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趋对立的世界，我们还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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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吕晓宇

（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

面对日趋对立的世界，我们还能做什么？

这不单是一个当代的问题。1946年，它同样困扰着面对正在形成的冷战格局的国际主义者们。战争迎来短暂的停歇，但是和平的维系不能有一时松懈，不然它将很快沦为休战的代名词。当大众受到战后乐观情绪的感染投入百废待兴的重建时，职业外交官率先感受到的是阵营对立的密布阴云。他们当中，恐怕再找不出比联合国的首任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更能深刻体会这种气氛的代表人物了。

1896年赖伊出生于挪威，青年时期走上仕途，担任挪威司法大臣时接纳过避难的苏联革命家托洛斯基，后又将其驱逐出境。二战中，挪威被德国占领后，赖伊作为外长同流亡政府迁往伦敦。1945年，他重返自由的挪威，正在小木屋里庆祝来之不易的圣诞假期，没想到被一纸电报召回国际外交的漩涡中心。1946年2月，他成为联合国的首任秘书长。1952年，他从联合国辞职，怀着失望又解脱的心情回到了挪威的小木屋中。小木屋成了赖伊精神上的避难所。两年后，回忆录《为了和平：我在联合国的七年》出版。

联合国首任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

我们要如何评价赖伊的联合国任期？这似乎是最直接的问题。

比起死于停火谈判路上而被追授诺贝尔和平奖的继任哈马舍尔德来说，赖伊的任期显得平淡而缺乏国际政治的戏剧感。这往往忽略了他处于冷战开端的不确定性时完成的大量基础工作。如果我们列出赖伊任期内处理的国际问题清单，就不难意识到他以及国际组织面临着一个怎样的战后世界。这份清单里包括伊朗危机、希腊内战、巴以分治、第一次中东战争、柏林危机、朝鲜战争等等。它们在本书中都有一一阐明，不少问题遗留至今未决。

伴随这份问题清单的，往往是“成功”和“失败”的案例，经由抽取的“高光”和“至暗”时刻。这些记录，形成了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盖棺定论。赖伊的任期，换做任何政治人物和时代，都容易遭受如此总结方法的左右：“哦，他在伊朗危机中做的不错，奠定秘书长干预理事会的先例。第一次中东战争嘛，可以五五开，至少派出了联合国第一次‘维和部队’。柏林危机上他有什么作用吗？朝鲜战争的调停和介入，那简直是个灾难吧！”

1953 年 4 月 13 日，在担任秘书长几个月后，特里格夫·赖伊在联合国总部会见了他的继任者达格·哈马舍尔德。

即便是当事人，也不免时常陷入患得患失的陷阱，试图回想错失的良机中是否存在另一种解决方案的可能。赖伊不止一次提出“如果”的假设：

如果建立联合国军队的建议得到落实，就可以阻止除大国之外的武装侵略？

如果大国首脑会议及时召开，是否可以提前结束冷战？

如果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得以解决，朝鲜战争还会爆发吗？

这一连串假设在任期结束后持续困扰着赖伊。这是总结式的逻辑：我们必须总结过去的成败，甄别对错和好坏，才能定位历史坐标，不会重蹈覆辙。

有人会说，这样的总结有失公平。要摆脱成败论的审视目光，设身处地，回到当时的语境。于是，“如果”的假设可以变为“诚然”的共情。

诚然，赖伊面对战后新局面，在还没有出现“冷战”一词前就要处理冷战的现实。

诚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战后国联的失败经验，谁都没有在世界范围内成功领导国际组织的先例，人们对于联合国最多的问题是这个看上去美好的组织能持续多久。

诚然，在逐步立场僵化拒绝合作的环境中促进国际主义，在大国政治中进行无功而返的穿梭外交，只会催生无奈和失意。

诚然，如果联合国的秘书长同时受到美苏两国留任的请求，也受到美苏两国催促辞职的压力，何尝不是对他立场及工作原则的一种变相的肯定。

诚然，赖伊不仅要处理所谓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 涉及国家和国际安全的重大议题），还要亲力亲为地完成联合国的选址、预算规划、琐碎的行政会议，甚至能否在联合国播放一部南斯拉夫的电影都需要他的决定（p223）。我们还能对一个从零开始，拥有“首创之功”的秘书长要求更多吗？

1945 年 5 月 3 日，特里格夫·赖伊在成为秘书长之前在联合国的工作包括主持第三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起草《联合国宪章》的安理会条款。图中所示为赖伊主持了 1945 年 4 月 25 日至 6 月 26 日在旧金山会议举行的第三委员会会议。

这一连串的“诚然”下来，似乎对他的每一个决定都能理解，每一个错误都能包容。这是人物回忆录的另一种逻辑。它在有意或无意间变成了自辩书。即便当事人没有为自己洗脱责任的意识，共情的读者也会自然地帮其辩解，揭露其中的理所当然。

但是诚实地讲，以上两种既存的逻辑，对于再次翻开赖伊的回忆录的帮助都不大了。我们不再迫切需要赖伊的回忆作为总结冷战开端的史料，经验和教训的梳理早已汗牛充栋。而如果接受了彻底设身处地的立场，面对相似的分裂僵化的时代考验时，我们仍会手足无措，毕竟任何决定都可以视作情有可原。那么，要超越既有的认识框架，又要蕴含行动式的启发，将取决于我们从赖伊的回忆录中打捞出的现实感。真实的感受，无可替代的经验，不仅引向传统成败论中掩盖和忽视的历史路径细节，也直观地把选择的余地和代价暴露在外人的视野中。我们清醒地、不加滤镜地用裸眼看到，个人在时代的困顿里所作的努力及其限度。

换言之，我们寻找的是不能被轻易归类的感受，让人意外、停顿、沉默、思忖的细节。它不能被迅速作为审视判断的依据，不能说对或不对、好或不好，也不能立即触发片面而单一的情绪。与人物的共情不是阅读的终极目的，与人物的共同行动才是。把人变得具体的同时，感受触及更为广阔的议题和普遍性的启发。

启发的意味，不是说如果我是联合国秘书长或国家元首，要如何挥斥方遒、拯救世界，那是精神胜利的沉溺；而是说，面对相似的政治和道德困境时，我要如何行动。如此生出不能扭头逃避从而直射当下的抉择感。

1946年10月2日，特里格夫·赖伊（坐在桌子的首位）在位于纽约州长岛成功湖的联合国临时总部与高级官员进行会谈。赖伊在帮助确保纽约市曼哈顿的永久总部位置方面发挥了作用。

在这里我摘取出饱含这样现实感的细节一二。

作为国际主义的践行者，顾及大国政治和地缘因素的赖伊，对于大国的批评指向其不够严肃。这像是一个成人对于青少年肆意行为的苛责语气。赖伊没有理想主义到否认大国的实力地位，他承认大国在维系秩序中的主要责任，尝试说服其他国家接受这一国际政治的现实。令他反感的不是大国自利的行径，而是它们对待国际责任的草率。当安理会理事国第一次使用否定权不是针对决议的内容，仅是因为措辞不够强烈时，赖伊感到这“很不严肃”，“希望不管哪一个大国，今后都不要再这样做”（p40）。事与愿违，这不过是他任期内接连不断出现的否决票的一个开始。

我们常会想，为什么经历了毁灭性的二战后，当以和平手段解决国家分歧成为世界主流和共识时，国际社会却走向了冷战的对立？赖伊的体验告诉我们，不是因为大国利益的冲突，而是他们的行为没有匹配大国的成熟。实力不代表国家行为的成熟。在没有根本冲突的领域简单地制造对立，近乎政治幼稚的行为，才让国际机制变得愈加无效。

当然，赖伊的目光没有全然集中于大国，触发他深刻的悲观和乐观情绪的恰恰是边界地区和“不发达”的国家。赖伊将边界地带的命运视作世界发展方向的预示。对他而言，1948年的捷克政变、南斯拉夫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裂、柏林封锁，是世界和平事业的倒退。这样的倒退伴随阵营分界的固定，以至我们读到了赖伊直接而悲观的宣言：

“没有一次……联合国能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局势的发展作出任何决定性的影响……联合国将不得不面对现实，承认其局限性。”（p260）

1949年10月5日。联合国总部大楼位于纽约市市中心的第 42 街和第 48 街之间的第一大道上。这片占地 18 英亩的场地已被宣布为国际领土，属于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图为赖伊和总部咨询委员会成员手持联合国旗帜，按照1949年建筑工人的习俗在完成39层的联合国秘书处大楼的钢结构工程上展开联合国旗帜。

另一方面，预示世界发展希望和前途的趋向也蕴藏在边缘地带之中。谈及联合国开启的技术发展援助时，赖伊的语调变得轻快而乐观。在技术援助领域，无论大国或是小国，都以平等的姿态得以对待。一开始，看似“不发达”的地区就可成为技术援助输出国。赖伊举出印尼的例子，当时它的鱼类养殖技术是以色列专家学习的对象。赖伊把这些小规模体现平等原则的交流视作是无价的，因为它们发生在田间地头，关系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改变。由此可见，毁灭和重生的地点，不是在中心，而是在边缘。

跟随赖伊情绪表达的这一线索，会发现它们最强烈的时候涉及两位朋友的自杀事件。在这一部总体来说笔调平实的回忆录中，明显的例外之处是扬·马萨里克出现的段落。赖伊的描述会立刻变得亲切和活泼。扬·马萨里克是二战后捷克的外交部长，是赖伊“长期的朋友、令人尊敬的民主主义者”（p30），两人私交甚好。1948年的政权更迭中，马萨里克拒绝离开，“不是那种跑到美国，为了1500美元给《星期六晚间邮报》写五篇文章而感到开心快乐的人”（p245）。最终官方的说法是马萨里克从浴室窗户跳下自杀。与许多人一样，赖伊不相信这个说法。他再次访问捷克时，用尽办法寻找马萨里克的墓地但是徒劳无功，直到他的助手委婉地提醒他，这样继续追问下去是不合时宜的。

另一位自杀的朋友是赖伊的首席法律顾问亚伯·费勒。费勒曾是美国工党成员，1946年加入联合国，成为赖伊的左膀右臂。他在赖伊的任期快结束时卷入了秘书处的共产党员风波。1950年年初，美国国内盛行的反共浪潮波及联合国的美籍雇员，任何被怀疑亲共的人士遭到调查甚至是解雇和撤职。费勒和赖伊抱有的立场是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应确保政治宗教观点不影响公务和联合国的利益，保持政治与党派的距离理所当然。但是，舆论针对联合国的无差别攻击和美国猎巫政治歇斯底里的情绪已经公然违背了正义的基本原则。费勒身处压力的中心，越来越无法承受，赖伊宣布辞职后不久，他便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费勒的葬礼上，赖伊“情绪激动得都无法发言”（p360）。

马萨里克和费勒是死于同一时代悲剧的两端，他们都是对立政治的牺牲品。比起调和大国冲突时的无奈，目睹好友死于不理智的对抗而又无能为力，恐怕给赖伊留下了更永久性的创伤。

特里格夫·赖伊和扬·马萨里克

这些真情流露的时刻尤为重要。它们的真实，抵御了总结性的评价或苍白的自辩。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赖伊时隔七十多年的感受给予我们直呼当下的启发：摆脱不严肃的政治表态，关注边缘地带和日常改变，尽力保护而不是猜忌身边的人。

和其他的公共理念一样，和平也有自己的尺度。我们期盼的和平居于什么尺度？是要把战争的风险降至最低，还是创造平等交流共同发展的机遇，抑或是个人能够自由地保有他们的立场？赖伊在经历“民族主义世界中的国际主义孤岛”（p365）后，没有忘却希望，但又比以往都确信，这个世上没有政治奇迹。和平是漫长等待的过程，需要足够的耐心和长足的勇气。这种耐心的源头只能回到日常的和平尺度上去根植。

赖伊的回忆里，记录了一个能够全然阐释和平的细微和宏大尺度的关联性瞬间。在武装冲突频发，大国的协调举步维艰，人们再次质疑国际组织是否还能发挥作用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回顾这一瞬间。联合国安理会的第一张投票，并不来自大国。当代表们第一次打开投票箱、在使用前进行检查时，发现里面的一张纸上写着：

“有幸制作这个投票箱的我可以投出第一票吗？愿上帝与联合国组织的每一位成员同在，通过你们崇高的努力，为我们所有人——为全世界带来持久的和平。”

机修工保罗·安东尼奥

这恐怕是对于和平最朴实的一种表达了，也是我们行动时不能忘却和辜负的尺度。

*文中部分图片来自联合国官网，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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