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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距离影响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边际吗?
文章刊发:刘锭,陈富桥,霍增辉.制度距离影响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边际吗?[J]. 世界农业, 2024(3):29-42.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标志着全球最大、人口最多、最具发展潜力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航。RCEP条款带来了关税减让、海关程序便利化、技术标准互认、原产地累积规则等诸多贸易红利,为区域贸易发展开辟了新的贸易前景。而农产品贸易在RCEP谈判中占据了重要地位。2021年,中国对RCEP自贸伙伴国农产品出口额43.75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42.37%;农产品进口额59.93亿美元,占中国进口总额的25.69%,呈现出贸易逆差态势;而且RCEP其他成员国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贸易额仅占其总进口额的11.70%,这表明中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间农产品贸易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各国出于本国利益制定了一系列标准政策,RCEP生效将使得区域农产品贸易关税壁垒不断降低,但无形的制度因素仍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根据North的定义,制度是人为制定并用以约束人的行为的规范,表示国家宏观制度环境,他认为制度差异的存在将导致贸易摩擦的发生,从而对国际贸易造成重要影响;诸多研究也已经证明制度质量会通过产权界定、规模经济等比较优势促进对外贸易的增长。在农产品贸易领域有学者已经实证了制度距离会给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带来额外成本,造成贸易非效率。然而,从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的长期趋势看,出口贸易量和贸易额整体上呈现增长态势,但其中也经历了较大的波动。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出口贸易波动背后的成因及RCEP框架下制度距离影响农产品贸易的相关路径。
关于中国与RCEP国家间农产品贸易,现有研究普遍集中于贸易竞争力与互补性评价、贸易效率、潜力与影响因素分析,所用研究方法主要为指数测算、恒定市场份额(CMS)模型、贸易引力模型等。这些研究论证了中国与RCEP国家间农产品贸易存在较大的可拓展空间,然而,大部分研究重点关注农产品贸易总额,而缺少对贸易的内在增长模式进行探索,尚无法确定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来源于种类扩展、价格波动还是数量提升,基于此,本文从贸易边际视角对此进行深入考察。
贸易边际分解法最初起源于二元边际视角,国外学者Krugman首次将产品广度引入国际贸易理论,从规模经济角度探讨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此后,新贸易理论的提出从广度增长与深度增长两方面对贸易增长进行了分解,对其来源于已有贸易关系还是新增贸易关系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Hummels和Klenow对二元边际进行延伸,提出了三元边际分析模型,将集约边际进一步分解为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国内学者施炳展首次将该模型应用于中国贸易增长模式研究之中,发现数量顺差是中国外贸顺差的主要来源,价格逆差是中国频繁遭受贸易壁垒的主要原因。此后有学者将三元边际分析模型应用于农产品贸易分析中,探究农产品贸易增长来源。如房悦和李先德对中国从中亚进口农产品贸易的三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从中亚进口农产品市场份额的增长主要由数量边际驱动;金珏雯和穆月英通过三元边际分析,发现中国谷物进口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增长;李向阳等基于三元边际分解模型对中国柑橘出口增长展开了研究,发现数量与价格效应是驱动中国柑橘出口的主要因素,而市场扩展效应作用微乎其微。
现有文献表明制度会显著影响农产品贸易,但这种影响存在国家异质性与制度质量差异性。在研究对象上,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一带一路”或单个国家展开,鲜有研究聚焦于RCEP区域。在考察制度距离时,多数研究均出于制度距离是否会影响农产品出口,而几乎未对制度距离如何影响出口的贸易边际进行考察。综合上述分析,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对RCEP框架下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来源进行三元边际分解,并创新性地从制度距离视角出发,将制度距离分解为政治制度距离与经济制度距离,分析贸易边际是否会受到这些因素影响,这对于深化区域农产品贸易合作、实现农产品贸易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贸易壁垒会影响国际贸易发展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作为贸易壁垒的重要内容,制度差异显然会对贸易产生影响。Levchenko通过构建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一般均衡框架,论证了在开放贸易条件下,如果两国存在显著的制度差异,那么制度质量足够好的国家将具备制度依赖性产品出口比较优势。黄先海和吴屹帆基于省级层面的实证调研也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论证。这些研究重点强调制度距离会影响契约密集型、制度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然而,农产品是否属于这一类别还有待商榷。传统观点认为,农产品生产流通更加依赖于土地、水源等自然资源禀赋,因而属于制度低密集型产品。但近年来,不少学者通过总结分析,提出了制度作为比较优势,同样会影响农产品贸易的观点。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农产品具有依赖性高、劳动力资源丰富等特点。然而,其部分农产品出口上仍不具备比较优势,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制度环境不够完善,不能为国际贸易提供良好支撑。因而,考察制度距离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传统分类方法,本文将制度距离从政治与经济两方面进行分解,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探讨。
在学术研究中,不同学者通常会用不同方法对制度进行界定,因而无法对其作出统一的定义。但普遍来看,政治制度可被视为国家政治稳定性、政府管制质量、公民自主权、国家法律环境等方面的相关制度与规定,经济制度被认为是一国贸易、金融、投资、产权等方面的自由性。对于农产品贸易而言,国家产权明确性、政治稳定性、政府农业政策、监管措施、市场经济环境等均会显著影响到贸易契约的实现。制度距离导致的贸易摩擦与贸易成本会引起农产品出口价格上涨,从而对种类扩张起到抑制作用。根据Kostova的定义,制度距离是两国制度环境存在的差异,距离越大表明两国制度共性越小。根据关系契约理论,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各国信息获取渠道与披露要求等均存在差异,这使贸易双方无法准确获取市场信息,需花费更多的成本应对信息不对称以促成贸易契约,也带来契约签订、执行与监督过程中的额外成本,形成成本劣势,阻碍交易合同的执行。且农产品生产需要时间、土地等特定资源投入,容易受到气候、灾害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相比于产销标准化的一般工业品,农产品产量与质量难以得到保证,这也是导致双方难以达成贸易契约的重要原因。因此,企业在出口时,考虑到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双边制度差距,为规避风险,往往会更倾向于与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进行贸易,而降低对制度距离大的东道国的新产品出口意愿。基于此,本文认为制度距离会提高企业出口新品类农产品的成本与风险,造成市场进入障碍,从而对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提升起抑制作用。一方面,制度距离所引起的出口成本提高会导致农产品出口价格的相应提升,对价格边际产生正向影响;另一方面,虽然成本与风险的提高会对中国新品类农产品出口造成较大的市场进入壁垒,但农产品需求弹性较低,东道国居民需求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显著变化。相较于新品类农产品,居民对于原有种类农产品已经形成一定依赖性,且其在出口质量上已经能够符合当地标准要求,在新产品难以进入的条件下,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东道国对于原有种类农产品的进口数量会相应提高,从而对数量边际产生正向影响。基于Hummels和klenow提出的出口三元边际分析框架,本文构建中国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模型,在测算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基础上,将集约边际进一步分解为数量边际与价格边际,其中,扩展边际测算公式为:式(1)中,j表示出口国(中国),m表示进口国(RCEP国家),i表示农产品种类,Ijm、Iwm分别为中国与世界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种类的集合,p、q分别为农产品出口单价与出口数量。则分子表示在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种类集合内,世界对RCEP国家的出口总额,分母表示世界对RCEP国家的农产品出口总额。扩展边际值越大,说明中国农产品出口种类越广。式(2)中,分子表示中国对各RCEP国家的农产品出口总额,分母表示在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种类集合内,世界对RCEP国家的出口总额。集约边际表示中国对i国出口农产品总额占世界对i国出口同种农产品的份额。集约边际进一步分解为数量边际与价格边际的乘积:其中,PMjm与QMjm分别为中国对RCEP国家出口农产品的价格边际与数量边际,pjmi与pwmi分别表示中国对RCEP国家出口i产品的价格与世界对RCEP国家出口i产品的平均价格,qjmi与qwmi分别表示中国与世界对RCEP国家出口i产品的数量,βjmi表示中国对RCEP各国出口各种农产品乘积加权的权重,其定义为:式(6)中,Sjmi和Smi分别表示对中国和世界来说i产品出口额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
因此,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市场份额可以分解为:
对其取对数形式并进行一阶差分可以得到市场份额增长率:
贸易边际计算数据来源于CEPIIBACI数据库中2002—2020年中国对RCEP国家出口HS6分位农产品贸易数据,由于农产品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本文将其概括为HS01~HS24章及HS44~HS46章的所有产品,使用Stata15.0进行整理。根据上述三元边际测算公式,本文计算了2002—2020年中国对RCEP国家出口农产品的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及价格边际,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从总体来看,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与价格边际较大,数量边际较小。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主要依赖于农产品贸易种类多样性与价格优势,而很少依赖于出口量的扩大。
3.3.1 扩展边际分析
从表1结果来看,除对文莱、老挝扩展边际存在较大波动外,中国对其他RCEP国家的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值大多在0.7~0.9内波动,可见中国对这些国家农产品出口种类较为丰富。且大多数国家2002—2020年扩展边际所带来的市场份额平均增幅为正,部分国家平均增幅虽为负值,但下降幅度很小,这说明中国对这些国外市场出口农产品的种类在整体上有所扩展。从横向比较,中国对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扩展边际值略大于新西兰与东盟国家。从纵向比较,中国对新西兰及澳大利亚扩展边际值呈现增长趋势,对日本呈现下降趋势;另外,对韩国与东盟国家的扩展边际值呈现上下波动趋势。可见,中国对澳大利亚、日本及韩国农产品出口对于产品种类丰富度的依赖性更高,但对日本农产品出口种类多样性近年来有所降低;对新西兰农产品出口多样性有所提高;对韩国及东盟国家出口产品种类丰富度基本不变。3.3.2 集约边际分析
从表2来看,总体上,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的价格边际显著高于数量边际,说明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靠价格拉动。对比2002年与2020年的价格边际,除文莱与缅甸外,其他国家都有所提高,这说明中国对大多数RCEP国家的农产品出口价格水平是上升的。从市场份额的平均增长率来看,日本、韩国、老挝等国的增长为负,原因可能是中国对这些国家农产品出口价格边际在中间年份有一定波动。从数量边际来看,在报告期内中国对大多数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边际值较小,介于0.00~0.20。但从市场份额的平均增长率来看,除文莱与缅甸有所下降外,其他国家均有所提高,表明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虽然更依赖于价格与种类,但出口量的扩大在其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 制度距离影响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边际的实证分析
4.1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4.1.1 模型构建
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基础之上,Tinbergen提出了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指出贸易流量与贸易双方经济规模、人口规模成正比,与两国距离成反比。结合中国与RCEP国家农产品贸易特点,本文对引力模型进行扩展,构建如下方程:
其中,i代表中国,j代表东道国,t为年份。Mij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t时期i国对j国农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数量边际与价格边际;IDijt表示两国的政治制度距离,EDijt为两国经济制度距离;LADjt为进口国农业用地面积,PORjt为进口国农产品产量,TCjt为两国农产品贸易成本,GDPijt为两国经济规模之比,POPjt为进口国人口规模,GDij为地理距离,EXCjt为汇率,TAFjt为农产品进口关税,CB为是否存在共同边界,FTA为是否共同签署贸易协定,β0~β13为待估参数,εijt为随机误差项。
4.1.2 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本文选择中国对RCEP国家出口农产品的贸易边际作为被解释变量。基于施炳展的三元边际分解法,将贸易边际分解为扩展边际、数量边际与价格边际,分别对农产品出口种类扩展、出口数量提升与出口价格提升的原因进行探究,数据来源于CEPII-BACI数据库,最终数据经本文计算得出。
解释变量。参考年卓玉和杨习铭、张亦驰和田明华的研究,将制度距离分解为政治制度距离(ID)与经济制度距离(ED)。政治制度距离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从综合话语权和问责制、政治稳定和预防暴力、政府效能、管制质量、法治、腐败控制6个维度进行衡量,政治制度距离会影响到各国农业产出水平与农产品贸易成本,从而对贸易产生影响。经济制度距离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细化,选择政府开支、税收负担、财政自由度、商业自由度、投资自由度、产权自由度、贸易自由度与货币自由度八维度指标。较高的经济自由度对于吸引外商投资、营造良好贸易环境、拓展贸易市场具有重要作用,经济自由度更高的国家通常具备更加宽松的金融与贸易限制,其农业产业与农业主体积极性更高,更能提高农产品生产效率与质量,增强该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推动跨国贸易发展。
参考KSI指数测算方法,采用如下公式对各维度制度距离进行测算:
式中,idistijt表示t时期中国与j国的制度距离,Ikt与Ijkt分别表示t时期中国与j国在维度k上的得分,括号内表示t时期中国与j国在维度k上得分的相对差值,σkt表示样本国第k个维度的得分方差,n为二级指标个数。
控制变量。参考传统的引力模型构建以及农产品贸易特点,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选择控制变量。
第一,传统变量。根据房悦和李先德的研究,引入传统引力模型中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地理距离、汇率、关税、共同边界、共同签署自贸协定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能够反映贸易双方农产品潜在的供给与需求水平;地理距离反映两国的贸易成本;汇率变动带来的贸易效应直接影响到农产品进出口额的变动;关税影响到价格与市场竞争力,关税越高农产品价格越高,进而对出口形成抑制;共同边界体现两国是否邻近,从而反映交通运输成本的高低,预期与农产品出口边际成正比;是否共同签署自贸协定体现两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贸易制度完善程度、贸易壁垒强度等,预期与出口边际成正比。
第二,影响市场需求的相关变量。包括农业占地面积、农产品产量、农产品贸易成本等。农业占地面积是反映一国土地资源丰富度的重要指标,决定了各国农产品的供应能力,预期对贸易边际起到负向影响。农产品产量用于衡量一国农产品生产能力,参考姚斌辉和彭新宇的研究,本文以谷物产量作为衡量农产品产量的指标,预期与出口边际呈负相关。农产品贸易成本包括可变贸易成本及不变贸易成本,二者将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边际。参考许德友等的研究,采用如下公式进行计算:EXij与EXji分别表示i国(中国)与j国(RCEP国家)之间相互出口贸易额;EXii与EXjj表示各国农产品的国内销售额,本文采用各年农业增加值与农产品出口额的差额来表示;μ与σ分别表示贸易产品份额与替代弹性,取值分别为0.8与8,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及CEPII数据库,预期回归结果为负。
4.2 实证结果
4.2.1 描述性统计
表4为变量描述性分析结果,由于新加坡数据缺失较多,本文在样本中将其进行了剔除。通过LLC检验对所选取变量进行平稳性分析,发现P值均小于0.05,即变量是平稳的;再通过VIF检验发现所有变量的VIF值均在10以内,均值为3.88,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4.2.2 基准回归
通过Hausman检验发现,本文三元边际模型存在显著的固定效应,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但由于采用普通双向固定效应无法对模型中地理距离、共同边界、是否加入FTA等非时变变量进行估计,本文通过等效的固定时间与个体的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LSDV方法)来进行估计,全样本估计结果如表5。由于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均为国家层面数据,Bricongne等建议采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方法,为保证结论的准确性,表5输出随机效应、固定效应及LSDV方法下的稳健标准误估计结果。表5的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制度距离对于农产品出口的不同类别边际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政治制度距离与经济制度距离均与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制度差距会对农产品出口种类扩展起抑制作用。正如王晓宇、方国柱等研究所表明,制度距离的存在显著抑制双边贸易发展,制度质量的提升则会推动出口,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农产品贸易中。在政治制度方面,农产品贸易与各国农业贸易政策体系息息相关,中国对外出口农产品通常受到技术性贸易壁垒、动植物检疫标准等条件限制,容易引发贸易争端,各国政府的政策措施在应对贸易壁垒、推动农产品贸易合作中起到关键作用,政治制度距离越大说明各国政府结构相似性越低,在农产品贸易发展战略上差异越大,造成较高的交易成本与风险,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难以拓展新的农产品出口品类,从而抑制扩展边际的提升。从经济制度来看,余永庆和杨小云已经指出经济距离会给企业带来较高的农产品贸易成本,国家经济体制与贸易政策差异所导致的市场准入与竞争环境的差异也为双边农产品贸易带来了较大不确定性,进而对农产品出口种类的扩展起到抑制作用。经济制度距离对于农产品出口数量边际的影响系数均为正,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说明经济制度距离对于中国农产品出口数量提升具有推动作用。一般而言,农产品需求缺乏弹性,在制度距离为双边贸易带来较大新产品进入障碍的情况下,为满足国内的既有需求,进口国对于原有种类农产品的需求数量会有所提升。但政治制度距离对于数量边际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见中国农产品出口量的提升更大程度上与贸易双方经济环境相关。政治与经济制度距离对于农产品出口价格边际的影响系数为负,说明制度距离对于农产品出口价格的提升起到抑制作用,但二者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制度距离对于中国农产品出口价格的影响较小,更大程度上通过贸易种类与产品数量发挥作用。4.2.3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拟采用如下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采用FGLS方法对模型存在的异方差及自相关问题进行控制;第二,将时变变量滞后一期进行重新回归;第三,将模型时间范围调整为2010—2020年。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政治制度距离与经济制度距离的回归系数方向及大小与原结论相吻合,且显著性水平大多与原结论相一致,可见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4.2.4 异质性分析
诸多研究已经论证制度质量、制度距离对于农产品贸易会有显著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是否会因东道国制度质量高低而有所差异?通过异质性分析,王瑞和钟冰平在研究中指出,东道国政治制度质量的提高对于吸引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作用对于制度低质量国家更加显著;刘雪梅和董银果则表示在不同组别,经济制度有效性与稳定性对于贸易边际的影响别无二致。制度是一国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当出口国制度质量高于东道国时,制度距离的收缩意味着两国制度环境更加相似,削弱贸易壁垒并对出口产生正向影响,当出口国制度质量低于东道国时,表明东道国已经具备比较优良的制度环境,能够为农产品贸易做出良好支撑,此时制度距离的收缩对于贸易的影响可能更小。为检验不同制度质量国家之间的异质性,本文以制度质量是否大于中国为基准,将样本分为制度高质量与制度低质量国家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制度高质量国家样本包括澳大利亚、文莱、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泰国,制度低质量组国家样本包括缅甸、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表7结果表明,对于制度高质量国家,政治制度距离对于三元边际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9、0.004、-0.045,经济制度距离回归系数分别为-0.019、-0.010、0.001,但是均不显著,说明对于制度质量高的国家而言,制度距离并不会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东道国相对于中国制度质量较高,在良好的市场环境下,制度因素所引起的农产品出口产品或数量的变化微乎其微。对于制度低质量国家,政治制度距离对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提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而对数量边际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与整体回归结果是一致的。说明制度低质量国家政治制度水平的提高,会提升中国对外农产品出口意愿,降低政治贸易壁垒,从而使出口种类得到扩展。但经济制度距离对于中国对制度低质量国家农产品出口边际无显著影响。喻美辞和蔡宏波根据要素密集度差异,将农产品分为资源密集型及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两类。前者包括水产品、粮食谷物、畜产品等,对于土地、水源等自然禀赋的依赖性更强。后者包括蔬菜水果、饮品类等,产品生产流通更加依赖于人力资源丰富度。从产品特性来看,果蔬、生鲜等农产品通常不经加工直接进入市场流通,且由于时效性较强,受到贸易成本与市场需求的影响较大;而动植物油脂、饮料等产品需要的加工工序相对复杂,出口流程更加标准化,出口往往与宏观经济环境息息相关,制度对于不同类别农产品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本文根据HS编码分类,将农产品分为动物产品(HS01~HS05章)、植物产品(HS06~HS14章)、动植物油脂(HS15章)、饮料烟草(HS16~HS24章)、木制品(HS44~HS46章)五个类别进行异质性分析。从扩展边际的回归结果来看,政治制度距离对除饮料烟草外其他类别农产品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但从显著性水平可见其对植物产品出口扩展边际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经济制度距离对动植物油脂、饮料烟草等农产品种类扩展起到促进作用,但对木制品的出口种类扩展起抑制作用。从集约边际的回归结果来看,政治制度距离对各类农产品集约边际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但并不显著,可见在细分类别上,政治制度不是影响已建立贸易关系的农产品出口变动的重要原因。经济制度距离则显著抑制木制品出口集约边际的增长。
本文在提出理论假设的基础上,考察了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的三元边际,并以制度距离作为核心变量分析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得到了以下结论:①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依靠扩展边际与价格边际拉动,且表现出国别差异,但出口数量的提升对于推动中国农产品出口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②制度距离对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对数量边际存在显著正向影响。③制度距离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表现出国家异质性,对于制度质量高的伙伴国,制度距离对农产品出口边际无显著影响;对于制度质量低的国家,政治制度距离会显著抑制农产品出口种类扩展,但会促进出口数量提升。④政治制度距离对细分类别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无显著作用;经济制度距离对不同类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影响则存在产品异质性。因此,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中既要考虑伙伴国市场规模、文化环境、贸易壁垒等传统因素,也需重视制度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相比于国内贸易,国际贸易使中国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风险,国家间制度距离显著抑制中国农产品出口。因此,构建安全稳定的市场环境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基础保证。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提升中国农产品贸易相关制度质量,持续优化中国贸易制度环境。WGI指数显示,近20年来中国制度质量均值为负,在RCEP国家中处于中下游位置,制度环境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政府效能与法治是影响一国制度环境的关键因素,因此,一方面,中国政府需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法律制度加强中国法治体系建设;另一方面,通过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健全监管机制提升政府效能,完善政府治理体系建设。第二,审慎评估贸易伙伴国的制度环境,防范农产品出口风险。由于制度距离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具有负向影响,因此,中国在进行对外贸易时要对贸易伙伴国的制度环境进行充分评估,正视中国与之存在的制度差距。及时搜集各国政府及官方机构发布的制度质量相关数据,建立制度风险评估机制,减少中国企业在对外出口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借此,在对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进行出口时,可以有效避免贸易往来中由于制度问题而带来的风险,提高贸易效率。第三,通过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制度创新缩短贸易制度距离。RCEP的签署与生效在经贸合作领域推出了系列便利化规定,中国需紧抓RCEP机遇,积极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建设,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同时,积极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在此基础上持续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与法律制度,加强腐败整治、行政监督、农业生产等多方面制度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缩短制度差距。(注:受公众号排版限制,文中图表、参考文献等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