“以县为主”及省级统筹的发展方向,都强调地方政府的作用。虽然“以县为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地区教育经费紧张的情况,但是在该体制中,地方政府在对待教育财政投入时普遍存在“卸责”冲动,考虑到回报率等因素,地方政府积极性并不高,导致其财政投入偏好不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主动性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并且在中国特有的行政集权和财政分权体制下,县级政府以自身政绩考核和升迁为目的导向,选择将财政供养人口放在第一顺位,优先向他们发放有限的财政资源以确保社会稳定,其次是将财政重心放在对经济增长有着重大贡献基建支出上,进而使教育支出受到缩减。乡村教育便是在这样挤压再挤压的制度性影响下长久以来被忽视,造成乡村教育建设与发展的滞后。

另外,造成乡村教育落后并与城市形成巨大差距的元凶还有与城乡二元结构相适应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它们是差距形成的制度根源。其中,不乏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及其严格的户籍管制,将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层次划清界限,乡村教育从而难以追赶城市教育;不少乡村地区低于城市标准的社会保障制度,令农村居民自生产集体消失后经历了长期的社会福利不充分、社会保障不到位,其造成的深远影响到现今还无法完全消除,部分乡村地区仍存在着失学率和辍学率居高不下的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乡村教育一直处于政府主导的刚性管理之下而未提供富有弹性和开创性的管理空间,导致乡村教育难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动能去适配不断变化的教育问题。同时,在这种环境下,乡村教育与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也不突出,教育事业不能一味地依赖政府,还应该强化多主体参与共建乡村教育工作。

3.3 社会与文化因素影响乡村教育建设

乡村教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各要素紧密相连,这些要素之间表现出强烈的相关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乡村教育的发展。

第一,家庭因素是乡村教育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乡村普遍面临着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匮乏难题,乡村教育支持主要来源于家庭,但由于乡村家庭自身经济和资源条件限制,乡村受教育人群所获得各方面支持的质量远不及城市。乡村教育中的社会支持具有局限性,无法满足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愿望。第二,社会主体在乡村教育中出现失衡,主要体现在社会情感的传递中,乡村受教育人群经常被忽视,被倾注不平衡的照顾,造成了教辅缺失、精神封闭等问题,给教育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留守儿童是该问题的典型。国务院儿童委员会和全国妇联在人口普查数据基础上测算发现,中国留守儿童数量从2000年开始猛增,到2013年大约增加了4 120.55万人,此后留守儿童人数开始回落,到2018年仍保有约697万余人的规模。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外出务工人员增多,留守儿童数量也随之涨高,而他们面临的却是家庭结构的拆分及亲情的缺位。针对重庆留守儿童的调研发现,父母与孩子通信沟通内容中情感慰藉及状况询问仅占15%;同时,数据还显示留守儿童推迟入读初中的比例达到21.3%,推迟入读高中的更高达56.5%,由此说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进度滞后、超龄就学现象突出。第三,乡村家庭中教育观念问题不容忽视。大多数乡村家长自身受教育程度低于城镇,教育视野局限,加上经济条件落后,重养不重教,未能深刻意识教育的重要性。更有甚者,部分乡村家庭还在遭受着陋习及思想糟粕的荼毒,如重男轻女的一系列错误观念仍在影响着乡村教育工作的开展。第四,性别与乡村教育的相关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研究发现性别与乡村教育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在对甘肃省的抽样调查中发现男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年,而女性仅为4.9年。由此可见,乡村男性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处于初中水平,而女性则处于小学水平,侧面反映出乡村教育仍存在“重男轻女”现象,女性并未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由于母亲受教育水平对子女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教育性别差异的影响有可能存在代际传递。还有学者发现交通基础设施提高了乡村教育代际流动,但增加了留守儿童的风险。
乡村教育还面临着农村教育低收益与教育高需求之间的矛盾。例如,户籍制度可能是影响乡村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教育能够带来收益,让农村孩子突破户籍限制,进入城市就业。而中考普职分流制度则对农民的影响更加突出,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城乡教育差距并破坏教育公平。


4  乡村教育建设的优化路径

乡村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核心场所,其发展必须重视两个关键步骤: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和教学资源的完善,即“从无到有”;二是提升办学质量和教育水平,即“从有到优”。教育质量的提升关键在于教师队伍。乡村教师的数量不足和教学能力参差不齐是导致乡村教育在数量、质量与结构上落后于城市教育的主要原因。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吸引教师到农村工作,并激发他们在农村的持续成长和发展。农村学生是乡村教育的核心对象和受益者。我们应尽可能消除乡村儿童的入学障碍,确保每个孩子都能接受教育;打破城乡教育信息壁垒,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追求不仅仅是“上好学”,而是“全面发展”。家庭教育是乡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长是家庭教育的关键实施者。需要转变家长的教育观念,激发他们在孩子教育中的主观能动性。政府作为乡村教育资源的提供者、政策的制定者和体系运作的推动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政府应成为解决四类主体所面临难题的关键引导力量。

在当前城乡教育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乡村教育要想跳出困境,需要从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和政府五大主体出发。通过整合和完善城市与乡村教育教学的各方资源,不断优化和改革乡村教育的管理与制度,从社会和文化层面鼓励各方主体共同参与,构建一个系统、科学的乡村教育建设体系,来应对乡村教育发展的困境。

4.1 教育资源整合与优化

第一,充分利用学校办学资源,加强城乡资源互动。一是要实现乡村学校“从无到有”的第一步,在基础设施方面,当地政府和学校应当合理充分利用教育经费,除了要做好教学楼、宿舍、食堂等建筑的基本修缮工作外,还应当加强校内现代化办学硬件设施的建设,如实验室、多媒体教室、电视与网络直播室等,要紧跟信息时代发展需要,充分利用好慕课等网络课程资源,实现教学资源的最大化共享。二是要持续做好“从有到优”的长期建设,通过加强城乡之间的校校合作与交流学习,鼓励城市的重点中小学与乡村学校形成“对口帮扶伙伴”,让城市优质的人、财、物等教育资源下沉到乡村,缩短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和教育信息传递的时滞性,进而改善和提升农村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水平,缩短城乡间的教育差距。同时,乡村学校要善于挖掘当地独有的教学优势和潜在价值,开发利用好乡土特色资源,开设乡土文化实践课程,实现城乡教育资源的双向融合。

第二,继续壮大乡村教师队伍,提高教师教学能力。乡村教师资源的供需长期以来都处于失衡状态,要吸引新教师“来”到农村,一方面,可以通过安排定期交流轮岗等教学工作方式,实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优秀师源的共享;另一方面,要从提高乡村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入手,加大乡村教师工资津贴补贴投入力度,解决乡村教师子女教育需求,满足和改善与教师日常生活、子女教育和职业发展需要等息息相关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形成乡村教师共同体帮助新教师尽快适应农村特有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方式,来充分调动教师下乡的主动性,让城市教师愿意留在农村长期从事教学工作。此外,要重视教学质量的改进与提升,通过加强定期考核、培训学习和外出交流等方式不断巩固提高农村教师的教学能力,城市优秀教师应当多开展公开化的示范课堂、精品课程,为农村教师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机会。部分农村教师还担任着全科教师的复合型角色,对于这类教师人才则更应当加强定期的教学培训,同时还要尤其关注这类教师的教学压力和倦怠情况,减少农村优秀师源流走的遗憾。
第三,发挥学生的互助能动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生在乡村教育建设中不仅是作为受益者,可以通过城市学生与对口帮扶学校的农村学生建立互帮互助学习小组等方式,让学生担任起建设主体的角色。学生之间学习资源的共享和互助不仅可以打破城乡教育的信息差壁垒,还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和团队凝聚力。除了要促进乡村学生智育的发展,也要强调学生的素质教育和全面发展,要提升农村职业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培养部分学生成为实践型、应用型、技术型的人才。

4.2 改革教育管理与制度

在政策改革方面,要做好教育经费的管理,由于“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责任体制使得县级政府充当着基础教育财政支出的主体,为了经济发展或是基于政绩考核的需要,有限的教育财政往往会被进一步压缩让步给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其他建设支出,因此迫切需要重构明晰各级政府的教育财政支出责任,让教育经费落到乡村教育建设的实处。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成果向普惠性、长期性转变,对一味追求学生资源向城市学校流入的风气加以引导,放松乡村地区的户籍限制,吸纳更多高学历人才来到乡村,要合理规划、调整城乡学校布局,让农村学生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能实现无忧入学。要完善农村道路、水电气、光纤宽带等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推进农村医疗改革等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的落地,为乡村教育的发展提供保障。应当减少农村地区学生的过早分流,从制度层面上确保适龄学生接受完整的教育体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在学校方面,要改变传统的学校教育理念,制定学生综合素质考评细则,从只关注学生的课业成绩和升学率等智育发展指标,转向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培养与考察。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和现代化人才的需要,逐步改革、不断更新办学模式向多元化发展,通过与城市学校联合开展“校校联盟”“学区化管理”等合作办学,构建学校间的集群发展管理模式,同时不断提升体系的运行和制度的管理,实现教育经费、设备设施、师资等资源的壮大,促进学校间优质教育资源的即时共享,既降低了办学成本,也提高了教育质量,有助于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要利用好乡村学校小班化的特征,开展符合乡村教育特点的课堂教学安排,实现教育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在教师方面,要建立系统的农村教师遴选培养方案,改革农村教师编制制度,优化农村教师的职称评定制度,使教师相关福利政策适度向农村倾斜,提高教师资源的供给与农村当地情况的适配程度。对于素养落后、技能落后、缺乏系统的现代科学教育知识体系与理念的农村教师实施整改或清退,对定期开展的培训学习和外出交流成果实行考核化管理。要定期监测衡量教师教学质量和教学能力的各项指标,如学生的学业成绩、课堂保持率、教学强度适应度、升学率等,以供教师对课堂教学安排及时做出调整,及时提升教学授课技能,因材施教。要注重加强对于农村教师的人文关怀,在农村教师物质生活保障、子女教育和职业发展等方面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完善和改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按照乡村学校所在地的经济状况逆向倾斜教师生活专项补助和岗位特殊津贴,降低乡村教师流失的可能性。
在学生和家庭方面,对于经济负担重、难以承受子女教育开销的农村家庭给予教育补贴、提供免息助学贷款,尽可能消除适龄学生的入学障碍,减少学生中途辍学的情况发生。对于外出务工人员的留守子女提供优先入学寄宿制学校的政策,尽可能降低家庭教育的缺失给孩子身心带来的影响。

4.3 社会与文化引导与教育

让家庭教育成为乡村教育建设的助推剂。家庭教育是乡村教育中的重要一环,农村儿童的教育支持主要源于家庭,教育支持程度也往往取决于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父母的教育素养。许多受教育程度有限的农村家长还在被传统教育思维所束缚,抑或是受到代际传递的影响,仍然坚持“读书无用”论。对此,要加大教育财政补贴农村家庭子女的教育支出,减少由家庭经济困难造成的“没书读”后果,还要引导学生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理性地看待并认识到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教育诉求,转变过去在考虑孩子受教育问题上的性别歧视和“自我放弃”,让孩子有机会接受完整、多元的教育。

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当前,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但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农民工子女若在城市学校接受教育常常无法获得与城市学生同样的权利和福利,相反成了家庭需要承担难以负荷的教育开支,进而造成两种极端。一种是父母因看不到潜在的高经济和社会回报而中断孩子的受教育进程,回到阶级再生产的相同命运轮回;另一种是与父母长期分隔两地使孩子成了留守儿童,此时城市作为父母情感的抽象载体对乡村留守儿童更具吸引力,能成功接受完系统的基础教育,学成后能再回到乡村和服务乡村的农村儿童比例将非常小。因此,乡村学校和家庭都应当注重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养成及积极正向的思想引导,这也说明了增进乡村学生对于乡土文化和乡土情感认同的必要性。农村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应注重学生的过程性需求,不能一味地只关注学生的知识技能和分数,当前的教育体系改革不再只强调学生智育的发展,而更需要顺应国家和时代发展需要的多元化发展的人才。因此,还要重点关注孩子的综合素质发展和道德价值观的形成,培养孩子的学习品质,激发孩子的个性创造,重视孩子的内在需要。


结论

当前,中国已经迈上实现农村教育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教育作为乡村振兴实现的关键,承担着为国家发展积累人才资本的重要职责。然而,在乡村教育建设中,面临着教育资源不足、制度管理缺陷及社会文化引导不充分等问题,这些是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缩影。

新时代乡村教育建设路径的探索中,关键在于激发各方主体的潜力和活力,充分利用各类资源,使之在乡村教育建设中发挥最大效用。乡村教育应超越传统的应试教育和升学教育模式,利用乡村独特的自然资源、地理优势和文化底蕴,回归育人的本质,不断创新,培养更多优秀的乡村人才。此外,还需协调不同地区、城乡之间及乡村内部的资源分配,补齐农村教育的短板,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实现中国教育事业的均衡优质发展。

(注:受公众号排版限制,文中图表、参考文献等有删减。)

世界农业编辑部
《世界农业》于1979年创刊,由农业农村部主管,先后获得农业经济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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