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进哈佛？那她必须不能是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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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追凶》

 [美]贝基·库珀 著，张畅 译 

她必须不能是个女人

2014年，麻省理工学院（MIT）生物系教授南希·霍普金斯（Nancy Hopkins）在拉德克利夫50周年校友聚会上发表了演讲。她是这样开场的：“1960年来到拉德克利夫的女性是一场性别革命的开端。”

拉德克利夫时任校长玛丽·邦廷让这群学生们的内心充满期待——她们将会超越此前这所学校所有女性在专业上的成就。对于南希来说，这份期待似乎实现了：她1964年从拉德克利夫毕业后去读研究生，于1973年拿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职。

如果1973年的时候你告诉我，存在一种叫性别歧视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会想到，这种地球上有一半的人不能平等参与、也不能生孩子的职业是带有歧视性的。

并且我以为学校里没有女教授的唯一原因，就是所有其他的女性都选择去当母亲了。1960年，我了解到女性可以上哈佛大学的课，却得不到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教职，这让我非常震惊。

《1964年民权法案》将这种歧视定性为非法。之后，当各个大学仍拖拖拉拉的时候，1970年代初，《平权法案》的相关法律及法规要求大学必须雇用女性，否则将会失去联邦的资助。一直到1973年，就是我得到教职那一年，我以为性别歧视已经是过去时了。

《风雨哈佛路》剧照

尽管她既没有主动寻找答案，也没抱有什么期待，但慢慢地，南希发现她错了。

“性别歧视的确存在，即便对那些没有孩子的女性也是这样。它的形式是如此令人惊讶，以至于我花了20年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那时我已经50岁了。”

1954年秋，科拉·杜波依斯来到哈佛大学，她是学校里第二个拿到终身教职的女性。为了不破坏餐厅里的气氛，她不得不从侧门走进全是男性的教职工俱乐部，在单独的一块区域吃饭。1969年她退休时，在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无论是终身教职还是副教授，均没有一名女性。

后来，简在莱塞济的室友艾莉森·布鲁克斯（Alison Brooks）找到生物人类学系的终身教授艾尔文·德沃尔（Irven DeVore）当面对质，问他系里不招收女性是怎么回事。德沃尔回答说：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要想有足够的实力进入哈佛大学，那她必须不能是个女人。”

莎莉·贝茨，就是曾经帮助简安排打胎的那位女士，是在1965年秋来到哈佛大学的。学期一开始，每个人都必须和系主任道格拉斯·奥利弗（Douglas Oliver）教授面聊一次。莎莉知道，奥利弗教授给每个男生都讲了鼓舞人心的话。“我们在你们身上投入了很多，希望你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但当莎莉走进教授的办公室，无意间提到她对班上的女生人数（差不多占到一半）感到多么惊喜时，奥利弗教授回答说：“你们都是为了来嫁人的，不是吗？学位夫人。”

莎莉在春季学期结束前退学了。最终，她同届只有两三个女生还在哈佛大学就读，其中就包括艾莉森·布鲁克斯，她的导师告诉她：“我从来没给女人颁发过博士学位，现在也不打算开这个口子。”

1967年开始读博士的玛丽·波尔（Mary Pohl）没多久就意识到哈佛大学存在着歧视——她管这叫“不平衡”（imbalance）。她的导师戈登·威利邀请博士生们来他的社交俱乐部吃午餐，顺便指导他们。俱乐部仅允许男生入内。

可当我们交谈时，她坚持要我理解她在哈佛大学的经历并非一无是处——接替威利成为她导师的初级教师杰里·萨布洛夫，就是她了不起的伯乐。她还想让我知道，哈佛大学的歧视不足为奇；相比她在职业生涯中即将面临的情况而言，那“只能算是一次热身罢了”。比如在她现在担任荣誉教授的佛罗里达州，她系里的一位年长男性总对她区别对待，会在办公室前台对她“大发脾气”。这个教授成为系主任之后，他毫不掩饰对男同事们的偏袒，比如只给他们涨工资。玛丽提出了申诉，要求重新考虑自己的工资（几年里她多次提交过申诉）。由行政部门选定的一名大学女教师审查了她的案子，并驳回了她的申诉。当玛丽来到她办公室讨论裁决结果时，对方告诉她，“你的工资的确不公平，但生活本身就不公平”。

伊丽莎白·斯通，就是那位因为被误导而放弃了宾夕法尼亚大学资助的学生，于1971年来到考古系。她被这里的氛围吓到了。多年以后，她称哈佛大学是“我去过的性别歧视最严重的地方”。为了弱化性别，系里的其他女生都穿得“很中性”。伊丽莎白拒绝这么做，结果她成了班上唯一不被教授直呼其名的学生。她成了“斯通小姐”。当伊丽莎白和芝加哥大学商议要尽快离开哈佛大学时，她跑去和秘书们道别，这群秘书也都是女性。其中有个人祝贺她：“你们中终于有人逃离这里了！”

1981年，当莎莉·福克·摩尔（Sally Falk Moore）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拿到终身教职时，她是系里唯一拥有终身教职的女性，也是整个哈佛大学文理学院16位女性终身教授之一。摩尔教授感觉自己仿佛孤身一人立于寒风中，系里接纳她，是把她当成朋友，在决策上却并没有拿她当回事。行政部门提升她为研究生院的院长、本科生宿舍马瑟楼（Mather House）的主管，她觉得自己被利用了。行政部门的想法是希望尽可能让女性被看见，以此来提升女性在大学的地位。但这些行政工作消耗了她的时间，反而让她在人类学系的管理上更加没有了发言权。

摩尔很快就意识到，要和这种普遍存在的文化抗争无异于“浪费时间和感情”，因此她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教学、研究和写作上。她发现，用不着赢得系里的斗争，她也能从自己的专业生涯中获得满足感。她还是幸福的。

多年以后，93岁的摩尔教授会说：“我从来都不觉得身为女性完完全全是一种阻碍。在很多方面，这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我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因为人们对我的期望很低，而他们得到了一个完完整整的人。”

90年代中期，艾莉森·布鲁克斯去哈佛大学探望1997届的本科生女儿。她参加了一个会，会上校方骄傲地宣布他们在防止性骚扰方面所做的工作，其中包括针对不当行为对新入学的男生进行培训。艾莉森打断了他们，询问他们计划针对教师的骚扰采取哪些行政举措。

2014年，拉德克利夫校友聚会，南希·霍普金斯的演讲进行到最后，她告诉听众，学术界的性别歧视最终成了不可争辩的事实。她1994年就发现，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院中仅有8%的教职工是女性。而在哈佛大学，这个比例是5%。歧视最终被量化了。她将自己的这一发现告诉给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结果发现“麻省理工学院的女老师们都心知肚明，但每个人都不敢说出口。在精英教育的体制下，如果你说自己被歧视了，大家只会觉得是你不够优秀”。

2005年，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拉里·萨莫斯（Larry Summers）在一个关于多样性与科学的会议上说，因为与生俱来的生理差异，男性在数学和科学相关的职业中比女性表现得更出色。听到这里，南希·霍普金斯径直走出了房间。萨莫斯虽然承认社会化的作用，但还是淡化了它的重要性。即便他说的话在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仍向《波士顿环球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行为遗传学的研究表明，人们之前归因于社会化的事情根本不是由社会化引起的。”根据《卫报》的报道，在拉里·萨莫斯任校长的头三年半时间里，提供给女性的终身教职数量从36%下降到了13%。2006年6月，萨莫斯卸任；下个学期，我来到了哈佛大学。

在校友聚会的演讲上，南希这样总结道：

“在我们有生之年，女性取得的进步是惊人的——这要归功于像玛丽·邦廷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但高层的平等？任重道远。”

《风雨哈佛路》剧照

萨蒂·韦伯

伊瓦·休斯顿并不是一个人。萨蒂·韦伯，几年前和我一起上卡尔的课的那个梳辫子的女孩，同样把简的故事当作一种警示。她在斯坦福大学的讲师、理查德·梅多以前的一个学生之所以告诉她这个故事，也是为了提醒她注意卡尔。而萨蒂和伊瓦一样，都把简的故事看成系里性别互动关系这个大背景的一部分。在哈佛广场的一家咖啡馆内，她不假思索地告诉我，她的看法是，“这算是一种比喻⋯⋯恃强凌弱的老教授们利用他们的学术地位，让［他们指导的学生］非但不能说不，还可能渴望从中获得兴奋感”。

我问萨蒂在系里的经历如何。她寻找着合适的语句。她想让我明白，她并不是那种会有意找例子来证明虐待确实存在的人。但这些年来，她很难无视日积月累的冷落和欺侮。教授们对她的长相评头论足。她发觉，她和其他女生都不得不靠加倍努力来赢得关注。

她告诉我，按照大学的政策，大约每五年，各个系都要由哈佛校外的学术委员会评估一次；几年前，校外委员会“指责”哈佛大学考古学系没有一名女员工。她说，哈佛大学的考古学系从来没有过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

我迅速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名单。科拉·杜波依斯是社会人类学系的，不是考古系。辛西娅·埃尔文-威廉姆斯（Cynthia Irwin-Williams）是怀俄明州地狱峡Hell Gap，位于美国怀俄明州东部大平原的一处考古遗址，包含大量史前古印第安人和太古时期的文物，对北美考古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考察的负责人之一，为哈佛大学培养了不少最优秀的考古学家，但她从未获得终身教职。鲁斯·特林汉姆也是。塔蒂阿娜·普罗斯古利亚可夫，就是那个随身携带烟灰缸的玛雅学者，在系里连正式的职位都没有。

萨蒂对她的论述做了限定。从来都没有，除了有一回，有人短暂地获得过终身教职。诺琳·图罗斯（Noreen Tuross）教授在系里待了五年。2009年，人类进化生物学系从人类学系分出来之后，她转去了这个系。萨蒂有印象，诺琳是被解雇的。（我和诺琳聊的时候，她说加入人类进化生物学系是她自己的选择，但在她的理想世界里，她本可以继续待在人类学系的。“分系的时候我的确提过申请，同时在两个系任教，但被人类学系驳回了。原因你得去问他们。我不清楚。”）

《隐藏人物》剧照

但如果把这个问题理解成是哈佛大学或考古学界特有的问题，格局就小了。根据我读到的数据，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人数少，并不是因为本科或研究生的女生少。相反，随着女性在学术界的地位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女性默默选择了退出。上升到全职的终身教授这个级别，人数便不容乐观了。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一名初级教师最近编写了一份报告，对这种悄无声息的减员现象提供了量化的观点。

性骚扰和性侵犯的经历可能也是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根据2014年发布的第一份关于野外考察时遭受性骚扰及性侵犯的系统性调研，接受调研的500名女性中有70%曾受到性骚扰，140名男性中有40%曾受到性骚扰。超过四分之一的女性曾遭受性侵。大多数男性是被他们的同伴骚扰或性侵，而大多数女性则是被她们的上级骚扰或侵犯。另一项调查表明，相比被同辈骚扰，由上级实施的性侵及性骚扰造成的心理创伤更严重，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更大。

我渐渐开始看到我在本科时没有能力认识到的事：即便一个体制中的个体都是好人，他们所构成的这个体制也依然有可能是毁灭性的。正因为我和系里所有这些女性交谈，研究她们形态各异的不幸，我才开始意识到体制的惯性有多大的腐蚀作用。另一方面，理查德和莎莉是人类学系的教授。让我颇感惊讶的是，尽管人类学家的职业生涯聚焦于观察人类的行为模式，但一旦轮到观察自己，他们却并不一定比我们做得更好。正如伊瓦·休斯顿曾经告诉我的那样，“要承认你属于你研究的那个世界，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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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凶》

（美）贝基·库珀 著，张畅 译

ISBN：9787532795062

定价：98元

出版时间：2024年9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

2009年，还是大三学生的贝基·库珀第一次听到有关简·布里顿被谋杀的传言，她立刻被这个故事吸引住了。故事的中心是布里顿与一位已婚教授的所谓婚外情，据称这位教授在布里顿威胁要透露他们关系的细节时将她杀害。对这位年轻女性了解得越多，库珀就越觉得“她与自己的关系更像是炼金术而非理性”，但库珀同时也担心，像哈佛这样“无所不能”的机构“会在多大程度上确保这件事不被曝光”。

直到2012年回到纽约后，库珀才开始全面调查简惨死背后的细节。她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在那年秋天以哈佛大学本科生的身份卧底，以了解更多关于涉嫌谋杀布里顿的已婚教授的信息。

在随后的数月和数年中，库珀秘密采访了人类学系的研究生和简的朋友，加入了一个业余侦探在线小组，并研究了包括《哈佛深红报》在内的报纸上的文章。一些细节的出现不仅使案情复杂化，还揭露了其他嫌疑人，以及哈佛和执法部门的个人秘密和系统性背叛等纠缠不清的问题。

简的故事不再是DNA证据最终在2018年揭开的谋杀之谜，而是学术界性别不平等的故事，它关乎被赋予权力的男性精英中的“牛仔文化”、制度的沉默效应以及我们重写女性受害者故事的冲动。

作者简介

贝基·库珀（Becky Cooper），曾是《纽约客》编辑部成员，也是布兰迪斯大学舒斯特调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调查性新闻基金和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霍华德·G. 巴菲特女记者基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