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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891年春天，南方传来的消息让北京的西方外交官坐立不安，他们看到了一份又一份令人触目惊心的报道，比如以下这份，一位目击芜湖骚乱的法国传教士描述说：
5月10日傍晚，“正当教会雇用的两位女教民走出教堂，穿过离道台衙门不远的运河南区的一条街道时，突然遭人殴打，并被粗暴地揪住，拖到保甲局。她们被指控曾用迷药诱拐过两个幼孩；作为人证，两个幼孩，一个5岁，一个7岁，被带了进来，据说他们是这两位女人的受害者”。一天后天主堂被一群中国居民包围，道台拒绝援助，知县却挺身而出，帮助几个传教士逃到长江上的太古公司轮船，“他们亲眼看到他们教堂的所有房子正燃起熊熊火光”，不久有消息说，“有两位教士的坟墓已被撬开”。
芜湖是安徽省教务管理中心，此前中外双方相安无事，从未发生冲突。几乎与此同时，九江、宜昌、丹阳、无锡等几个相邻省的城市也爆发了针对西方教会及社区的骚乱。湖南被深入调查的传教士指责为“排外”中心，当地民众对教会的敌意确实由来已久，《湖南合省公檄》这样的反洋教小册子在1860年代之后广为印刷。据说直到1886年，还没有一个外国人进入湖南省会长沙。
新的排外怒火和一位湖南宁乡籍官员周汉大有关系，1891年他编写、印制了一批小册子，发行量最大的名为《鬼教该死》。它自称由8个人捐印，每人10万册，赞助者用的是万里城、师孔、齐心战这些明显的假名字。即使没有宣传的那么多，这本书的印量也相当惊人，它大约3700字，用白话文撰写，长江沿岸很多老百姓读过，多数人觉得痛快，因为“鬼”字很符合他们的口味。1891年各地流传的谣言里，集中指控了传教士拐带孩子和用他们的眼睛制药，这些显然都不是人干的事。
《北京条约》（1860年）让传教士得以深入长江腹地，这一影响深远的权利是充当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嘉略私自增加的（这件事直到此时还没有被中国发现）。自那之后，一座座新教堂拔地而起，它和出入其中的本地教民让很多人深感不安。就儒家精英而言，禁止祭祖却祈祷上帝（以及个人与上帝直接沟通）令人气愤，“这是在不停顿地切割中国传统的家族和谐与血缘纽带延续的夷化行为，这无疑是一种异文化的挑战”。
周汉经常用一只鬼子或一群羊代替“洋人”。教士、教民被叫作“鬼”“鬼夫人”，后来叫的最多的是“中国猪叫”。在一张名为“鬼拜猪精图”的印刷画里，两个洋人狼狈地跪在一头猪面前，猪的身体上写着“耶稣”。类似风格的小册子还有很多，据不同统计，出自周汉的印刷品至少有30—50种，里面画了很多洋人干的坏事，比如偷挖人眼和内脏，“猪叫取胎图”“小儿失肾图”出现在众多小册子里。这些指控其实毫不新鲜，很多地区都流行过类似谣言。它“是一种刻板印象式的对食人诱拐行为的恐惧”，实则来自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传教士不过是传统观念上那些需为诱拐事件负责的外来群体的一个新例子而已”。
《辛亥革命》
让两湖地区最高长官张之洞感到棘手的，是周汉的身份和文化立场。此人自诩“周孔徒”，并非等闲之辈，曾跟随左宗棠出征西北，后官居陕西候补道，1884年因病返湘住在省城。周汉对西方人的排斥很大程度上来自绞杀太平军的经历，他认为后者是一支基督教军队，既然湘军击败了它，那么眼下“也应该组织起来打击基督教经文的新散播者——传教士和因他们而皈依的基督徒”。不过周汉的武器如今变成了印刷品，西方人称之为“湖南出版物”，这些免费的小册子图文并茂，生动活泼，而且经常是彩色的。
这年9月，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得到了一本《鬼教该死》，那是另外一个传教士从黄陂县带回来的，他向汉口领事馆举报此事，当地几家发放小册子的当铺被罚款4000两，但无法查出源头。杨格非听说过周汉，但一直无法确定，不过他不久得到了一份周汉给湖北巡抚谭继洵函件的副本，周在其中承认印刷品出自他。作为最早深入内陆的几名传教士，杨格非1867年就创办了汉口“书报部”，几年内向华中几个省发放了35万部福音书。他相信这些书一旦流行便能改变中国老百姓。没料到印刷品反过来被用来对付教会。“在湖南流传的诸多书籍，都无一例外对基督教大肆污蔑，说耶稣信徒放荡不羁，纵欲无度；上帝被丑化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只猪，周围满是男女信众，他们或跪着，或在交媾。”他给上海《每日新闻报》去信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援引这封信时注意到，随着小册子一起出现的是对中国人的警告，比如一个告示称，庇护洋人的家族一经发现，将被冠以“猪羊鬼子家族”。明恩溥当时刚出版了《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他用“面子”概括中国人的性格。
二
1891年7月18日，74岁的郭嵩焘在湖南落寞去世，直到此时，他撰写的《使西纪程》也没能得到北京原谅。这本书因亲西方备受指责，周汉对郭嵩焘一直非常不满，把他和另外三个湖南人称为“四鬼”。1876年，郭嵩焘因“马嘉里案”受命赴英国道歉，意外成为清廷首位驻外公使。他视野开阔，很早就看出西方人志在贸易而非领土，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十几次给主战将领僧格林沁写信反对和英法联军开战。欧洲见闻进一步提高了他的眼光，不过对西方的欣赏让郭嵩焘沦为很多人眼里的败类，他写的《使西纪程》1878年被毁版，同僚指责他的罪名无不夸张，比如观游炮台时披了一下洋人衣服，以及在白金汉宫听音乐会时拿音乐单看。当他回国从上海前往长沙时，长沙、善化的士绅不许用小火轮拖他的船靠岸。
郭嵩焘去世前后，湖广当局对排外活动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无法遏制其势头。1891年11月，汉口外交使团联合通过了一份抗议书，指责张之洞未能认真查处，导致成千上万的小册子仍在公开发售。在英国驻汉口领事要求下，张之洞关闭了几个印刷据点，并责令湖南巡抚抓了长沙宝善堂的三个刻字商，但因证据不足把他们释放了。事实上，张之洞没打算重责周汉，而且害怕长沙因此发生骚乱，攻击本地教徒。他想把周汉调往甘肃或新疆任职，没有成功。此后，德国公使巴兰德附上湖南小册子向总理衙门告状，后者只得继续向武汉施压。
让张之洞头疼的远不止周汉，1891年6月至9月，湖北爆发了武穴、宜昌教案。武穴距离芜湖不远，因怀疑一位天主教教民用箩筐挑的4名幼儿要送到对岸九江天主堂“挖眼蒸食”，千余人捣毁了当地福音堂，打死了一名海关英国检查员和传教士；在宜昌，人们围堵圣母堂，烧毁了几座教堂，4名来自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的传教士被殴伤，修建中的英国领事馆被破坏。面对9国公使联名抗议和开来20多艘军舰的威胁，张之洞只能妥协，最后笞杖或充军了12人，赔偿白银175700余两。
“当外国领事调来炮舰为传教活动撑腰的时候，那些在他们的领事馆干活的中国苦力们却知道，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并不被那些层次较高的外国人当成道德教师。”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为此愤愤不平。这位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出生于马来西亚，是华人中罕见的语言天才。他为排外事件投书上海《字林西报》，用英文发表了《为吾国吾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骚乱关系论》（7月24日），认为外国公众只听到传教士的一面之词，中国人的声音却听不到。辜鸿铭批驳传教士蛮横，四处惹事。“在中国人受到外国公众舆论的道德谴责之前，请拿出证据来说明这些骚乱不是日积月累的侮辱和伤害所激起的愤慨的爆发。至于那些关于婴儿及其眼珠的传闻，其实不过是点燃这场随时可燃的烈焰的导火索罢了。”
辜鸿铭的言论被《泰晤士报》部分转载，遭到很多人批评，很多人奇怪他为何在英国受到教会熏陶，却“公开敌视把基督教传入中国”。也不明白他解释传教士祸害中国的各种理由，比如太平天国运动，辜鸿铭称之为基督教引发的“中国弃民的叛乱”，正是这场内战改变了中国，如同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变成形容枯槁的老妇人。
有一个西方人眼下正打算模仿太平军时代轰轰烈烈的西方前辈，他就是镇江海关帮办税务、英国人梅生（Charles Welsh Mason）。他打算加入湖北哥老会的一次暴动，后者计划这一年11月16日行动，从沙市发起一场长江“起义”。梅生参加了哥老会6月在南京附近的一次会议，决定帮暴动者走私军火。随后他以去日本度假为名前往香港购买武器，后来由“济云”号经上海运往镇江，不过上海海关税务司裴式楷（Robert E. Bredon）拒绝配合。9月12日，梅生刚到镇江即遭查捕，冒险家之梦就此破灭。凭借治外法权，他只被判9个月监禁，罪行是身上搜出的5磅炸药。
“梅生事件”成了总理衙门反击西方人的一个把柄，不过总税务司赫德深谙官场之道，以袖手旁观的姿态尽量淡化此事，几个月后，果然就没多少人再关注它了。当1892年夏天梅生被释放时，舆论几乎忘记了他。此人回到伦敦却再次兴奋起来，声称自己参加哥老会的行动，“完全是基于为被压迫的人民争取自由的激情”。
三
长江两岸动荡不断的这一年，武汉迎来了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上一年11月他启动了文明古国之旅，前往希腊、埃及、印度以及中国和日本。这次旅行让尼古拉后来成为唯一到过亚洲的俄国皇帝。
尼古拉二世，来自《末代沙皇》
1891年4月19日，俄国人结束广州访问后从海路转至长江，不久来到汉口。“前来拜访殿下（乘坐装饰华美的快艇，随从身着盛装）的是湖广总督，中国著名的文人张之洞。”一位随行俄国人写道，“他在李瀚章之前执政于广州，明显表露出不喜欢欧洲人，同时也非常尊重西方所达到的物质进步。” 4月20日，2艘俄国军舰和50艘中国炮艇护送尼古拉一行前往汉阳晴川阁，他们没有感觉到传说中的敌意，两岸士兵齐射鸣枪致意，总督则在宴会上为沙皇、皇后举杯，尼古拉还吃惊地注意到了说一口流利俄语的辜鸿铭。
除了出席当地东正教教堂的一次宗教仪式，尼古拉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参观“莫尔恰诺夫与彼恰特诺夫公司”，它属于“新泰洋行”，以制作茶叶闻名。这一年正值公司成立25周年。茶是中俄贸易最重要的商品之一，1860年代后俄商不仅从汉口收购，而且深入鄂南茶区，陆续在附近开办了8个茶厂，其中3家砖茶厂陆续搬到了汉口，在英租界、俄租界滨江地带建造起高大的茶叶厂房，它们成为武汉最早的一批外资机器工厂。当英国商人把购茶重点转向印度、锡兰，俄商1890年后垄断了汉口茶市。 1891年，这里茶叶出口总量的大约七成被送往俄国。为了欢迎贵宾到来，俄国茶厂特意出了一款欢迎尼古拉的定制茶砖，茶厂主人恳请“以殿下的名义在皇家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中文—蒙古文—满文部设立奖学金”。
逗留数日后，俄国皇室旅行团离开湖北驶向日本。很快，尼古拉被岛国异域风情迷住了，在长崎和鹿儿岛，他变成了一位热情的观光客，谁知当这些人抵达京都，迎接他们的却是一场刺杀。
事情发生在距离京都8公里的大津。5月11日，坐在人力车上的尼古拉忽然遭到一名护卫警察佩刀袭击，他头部受伤，从人力车上跳到路上躲开了第二刀，尼古拉想躲到当地人群中，但他们已吓得四散奔逃。不过随行的希腊皇子用拐杖击倒了行凶者，车夫和巡警随后一起制服了他。此人名叫津田三藏，很可能是愤怒于割让库页岛或不满俄国人先去消遣而没先去见天皇，他觉得尼古拉的访问实为考察“地理形势”，为将来的侵略做准备。这种想法并非胡思乱想，当时很多日本人怀疑俄国人是来刺探情报的。
刺杀震动全国，明治维新此时早已开花结果，刺杀外国皇室成员无疑破坏了“文明国家”形象。2天后，明治天皇亲往京都慰问。尼古拉对他印象不佳，觉得天皇举止奇怪，神情恍惚，尽管日记里他声称此事不影响自己喜欢日本，对天皇却相当反感。这种轻视一直持续影响着尼古拉，他继承皇位后也挥之不去。
成千上万的慰问信、礼物飞向贵宾，在重办凶手的汹汹舆论中，日本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却拒绝了总理大臣等人的警告，坚持不应处死刺客，因为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对加害皇室（天皇、皇后或皇太子）者处以死刑之规并不适用于外国皇太子。他顶住压力，指示并说服了主审法官，5月25日以“谋杀普通人未遂罪”判处刺杀者无期徒刑（最高刑罚）。司法独立取得了某种胜利，而且此举为努力废除治外法权的明治政府带来了积极影响。不过监禁于北海道的凶手几个月后可疑地病死。
尼古拉提前终止了访问，5月19日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头戴纱布出席了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典礼，在那里立下了一块奠基石（5月31日）。以殖民创造国家历史的俄罗斯人对广袤空间似乎有一种格外的偏爱，开疆拓土一直是俄国历史中的主要事情。 1830年代发明的火车快速改变了世界，“19世纪第三个25年是第一个真正的铁路时代”。输掉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后，俄国被迫大幅转向亚洲。西伯利亚铁路1887年后被确定为国家战略，1891年3月17日，俄国正式向世界宣布：修筑一条莫斯科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6月1日，这项19世纪最巨大的工程东段开工了。如果说过去“俄罗斯帝国在近东、中东和远东连绵不断的大陆上蠢笨地爬行”，如今它即将飞起来了。
欧洲列强与东亚的交通当时仍依赖由英国控制的地中海、印度洋通道，尽管1873年后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动摇了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不过维多利亚时代光辉犹存，1890年，“世界上63%的混合船只出航时，都悬挂着英国国旗”。
德国和法国程度不同地支持俄国重心东移，特别是1891年8月，俄国驻法大使和法国外长达成一项政治协定：法、俄两国一方受到侵略威胁时，双方应立即同时采取措施。此举经过不断细化，实际形成了法、俄军事同盟，它不断延续，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因此得以确保西部欧洲边境，他们可以更有信心地把手伸到远东。
日本对这种变化非常警觉。此前俄国在远东只有大约10000名士兵，西伯利亚铁路意味着他们可以把整个帝国的军队快速运来，这让新兴的东方强国相当不安。
四
“我们日本人非常担心俄国建设西比利亚铁路。”1891年6月，稻垣满次郎在《东方策》一书里写道。这位剑桥大学高才生8月出版了《西比利亚铁路论》，这本书很快畅销全国。不过作者认为俄国的对手很可能是英国，日本不必过分担心。这一年，前外务卿副岛种臣设立了“东邦协会”，稻垣满次郎是其中骨干。“东邦协会”旨在提倡一种亚细亚主义，即日本带领东方对抗西方。
在政界，最担心西伯利亚铁路的人是山县有朋。上一年，时任内阁总理的山县在自己起草的《外交政略论》里提到了对这条铁路的担心。当年12月，他在首届帝国议会发表的施政方针，再次强调朝鲜是日本“利益线”焦点所在。山县有朋认为，西伯利亚铁路完工之时，将是朝鲜多事之秋。
朝鲜“是指向日本心脏的匕首”，因此必须保持在第三国尤其是俄国的控制之外。1885年后到日本陆军大学执教的德国陆军少校克莱门斯·麦克尔（Klemens Meckel）创造的这个比喻，“在日本军民脑中留下根深蒂固且难以磨灭的印象”。此人按普鲁士方式重组了日本军队。尽管俄国很长一段时间看上去对朝鲜兴趣不大。进入19世纪最后10年情况却为之一变。尼古拉遇刺后，日、俄之间气氛骤然紧张，支持西伯利亚铁路的维特不久出任财政大臣，让外界看到了俄国把手伸到亚洲的决心。日本精英虽然盯着大清，却意识到未来的对抗迟早会从中日转向日俄，暗地里已经把击败俄国作为一个奋斗目标。俄国是欧洲最“鸷悍”的国家和危险的根源，外务大臣青木周藏1891年5月15日在《东亚细亚列国之权衡》意见书里写道，他觉得为了对抗俄国，可以先联合中国，但赶走俄国人之后，朝鲜要划入日本版图。
《秋刀鱼之味》
这时日本精英头脑里“一度风行的自由民权论为国家主义、日本主义所代替”，军人影响政局的能力正与日俱增，快速成长的海军足以支撑新的野心。梦想成为“东方不列颠”的日本把赌注押在大海之上，除了购买更快的军舰和速射炮，他们还把美国海军战略学家马汉（A. T. Mahan）刚出版的《海军战略论》（Naval Strategy Theory）译成日文，“配发给每一艘兵舰上的舰长，人手一册，作为必读的材料”。正是美国军舰1853年的闯入，让岛国“意识到世界的存在，同时也意识到了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
不过直接刺激日本海洋战略的却是北洋舰队。直到此时，后者仍堪称亚洲第一，装备上居于优势。
1891年6月，刚结束阅兵的北洋海军编队受邀访问日本。 7月16日，日本贵族、众议两院议员156人登上“定远”舰。他们发现，日方首屈一指的“高千穗”号无论大小还是坚固程度都难与“定远”匹敌。中国海军看起来唯一比日本差的，只有水兵看起来不太强壮。“参观之前觉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参观以后，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实在是吃了一惊呢。”枢密院顾问官胜海舟此前已经参加了一次“定远”舰招待会，日本《国民新闻》以“敬畏”来描述这位海军元老的感受。
自北洋舰队第一次访问日本（1886年），“定远”便成为岛国扩张海军的动力，“长崎事件”更直接刺激了1887年《征讨清国策案》浮出水面。中国海军1891年再度来访，双方均感到了某种不安。岛国新气象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印象深刻，几次参观让他感受到了日军直追欧美的劲头。实际上，就在天皇接见丁汝昌和各舰管带（7月9日）的前一天，日本内阁收到了海军方面一项提案：9年内建造1万吨级铁甲舰4艘、巡洋舰6艘。很快，总耗资约5860万日元的海军发展议案被批准了。当年，日方向阿姆斯特朗船厂订造了一艘4000吨级快速巡洋舰，命名为“吉野”号，1893年交付后它成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巡洋舰。
《辛亥革命》
英国人原想把这艘军舰卖给中国，主持海军衙门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却苦于没有资金。实际上，正式成军于1888年的北洋海军这几年正在走下坡路。 1891年春天，户部以财政紧张为由，宣布2年内停止向海外购买枪炮、船只和器械。这让李鸿章相当忧虑，此时他还不得不为颐和园造小轮船，比如9月验收的天津机器局建造的“恒春”号，它的工料运费共花去库平银9038两。
不过北洋海军更大的危机并非装备，李鸿章对此并非不知，而且难辞其咎，上一年发生的“升旗事件”他没有支持受辱的“副提督”琅威理，后者因此愤然离职。这位负责训练的英国军官以严格著称，可谓海军将领们最敬畏的人物，他的离去导致英国撤回担任教习的其他人员，北洋的管理和训练水准因此大幅倒退，舰队基地刘公岛上的那些忌惮琅威理的赌馆、妓院，生意又重新活跃起来。
五
糟糕的海防和俄国的东方野心被广东秀才康有为注意到了，他判定朝鲜会成为一个火药桶。康1890年写下《保朝鲜策》，准确预测了中国未来将要面临的尴尬局面。
与1880年代先后提出朝鲜战略的黄遵宪、张謇相比，康有为还没有一官半职，但过去几年干过几件大事，在广东士大夫圈子里颇有名气，包括1888年12月给皇帝上书呼吁变法。康没有上奏资格，文字却相当勇敢，开头便要皇帝“下诏罪己”。此举或许是为了引起即将亲政（1889年）的皇帝注意，尽管这不大可能，帝师翁同龢倒注意到了此人，觉得他的话有些价值，尽管很容易惹麻烦。那几年康有为科考运气不佳，1882年和1888年的乡试均告失败。实际上，若非祖父康赞修死前在任上帮他获得“监生”身份，康有为可能连秀才都很难拿下。
科举考试要求符合儒学经典，不能离经叛道，这一点对康有为越来越难。不过到1891年，他却自信地办起一个新学堂，而且吸引了一批年轻俊才，比如梁启超，他只有17岁，已是举人，上一年北京会试名落孙山，见过康有为之后大为拜服。引荐梁的陈千秋同样才华横溢，他们均就学于著名的学海堂，现在转而支持康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一所“万木草堂”，自己甘为弟子。
康有为
学堂吸引年轻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学”。课程表上西方历史、西方哲学这些东西很多和考试毫无关系，甚至背道而驰。33岁的康有为比不少学生大10岁以上，头脑却比他们更新，比如他把西方富强的原因解释为“君民平等”。 1879年香港之行改变了康有为对世界的看法， 1882年考试失利后目睹上海租界的繁华，他更加确信这一切绝非坚船利炮所致。随后康有为变成上海西方出版物的热心读者，其中不少内容转化为万木草堂的讨论。毫不夸张地说，《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图书第一次拼接出他头脑里的“西方世界”。满足这种探索除了兴趣和敏感，还需要手头宽裕。
1891年6月，《万国公报》开始连载《变法自强》，它是王韬流亡香港时的旧文，声称只要改变制度，就可以迅速扭转国运，日本正是好榜样。康有为的很多早期观念来自王韬，不过他头脑中的“变法”现在却自有一套，这一年他完成了30万字的《新学伪经考》，康门弟子中的杰出分子参与了这本书的编纂。1891年8月，《新学伪经考》十四卷由万木草堂第一次发行，在康有为笔下，儒家经典“古文经”都是假的，他以这种方式否定了所谓祖宗之法。
从汉代开始，今、古文之争历时超过2000年，总的来说前者更尊重考据，后者更看重诠释，特别是与当下生活结合的“微言大义”。挑战17世纪以来的考证学派汉学，康绝非第一人，但他却让这个古老学术问题迸发惊人的能量。他认定“古文”经典为西汉末年刘歆伪造，后者伪造《左传》《周礼》是为了帮助王莽建立新朝。此前，一些典籍如《周礼》曾为人怀疑，但像康有为这样论述详细、言之凿凿的还几乎没有。很多人怀疑他的见解来自四川人廖平，不过康只承认学问承接前辈学者刘逢禄、魏源和龚自珍，他们均为公羊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公羊学派堪称今文经学最重要流派，鸦片战争后它与国家变革联系起来，重新释放力量。
很多人讥笑《新学伪经考》，但它很快流传于知识圈。各地当年就出现了几个翻刻及石印本。这本书释放的能量不在学术，而是转化为行动。康有为对汉学的排斥不仅因为它对社会道德的冷淡态度，更重要的，“他要重新肯定关心政治和政制改革是儒家的主要宗旨”，并认为这才是孔子的本意。因此人们可以理解，康有为为何要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下一部著作《孔子改制考》的写作之中。不过完成它要等到五六年之后。这本书大力劝导清廷改制， 1898年《孔子改制考》和要求禁止它的奏章一起被递到皇帝面前。
康有为的行动很好说明了知识精英中的一部分人，“正在滋长一种想做某些自晚周轴心时代以来也许从未做过的事的要求，即重新考察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基础”。他的深谋远虑之处在于，并没有因为推行西政、西学而忘了在新的制度设计中为儒家寻找新的生长点。不过未来该如何安顿“传统”并非易事，它和把孔子发明为“改制教主”一样困难，日后康被支持者称为中国的“马丁·路德”，反对者则指责他自视为耶稣。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的行动绝非个人之力，一个围绕他的师门集团1891年后开始形成。这批年轻学生数量日益壮大。 2年后，正当康有为大力鼓吹废除八股文时，忽然以乡试第八名考中“举人”，弟子麦孟华同时及第。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越来越高，在不太严格的考场上，很多人会悄悄偷听草堂的弟子在谈些什么。当下一场国家危机不期而至，康有为和这些勇敢的年轻人不无冒失地投身其中，中国政局竟为之一变。
（原书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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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礼 著
ISBN：9787532797257
定价：78 元
出版时间：2024年11月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李礼，近代史研究者、历史作家、博士，先后任《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历史学人》主编。著有《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求变者：回望与重访》《古今之变：历史学家访谈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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