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K:出租公寓里的“无缘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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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无缘社会》

[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 文

高培明 译

三万二千名“无缘死者”

“没有关联的社会，各不相干的社会，这不就是无缘社会吗……”

《无缘社会》录制组一开始由七名记者、一名节目主持人、两名摄像师组成。我们把尸体无人认领的孤独终老称为“无缘死”，在调查全国市镇村公费火葬和埋葬的尸体总数的同时，就“无缘死”发生了多少起、为什么会发生，进行了全面的现场采访。录制组根据死亡现场遗留的极为细微的线索来探寻一个个死者的人生轨迹，简直就像刑警在追查案件。

对全国市镇村的调查结果表明，“身份不明的自杀者”“路毙”“饿死”“冻死”之类的“无缘死”，一年高达三万二千例之多。他们本来与家人有“血缘”，与故乡有“地缘”，与公司有“职场缘”，这些“缘”与“纽带”在人生中是如何失去的?通过细心追寻他们的轨迹，或许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引起“无缘死”的我们这个社会吧。

归纳在仅仅几行字里的人生终点

“在途死亡者”，指的是无论警察还是行政部门都无法搞清其身份的“无缘死者”。

《政府公告》几乎每天都登载关于“在途死亡者”的启事，我们决定就以此为线索来进行采访。记者和节目主持人仔细研读一天一天的《政府公告》，然后一个一个走访那上面记载的尸体发现现场。

“在途死亡者”的启事简短、行文的超然。它将一个人的人生终点归纳在短短几行字里，给人一种似乎是草草了事的感觉。每天目睹如此这般的现实，久而久之，无法不让人去想:人的一生难道就该是如此草率的吗?

启事如此之短，其实是有其原因的。我们被告知说，在《政府公告》上登载启事是要花钱的，因而文字都归纳得尽量紧凑。我们感到愤懑，感到纠结，但这反而激励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通过采访来揭开“在途死亡者”的人生之谜，以此来消除那些死者的遗憾。

死亡现场踏勘进行了一个月的时候，一则关于“在途死亡者”的消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死者虽然是在自己家里的起居室亡故的，但却无法确认他的名字，只能将他列入“姓名不详”之列。

在途死亡者

籍贯·户籍·姓名不详之男性，身高162cm左右，体格不胖不瘦，年龄约为60~80岁;随身物品:现金100983日元、存折2本、现金卡2张、钱包2个、居民基本情况公簿卡1张、手表1个;身穿蓝色裤子。

2008年11月5日下午3时15分左右，该人被发现于东京都大田区东六乡(以下地址略)之起居室里，盘着两腿呈向前倾倒状，已经死亡，遗体腐烂。死亡时间约为2008年10月26日左右。

该人遗体已付诸火葬，骨灰由相关部门保管。倘有人了解该人线索，敬请提供给本区。

2009年3月23日

东京都大田区区长

(转录自《政府公告》)

他大概是坐在自家的起居室里，像平常一样在看电视什么的吧?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浮现在我们眼前。然而就在这时候，死神突然来临了。而且他已经腐烂了。这么长的时间，怎么会没有被人发现呢?

我们决定去探索这个男子死亡之前的生活轨迹。

房龄四十年的二层公寓

发现遗体的现场离房东家有二百多米，是住宅区里的一幢公寓。这幢二层楼的公寓房龄四十年，面向一条宽不足两米的窄巷，红褐色的外壁分外引人注目。正面的墙上挂着块细长的木牌，上面的墨笔字已经褪色，勉强看得出写的是“喜作庄”三个字，意为“住在这里就能喜事盈门”。

“就是这儿。”进入公共大门后房东老婆婆打开了左边第一个拉门。门上写着:“十七号室”。

穿过拉门，紧挨着左边的是厨房，右边放着洗衣机和冰箱，朝里是一间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日式房间。墙壁上不少地方已经变成了褐色，让人感受得到昭和年间的质朴气息。

房东老婆婆说，那天是她到屋子里来收房租，这才发现住在这里的男子已经死了。

“当时，是不是有什么气味啊?”

我问了一句，因为我想起了《政府公告》那篇报道里栩栩如生的描述——“遗体腐烂”。

“有气味，难闻极了!他们说他死了起码有一个星期了!”

房东老婆婆回过头来答道。说话时她正在打开外廊窗户，想要给屋子换换气。

我们开始在屋子里拍摄。那个姓名不详的男子就是死在这屋子里的。

从放着烧饭锅、平底锅、烧水壶的厨房，到至今还清晰地留着遗体痕迹的榻榻米;从男子临死前或许正在看 的显像管电视机，到他长年使用的衣橱和已经不会再响铃的电话……摄像机要把这姓名不详男子孑然独处、悄然死去的屋子都收录进去。那古代仕女装束的日本娃娃，想必是眼睁睁地看着这男子死去的吧。还有眼前的大杯子里这把孤零零的牙刷，男子临死之前一定也能看到它的吧。

采访结束离开屋子前，采访组全体成员双手合十，为死者进行了祈祷。

合同里写着的真名

“我仔细找了找，找着了!你们瞧!”

“找着什么啦?”

“合同啊。”

正当我们在公寓二楼采访另一个房客的时候，刚才回了趟家的房东老婆婆又来了。听到她那穿透力很强的大嗓门的招呼，我们急忙下楼赶到大门口，来到她的身边。

那是一份1991年3月31日签署的公寓租房合同，上面写着“十七号室，租赁费壹个月贰万捌仟日元”。在承租人栏里，棱角鲜明的笔触写着姓名:大森忠利。

“他是叫大森忠利吗?”

“对，是叫这个名字，他写的就是这几个字嘛。”

可为什么明明有姓名，却成了“姓名不详”呢?

我们决定去问问这幢公寓里的房客，于是再次上了二楼。

发现遗体的那间屋子的上面，是二楼的八号室，里面住着六十多岁的神野征二郎。这幢公寓里的房客净是外地来的单身汉。神野君说自己是秋田县来的。我们跟神野君聊了聊。

“您常跟过世的那位大森君说话吗?”

“不，我没跟他说过几次话。到了这把年纪，就算听到了各种事情，要说也说不清楚啊。”

住在同一幢公寓里，难道就没感觉到有什么异常?

“我瞧他信箱里塞满了报纸，是觉得奇怪呀。可是听到有电视机的声音从他屋子里传出来，我一转念，咳!他好着呢。怎么想得到他会死啊?”

他承认，自己并没有为了慎重起见到大森君的屋子里去看看清楚。这些房客之间的来往看来是不多的，没有一个房客知道大森君的详细情况，既不知道他在哪里工作，也不知道他过的什么日子。

然而，就是我们自己，对于隔壁住着什么人，他们日子是怎么过的，不是也知之甚少吗?我觉得，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即使自己周围发生了同样的悲剧而我们没有觉察，也是不足为怪的。

大森君无亲无眷，孑然独居，谁也无法确定他的身份，这使他成了“姓名不详”的人。

担保人与钉子袋

从房客那里，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信息。不过，房东老婆婆拿来的公寓租房合同上的担保人栏里，倒是有个住在东京都大田区的男子的名字。

而且，在发现遗体的屋子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建筑工人绑在 腰上使用的钉子袋。钉子袋上写着神奈川县川崎市一家建筑承包公司的名字。

我们决定通过担保人与钉子袋这两条线索来寻找大森君走过的足迹。

一开始，我们去找他的担保人，住在大田区的那个男子。那男子原来住在一幢高级公寓的三楼，但我们拜访时已经人去楼空。无奈之下，我们采访了这幢高级公寓的管理员，他一脸为难的表情，冷冰冰地回答说:“这位先生已经搬家，不住在这儿了。我不知道他搬去的地方，再说，牵涉私人信息的事情，我本来就不能告诉你。”

接下来，我们又去了钉子袋上写着的建筑承包公司的所在地，但那里已经建起了别的高级公寓。那是幢刚完工的新公寓，遇到的居民没人知道有那家建筑承包公司。我们又挨家挨户地去敲公寓住户的门，总算有一位老婆婆说知道那家建筑承包公司。老婆婆说，那家建筑承包公司已经关门收摊，经营公司的一对老夫妇如今住在别的地方。我们立刻向她问来地址，去见了那对老夫妇。但他们说不认识大森君，而那个钉子袋，他们说是分送给客户的。至于分送给了哪些客户，已经记不起来了。

线索出现在供餐中心

正所谓“现场百回不算多”。我们决定再去拜访作为第一发现者的房东老婆婆。

“什么?你们还在调查?你们是不是没事可干啦?”房东老婆婆奇怪地冲了我们一句。

然而就是这一次，她说出了一个情况：

“上次你们回去以后我左思右想，总算记起大森君是在供餐中心工作的。你们到没多远的那家供餐中心去问问吧，没准儿他们知道点儿什么。从这儿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就到了。他们现在还在营业呢。”

我们火速去采访房东老婆婆说的那个供餐中心。

或许因为是中午时分吧，那些看来刚干完活的人正在供餐中心办公室里休息。我们正是在这个当口来的，一打开门走进办公室，所有人的视线全都朝我们转了过来。

“对不起，我们是NHK的，想了解一下大森忠利的情况，他原来是在你们这里干活的。”

坐在最近位子上的女子听了我们的话，撂下一句“请稍等”，慌慌张张地朝坐在办公室最里面的男子走去。她跟那男子低声耳语了一会儿后，男子起身走了过来。他一头白发三七分开，戴着眼镜，一脸戒备的神情。

“你们有什么事啊?”问话的这位男子是供餐中心的专务董事。我们把来采访的缘由告诉他后，他说道:“大森君原来确实是在我们这里干活的。我们也听警察说他死了。不过他在这里干活是在十几年以前了，具体情况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煮米饭的活是他干的。”大森君确实在这里工作过，房东老婆婆的话没说错。

二十年间“不迟到”“不缺勤”

供餐中心上午开工很早，煮米饭的工作从凌晨四点钟就开始了，那时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大森君在这个供餐中心作为正式职工干了二十年，一直干到退休。他们说他没有迟到过，也没有缺过勤。

我们采访了一个自称以前跟大森君一起干活的工友。

“大森君比我大几岁，我们不仅一起工作，还是时常一起去喝酒的哥们。大森君住的公寓房间我也去过。虽然我们互相之间没有深谈过什么兄弟姐妹几个人啦、结没结过婚啦之类的话题，但我记得有一次大森君透露过一句，说他没有任何亲戚。

“我们俩虽然都是外地人，但我从没见大森君露出过怀念家乡的表情。可是他的眼神挺凄凉的，没准儿心里还是想回老家去吧，因为那样总比一个人待在这里(东京)强嘛。”

据他说，虽然是一起喝酒的哥们，但自打从供餐中心退休以后，大森君跟工友的来往就少了，所以他也不知道大森君后来在干什么。

“大森君从供餐中心退休以后，我们一次也没一起喝过酒，只不过在路上碰到时点头打打招呼，从来没有停下来正经说过话。因为连我也觉得，自己从这里退休后，跟供餐中心的人的交情也是不会维持下去的。虽然有点凄凉，但退了休的人也就是这么回事嘛。”

保存着的履历表

我们又回到供餐中心的办公室，专务董事从文件柜里取出一大捆纸，一张一张地翻了起来。他是在找有没有大森君进供餐中心时填写的履历表。

啪啦啪啦地翻着那捆履历表的手停了下来，专务董事指着一张履历表朝我们转过身来。

大森君亲笔填写的履历表找到了。

大森忠利享年七十三岁。

履历表上的填写日期是1975年3月1日，是大森君三十九岁时写的。从那以后二十年，大森君一直在这个供餐中心工作，直到1995年迎来六十岁的退休。

履历表的左边贴着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的他身着大襟的白底黑色竖条纹衬衫，衬衫外面套着件浅灰色的西装。跟一般的证件照不同，这张照片像是在哪幢房子前被抓拍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照片画面让人感到大森君是站在一张照片的右边，左边好像还有别人。照片的取景实在太差，他旁边的是他父亲还是他兄弟?要不就是他的太太?总之，看样子他是把跟别人一起拍的照片剪去了一半，而将另一半贴在了履历表上。在我们这些采访者眼里，这半张照片似乎象征着他的某种“关联”被切断了。

履历表上还留下了新的线索。

原本连姓名也不为人知的大森忠利在履历表上亲笔写着，他是从秋田来的。

用“秋田”和“电话号码簿”检索

大森君的故乡是秋田。我们虽然马上就想要去秋田，可还是觉得应该按捺住焦急的心情，在东京尽可能准备充分之后再到秋田去。

于是，我们来到了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的国立国会图书馆。我们来查找的，是老的秋田县电话号码簿。因为我们推测那个年代还不像现在这样对个人信息如此敏感，电话号码簿里或许还留有什么关于大森忠利的线索。通过电脑用“秋田”和“电话号码簿”这两个关键词检索了一下，找到的最古老的电话号码簿，是《秋田县(中央版)电话号码簿》(截至1967年4月1日/东北电信局版)。我们赶紧去柜台借了出来，只见这本电话号码簿的封面已经伤痕累累，纸也褪色发黄了。我们小心地一页一页翻看，像是在摆弄易碎的玻璃工艺品。翻着翻着，一段文字在我们眼前跳了出来。

“大森忠利(门窗隔扇)01882—※—※※※※ 秋田市(下略)”

跟大森君同名同姓，而且与我们手里的他的履历表上的籍贯和地址一样。我们不由得高兴起来，感到找到了证实大森君当年确实在秋田生活过的官方证据。电话号码簿上跟在他姓名后面的“门窗隔扇”几个字，是新掌握的信息，他当时可能是个做这些东西的匠人。

接着我们又检索了按职业分类的电话号码簿。因为我们已经获得了关于他职业的线索，所以觉得如果调查一些他当时的同行，说不定里面也有了解大森君的人。在最古老的一本《秋田县职业分类电话号码簿》(截至1967年4月1日/东北电信局版)里，我们查找了“门窗隔扇”和“木工”职业类，里面共登录了五十一个秋田市内的电话号码。望着排列在眼前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我默默地在心中祈祷:不管是谁，但愿里面有大森君在世时的熟人。

前往大森君的老家秋田

我们决定几天后赶到大森君的故乡秋田去，因为我们想了解大森君走过了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了解他有没有什么亲属和友人。

这次采访是在11月进行的，秋田倒是还没下雪，但气温低得跟东京没法比。不用说，呵出来的气也是飘着白烟的。

大森君的履历表和国立图书馆里的电话号码簿上，都有他的户籍所在地址，那地址离秋田市中心大约十分钟车程。但这两个地方写的都是已经被改掉了的旧称。这使得我们虽然找到了大致的地段，但却难以弄清确切的地址。

于是，我从包里取出在国会图书馆查来的门窗隔扇匠人信息，靠着这些记载，我们在大森君户籍所在地的区域里，找到了一家门窗隔扇店。

这家门窗隔扇店至今还在经营着，店主自家居住的平房紧挨着工作车间。车间里传出听上去很舒服的声音，那是机器在切削木头。眼前的银杏树迎风摇摆，阳光下的树叶闪烁着金黄色的光。

“对不起，打扰一下。”

我们打开发出机器声的车间的大门，向正在最里面切削木头的主人打招呼。不知是因为他正在埋头干活还是机器声盖住 了我们的声音，他竟然没有一点儿反应。我们放开嗓门又招呼了一遍，主人这才停下手来，从耷拉到鼻尖的眼镜上头用眼睛和蔼地注视着我们，操着浓重的秋田腔问道:“什么事啊?”他看上去七十来岁，跟大森君差不多。

我们说出大森君的名字，问他大森君是否在这一带生活过。

“啊——，好像是有户人家姓大森来着。可是，后来人都没了，现在已经没那户人家啦。我还记得那个人的名字，可他比我大几岁，再说我们交情也不那么深，所以我对他不太了解。”

我们拜托他带带路，想至少把大森家的地点搞清楚。“行啊!”他爽快地一口答应。从自家房子里取了件土黄色的防寒服后，他就迈开步子领我们去了。一到外面，大概是因为风刮得冷飕飕的缘故吧，主人把手插进裤袋里，像去附近散步似的悠然走了起来。他领我们走到临街的一家理发店前停住了脚步。

“原来是在这里的吗?”

“嗯，就是这一片儿。”

“这儿啊?能不能请您说说，那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呀?”

“实施城市规划以后，这一带彻底变了样，连道路也全都改了。”

“那地点呢?是这一片吗?”

“对，是这一片儿。”

老家的土地如今易入他人之手，大森君的双亲也早已亡故了。

我们去当地法务局申请了一份那块土地登记簿的副本进行确认。据上面记载，大森君的父亲是1927年购入这块土地的;他于1963年过世后，大森君在第二年继承了土地;这块土地在1970年变更为木材公司所有后，随即又转到了理发店经营者的手里。那一年，大森君三十五岁。

这家酒馆离大森家老房子的地点大约二百米远。我们跟着门窗隔扇店的店主走进酒馆里，见到有位老太太正坐在外廊上一边烤火一边喝茶。她旁边有条斗牛犬，跟她一样也蜷缩着身体在烤火。

“这几位是专程从东京来的，想了解一下大森君的情况。奶奶，您跟街坊邻居熟吗?”

老太太快到八十大寿了，看样子耳朵有些背，门窗隔扇店的店主是凑在她耳朵边上大声招呼她的。

“大森忠利在东京过世了，现在成了个没人认领的孤魂野鬼。”

听了我们的话，刚才像是一直在打瞌睡的老太太突然睁大了眼睛，第一次开口说话了:“哎呀!真的呀?”

老太太仍然清楚地记得大森君和大森家的其他人。

她告诉我们，大森君是三男三女的六个兄弟姐妹中的第三个男孩。两个哥哥因为战争和生病早就死了，几个姐姐也都嫁出去了，所以大森君才成了支撑全家的顶梁柱。高中毕业之后，他一直在本地一家木工厂里干门窗隔扇的手艺活。可是三十三岁的时候，家里破产了，于是他把母亲留在老家，自己到东京去工作了。

“他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工作。喜好的东西只有酒，所以常到川反(秋田的娱乐街)去喝一杯。可是啊，他心太善，容易受骗上当，再加上说话有点儿冲，不太随和，所以后来就撑不下去了……现在落得个没人烧香供养的孤魂野鬼的下场，实在是可怜啊!”

大森家的坟墓

没有一个人知道，大森君已经在东京悄然离世了。老太太说大森家的墓地就在附近，可以带我们去。她腰腿看来已经很不得劲了，拄着拐杖好容易站起身子，趿拉着鞋子在街上慢悠悠地走去。太阳已经开始西垂，晚霞把整条街染得通红。老太太边走嘴里边嘟哝着:“真可怜啊……”

她领我们去的是一个寺庙，这个老旧土墙环绕着的古庙里只有一个小小的佛堂。佛堂旁有片不大的墓地，老太太在墓地中一言不发地穿行，走到了佛堂墙边一块小墓地前。那墓地的长度还不及一个成人的身高。

“大森家之墓”，这是墓碑正面雕着的文字。里面埋葬着1963年七十岁时过世的大森的父亲和1991年九十岁时过世的母亲，双亲的法号、卒年与享年刻在墓碑侧面。毫无疑问，这里确实是大森家的坟墓。

坟墓前杂草丛生，没有供奉的鲜花，似乎已经很久没有人来扫墓了。

“真不应该啊，明明有自己家的墓地，根本用不着把他当成孤魂野鬼的嘛。就算不搞葬礼，也可以让他跟娘老子葬在一起的呀。”

大森君年轻的时候父亲就已过世，几个姐姐也都嫁了人，家里最后剩下的老母亲也在大森君去东京之后亡故了。老家已经没有一个人会跟大森君联系。老太太合在一起的手掌轻轻搓动着，对着坟墓拜了又拜。

那天晚上，为了暖暖冻僵了的身子，我们去吃了顿秋田的土产酒和地方菜。吃饭的地方就在据说大森君也经常去的川反地区，那里位于秋田市中心旭川的河边，自古以来就是娱乐街。那一带的景致很有风情，河边柳树的叶子一直垂到河面，水中摇曳着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倒影，真是让人百看不厌。

在一家老牌地方菜餐馆里，我们品尝着美味，话题却没有离开过大森君。我们原来以为秋田与东京、大阪这些大城市不同，相对而言，大概还是比较重视乡情纽带的。正因为如此，当听到大森君老家的人对于他的死竟然一无所知时，老实说，我们是很震惊的。然而我们又不由地想到，一个人一旦离开了故乡，与老家朋友的联系就会减少;到了双亲相继过世之后，更会变得没有老家可回。这样的事情，不是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吗?

寻找大森君的同届同学

第二天，我们决定去寻找大森君中小学时的同届同学。因为我们了解到，大森君小学毕业那年(1947年)的毕业生，一直定期召开同学会，是历届毕业生中相互联系最频繁的一届。由于负责召集大家的那个同学曾经当过秋田市政府的干部，所以这个同学会得以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们立即去那位秋田市政府的退休干部家里拜访。出来接待我们的，是位看上去很有知识的长脸老人。一听说我们是从东京来的，他立刻尽量不说秋田方言，而是用极为接近标准话的语调跟我们谈了起来。

乍一听到大森忠利这个名字时，他没想起来。但后来听我们说到大森君当过门窗隔扇匠人时，他大梦初醒似的使劲点头:“啊——，有，有这个人。”随即说了大森君当年留给他的印象:“他个子不高，属于不爱说话的那种类型。在学习、运动方面不怎么突出。”他说自己不怎么跟大森君一起玩，随后告诉了我们几个他记得跟大森君交情好的同届生的名字。

我们找到了看来跟他关系最好的同学。去拜访的时候，一位满面红光的圆脸男子出来接待我们，他就是大森君小学和中学时的同届同学——高田仁。

高田君把我们请进最里面的屋子，那是间有被炉的起居室。我们问起了大森君当年的情况。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您还有他当时的照片吗?”

“我们老在一起玩啊，因为我们两家很熟嘛……哪个是他呀?没准儿是这个吧。”

说着，高田君拿出一张已经变成褐色的小学集体照来给我们看。他戴上老花镜，把照片上那些同学的脸一个一个仔细地过滤着，然后指着站在第二排左边第一个的男孩子说:“这个是我。”照片上的那个圆脸男孩剃着光头，身穿立领学生服，虽说是五十多年前的照片，可仍然看得出高田君的影子。他的学生服上看不到第二粒扣子，高田君说:“那扣子是我跟别人摔跤时弄掉了。”

高田君的眼睛继续向右边望去，手指点着站在第三个的男孩子不动了:“是他——就是他!”这个男孩子就是大森忠利。

他跟别的男同学一样剃着光头，穿着立领学生服，高田君说大森君的习惯就是老朝右歪着脑袋。

“大森君耳朵不好，有个老是歪着脑袋听别人说话的毛病。他个子矮，所以位子总是在前头。记得他学习跟我差不多，不算是拔尖的。”

照片像是勾起了高田君的回忆，他对我们说着，不禁眉开眼笑。

借款担保人

高田君说，自己后来学做面包，成了面包师，大森君则走上了门窗隔扇匠人的职业道路。他说大森君拿手的本事是做“小活扇拉门”和“彩饰拉门”。“小活扇拉门”是一种特别的拉门，它的一部分必须做得可以上下左右自由开闭;“彩饰拉门”上的一部分格棂则必须加工成富士山或流水的图案。

他说自己跟大森君常一起到秋田市的繁华街川反去喝酒，可善良的大森君却因为心太软，当了别人的借款担保人，以致自己的人生被搞乱了套。

“他当门窗隔扇匠人时，有一阵子把做的家具、拉门都从秋田卖到东京那边去了，自己的活忙得很。可听说不知什么时候他好像又去担保别人借款，到后来不得不代替别人还债，连自己家的房子都被拿去抵债了。其实他也结过婚，生过孩子，不过好像又因为债务问题离婚了。再往后，他就突然间不见了。”

怎么?大森君原来是结过婚，有过家庭的!我刚要为他也有过幸福的时光感到高兴，但立刻又想到今天他孤独死亡的下场，这反而使我心里更为凄凉了。假如现在他没有离婚，还在过着家庭生活的话……虽然明知再怎么假设也是无济于事，但此时此刻我忍不住这么想。

特别是当我目睹他的同届同学高田君现在也生活得很幸福时，这种想法就更为强烈了。高田君看来很喜欢喝热茶，他一杯接一杯地不停喝着，我看到他手里的茶杯上刻着字:“祝爷爷寿比南山!”高田君说这是孙子送给自己的，他用孙儿送他的茶杯幸福地喝着茶。而当年的同届同学大森君呢?他已经在东京孤独无助地死去了。而且即使是大森君，我不能不说的是，如果他当年走的路稍微不同一点儿的话，也是有可能像高田君一样过上幸福生活的。

因为听说与大森君和高田君同年(1947年)毕业的同届同学定期召开同窗会，所以我们又问道:

“大森君的事，在同届同学会上有人谈起过吗?”

“哎呀——，好像……没有啊……”

说着，高田君拿出一本浅蓝色封面的小册子给我们看。只见封面上写着:《1947届毕业生同学会》，这是本同学会的姓名簿。是在2007年12月召开同学会时编印的。

第一页上印着当年的校舍照片和校歌，第二页登载的年表中有历代校长的名字与学校的沿革，第三页是男生的姓名和联络地址，第四页是女生的姓名和联络地址。

然而我们采访组的人凑在一起把姓名簿从头看到底，却在哪一页上都没找到大森君的名字。高田君拿过姓名簿使劲翻了起来，翻到第五页的时候，他说道:

“也许是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吧。恐怕……噢，在这儿呢。”

那是写着“无法联络者”的姓名栏。

在男子一栏的第六行，写着大森忠利的名字，地址电话栏里则是空白的。

大森君那一届的同学共有九十人，其中有十九个人“无法联络”。大森君自从双亲死后，就切断了与故乡之间的纽带。

失去与故乡的关联

“十年来每况愈下的中小城市。”

“滞留大城市的无法还乡者与日俱增。”

这是我们在节目中秋田画面的结尾处打上的字幕，是打在重现大森君坐火车进京的情景画面上的。在画面上，车窗映出的秋田景色越来越远，渐渐消失在漫天飞舞的细雪之中。

结束在秋田的采访返回东京时，我们强烈地感到:今天与大森君进京的时代相比，整体结构实际上或许并没有任何变化。无论是诸多青年集体乘着就职专列火车从农村去城市工作的往昔，还是中小城市不断衰退、工作岗位越来越少的今天，年轻人离乡去城市工作的队伍从未中断，有去无回、无力重返家园的人依然屡见不鲜。今天在城市工作的年轻人中，几十年后或许也会出现与大森君走上同一条路的人。

回到东京，我们继续追寻大森君的足迹，希望了解他进京之后是如何生活，如何迎来自己人生终点的。

留在大森君遗物中的一张通行证给我们提供了线索。那张横写的通行证与名片一样大小，最上面印着“出入通行证”，下面是手写的“大森忠利(六十九岁)”几个字。笔迹与他留在东京都大田区那个供餐中心的手写履历表上的字是一样的。既然写着“六十九岁”，就等于说他从供餐中心退休之后，直到快七十岁了还在干活。

通行证上还贴着大森君当时的照片。照片上的大森君身着浅蓝色工作服，里面穿的是米黄色衬衫，脸上的表情好像有点疲倦。

我们去寻找发放这张通行证的公司，没过多久就弄清楚了，通行证是横滨市的劳务派遣公司发放的。顺着这条线索我们了解到，大森君作为劳务派遣的员工，在东京一直工作到他过世的半年前。

我们马上去拜访那家劳务派遣公司，公司的总经理接待了我们。

“大森君总是笑呵呵地干活，那段时间真是帮了我们大忙。因为那是一般人不愿干的活啊，又单调又脏，连指甲下面都会被油弄得黑乎乎的。”

大森君从供餐中心退休之后，一直在干按天计酬的合同工，过了七十岁也没闲着。他的工作是清除沾满在工厂大型机器上的油污。得先把机器拆卸开，然后手工清除粘在里面的油污，再用玻璃制的研磨剂打磨干净。这项工作通常是由正式员工来干的，只有在人手不够的忙季才会来找他，每天的工资是一万日元。

劳务派遣公司的总经理说，他虽然对大森君年过七十还努力工作的精神心存感激，但不理解他为什么非得那么拼命地干活。

“有时候我问他:‘大森君，你没事吧?’他也只是朝我咧着嘴笑一笑。这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不怎么多说话。我听说他已经在领养老金了，所以一直以为他是靠养老金维持基本生活，来这里干活是为了赚点零花钱……可是见他干活真的很玩命，我又觉得有点奇怪，心想他可能有年过七十还得工作的苦衷，也许是不能对我们说的吧。不过，具体是什么原因，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个谜是我们再次去秋田采访之后才逐渐解开的，大森君这样做，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割舍掉对于故乡的思念。

一直工作到临终的原因

我们又向秋田出发了，因为我们感到，大森君一直工作到临终的理由，也许能够在秋田找到。

再访秋田时，那里已经白雪皑皑，冷得更彻骨了。听人说秋田冬天的暴风雪来时，像是把雪从下朝上刮起来似的，不过我们这次到那儿的时候，雪下得还没有那么猛。

离开秋田的那段时间里，又收到新的信息，我们得到了一个大森家老邻居的新地址。那家人原来住在大森家隔壁，是跟大森家来往最热络的。上次我们去秋田时，这家人一直没找到。

这户人家的玄关装着两道门。第一道门打开后，是块玻璃墙围着的区域，那里装着第二道门。这种唯独北国才有的建筑 结构能够防止冷空气进到家里来。

我们刚到那里，一位个头矮小、精神矍铄的老妇人便迎了出来。她好像已经知道了大森君过世的消息，一听我们提起大森君，立刻就打开了话匣子。

“我从大森家坟墓所在的那个庙里听说，他死在东京，成了没人认领的孤魂野鬼。那个庙原来的长老最近死了，换了个年轻僧人在当住持，他不了解大森家的详细情况。可原来的长老告诉过我，大森君每年都会把双亲的香烛供品费从东京寄到庙里来。长老说，大森君是觉得既然双亲葬在这个坟墓里，那自己早晚也会埋到这里面，所以才会寄香烛供品费来的。可想不到他没能埋进这坟墓里，落了个无人收尸。真惨啊!”

这就是说，大森君直到临死之前，都在坚持给故乡的寺庙寄父母的香烛供品费。而且为了寄钱，他年过七十还一个人在东京不停地工作。然而，没有一个亲属知道他的苦心，寺庙的住持也换了代，了解情况的人已经没有了。大森君死后无人前来认领遗体，被埋在了东京都新宿的无名死者墓地。想必他一直盼望着把自己埋到父母长眠的坟墓里吧，然而这小小的愿望也成了破灭的幻梦，他最终没能回到自己的故乡。

大森君留下的人生痕迹

从大森君辞世的屋子开始，我们辗转采访了他的工作单位和故乡秋田。毋庸置疑的是，各个采访地确实都留有大森君的人生痕迹。

然而大森君最后的下场呢?他是被当作无主尸首，当作一个“姓名不详”的人而被画上人生句号的;是作为《政府公告》上每天登载的“在途死亡者”之一，被按部就班地处理掉的。对待一个人的人生，能够如此草率吗?仅用十几行文字表述一个人的人生，不是太不合情理了吗?凄凉，愤懑，我们心中百味杂陈，无法自已。

这种凄凉、愤懑该如何表达是好呢?

在节目中，我们决定只是把《政府公告》上的报道平淡地读给观众听:

这是政府公告上关于大森君的报道。

籍贯·户籍·姓名不详之男性。

随身物品:现金100983日元。

存折2本。

这篇启事到第十行就结束了。一个过着极正常生活的人，失去了一个又一个与社会的连结，最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他孑然度日，悄然逝去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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