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支巷坡度深，进巷仰身小步探，出巷弓身使劲蹬。从估衣街俯视堂子巷
从堂子巷仰视估衣街
依托黄淮大堤而建的估衣街，其支巷，绝大多数在背水一面的大堤南侧，从东往西依次为：钉铁巷、粉章巷、打铜巷、草楼巷、马子巷、周官巷、倪家巷、七条巷、堂子巷……几乎都留有有这种上下坡的特色。
大多在店堂与低矮的后院之间砌有5-7层台阶。有的人家早期台阶石，利用深挖屋基时从堤脚散落下来的石工凑合。估衣街西段3号张洪生家
西段119号范洪林家
西段钱德源绒花店（用上旧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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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商户为追求大片庭院朝阳，便于种菜养花，将通常最南边的堂屋，建到台阶位置，从店门口看去像平房，但从后院看却是楼房，魔幻境界，十分有趣。面朝北的49号卢氏豆腐店，从1970年为卖房料将店堂3间缩成2间以来，从东山围墙外，就可看到店后低矮的堂屋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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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后代卢崇明，在堂屋的北墙前，介绍市政府2018年12月公布的“历史建筑”保护牌卢崇明站在堂屋东山6层台阶的顶层，欣赏平房转身变楼房的南墙![]()
相家湾街：新城西门外起，至窑沟头止，即古黄河堤也。有旧石工，地势高爽。（同治《山阳县志》卷二《城外关厢》第14页）《县志》注，新城西门外起，至窑沟头止，即古黄河堤也。有旧石工，地势高爽。（新版《淮安河下志》卷二《巷陌》第63页）但同样的《淮安河下志》卷二《巷陌》，介绍“石工头”就有点复杂了。该地方志，大段引用河下晚清文人程锺的《淮雨丛谈》关于石工的分布情况：“河下茶巷北转，街名石工头。三条巷、彤华宫后，今犹存石工遗迹。又古红桥一带亦有旧石工。里人曰：此古黄河堤，其实淮河故道，后为黄所并也。其石工则不知何年所创耳。按《明史纪事本末》：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距陈瑄创堤167年）建西桥石堤，长九十八丈，以御淮河之冲。今所存遗迹，或即此乎。又按《郡志》，西桥在相家湾西，旧黄河经此，最为险恶。”同样的《淮安河下志》，在卷十六《古迹》中再次反映了走向的复杂性：光绪十年（公元1884，距西桥建石堤301年），“漕督谭钧培拨银二千两，重砌文渠沟墙。墙面需用盖石，或言河北程公桥东约半里许，有地名枚河，系古黄河堤，已无河形，中多废石。饬工挖深五尺许，近南一面，果见石墙 。刨起不少，舁之入城，亦甚济用。旋以河下人出阻而止。《续县志》覲案：此石见在河下，《淮雨丛谈》所疑西石桥堤遗迹，今仍屡掘不尽。程公桥跨河下、河北两镇，此条所记，无关河下。”（覲公末句所注，强调此石堤属河北地界；其实，总体上仍属明代的黄淮南堤。）收在2014年版《淮安府署》中的刘怀玉《不收饋遗的知府傅希挚》载：“万历十一年（1583）六月，淮扬、徐州榷税，留三年以备河工，至此已满三年。”刚升任为漕运总督的傅希挚，上书请求永远留着治河使用，婉拒“解部”，未能得到批准。十月，傅希挚再次奏报：清江浦至西桥（河下）一带，堤岸当黄淮扫湾之冲，近年黄流日刷，堤岸单薄，万一啮决，则运道、生民俱受其害。合将旧堤亟为修砌，限万历十二年秋黄水未发之先报完，完日将工费核实奏缴。朝廷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淮扬、徐州榷税，留三年以备河工”，当为一笔巨大的资金来源。其他年代维修的费用，志书罕记，想来累计起来不菲。历次抗洪抢险，厚实的石工墙体将从钵池山直冲下来的洪流，挑向中泓。可这一功能，反招致石工脚下出现淤淀，扩展成河滩；并从石工头逐渐向下游延伸，直达新城西北角；由于淮河中泓开始与新城北城墙平行，河滩扩展才停止。相家湾逐渐形成了一个大三角形的河滩，先人在河滩上建房，形成了“前三条巷”，随着黄淮中泓北移，河滩不断向北扩展，后来在新淤淀的河滩上又形成了“后三条巷”。为搞清中泓一线激流北移的条件，还得明白此段黄淮合流水道的宽度，绝非目前翔宇大道北侧装护栏保护的深水沟那么窄。那时的北岸，远在今徐杨乡“汤三公”（生于1918年的刘云富回忆），甚至东北方向的苏嘴镇苏嘴村（回忆人：生于1933年的马福良、生于1953年的姜翠）。俗称废黄河堆的迎水面，曾出土大量杉木桩，层数单一，未见石工痕迹，桩后以打成捆的芦柴挡土。石工的雄伟阵势，目前暂时看不到。但仍然可以从一些参加过挖石工、刨地桩的河下老人口述中，深切地感受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家困难时期。一河之隔的河北城郊公社极少数社员，在“深挖塘、拿黑土”肥田的劳作中，偶尔尝到了“拿地桩，挣现钱”的甜头，于是很快风行起来，喊响了“小河翻身，大河脱壳”的口号。这股歪风传到河下，河下人才惊讶地发现：地桩上的石工规模之大，远超河北！时间的车轮飞速运转到新世纪的2008年，亲历亲见刨地桩的老人向我绘声绘色回忆：地桩上面垒砌的长方体块石，大都13层，也有11层、15层的。我第二次追访时，出生于1934年的张怀仁，竟记起还有17层的状况。为什么层数都取单数？至今还是个谜！出土石工之一，青色长方体块石，存放于花巷头西的石工头街道南侧出土石工之二，淡青色长方体块石，存放于花巷头西的石工头街道南侧为什么垒11—17层那么高？还不是为了阻拦黄淮巨大洪峰从堤顶越过！
足够的高度，必须配备足够的厚度，才禁得住巨大洪峰对凹岸的反复撞击与冲刷。可以想见石工的底脚，以及支持底脚的木桩阵势该有多宽了！老人们的共同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临近石工头的十几层石工下面，前7排（也有说8排的），每根长约3米；后3排（也有说5排的），每根长约2米，还排成传说中的“梅花桩”样式。直径一般为12-13公分，细的也有10来公分。拿地桩是艰辛活计。尤其是前7排，杉木桩密集得连捆扎的铁链都塞不进去，须稍许砍短其中两根，才好对临近的桩下手。他们利用杠杆原理，把刚露头的地桩缠上铁链，套在撬杆末端上，在紧靠待拔木桩旁边，塞进撬杆的垫木，五六个人举起双臂，握住斜向翘起的长臂撬杆，高声打起号子；随号子领头人的指令发力，一点一点地将撬杆拽平后，再一点一点往下压，直至将这根地桩拔起。![]()
2008年笔者在采访记录稿中试画的利用杠杆原理的拔桩示意图，得到众口述者认可把拔出来的木桩运到地面，他们也摸索出一套省力的程序：先从露桩的深塘边，向着地面比较宽阔的方向挖成斜坡；对小一点的桩，由两人合搭一头，沿斜坡往上拖；最大的、吨把重的桩，曾由12人抬着走斜坡送到地面。
不久，改进为用装上定滑轮与动滑轮的土吊车，拔取与转运地桩的效率大大提高。在最初试挖的“琵琶刘”与后来的“石工头”附近地段，都出现过特大杉木地桩，长达1.2丈，围圆周长达1尺4、5寸。![]()
2008年，琵琶刘一带群众向我比划他们所见杉木地桩的不同圆径琵琶刘一带的地桩，大都临时存放到刘元富家院内。（1889年出生的刘老，2008年口述时自报91岁，属马。老人享年101岁）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在并列的两个仰面块石之间，先人用银锭形状的铁锔互相拉扯，结成非常牢固的整体。
推想：可能在每层块石铺就后，还得在两块并列块石的边缝处，分别凿成内宽外窄的燕尾槽；每两块相邻的燕尾槽拼合成束腰的银锭状组合槽；再向组合槽内灌注融化的铸铁，冷却后就凝固成铁锔了。激流很难将其中的任何一块冲歪再卷出的。这种奇巧的铁锔，凝集着跨行业的先民们通力协作征服洪涝灾害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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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闸石工顶面的铁锔（市博物馆刘光亮摄）
住在前三条巷15号的张大锦回忆：十多岁时，曾请人将银锭形的铁锔从燕尾槽李撬下来带回家，当哑铃玩。拆卸下来的块石，很难卖出，他们就用铁榔头敲成石子，卖给席桥、徐杨等供销社，砌石油储藏池，据说可以节省制作铁皮罐的投资，又可防火、防盗。大量的石子还装上船，沿着市河，转进苏北灌溉总渠，一路卖到阜宁、盐城等地，将总渠大堤的各个路段，先后铺设成硬邦邦的石子路。石工下的杉木地桩才是抢手货。杉木挺直不变形，是最佳的房料、寿材（棺材）料；连锯下来的边角废料，都可变废为宝——请圆木匠制成木桶、锅盖等耐潮湿的家具。河下老人记得曾经卖到海门角斜红旗公社盖房子。大的每根能卖到30元甚至60元，小的每根20元。当年私价米才贵到每斤2元。
在那特殊年代的荒唐事，已成历史。但记取深刻教训，以防痛心事重演，是非常必要的。
所幸最高爽的石工头一带，因为房屋鳞次栉比，人口过于密集，使得拿地桩的人无从下手，雄伟厚实的石工墙得以保存下来。
住北茶巷西侧57号的冯建中回忆：十几岁时，看到供电局在这里竖特高水泥电线杆，挖出好多层块石，才牢牢扎根。估衣街西头的石工头（街）8号的潘永林，不但见过街面1米以下多层石工，长度超过1米，家里人动用了其中两块，垒砌成如今的两层门台石；还见过店堂及后面天井下面挨着铺的石工。
如果请专业考古人员介入，以科学手段探得确切的范围、规模，解释功能、原理，同时请专业摄影人员拍下精美照片，联合制作成影像资料，定点展示；同时选择适当地点，作立体解剖式的、原汁原味的文物遗存展示，估衣街将增加一处见证先民征服自然灾害的罕见人文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