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欧洲为何走向种族迫害的深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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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卓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硕导）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600万犹太人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从此，人们将反犹主义与希特勒政权紧紧捆绑在了一起。所幸，德国人的认罪态度十分诚恳。1970年12月7日，前西德总理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此后，历任德国国家领导人如施罗德、高克、默克尔都呼吁人们铭记历史，引以为戒。

不过，种族屠杀这样的暴行真的只是由德国人独自实施的吗？通过研究，本书作者格茨·阿利首次将现代反犹主义作为一种跨国现象提出，说明了自1880年以来，在民族主义和社会危机的推动下，竞争、嫉妒、歧视是如何在欧洲多地为对犹太人的驱逐和种族灭绝埋下伏笔的。因为正如作者所言，“没有这些国家行政官员、警察、政客、同谋的为虎作伥，这个庞大的屠杀工程就不可能以令人窒息的速度实现”。这种泛欧洲的视角是对大屠杀一次全新的剖析。

《 钢琴家》剧照

本书共分为九章。

第一章为全书的总起，作者澄清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为何将讨论时间段定为1880年至1945年？第二，支撑本书的文献主要由哪几类材料构成？此外，作者以小提琴家门德尔·马克斯·卡普的生死故事为例，阐明了以“欧洲反犹史”作为本书主题的缘由。

1938年下半年，波兰人卡普因受到德国政府的歧视被赶出柏林，又因不满65岁无法获得波兰国籍被驱逐至德波边境的兹邦申营地。虽经国际干预和德波两国协商，卡普得以返回柏林为移居上海做准备，却终因1939年1月二战的全面爆发而被强行抓至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在那里以不明方式死去。作者认为，虽然最后杀害卡普的刽子手是德国人，但波兰政府的行为无疑是助纣为虐。

第二章中，作者用倒叙手法描述了1945年前后欧洲各地对返乡犹太人不欢迎的态度。在希腊的萨洛尼卡、奥地利的维也纳、立陶宛的维尔纽斯、捷克的奥得贝格、匈牙利的埃格尔和其他许多地方，数百万欧洲人曾对犹太人“死而复活”地突然站在门前错愕不止。因为政府己将后者的财产分配给他们，使多数人根本无法从成为加害犹太人的同谋而导致的内心和物质的纠葛中抽拔出来。于是，对驱逐保持沉默、对归乡者报以冷漠成为常态。

第三章的标题为“1900年前后：关于未来的可怕预言”。这个预言就是欧洲将迎来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纪，这些社会巨变虽然并非因犹太人而起，却将对其造成致命的打击。何人给出了如此准确的预言？又是在何种背景下作出如此判断的？本章将为读者和盘托出。

《 钢琴家》剧照

第四章聚焦的时间段为1880年至一战结束前，重点描述了在沙俄、罗马尼亚、法国和希腊这四个国家中，对犹太人的敌意是如何蓄积的。比如，沙俄频频发生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还对他们的居住区域、土地购买权、职业、受教育权等设置了诸多障碍。类似情况也发生在罗马尼亚，原因是犹太人被同化后表现得太出色。在法国，德雷福斯冤案引发了一系列反犹暴力事件。期间建立的极右法兰西行动组织将反犹主义变成民族主义的支柱，利用经济停滞将保护主义与反犹主义融为一体的德吕蒙及其追随者也获得了众多回应。而在希腊港口城市萨洛尼卡，公元前1世纪起就定居此处的犹太人也从曾经的主宰者沦为暴力受害者。众多学者一致认为，这一时期该地区反犹主义的核心原因是嫉妒和贪婪。

第五章中，作者重点介绍了一战结束后清洗政策是如何受到民族自决权的驱动逐渐蔓延开来的。1915年，俄国革命家列宁和托洛斯基与来自11个国家的38名左派社会主义代表共同发布了民族主义的目标，继而又在1917年底声明了自决权。作为回应，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8年战火尚未停息之前，就用此概念作为自己所提十四点停战计划的政治指导思想，认为这条按照美国榜样定位的道路可以促进民族独立，构建国家内在的法制性，从而对暴力行为和自私的侵略意图起到遏制作用。

1920年，巴勒斯坦成为英国托管地，通过巴黎战胜国的表决获得了为犹太人建立家园的许可，进而为日后的以色列国打下了第一个基础。1918年至1923年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遴选，则代表性地说明了受种族驱动的清洗政策在20世纪的前40年是如何形成的。法国移民登记处的官员们根据父母或祖父母的出生地，将近190万居民分为4组：完全法国人、部分法国人、需要和可容忍的外国人、德国人。占整个人口四分之一的51万多名德裔被归为最后一组，面临失业和被驱逐的境地。这种无情的选拔和语言政策在欧洲各地产生了传染效应。很快，新成立的或量身定做的民族国家的政府开始撤销或否认数百万人的公民身份，只因其父母和祖父母不是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罗马尼亚人、拉脱维亚人或波兰人。这种衡量标准也成为了1935年德国《纽伦堡种族法》定义犹太人的参照。

事实上，1918年起，根据种族、宗教、官僚、社会和经济标准对人群分类、并在必要时将部分人驱逐出境的原则在欧洲许多地方盛行。政界领袖和评论家甚至赞其为一种暴力但可确保和平长期有效的方法。1918年11月，随着波兰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反犹的火焰也被点燃。在随后的6周内，至少爆发了150次暴力事件，共夺去远超过100人的生命，其中大部分在利沃夫。这种情况在乌克兰也一直持续到1920年——在1500多起犹太人大屠杀中，受害者高达数万人。

第六章关注的是一战结束至二战前少数族裔的境遇和移民政策的变化。这段时期，欧洲各国普遍存在的民族同质化导致大量犹太人成为经济难民、不受欢迎者和无国籍人士。一战前，移居海外曾极好地缓解了东欧的反犹压力。但在一战结束后，随着美、澳、加等国对移民政策的收紧，东欧犹太人却再也无法通过这条路径来逃避大屠杀、革命和经济困难。唯一的例外是1936年起，美国放宽了接纳犹太人的标准，以此对德国的反犹恐怖作出回应。

1936年至1942年间，约15.1万犹太人获准移民。他们几乎全部来自西欧和中欧，占同期获批移居美国总人数的40%左右。相应地，1919年起，巴勒斯坦英国托管区的犹太定居者人数翻了一倍多，至1925年6月底已达12.8万。法国犹太人的数量在1890年至1940年间也翻了5倍，包括20世纪20年代起来自东欧、希腊和法属殖民地马格里布寻求庇护的犹太人。不过，因为种种原因，特别是他们在医学领域的突出才能，这些犹太人不断受到抵制。在苏俄内战期间，信奉民族主义的乌克兰人和其他团体也对犹太人进行了大规模谋杀，使得几十万犹太人站在了苏维埃政权一边。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放弃宗教传统，将自己同化为苏联公民，身居高位者也不在少数。然而，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变化。1930年，斯大林将国家的概念从多民族的联合缩小至只包括俄罗斯人民，少数族裔开始被系统地重新强制安置，犹太人更是成为清洗对象。

《 辛德勒的名单》剧照

第七章的标题为“1918-1939：欧洲各国对犹太人权利的剥夺”，重点介绍了立陶宛、罗马尼亚、波兰和匈牙利这四个国家的情况。立陶宛是一战即将结束时新生的民族国家；面积扩大了一倍多的大罗马尼亚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给人以拼凑感；1918年建立的波兰共和国致力于民族现代化；匈牙利也因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以及加强马扎尔人实力的目的，在各方面对犹太人进行限制。

第八章重点回顾了1938年至1945年犹太人所遭受的驱逐和流放。作者从讨论如何安置犹太移民的埃维昂会议讲起，历数了各国在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谋害中是如何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的。

在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这几个与德国结盟的国家，谋杀犹太人始终是更大规模的种族清洗项目的组成部分；在法国、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捷克共和国（当时被称为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立陶宛、拉脱维亚、乌克兰和波兰，德国征服者找到了不同程度的支持驱逐犹太人项目的官方帮手；瑞士、加拿大、南非以及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则是极力采取措施减少或阻止受种族迫害的犹太人涌入。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外交官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被驱逐至波兰的本国犹太人将面临悲惨的命运。西班牙政府甚至采取拖延战术，迂回地将500多名来自萨洛尼卡的犹太人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 辛德勒的名单》剧照

第九章为最后一章，作者对全书内容进行了总结。20世纪，欧洲社会大规模取得进步，堪称一大成就，却也迫使人们无时不刻地需要面对压力、恐惧、不确定性和可能的失望。事实上，从19世纪起，这些负面情绪就助长了反犹主义，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动荡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愈演愈烈。最后，在德国发起和主使的战争的极端压力下，文明发生了断裂。 

本书作者格茨·阿利是德国著名记者和历史学家，曾为《德国日报》《柏林报》和《法兰克福汇报》工作，并担任客座教授。格茨·阿利曾荣获多个奖项，如“海因里希·曼奖”（2002）、“玛里昂·塞缪尔奖”（2003）、“联邦功绩十字勋章绶带”（2007）、“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2007）、“路德维希·伯尔勒奖”（2012）、“埃斯特朗戈·纳恰玛公民勇气和宽容奖”（2018）等，还因本书荣获“绍尔兄妹奖”（2018）。

格茨·阿利

历史纪实文本中，通常会出现大量涉及人物、宗教、历史、地理等背景知识的名称和概念。为了避免其成为阅读障碍，译者通过文内补充、文外注释，或将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对中国普通读者可能缺失的文化信息进行了补偿。

相信各位对近代史感兴趣的朋友们阅读完本书后，不仅对反犹史有了更客观全面的认识，对一百多年前数万名犹太难民流亡至哈尔滨和上海的历史背景有了更清晰的把握，也对频频爆发的巴以冲突和俄乌危机有了更深入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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