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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强国建设：理论内涵、规律趋势和实践路径
文章刊发：贾晋，彭浩瀚，王欧.农业强国建设：理论内涵、规律趋势和实践路径[J]. 世界农业, 2024(8):05-18.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大战略目标，为加快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指明了方向。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部署了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任务。如何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全面夯实现代化强国的农业基础，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学界也掀起农业强国建设的研究热潮，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农业强国的理论内涵、类型特征、指标测度、问题挑战和建设路径。例如，有的学者从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两方面对农业强国的特征进行了详细归纳；有的学者从土地、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农业品牌、科技和改革以及系统视角提出了农业强国的建设方略。
综合来看，农业强国相关研究已形成诸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成果，但仍存在可进一步探讨和发展的空间。第一，农业强国具备丰富的理论内涵，现有研究仅仅关注内涵特征而忽视其外延要义。内涵和外延通常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将二者糅合一起谈论不利于系统全面理解农业强国的理论内涵。在分析理论内涵时，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理论指引，讨论农业强国概念所包含的目标特征、发展要求、关键重点等本质属性内容。而探讨农业强国外延含义时，本文聚焦农业农村发展的长期趋势和时代特征对农业强国建设的要求。第二，农业强国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现有文献筛选比较对象的方法较为模糊，并未清晰界定哪些是农业强国、哪些是农业现代化国家，进而导致研究结论精度不足。本文立足农业强国理论内涵的剖析，提出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强国的必要条件，竞争性、综合性和引领性是农业强国的充分条件，并对农业强国和农业现代化国家进行了精确划分。第三，农业强国是一个长远性战略，更需要总结建设农业强国的长期性规律，把握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趋势，以全局视角谋划农业强国体系建设，但现有文献并未对农业强国建设的一般规律和趋势展开深入分析。因此，本文从产业链、生产效率、政策扶持和科技创新4个维度，归纳了农业强国发展进程中的规律趋势。2.1 农业强国的概念特征
农业强国概念首先强调竞争性。从静态看，判别是否为农业强国必须立足于国家层面的比较。能称之为农业强国的国家，其农业发展必然在某一领域具备全球性的比较优势。从动态看，提高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构建农业比较优势，可能引发国家层面的直接竞争。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农产品（食品、烟草、动植物油脂等）出口额达2 120亿美元，农业大国巴西的农产品出口额也达到了1 320亿美元，中国农产品出口额为826亿美元。2001—2021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年均增速达7.97%，高于全球7.66%的平均增速，国际市场占有率也从3.91%提升至4.14%，中国建成农业强国必然会挤压其他国家农产品市场占有率。
农业强国概念也具有综合性。有学者将农业强国类型分为综合型和特色型，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农业部门内的几个细分产业具备全球领先优势，则可将其称为“特色农业强国”。本文认为，单个产业部门强的国家不能被称为农业强国。例如，俄罗斯、乌克兰谷物生产能力极强，不仅能满足本国消费需要，还是欧洲粮食主要供应国，但两国均不是农业强国。在超大规模生产和消费背景下，中国建设的农业强国是综合型农业强国，需要全面谋划、系统推进、在不同层次构建综合的国际比较优势。农业强国概念还具有引领性。能否引领世界农业发展方向，是一个国家农业强不强最直观的体现。在农业科技创新层面，美国一直处于全球农业科技创新最前沿，其突破性的基因编辑、生物育种、数字农业等技术，对世界农业科技创新路径选择具有重大影响力。在农业全球贸易层面，以美国ADM、法国路易达孚为代表的国际大粮商在全球粮食贸易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掌握全球农业发展重要话语权。中国要建设的农业强国更要突出引领性这一特征。尤其是在全球政治经济、公共安全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陡增背景下，要充分发挥农业“稳定器”作用，通过掌握国际农业发展主动权来夯实自身发展根基、应对环境风险。2.2 农业强国与农业农村现代化逻辑辨析
农业强国虽然在字面含义上仅谈及“农业”，但是从战略要求来看是包含了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各个方面的多维度系统性工程。把握农业强国的含义边界，应当厘清“农业强国”与“农业、农村、农民”之间的关系。第一，农业强国是农业现代化的高级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作出重要战略部署。概括地讲，未来5年“三农”工作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建成农业强国。因此，从农业强国战略的内在要求以及中央政策部署层面看，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建成农业强国的底线要求。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指农业由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农业要素投入、生产技术及组织形式的升级变革，最终都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为导向，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综合体现。第二，农村现代化是农业强国的基础条件。农村是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载体，也是农业生产要素的聚集地。不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为乡村产业打造便捷高效的发展空间，为乡村人才提供宜居宜业的生活空间，是农业强国建设的内在需求。第三，农民现代化是农业强国的隐含约束。虽然近年来中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比正在逐渐减少，从2000年的50.0%快速下降至2023年的22.8%，但是仍有大量人口在农村。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乡村人口达5.1亿人，有1.7亿人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未来几年，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农民不仅是农业产业发展主体，更是乡村建设主体。如何实现农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内含的关键问题。
2.3 农业强国核心内涵与外延要义
2.3.1 底线任务：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
粮食安全一直都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推进农业强国建设过程中不可动摇的核心使命。中国人多地少、农产品供需规模超大的现实决定了我们必须有效统筹利用国际国内市场和资源，降低粮食对外依存度，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消费安全。农业强国视域下，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就是要在保障数量稳定底线的同时，实现食物供给高品质化、多种类化、生态可持续化。粮食安全不仅仅关乎粮食作物生产供给安全稳定，还广泛延伸至包括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品在内的重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和营养安全。因此从外延要义看，建设农业强国就是要树立大食物观，通过不断拓宽食物来源，构建安全高效的农食系统，以此来更好满足居民不同食物消费需求，改善居民膳食结构。2.3.2 逻辑主线：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一个国家农业强不强，最直观、最方便的经济指标就是农业生产效率。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分别为0.68万美元/人和22.53万美元/平方千米，而同样自然资源禀赋稀缺的以色列和日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2.68万美元/人和1.87万美元/人、土地生产率分别为70.48万美元/平方千米和84.99万美元/平方千米。中国农业生产面临较大资源禀赋约束，只有提高要素质量、优化要素配置组合，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为核心逻辑主线，才能满足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从外延要义来看，“抗风险强”能力是农业强国“强”的重要维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是提高抗风险能力的一种方式，此外还需构建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体系。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必须大力发展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农业生产经营将仍然以众多小农户的分散经营为主，优化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构建小农与现代农业发展联结机制，是提高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塑造产业韧性的重要路径选择。2.3.3 赋能增值：加快农业生产经营数字化转型
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在于实现农业科技的现代化。加快农业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转型，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成农业强国的核心驱动力。突破农业生产资源约束，打通农业生产力发展堵点，必须把农业科技创新放在更突出位置。不同于发达国家发展路径，中国处于数字经济同传统经济交互融合关键期，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应当将农业物联网、智慧农业、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提高农业全产业链附加值。从外延要义看，将先进科学技术应用于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依托数字技术赋能“三产融合”。在生产端，依靠生产要素数字化和生产过程智能化，实现农业生产经营集约化。在消费端，依靠数字化信息平台降低农产品在各个产业链环节的流通成本。在产业链之间，依靠数字技术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农业物联网、智慧农机等，促进农业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2.3.4 内生要求：坚持农业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道路
绿色生态是农业发展的根本支撑和现实基础。建设农业强国，必须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长期矛盾关系，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凸显农业绿色生态底色。走绿色生态发展道路，必须践行“两山”理念，一方面，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严格控制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以及环境污染物；另一方面，要加快生态价值转化，探索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体系、核算体系，实现农业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有机结合。从外延要义看，农业生态化转型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人均资源供养了庞大人口的农产品消费，这凸显了中国农业生产资源利用的高效率，也对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得出了更高的要求。总结世界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坚持绿色农业，坚持生态文明，是有效避免和严格防范现代化的生态代价的科学选择。2.3.5 关键保障：促进城市与乡村高质量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标识，也是农业强国建设的根本保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必须统筹规划，发挥城市在产业、人才、资本、技术上的带头作用，凸显乡村丰富的资源、自然景观、经济文化历史生态等多重价值，推动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加快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农民生活更加富裕、农村生活更加美好。从外延要义看，建设农业强国不仅要在空间范围上推动城乡融合，更是要在要素资源以及市场环境上推动城乡融合，构建高质量要素流动市场。一是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推动土地、劳动力、资金双向流动，加快数字信息、农业技术向乡村流动。二是要推动乡村市场与城市市场融合发展，吸引城市居民前往乡村消费，挖掘广大乡村居民消费需求。2.3.6 核心导向：培育农业现代化产业体系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结构支撑，建设农业强国的核心导向必须落脚于如何培育农业现代化产业体系。农业产业根基不实，粮食安全、农业生产力进步、农民增收、农村转型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建设农业强国应当加快培育农业现代化产业体系，分维度协同推进农业基础性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建设，充分利用农业先进科技和高端装备，培育农业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全力做好农业“土特产”文章，因地制宜推动乡村产业升级，将资源优势转换为竞争优势。从外延要义看，国际竞争力是农业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而国际竞争力是否强大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被称为农业强国。综合而言，加快实现农业强国建设目标必须锚定培育农业产业国际竞争力，久久为功。从前文农业强国的理论内涵分析可知，建成农业强国的必要条件是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并非都是农业强国。从概念特征看，竞争性、综合性和引领性是研判农业强国范围的充分条件和关键切入点。
3.1 农业现代化的门槛条件
对比分析农业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条件时，需要明确主体参照、演化路径以及发展阶段。美国是主要现代化强国，法国是现代化起源地，日本经济发展历程与历史文化与中国较为相似，本文将以上3个国家作为研究参照系。虽然不同国家之间农业现代化模式选择不尽相同，但其演进路径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现代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的逐步替代，实现农业生产效率全面提升；二是通过快速城镇化，优化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实现生产效率提升。参考已有文献，本文选取人均GDP、农业人均产值衡量农业生产效率，选取农业产值份额、农业就业份额衡量生产要素配置情况，选取城镇化率衡量城市化水平。该系列指标达到一定水平后，可认为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美国实现农业现代化时期（1970—1980年）。农业生产设备机械化、生产技术高科技化是美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显著特点。20世纪前后，以收割机为代表的农业机械设备的发明与应用，推动美国农业发展进入半机械化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年间，得益于美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农业领域基本全面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和高科技化。1945—1970年，美国农场拖拉机数量从235万台增加至479万台；1941年美国35%的农场实现通电，到1979年电力服务基本覆盖所有农场（99%；生物技术突破使得农业化肥应用逐渐推广开，1945年美国农民化肥开支6.57亿美元，1970年上升至22.22亿美元。1970—1980年，美国政府也将农业农村政策重心从消除贫困转移至城乡平衡发展，1971年组建了农村发展局，并于1972年出台《农村发展法案》。法国实现农业现代化时期（1970—198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的恢复重建为法国农业现代化构筑了坚实基础。一方面，通过加大政府农业投资，推动农业机械以及农业化肥产业发展，1950—1970年，法国拖拉机从13万台增加至130万台，化肥使用量从100万吨提高至420万吨。另一方面，通过整合土地资源，推动农业集群化发展，1970年前后，法国基本完成了土地集中化，农场的平均面积由1955年的16公顷上升到20公顷以上。农业资本化、机械化和集中化发展使得法国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1968年，法国第一次实现农产品的净出口，1972年法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和食品加工出口国。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加速了农业人口转移，1975年法国城镇化率超72%，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比从1946年的32.6%下降到1975年的9.5%。农业劳动力投入逐渐集中化，在1979年，法国农业总劳动力中有85%来自家庭农场。日本实现农业现代化时期（1980—1990年）。以小农为主的集约化发展模式是日本农业现代化的典型特点。1960—1980年，日本快速发展工业贸易为农业现代化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一方面，雄厚的工业资本积累为农机装备生产、生物技术创新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现代化工业服务业扩张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与此同时，城乡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成为日本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阻碍因素。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工资约为农业的3倍，农户兼业收入是农业收入的4.5倍。日本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缓解城乡发展矛盾，例如，1977年《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以吸引人才回流，1979年“一村一品”运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精品农业。在随后10年间，日本农村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大幅提高、农村生活环境改善，基本完成了农业现代化转型。综上所述，本文计算美国、法国、日本实现农业现代化时期相关指标的均值，并作为农业现代化国家门槛条件的参考依据（表1）。![]()
3.2 农业强国与农业现代化国家判别
本文通过以下流程筛选农业强国名单。第一步，筛选出农业现代化国家。本文定义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国家为农业现代化国家，即人均GDP高于20 000美元/人、农业人均产值高于15 000美元/人、农业产值份额小于6%、农业就业份额小于10%、城镇化率大于70%（表1）。以2022年为时间节点，最终筛选出22个符合农业现代化条件的国家。第二步，判断这些农业现代化国家是否具备综合性产业结构。本文将农业总产值低于100亿美元定义为农业生产规模较小，并剔除农业生产规模较小的国家，就此排除以色列、新西兰、丹麦等11个国家。不少文献将以色列、新西兰、丹麦视为农业强国，而本文认为，农业国际竞争力是建立在一定产能基础上的，生产规模较小的国家通常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韧性不高。虽然以色列精准农业、新西兰畜牧业、丹麦有机农业闻名全球，但是仅仅在农业某一领域较为突出，不代表其整个农业部门在全球具有比较优势。例如在谷物供给方面，以色列和新西兰的谷物自给率仅为7.00%和56.72%。第三步，综合评价农业现代化国家是否具备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引领能力。本文进一步剔除日本、韩国和英国3个国家，认为他们是实现了高水平农业现代化的国家，但都不是农业强国。日韩两国高度依赖国际农产品市场，其农产品出口额低于大部分农业现代化国家，长期保持净进口状态。近年来优势农产品出口乏力、农业国际竞争力不明显，是制约两国成为农业强国的关键因素。英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较小，除植物科学等个别领域外其在农业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方面不具备突出优势，无法引领世界农业发展方向，因此可以将其排除农业强国行列。最终，本文认为以下8个国家能称为农业强国，分别为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美国。3.3 农业强国建设的规律趋势分析
3.3.1 农业总产值占比不断下降，农业产业链容量快速提升
观察世界农业强国发展过程，农业总产值占GDP比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在农业总产值占GDP比重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农业产业链容量不断提升。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数据，1970—2022年，世界农业强国农业总产值平均增幅达180%，荷兰更是增长了512%。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农业总产值不断增加，农业总产值占比将趋于稳定。例如，美国在2000—2022年，农业总产值增长了33.52%，而农业总产值占GDP比重围绕1%上下波动。农产品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的产值快速提升，是产业扩容的主要动力。以美国食物产业链为例，2010—2015年，农林牧渔生产环节产值仅增加57亿美元，而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产值增加高达659亿美元。整体来看，美国食物产业链下游产值占比从2011年的80.27%提升至2015年的82.89%。3.3.2 农业要素投入比重不断降低，农业生产效率快速提升
从整体上来看，农业强国农业部门人、地、资本要素投入占总要素比重不断降低。2001—2021年，世界农业强国平均农业就业人口占比从3.84%降至2.46%，平均农业政府支出占比从1.07%降至0.59%，平均农业用地占比从47.89%降至43.25%。生产要素投入集约化趋势下，农业强国生产效率快速提升。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01—2020年，世界农业强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从平均40 724美元/人增加至65 475美元/人，增幅达60.78%，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的国家为德国，美国次之；农业土地生产率从148 774美元/平方千米提高至194 408美元/平方千米，增幅达30.67%，农业土地生产率提升最快的国家为澳大利亚，其次为加拿大。3.3.3 政府农业直接性扶持强度减弱，间接性扶持强度不断增加
观察世界农业强国对农业政策扶持情况，可以发现农业政策扶持方式逐渐由直接型转变为间接型。第一，农业扶持政策结构层面，生产者支持大幅减少，对一般性公共服务的支持显著提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1986—2022年，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农业生产者补贴占农业总产值比重平均降幅达70.55%；非生产者支持占农业总支持金额占比分别从90.35%、65.56%、79.45%上升至95.67%、92.38%、92.79%，其中对农业公共服务的支持占比分别提高至28.90%、24.52%、10.12%。考虑到价格支持的弊端，农业强国将生产者补贴方式逐渐由价格支持向直接补贴转变。通过降低直接性生产者支持、强化间接性公共服务支持以及优化生产者补贴方式，农业强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其农产品进口额、出口额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第二，农业资金扶持方面，直接性的农业贷款比重降低，间接性地利用外商投资占比增长。FAO数据显示，2012—2022年，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和美国涉农贷款占比分别从10.49%、5.31%、3.23%、13.69%、0.92%下降至8.71%、4.64%、3.04%、7.22%、0.64%。农业利用外资层面，根据FAO数据2016—2019年，法国、意大利、美国的农业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分别达4.30亿美元、12.14亿美元和16.04亿美元，是2001—2015年农业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总和的1.6倍、16.1倍和0.8倍。3.3.4 农业研发投入份额保持稳定，农业科技创新结构不断优化
根据美国农业部（VSDA）统计数据，1996—2014年，美国年均农业研发投入达112亿美元（美元现价），并且以每年5.24%的速度增长，相比之下农业研发投入占全国研发总投入的比重保持相对稳定，在3.32%的水平上下波动。在农业研发投入结构上，私人部门逐渐成为农业科技创新主体。2005—2014年，私人部门研发投入由57亿美元增加至122亿美元，占农业研发总投入的72.43%，同时期公共部门农业研发投入甚至降低了9.64%。公共部门研发支出结构性分析显示，1976—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农业科研机构支出占比快速上升，美国州政府农业科研机构支出占比以及美国农业部机构支出占比逐年下降。截至2007年，联邦政府科研机构、州政府科研机构以及美国农业部在公共部门农业研发总投入上各占约30%。美国农业研发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科技创新的专业化、分工化、集约化。公共部门农业研发投入聚焦农业基础科学、科研人员培养、农民职业培训、环境保护、食物安全等领域。私人部门农业研发投入主要用于种子等生物科技（26.12%）、农业机械设备（13.44%）、食品工业（35.28%），食品相关研发投入有80%来源于私人部门。类似地，农业强国加拿大在农业科技创新结构上也实现了高度分工，公共部门主导理论型研究，私人部门主导实践型创新。根据加拿大农业研究所调查数据，1997—2014年农业相关学术研究73%来自大学等科研机构、21%来自中央政府、私人部门不足1%。而在农业相关专利申请上，58%来自私人部门、26%来自大学等科研机构、12%来自中央政府。4.1 农食系统安全性稳定性
综合来看，中国粮食供给压力较大，食物营养供应水平较低。如表2所示，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美国谷物自给率均超100%，中国谷物自给率为90.22%，尚不能实现完全自给自足，低于农业强国平均水平。2021年，农业现代化国家平均人均谷物占有量为331.43千克，平均谷物自给率为69.41%，由此可以看出农业强国与农业现代化国家的显著差异在于能否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大部分农业现代化国家受限于自身粮食生产条件只能高度依赖国际进口。其他食物生产供应层面，2021年中国人均蛋类占有量为23.69千克，是世界农业强国平均水平的1.95倍、农业现代化国家的2.13倍，但是人均肉类占有量、奶制品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农业强国平均水平。在食物供应稳定性上，中国人均食物供应波动率为66 973焦耳/天，远低于农业强国以及农业现代化国家，表明中国食物供应链具备相对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中国食物营养供应水平不高，平均食物能量供应比率为137%，人均蛋白质供应量为105.1克/天，（5岁以下）发育不良儿童占比达4.9%，远高于世界农业强国以及农业现代化国家平均水平。![]()
4.2 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中国农业产业链体量庞大，但产品附加值低，国际竞争力不强。2022年中国农业增加值达到8.8万亿美元，谷物、籽棉、花生、肉类、茶叶、水果产量均稳居世界第一。虽然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农业产业链体系，但产业发展仍面临较多挑战。在产业融合发展上，美国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环节产值约为农业生产环节的4倍，而根据农业农村部2022年数据统计，中国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的比值仅为2.5。中国主要农产品成本价格高企，2022年每50千克大豆成本是美国的2.07倍，每50千克小麦售价是美国的1.75倍。此外，世界农业强国还具备强大的农业产业服务体系，2020年美国的农业仅占GDP的0.6%，但关联农业和食物及其相关行业产值却占GDP的5%。强大的农业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使得世界农业强国具有全球性比较优势。例如，澳大利亚畜牧业现代化程度较高，牛肉、羊毛制品、奶制品的价格品质在国际农产品市场极具竞争力，其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为0.46，远超其他国际农业强国（表3）。中国农产品贸易竞争指数为-0.53，低于农业强国和农业现代化国家平均水平。中国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为0.33%，考虑到中国农产品出口额与第一产业产值比值仅为0.06，仍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2年，四川省白酒出口量为0.132 1亿升，出口额为0.69亿美元，出口量位居全国第四，出口额位居全国第二。然而中国白酒对国际烈酒市场的渗透程度极低，每年只有不到1%产量的白酒出口，推动内陆地区农产品出口将是未来提高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增长极。![]()
4.3 农业科技创新发展能力
整体来看，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大多处于面上数量突破，而缺乏农业前沿领域技术创新。中国谷物生产技术在全球具有领先水平，2021年谷物单产水平为6 320.8千克/公顷（表4），为农业强国的1.10倍和农业现代化国家的1.11倍。中国在农业科研成果数量上也处于领先地位，转基因水稻研究发表SCI论文总数达3 324篇，远超发文量第二的美国（1 640篇），转基因技术研究授权专利数量位居世界第二。农业科学领域，中国进入全球ESI前1%的科研机构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从科技创新质量上看，中国与世界农业强国仍存有差距。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劳均农业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仅为世界农业强国平均水平的9.00%与21.40%，为农业现代化国家平均水平的13.43%与14.81%。世界农业强国的农业机械化率一般在95%以上，中国仅为72%。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方面，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快速增长，从2012年的54%增长至2022年的62.4%，但仍与世界农业强国平均水平（87.4%）存在差距。在农业科技创新的尖端前沿领域，世界农业强国仍具备明显优势。例如，美国BVT公司以蜜蜂载体技术实现了通过蜜蜂授粉来消除或抑制农产品病害，显著降低了化学农药的使用。![]()
4.4 农业绿色低碳发展能力
中国农业绿色低碳发展能力较强，但可持续发展的要素约束日益趋紧。2021年，中国化肥投入强度为42.38克/美元，与世界农业强国平均水平相近，低于农业现代化国家平均水平；农药投入强度为0.25克/美元，远低于全球农业强国与农业现代化国家平均水平（表5）。中国农业生产能源消耗强度与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分别为世界农业强国平均值的28.90%与48.86%、农业现代化国家平均值的80.93%和38.66%，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上领先于全球农业强国和农业现代化国家，同时进一步表明现今世界农业强国在推动农业现代化转型时，在农业生产方式上存在高投入、高消耗特征。农业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不高、整体质量偏低，是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例如，东北黑土地“变薄、变瘦、变硬”，黑土层近50年每年下降2～10毫米，有机质含量较开垦初期下降超40%；南方14.5%的耕地严重酸化，由此直接导致减产20%。农业用水效率与发达国家0.7～0.8的灌溉水有效利用水平还存在差距。![]()
5.1 对策思路
第一，坚持差异发展思维，科学分解农业强国建设任务。一是农业强国建设过程中应当充分结合地区农业生产实际情况。中国资源禀赋、地形地貌、产业发展存在巨大的区域异质性，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必须兼顾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与区域特色，构建农业强省、农业强市、农业强县差异化发展格局。二是农业强国建设在不同发展阶段重点任务不尽相同。要坚持差异化思维，基于不同现代化阶段发展需要，针对不同细分领域、建设主体提出不同的建设要求。第二，坚持融合发展思维，推动农业农村农民共享式发展。建设农业强国需要统筹农业农村农民，做到一体设计、一并推进。一方面，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促进农民市民化转变。另一方面，要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提高农业产业附加值，促进农民增收，让广大农民真正共享现代化红利。第三，坚持改革发展思维，激发农业强国建设制度活力。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制度动力源泉。随着农业生产力发展，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深入，农业生产关系需要相应地进行调整，而生产关系的调整必须依靠改革驱动。通过把握农民与生产要素、农民与市场两对关系，不断通过改革调整农村土地制度、农业生产经营制度以不断适应新的时代发展需要。5.2 实践路径
5.2.1 筑牢安全发展底线，推动生产经营体系安全化、先进化转变
第一，确保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一是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面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促进粮食生产科技创新与新兴技术应用。推动农食系统高质量发展，构建绿色营养、安全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二是构建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加强政府农业宏观调控能力。强化农业生产、加工、流通、储备、消费多方位多环节把控，着力减少产业中间环节损失。三是提高国际市场资源利用能力，针对进口依赖度高的农业消费产品，多元化进口渠道；加强高端、高附加值农产品出口帮扶，提高国产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
第二，优化农业产业区域布局。一是增强区域产业协同。因地制宜发展区域功能化、特色化的农业产业，做好做精农业“土特产”，避免区域无效率竞争。构建农业发展区域联盟，推动农业数字信息、技术服务互联共享。二是推动城乡协同发展。围绕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力发展都市农业，聚焦食物供给、近郊农旅观光、休闲康养等领域，培育产业增长新动力。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渠道，引导优质生产要素向农村地区、农业产业流动，破解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第三，培育引领发展的产业主体。一是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高素质农民队伍，健全专项扶持政策，以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为发展重点，强化农民职业教育。二是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把握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农民生产经营分化趋势，多元化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以及服务形式。建立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小农户享受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增值收益。5.2.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农业绿色生产、绿色消费转型
第一，发展绿色低碳生态高效农业。一是提高生产要素投入质量，破解可持续发展要素约束。抓好耕地质量提升行动，分区域、分耕种方式制定耕地地力提升重点任务。推动农业机械装备以旧换新、更新迭代，淘汰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农业生产设施。二是加强农业污染预防治理措施，运用数字化技术赋能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实现农业生产科学化、精细化，降低农业化肥、农业使用量。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构建绿色生态的现代化农业生产理念。第二，加快生态价值转化体制机制建设。一是做好生态资源保护修复。加大土壤与水资源治理修复力度，消除地质灾害隐患，改善人居环境，筑牢生态价值核算物质基础。二是构建生态价值核算定价机制，通过不同维度、不同空间范围与地理环境，科学核算生态资源价值。第三，倡导绿色消费理念。一是加强农业绿色消费宣传。倡导节能环保、低碳低排主题宣传，加快引导消费者形成绿色消费习惯。二是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引导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转型，加快构建农业绿色发展价格机制，促进农业生产资源节约和污染防治。三是完善补贴政策，对绿色农产品的生产、购买行为给予政策补贴，完善绿色低碳产品消费场景。5.2.3 加快实现农业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构建高端自主的科技创新体系
第一，建立现代化农业科技创新、推广、应用体系。一是加强农业科技人才培育。以高校、农业科研院所等为主体，培育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建立人才培育与产业实践有效衔接机制。二是加强农业科技前沿领域创新突破，引导创新资源向农业尖端科技创新聚集，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三是注重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基层体系建设，提高农技推广人员队伍综合素质。创新科技推广渠道，将农业技术推广与短视频、直播等互联网平台相结合，引导农户主动利用数字技术了解农业生产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产品。第二，确保农业科技创新自主可控。一是加强关键科技领域国产替代。聚焦生物育种、农机装备、合成药物、耕地质量等领域，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有机融合互动。二是加强国际合作。科技自主可控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独立研发，要加强国际产业技术交流合作，依托国内大消费市场、资本市场，吸纳国际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第三，构建创新友好的制度体系。一是加大政府对农业科技支持力度，通过建立良好的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引导主体间协作、要素高效流动。提高农业研发投入比例，引导企业和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创新过程，多元化投入主体和投入渠道。二是建立健全科研人员评价管理机制，塑造“宽容失败、鼓励创新”友好氛围。赋予研发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优化创新成果评价体系，对理论基础研究人才注重研究成果质量及社会影响力，对应用技术研究人才注重实用性、突破性和市场评价，对科技成果转化人才注重转化效益评价。5.2.4 夯实农业强国建设保障体系，构建灵活高效的要素市场
第一，厚植农业强国人才根基。一是加快培育“三农”人才。围绕农业发展、乡村转型需要，以乡村人才振兴全方位引进、培育、用好各类知农爱农人才，激发人才在农业强国建设中的创新活力。二是构建全国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畅通人才跨区域流动渠道，消除就业市场歧视，促进人才城乡双向流动。第二，优化城乡土地制度。一是深化农村“三块地”土地制度改革，扩大土地入市范围，优化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提高农民参与积极性。二是优化土地全域利用规划。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强化政府管理引导，统筹制定城乡土地使用方案，在保证绿色可持续发展前提下，最大化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第三，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利用资源。一是挖掘国内农业消费市场潜力。保持基本农产品消费，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与服务业，加快培育农业新型消费，挖掘城市与乡村消费潜力。二是构建中国在国际农业市场话语权。深入与农业发达国家在农业技术创新、智慧化生产等领域协作，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共赢合作，深度参与国际农业产业标准制定。（注：受公众号排版限制，文中图表、参考文献等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