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年轻人，我不想谈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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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不谈恋爱的年轻人》，有删减

作者：[日] 牛窪惠

译者：李叶

一旦偏离轨道便无法回头的

“希望格差社会”

（前文提到）明也好，光太郎也好，他们都是被父母寄予厚望的男性，分别在高中、大学前走过独属自己的精英之路。如果没有在关键时刻病倒，两人应该都会拥有截然不同的人生。

然而在当今日本，一旦偏离轨道，便很难再回头。尽管从低谷“东山再起”也并非绝无可能，但在那之前，他们会绝望地认为“反正像我这种人做不到”“简直是无稽之谈”。那正是如今年轻人的心牢所在。

2004年，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在其书中将该现状称为“希望格差社会”。

这一说法基于美国进化心理学家尼斯（Randolph M. Nesse）论文中的记述，“人们认为努力会得到回报时，便会燃起希望”“但如果认为即使努力也是徒劳时，便会陷入绝望”。

“正式员工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盼望着升职加薪。如果努力得到了上司和同事们的肯定，也会充满干劲。然而，非正规雇佣者，无论再怎么努力工作，都不会晋升，加薪幅度也微乎其微。反倒可能明天就被解雇，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山田昌弘如是说。

这就是为何非正规雇佣者无论对工作还是生活都变得心灰意冷。

《我的事说来话长》剧照

正如前文所述，三重大学教授南用“悠然生活的女性”与“容易受社会闭塞感影响的男性”来说明当今男女的恋爱状况。

南的研究表明，那些不仅不想谈恋爱，而且对恋爱抱有消极态度的男性，尤其容易受到社会闭塞感的影响。

“由于受到长期经济萧条等因素的影响，知难而退、量力而行、轻松生活未尝不是一种幸福的观念已深入年轻人的内心。若他们对恋爱的态度没那么积极，便会认为‘没必要谈恋爱'‘不想通过投资来获得爱情'”。

如此说来，前文提到的明和光太郎，并非毫无恋爱经历的未恋男性。然而过去的经历使他们确信，“恋爱也是精英获胜的一场战役”“如果没有正规工作，就无法在女朋友面前挺直腰杆”。他们对于性与恋爱本身，原本便没有好印象。因此才更容易认为“反正我做不到”吧。

有钱没时间恋爱的正规雇佣者

与有时间没自信的非正规雇佣者

随着《劳动者派遣法》的修订，低年收入、非正规雇佣者人数显著增加。该法律1986年时开始在部分行业施行，此后经过多次修订（1999、2004、2006），不仅所谓的白领阶层，连制造业的派遣工也在事实上得到了认可。

此后，在泡沫经济繁荣期时仅占3%的25—34岁非正规雇佣男性，2014年增长至17%，即每6人中便有1人为非正规雇佣。在15—24岁群体中，该比例更触目惊心，46%的男性为非正规雇佣者，几乎接近半数。正是该状况导致了前文所提到的别说结婚、连恋爱也消极面对的“恋爱荒”年轻人与日俱增。

尽管如此，2015年6月，众议院通过了事实上废除企业在同一岗位连续任用派遣员工“期限（最长为3年）”的修正案。日后，如果参议院也通过此案，企业只需更换“负责人（个人）”，便可以在同一岗位永无止境地任用派遣员工。这样的法律内容哪里能让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抱有希望？

受经济萧条影响，20多岁男性的年收入也开始走下坡路。周一至周五全职工作的男性平均年收入在1997年是360万日元，2009年（雷曼危机后）降至306万日元，降幅高达50万日元以上（国税厅）。

“非正社员”的情况更加不堪入目。截至2014年，上述年龄段男性的平均年收入仅为186万日元，平均月收入大约15.5万日元（2015年/厚生劳动省）。这意味着他们连约会的花销都负担不起，更不用说婚姻生活了。

《我的事说来话长》剧照

本次调查中，问及“为换取爱情可以失去什么”时，回答“金钱”的单身男女占比10%。

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表示：“我深刻理解为何秉持现实主义的年轻人会认为恋爱不符合‘性价比原则’。”

我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也介绍了年轻人认为“恋爱不符合性价比原则”的想法。如今20多岁的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在不确定的事物上花费时间和金钱。想必不确定性最大的便是恋爱吧。

如今的时代，是正社员也无法安稳度日的时代。

支撑着经济高速增长期及泡沫期“拼命型员工”的终身雇佣制度，事实上于泡沫经济崩坏后的1990年代中期近乎崩溃。进入21世纪后，以制造业为中心，各行业进行了大规模重组。截至2014年，共计1324家企业中的231558名员工“自愿提前退休”（2014年/东京工商业调查）。

当然，年轻一代也未雨绸缪地担忧“或许明天就会轮到自己”。PRESIDENT杂志对正社员展开某项调查（2009年）的结果显示，20多岁年轻人中“非常（多少有些）担心自己会被解雇”的人大约占四成，比例相当高。

不仅如此，即使有女朋友，也认为“约会不如加班”的年轻人同样不在少数。

自昭和四十年代后半期起（1970年开始），每年都会对新员工进行问卷调查。日本生产性本部的调查结果（2014年）显示，八成以上的男女“放弃约会去工作”。或许是因为受到了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影响，近年来“对私人生活（约会）的重视”略有增长，但即便如此，“拒绝加班去约会”的占比仍不足二成。

“在日本，金钱略宽裕的人太忙，没时间谈恋爱，而没钱的人虽然时间充裕但缺乏自信，同样无法恋爱。”山田昌弘如是说。

简直是至理名言。为了改善这种现状，调整男性工作时长、平衡工作与生活，或许会有效减轻其工作负担，以便他们能够专注恋爱吧。

的确如此。人们常说，日本的工作时长总也不见缩减。

尽管泡沫经济崩坏后，雇佣者个人的工作时长看似有所缩减，事实上却不过是兼职工等短时间工作人数增加的结果。

从雇佣者整体的“总工作时长”来看，泡沫经济时期（1991年）约为2100小时，2000年约为2000小时，2012年几乎是在原地踏步。（内阁府）

该现状未必因为大家都热衷工作或者“希望得到上司的认可”自愿加班，而是与“加班费”密切相关。

从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月度劳动统计调查”来看，以“加班费”为核心的规定外收入额在1995年时大约为25万日元，到了2013年时已超过30万日元。这一部分规定外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率，与1995年的5%相比，2013年已增至近7%。

归根结底，原本也有人希望少加班，将精力投入约会与婚活之中，然而他们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加班以保住一定的收入……

在此，经济萧条同样是使得如今年轻人试图远离恋爱的原因所在。

男性的矛盾：既想娶事业型的妻子，

又喜欢家庭型的可爱女性

女性正面临着与男性截然不同的困境。

和泉（24岁）是一名体育老师，从未交往过男朋友。她留着一头短发，像个男生，初高中时期在女校一直是篮球队主力，很受学妹欢迎，还曾在情人节时收到过12块巧克力。

但是当和泉进入体育学校后，周围清一色都是男性。和泉总是被他们戏弄：“你对男人感兴趣吗？！”在为数不多的女性中，受欢迎的无一不是可爱又有女人味，集训时还会做高颜值便当的人。如此明显的差别对待更让和泉确信“果然男人都是白痴”。

毕业后，目前和泉在一家健身房担任健身教练。由于七成会员是男性，受欢迎的显然还是“有女人味”的女教练。在会员当中的受欢迎程度与工作评分密切相关，如果将头发留长些，再化上妆，或许评分会有所提升。

“我不想为了业绩向男人献媚，但确实觉得自己吃亏。如果过了30岁，我还是这样（没谈过恋爱）的话，百分之百会成剩女。”

和泉是一个非常有上进心的人。在担任健身教练的同时，她还在努力备考会计和医疗管理资格考试。“如果没有一技之长的话，我会恐惧未来。”

尽管如此，“无论我有多少资格证、多么独立，也完全不会给我的女性魅力（恋爱力）加分。”“男人宁愿选择不独立的女人。”和泉苦笑着说。

很遗憾，调查数据上同样清晰可见。

当问及“喜欢什么类型的女性？”时，最令20—26岁单身男性心动的“温柔、包容”（61%）、“家务做得好”（58%）“长得漂亮”（54%）三种类型。当问及“想和什么样的女性交往？”时，回答也是如出一辙。

相反，仅有一成左右的男性希望与“工作能力强”“收入高”“有地位、有名望”的女性交往。每3名男性中只有1人心仪独立女性（2014年/R&D）。

即使在如今男女平等的时代，男性仍然偏爱“漂亮”“有女人味”“家庭型”的女性。在这里，男人们自相矛盾。

某女性杂志的调查结果显示，如今25—39岁男性中九成以上希望“未来的妻子也能工作”（2011年/《CREA》文艺春秋）。他们的真实想法是如果妻子一点儿薪水都不赚，仅凭自己一人恐怕无法养活整个家庭。

然而，前文也提到他们所追求的“恋爱”对象主要是“有女人味”的女性。虽然这么说多少有些露骨，但比起和泉般为自己未来考取资格证、“不想献媚”的上进型女性，男性的确更喜欢穿着淡粉色连衣裙参加联谊、宣扬自己“正在上烹饪课”的女性。

因而，对恋爱心灰意冷的女性会认为“傻瓜才恋爱”“男人就像白痴”。

《家族的形式》剧照

单身寄生族男女难以恋爱的真正理由

还有一点，“寄生”也是如今年轻人难以步入恋爱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女性。那是一种与前文提到的“超恋父母现象”相关联的，直到结婚为止一直与父母同住的生活方式。

国家第三方机构关于“单身寄生族”演变的调查结果显示，从泡沫经济时期来临前的1987年起到前一段时间为止，男女（18—34岁）“寄生族”的比例都几乎没什么变化，男性大约70%，女性大约75%。

但最近，人们开始关注不同“雇佣形式”下的同居率差异问题。前文提到过“女性的恋爱情况并没有那么受年收入与雇佣形式所左右”。然而，在与父母同住的未婚女性中，非正规雇佣者明显高于正规雇佣者。

截至2010年，在未婚女性中，与父母同住的女性平均占总体的77%。若将范围仅限于做派遣工作、家政服务、打零工和兼职，便会多出大约一成，寄生族占86%左右。

众所周知，近年来未婚率急速攀升。1980年时占比为51%的20多岁女性未婚率，2010年时上升至75%，实际增量近25%。

不仅如此，近来非正规雇佣女性人数同样急剧增多。1990年，15—34岁女性每4人中有1人为非正规雇佣者，2010年时，该比例已然翻倍，大约每2人中便有1人（总务省）。2014年时，三分之一的职场单身女性被视为“贫困女性”（年收入低于114万日元），该表达也逐渐为人所熟知。“单身不等同于优雅贵族”的现状初露端倪。

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指出：“如今的寄生族们与1990年左右时情况有所不同。”

正如前文所述，如今20—34岁的单身男性，近三成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从父母的角度而言，他们不可能对由于非正规雇佣，收入一成不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贫困寄生族”孩子说出“赶紧去独立”之类的话。想必这些孩子根本无法独自生活吧。

《我的事说来话长》剧照

同时，对于生活稍微充裕的“小富寄生族”来说，与父母一起生活也比与恋人同居更具吸引力。除了无法满足性等生理需求以外，在父母身边比离开家与恋人同居更快乐。因为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过上更充裕的生活。

如今通情达理的父母越来越多，年轻人无论在金钱方面还是生活方面，与父母同住都大有裨益——既能够避免无端的争吵，还能够获得内心的安定。

前文中恋父母一族的大学生艾米莉曾说过：“比起在男友身旁，与妈妈一起时更让我心动。”为了未来的发展，她也在考虑与男友同居，只是一想到同居后的“生活”就心烦意乱，连恋爱都无法投入了。

“因为现在一日三餐也好，打扫房间也好，几乎都是我妈妈在做。但如果跟男朋友同居，他肯定会认为‘女朋友做这些是理所当然的’吧。那样的生活可比现在糟糕多了。”本次采访的20多岁女性也大多是单身寄生族。与艾米莉一样，多数人想到婚后的家务，便会脱口而出“大概会很烦吧”“很累吧”。这也难怪，我们以前与积水住宅进行联合调查时也发现，九成以上的二三十岁女性寄生族几乎不做家务。

另一方面，男性寄生族有着截然不同的烦恼。

例如，同样在前文中提到过的俊夫。尽管他父亲总是对母亲居高临下，对他却通情达理。尤其令俊夫开心的是，父亲支持他的爱好。

俊夫20岁时，父亲为喜欢摩托车的他改建了车库旁的空地，让他可以“自由使用”。当他晚上在房间里听音乐时，母亲唠叨他“早点睡觉吧”，可父亲却说“看似浪费的时间也很重要”，还时不时给他零花钱买CD。

“我无法忍受因同居或结婚失去追求自己爱好的自由。”他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连那种快乐都不能拥有，工作的动力也会随之消失殆尽。

通常情况下，不愿谈恋爱的男性似乎都不愿意失去他们的“爱好时间”。

在某项面向没有交往对象的男性调查中，也存在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表示“不想与女性交往”的理由是“想将时间花在兴趣爱好上”。相较于排在第二位“与同性朋友一起时更快乐”（19%）的占比高出一倍以上，稳居首位（2014年/日本法律资讯）。

即便如此仍想结婚的理由是？

与父母同住比与恋人同居更快乐。同居或者结婚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占用自己兴趣爱好的时间，太可怕了……但如果问现在的年轻人是否想未来永远不结婚，答案是“NO”。

近九成年轻人坚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想结婚”。特别是近年来，以年轻男女为中心“希望尽早结婚”的愿望日益显著。

为何不向往同居与婚姻生活的年轻人会执着于“结婚”？

兵库教育大学助理教员永田夏指出：“这是因为如今的日本社会对没成家的人不利。”

当然，“男女经历结婚生子才能独当一面”的“大环境”问题仍然存在，但除此以外在社会制度（保障）方面，单身人士的待遇普遍不如已婚人士。其中，像没结婚继续工作的女性、找不到好工作的男性、缺乏恋爱经历的男性等离所谓的“成家”十万八千里的男女，在社会中尤其容易感受到压迫。永田如是说。

另外，众所周知，近年来“单身焦虑”同样备受瞩目。

2004年，我在拙著《男性不知道的“单身贵族”市场》（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一书中，表达了对职场单身女性的积极看法。托大家的福，第二年该书最终入围了该年的年度新语·流行语大奖。两年后，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出版了《一个人的老后》。大众对于单身人士的积极看法暂且持续了一段时间。

然而，2008—2009年“婚活热潮”来袭，紧接着2010年NHK综合频道播放的《无缘社会》引发了热议，舆论掉头转向“一辈子单身太可怕了”“果然还是得结婚”。

（日）NHK特别节目录制组 著，高培明 译

想必是2011年3月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以此为契机，“家庭纽带”被大肆呼吁，“家人重于一切”“孕育生命是件伟大的事”之类的想法深入人心。

2013年，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发布的《生命设计白皮书》也显示出，“想要日后加强陪伴的人”占压倒性第一位的是家人（71%）。与2001年（63%）相比，提高了近一成。“东日本”地区男女对家人的呼声尤为强烈，较其他地区比例（69%）多出5%，高达74%。

在消费领域中亦是如此。震灾过后，家人，甚至包括祖父母在内的二代、三代消费备受瞩目，人们热衷于创造家人的共同回忆，纪念日消费现象节节升温。最近，就连婚礼上也不仅是新人，而是“全家”一起切蛋糕的现象正在成为常态。

大概其背后也隐藏着前文所提到的20多岁年轻人特有的想法，即“无论发生什么，家人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父母和亲人才是最后的堡垒”。

此外，那些认为“如今并非像泡沫世代般无忧无虑谈情说爱的世道”的年轻人，唯独对结婚持乐观态度。究其原因，或许与他们对我们泡沫世代“反泡沫”“反败犬”意识有关。

我虽说在30岁时结了婚，但婚后忙于工作，错过了生育的最佳时期，算是败犬中的一员。真正的泡沫世代女性（45—50岁）是得益于《均等法》的第一代人。在职场中不输男性工作麻利的她们被视为“女强人”。因此，不少女性过了30岁后仍专心于工作，不知不觉便错过了适婚适育期。这便是被称为“败犬世代”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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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未婚女性一旦超过35岁，结婚的可能性大约仅有一成（总务省）。这便是曾经经济评论家胜间和代所主张的“35岁单身界限说”。加之女性过了35—37岁的年龄段之后，怀孕的概率也会急速下降。拖得越久，情况就越严峻。

“35岁仍未婚的男女会认为‘事已至此’‘不愿将就'，决心等待着逆风翻盘。然而实际现状却是，错过适婚期的时间愈长，被卷入的竞争便愈加残酷。”（永田）

前文中所提到的“榜样的缺席”不仅仅是针对父母。悲乎，年轻一代无论在职场上，还是身边，都很少能找到让他们“想成为那样”的前辈。相反，“不想成为那样”的父辈们却不计其数。

格差社会孵化出的切实恐惧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指出，近年来，尤其得益于科技的发展，简单重复性劳动被信息技术（IT）所取代。即使同为白领，技术工作者与内勤（在日本主要是兼职和派遣员工）之间的工资也已经出现了巨大差距。

加之日本目前年轻一代多为非正规雇佣者，他们正承受着越来越多的压迫。

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表示，在美国，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的待遇几乎无差。即使是管理岗位的正式员工，只要公司不再需要，也会存在立即被解雇的可能。相反，即使是兼职员工，只要能力超群，便可以扶摇直上。哪怕是自由职业者，收入高于正式员工的也比比皆是。

也有些人煽风点火地说：“日本年轻人也触底（非正规・低年收）反弹、咸鱼翻身不就行了吗？”

然而，当今的日本社会，弱者们甚至从一开始便认为自己出人头地的愿景“总归是天方夜谭”，即出现了前文所讲述的“希望格差社会”。

以下是一些有趣的研究结果。

我们先来看看经济学家梅丽莎·S.科尔尼（Melissa S. Kearney）和菲利普·B.莱文（Phillip B. Levine）的论文。他们聚焦于美国各州10多岁少女怀孕率的巨大差距，调查研究“收入差距”对10多岁少女怀孕率的影响。

若干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原生家庭贫困的年轻人往往性经历更早。其背后隐藏着年轻人“留恋肌肤的温暖”，抑或是（尤其女性）“通过作为性伴侣被需要，来确认自身存在价值”的内心想法。

他们同样关注年轻人在性行为中是否采取防止意外怀孕的“避孕措施”，发现在收入差距大的州，青少年女性（13—19岁）怀孕（不避孕）比例更高。另外，从“贫困女性20岁之前的生育比例”来看，收入差距大的州比差距小的州高出5%以上。

在此基础上，两位研究者的判断如下：

“在收入差距大的地区，‘无论怀孕与否，眼前的艰难生活都不会有丝毫改变’‘所以，也没有必要专门避孕’一类的绝望在年轻人之间蔓延。也就是说，年轻时怀孕的成本意识正在下滑……”

另一位经济学家本杰明·考恩（Benjamin Cowan）近期发表的一篇论文，研究了公立社区学院的学费与10多岁青少年性行为之间的相关性。

考恩指出，社区学院学费每上涨1000美元，高中生们“难以拿出这笔学费”“反正学习也没有什么意义”之类的想法会相应增强，学习热情随之下降6%。相反，学费每下调1000美元，17岁高中生的性伴侣人数会相应减少26%，留下的少数性伴侣会更受重视。

总之，如果降低社区学院学费，让年轻人怀着“明天会一点点变好”的希望，不那么容易感受到与高收入家庭之间的“差距”，那么，他们便不会对生活敷衍了事，会积极乐观地面对一切。对恋爱和性也不会因为一时兴起、“怀孕了也无所谓”，他们会积极地去呵护爱。

但如果学费上涨，差距感受拉大，“反正也……”之类的想法肆意蔓延的话，一时兴起式的恋爱及意外怀孕的概率也会升高。于是，目睹了如此状况的周围年轻人“不想自己落到那般田地”，便开始对认真的恋爱及性本身产生了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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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结果，《爱情市场》的作者、加拿大著名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气讲师的玛丽娜・艾德谢德(Marina Adshade)得出结论如下：

“‘恐惧’在10多岁青少年性行为的冷静对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也有同感。那是一种（中略）拼尽全力还被落在社会最底层的恐惧”。“年纪轻轻就有了孩子的话，一辈子会越来越穷。它会让年轻人们对待性行为更加谨慎。”

的确，让年轻人远离恋爱的不仅仅是变本加厉的低收入与非正规雇佣。随着贫富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呈现出“意外怀孕”的年轻人有所增长，或者说是“低收入层群体中的部分人意外怀孕”倾向有所增加。于是，中等收入层群体“不想自己落到那般田地”，便也开始远离恋爱和性。

因此而批评他们多少有些不妥。归根结底是格差社会孵化出他们“只是不想被落在社会最底层”“至少想待在如今的位置上”的恐惧与切实的愿望。

行为经济学用语中也有“损失规避”的说法。

失去1万日元的痛苦感远比获得1万日元的满足感大得多。因此，人们会为了避免失去而过度保护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年轻人身处于这样一个危机四伏、失去之物不可能复返的世界中，这一态度恐怕会更变本加厉。

在巨大恋爱风险与不良债权已然暴露的现代社会，如果要告诉年轻人“不要害怕”“要勇敢地去爱”，那么大人们理应充当中坚力量，创造出一个能够重获失去之物，即使置身底层也可以逆袭翻身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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