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发制人：以色列无人机暗杀黎巴嫩真主党核心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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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摘自《先发制人》，有删节

[以]罗南·伯格曼 著，龚萍 高礼杰 译

每个2月16日，吉布希特村的清真寺宣礼塔上的扩音器都会发出召唤，这一天，是谢赫拉吉卜·哈尔布这位黎巴嫩南部的首位真主党精神领袖的逝世周年纪念日。1984年，以色列人暗杀了他，无意中创造了一位殉道者，真主党的领导人和指挥官每年都会在参加政治集会之前去他的纪念碑举行朝圣仪式。

到了10点30分，主街上挤满了男男女女，他们跟在两辆越野车后面走得很慢，显然是真主党的安全卫队。

在吉布希特的街道上方约9500英尺的高空，一架小型、无噪音的飞行器头部的摄像机跟随行进队伍平移。没有飞行员，而是由一名操作员在以色列北部边境的拖车上操纵。摄像机的高清实时图像被传送到特拉维夫的“阿曼”某小型作战室的屏幕上。

无人机的摄像机拍摄着整支行进队伍。在队伍的最后面，4辆车清晰可见——2辆路虎，2辆梅赛德斯。

“我们找到他了。”200英里之外的情报人员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目标。

地点：黎巴嫩南部

代号：无

行动单位：特别行动执行处、8200部队、“阿曼”反恐科、无人机部队和空军情报部

暗杀对象：黎巴嫩真主党核心创始人、秘书长阿巴斯·穆萨维

暗杀手段：阿帕奇+无人机

以色列空军司令佩莱德少将10年前掌管武器部门时，第一次将无人机引入空军。尽管那时是出于对阿拉伯军队获得苏制地对空防空导弹的担心，他“想用一种非常便宜且会在雷达屏幕上留下酷肖战斗机轮廓的假目标来填补空中空白”。这些无人机是以色列人对美国发明的改良，由火箭发射，返回地面时会弹出降落伞。后来，无人机配备了摄像机。

不过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之后，佩莱德认为这还不够。发射和回收系统既昂贵又笨重，还很危险。处理拍摄的材料也很耗时。照片拍摄、冲洗、传输给情报分析师要花数小时。

因此，在1973年战败后，一种新型无人机被开发出来。它可以独立起降，由充作指挥所的拖车操控，还配有实时传输视频片段的摄像机。到1982年，无人机成为向空军高层提供实时情报的关键要素，而他们只需坐在位于特拉维夫市中心地下深处的指挥部“加那利”即可。它们还在摧毁黎巴嫩的叙利亚防空导弹炮兵连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以叙利亚防御系统为目标的无人机是“侦察兵”系列（Zahavan，意为“金莺”）的第一代模型，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研制。以色列空军希望说服美国合作开发无人机，当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访问特拉维夫时，以色列国防部给他看了一段他抵达贝鲁特以及他的车队在黎巴嫩首都行驶的视频，是一架以色列无人机拍摄的。温伯格不是很欣赏这种监控视频，但他的随行人员中有人对这种技术印象深刻。

温伯格出访以色列，为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与五角大楼之间涉及175架升级版侦察兵无人机的一笔巨额交易铺平了道路，这个系列在美国被称为“先锋”，它在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陆军一直服役到2007年。

以色列无人机Heron TP可以在空中停留36小时，最高飞行时速为230英里，可携带超过一吨的相机和炸弹（IAI）

多年来，无人机技术一直在改良，以使其能携带更多燃油和最新版摄像机。1990年，以色列为无人机编队配备了激光，这样它们就能发射光束并为战机指明一个静态目标。               

以色列空军作战部门的负责人与以色列空军第一个无人机编队200中队的指挥官亚利耶·韦斯布罗特提出将所有这些技术进步整合成一个五步过程，创造一种新的特别致命的定点清除方法。

第一步，无人机跟踪移动目标，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车辆。

第二步，无人机将目标影像直接传输给作战指挥部，为其与决策者提供实时联系，直到下令开火。

第三步，无人机用阿帕奇直升机的激光探测器探测到的激光束确定目标——这一阶段被称为“传递接力棒”，即情报收集周期转到操作周期。

第四步，阿帕奇的自带激光会标记目标，然后“地狱火”导弹可以锁定目标。

第五步，阿帕奇飞行员将发射导弹摧毁目标。

1990年年底，200中队开始与第113中队“大黄蜂”中队的阿帕奇飞行员一起训练。1991年12月，他们尝试了多次“演习”，把以色列公路上的车辆当成目标。发射了三四架无人机，随机选择一辆车让它们用携带的摄像机进行跟踪，将所有内容传回拖车上的控制中心。接着，这辆车会被激光束“点亮”，追踪几英里之后，两架阿帕奇战机会加入，随着阿帕奇的传感器锁定无人机的激光束，整个团队要练习“传递接力棒”。在阿帕奇表示目标被锁定的那一刻，演习结束。

但在平安无事的公路上模拟导弹向汽车开火是一回事，在敌对的领土上杀死一个活的目标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1986年10月，在黎巴嫩南部进行的一次例行轰炸中，F4幻影战机投下的一枚炸弹过早爆炸，掀掉了飞机的一侧机翼。两名飞行员弹射出来，降落在敌方领土上。飞行员被一架以色列空军的眼镜蛇直升机救出，但在真主党民兵的炮火下，他是被吊在起落架上救走的。领航员罗恩·阿拉德却没找到。

以色列飞行员罗恩·阿拉德失踪。照片：以色列空军档案馆/Facebook（以色列Hayom）。

以色列人对于定要救回犹太俘虏的宗教训诫非常重视，于是，竭尽所能把战斗失踪人员和战俘带回家成了以色列人的一种执念。将一名飞行员丢在敌对领土上的真主党手中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因此，毫不奇怪，对阿拉德的搜救投入巨大，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营救行动。一名参与“体温行动”（Hom Haguf）——寻找阿拉德的行动代号——的摩萨德官员说，这是“现代历史上为了一个人而展开的最大规模的搜救行动。没有哪块石头我们没翻过，没有哪个消息来源我们没争取过，没有哪次贿赂我们没付钱，没有哪条情报我们没仔细分析过”。

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场空。一年又一年，阿拉德被从一个民兵队转移到另一个民兵队。1989年，即阿拉德失踪三年后，以色列绑架了两名相对低阶的真主党官员，试图找出这名飞行员。审问一无所获，真主党对交换战俘的提议反应冷漠。

最终，在1991年夏天，“阿曼”高层制定了一个计划: 绑架真主党秘书长侯赛因·阿巴斯·穆萨维或者他两名副手中的一个，将其扣为人质，直到阿拉德被放回。

穆萨维是伊朗人在1970年代开始组织起来的穷苦什叶派教徒之一。他还在巴解组织第17部队营地接受过游击战训练，后来他变得更加虔诚，投入数年时间潜心研习什叶派神学，他头脑敏锐，记忆力超群，很快成为伊拉克和黎巴嫩著名的宗教权威，最终成为真主党的核心创始人之一。

根据以色列人收集到的情报，穆萨维参与了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自杀式恐怖活动的决策。他认为真主党的主要目的之一，应该是通过游击战将以色列国防军赶出黎巴嫩。1991年5月，他成为真主党的秘书长，这是真主党迄今在黎巴嫩权力最大的政治和军事职位。

从一开始就很明确的是，在贝鲁特绑架就算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的。“阿曼”的反恐科行动负责人摩西·扎卡中校想到个办法，就是盯紧吉布希特村，它位于黎巴嫩南部，离以色列边境更近，在这里行动要比在真主党总部所在地贝鲁特容易得多。

1991年2月12日，“阿曼”收到了它等待的情报: 按照传统，真主党将在哈尔布逝世的纪念日举行一次大型政治集会。包括秘书长穆萨维和伊朗革命卫队驻黎巴嫩指挥官在内的真主党高层都会出席。

最初的计划仅仅是收集情报，研究这次集会并谋划来年的绑架。这至关重要，因为彼时以色列情报机构没什么关于真主党的情报。

2月14日，“阿曼”的反恐科发布简报称：“穆萨维的车队通常包括三到五辆车。其中，两到三辆在车队头尾做安保。穆萨维乘坐的是一辆梅赛德斯280或500。他在车队中的位置不固定，有时在护卫车辆后的第一辆车，有时在第二辆或第三辆。其他车辆是路虎。”

那天是星期五，晚上，在以色列官员发出相互矛盾的命令不过几小时后，一支伊斯兰圣战组织游击队溜进了以色列国防军的一个野外营地。参加训练的新兵在帐篷里睡着了，游击队员用刀、斧头和干草叉杀死了三人。以色列唯一一个电视频道的主播哈伊姆·雅文在安息日结束时报道了这场袭击，称其为“干草叉之夜”。国民情绪跌至新低。

星期天，即行动当天，小小的“阿曼”作战室在早上7点就开门了。特别行动执行处负责人阿尔迪提，以及情报收集部门——8200部队、“阿曼”反恐科、无人机部队和空军情报部——的代表都挤了进来。而无人机操作员此时正在黎巴嫩边境附近的一辆拖车里。

巴拉克去了“阿曼”的作战室，他全神贯注地看着无人机的影像。萨吉站在他旁边，两人一脸严肃，神情紧张。作战室的其他人得到的印象是，两名高级指挥官迫不及待地想杀人。他们只是在等待确认穆萨维就在吉布希特，这是他们可以提交给国防部长获得授权所必需的情报。

“阿曼”指挥官尤里·萨吉（左）和总理伊扎克·沙米尔（Nati Herniki，政府新闻办）

萨吉把扎卡叫到一旁：“我们有个绝佳机会在那里干掉他。”

“是的，”扎卡回答，“但要知道，我们与真主党之间的战斗也会升级。”

1点10分，研究部门负责人库提·摩尔召开了一次高级人员紧急会议，以确定该部门的立场。他们一致反对干掉穆萨维。一名中校辩称，穆萨维是位宗教人物，以色列以前避免攻击这样的人。此外，穆萨维不是其领导层中最极端的人。取代他的人可能比他更激进。

会议期间，一张便条传到了摩尔手里。他读了，然后对与会者说:“黎巴嫩广播说阿巴斯·穆萨维今天会在吉布希特的集会上演讲。”会议室里响起一阵耳语声。现在可以肯定穆萨维就在吉布希特，很可能就在那个车队里。现在的问题是: 穆萨维坐的是哪辆车？车里有没有黎巴嫩或伊朗政府的高官？

没有人提出过他的妻儿是否与他同行的问题。

摩尔的一位军官打电话给辛贝特的要人安保部门。“比方说，让你们保护总理，”他问，“车队里有四辆车。你们会让他坐哪辆？”辛贝特进行了简短的讨论，他们给出的答复是: 他极有可能会坐第三辆。

不过这只是个假设，就算穆萨维坐的是第三辆车，也完全不清楚谁会跟他在一起。“情报链尚未闭合，”摩尔告诉萨吉，“存在太多未知数。这里的大多数意见是没有实施行动的空间。我不能建议攻击。”

萨吉起身，跟参谋长巴拉克一起径直去找国防部长阿伦斯。萨吉告诉阿伦斯，他毫不怀疑穆萨维在车队里。他身边可能还有其他人，或许是黎巴嫩的内阁部长。“但根据情况分析和直觉”，杀掉穆萨维的风险非常小。

阿伦斯举棋不定。一方面，在他看来，此人是个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另一方面，他没有充分考虑的时间，因为穆萨维随时会离开村子。

巴拉克决定请专业航空工程师出身的阿伦斯到作战室亲眼看一看无人机传回的图像。

3点20分，一群面孔无法辨认的人离开了谢赫哈尔布遗孀的家，上了由四辆车组成的车队。车队开出不远，就在吉布希特的一名真主党活动分子的家门口停下了。这与另一条情报完全吻合: 什叶派组织的高官会议星期天将在那个人家里举行。这意味着没有黎巴嫩部长出席。

巴拉克决定了。他下令空军派出直升机。阿伦斯批准了此次进攻。巴拉克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室。但是，总理沙米尔雷打不动地吃过夫人准备的午餐后在家打盹，所有联系他的努力都失败了。问题是，每过1分钟就意味着行动可能无法进行。3点50分，车队开始离开村子。

无人机操作员的声音从扬声器传来:“开始行动。”

作战室的紧张气氛骤升。巴拉克要一名工作人员把座位让给他，接手与无人机指挥部和控制拖车的无线电联络，指示他们将机载摄像机对准何处，同时分析车队离开吉布希特到贝鲁特可能走的路线。巴拉克与空军司令之间的电话线畅通，后者正在作战室下方几十英尺的“加那利”。“起飞，全部起飞。”命令从“加那利”发到了阿帕奇。

大约3点55分，沙米尔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听到一段不到1分钟的定点清除行动简报，而他之前对此毫不知情。尽管如此，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让他们杀了他。”他说。阿伦斯的军事秘书通知巴拉克，巴拉克通知空军司令:“它们全归你了。”

车队在3点57分再次开始移动。无人机看着它缓缓向北穿过吉布希特，通过宰赫拉尼河上的一座桥。接着汽车加速，一辆路虎打头阵，两辆梅赛德斯紧随其后，大约相隔100码，而第二辆路虎断后。

4点05分，操作员报告:“再过20秒，公路向西拐。”以便阿帕奇飞行员瞄准位置。

“接近区域；激活［激光］指示器。”主力攻击直升机的飞行员说。

“指示器已启动。”无人机指挥拖车里的一名操作员说。

“我看不见，”一名飞行员对着无线电说，但没过多久他就报告，“看到指示了。”这表明他现在可以看见无人机对准目标的激光束了。

“目标身份确认。”“加那利”的值班指挥官发来确认信息。4点09分，他命令阿帕奇飞行员，“Rashai，Rashai。我重复: Rashai”——这是希伯来语的“你已获得授权”之意，类似于美国军事用语中的“允许攻击”。

阿帕奇飞行员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

导弹击中了车队的第三辆车。梅赛德斯爆炸，变成了一个火球。然而，没有一台无人机扫视前方道路以确保没有民用车辆从其他方向朝目标开来。实际上，确有这么一辆，在梅赛德斯被导弹击中时离它非常近。这辆车也被大火吞没了。

第二枚导弹射向了车队的第二辆梅赛德斯，又一次直接命中目标。

停在路边的两辆路虎中一辆车门打开了，人们下车开始逃跑。“我们在那里，注视着每个动作，并将之传送给空军的空中控制部队。”一名无人机操作员回忆道。

第二辆路虎接过了两辆梅赛德斯里的伤员，加速朝纳巴泰的方向开去。“干掉他。”“加那利”命令无人机操作员跟上这辆车。4点32分，他们用激光将其标记为第二对阿帕奇的目标，阿帕奇随即上去摧毁了它。汽车浓烟滚滚。接着，阿帕奇用机枪扫射了这片区域。

作战室里鸦雀无声。巴拉克向外走，拍了拍同事的肩膀，表示祝贺，还用英语说了句“干得漂亮”。

但穆萨维死了吗？“阿曼”官员在他们各自的办公室等待着最终确认定点清除已成功。6点左右，确认信息到了。穆萨维确实在第三辆车上。他的妻子和儿子也在。

袭击发生2小时后，巴拉克在自己的办公室召开了一次会议，试图预判真主党可能的反应和报复。他们还讨论了安全警报和公共关系步骤。没过多久，以色列电视台在其新闻节目中播报了此次袭击的新闻，他们称之为“一次大胆的行动”。

在摩萨德指挥官科恩看来，对穆萨维的袭击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战术模式：用无人机识别目标，再用激光标记，然后发射导弹。这是低成本、高收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