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颁奖的2018年，瑞典文学院究竟发生了什么？

点击右上角「设为星标⭐️」，

第一时间看到「非虚构时间」推文。

文 | 常剑心

1786年，当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建立瑞典文学院时，无疑向往着他所参照的法兰西学院以及代表了“艺术和教育之象征”的巴黎文学圈子。《诺贝尔文学奖消失之日》的作者玛蒂尔达・福斯・古斯塔夫松如此形容19世纪的瑞典文学院：

“只能在一个狭小的语言区运作，于每周四在斯德哥尔摩这个偏远而寒冷的角落开会。”

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成为转折点。1896年12月，诺贝尔去世，他在遗嘱中委托“斯德哥尔摩的学院”（即瑞典文学院）将其遗产的一部分“给予在文学领域朝着理想的方向创作出最杰出作品的人”。尽管大部分院士无意承担这项任务，但时任常务秘书长维尔森说服了他的同僚接受这笔巨款，不要剥夺“欧洲大陆上的文学大师们享受极大的荣誉和益处的机会”。

斯德哥尔摩老城的证券交易所，瑞典文学院就位于这栋建筑中。拍摄于2018年5月3日。(Fredrik Sandberg/TT via AP)

今天，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力已超出欧洲，它不仅是获奖者的荣誉，也给其评选机构的18名院士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和权力。瑞典文学院高高在上且神秘莫测，或许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机构本身比诺奖人选更令人好奇。成为“十八人之一”被视为无上品质的证明。

然而2017年末，对一个异乡人的性侵指控让瑞典文学院跌下“神坛”。

玛蒂尔达・福斯・古斯塔夫松正是“第一个揭开盖子的人”。2017年11月，她在瑞典最大日报《每日新闻报》刊登调查报道，以18名女性的证词揭露一名“文化大咖”长达数十年的性侵丑闻。后续报道指认，此人正是瑞典文学院院士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的丈夫，著名文化人让-克洛德·阿尔诺。他与瑞典文学院有着超乎寻常的紧密联系。

古斯塔夫松的调查报道刊登在《每日新闻报》文化版的头版以18位证人的肖像照为封面。古斯塔夫松说:“我希望能坚定地说，她们并不是孤独的。

如今，瑞典文学院在世界文学界已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每年10月，世界各地的记者聚集在斯德哥尔摩老城的证券交易所，等待文学院的常务秘书长打开大厅金碧辉煌的大门，公布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会再有人说斯德哥尔摩是“偏远而寒冷的角落”。

尽管如此，阿尔诺的法国人身份仍然是他闯荡瑞典文化界时的绚丽光环。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尔诺在瑞典中产阶级的年轻人中间初露头角时，他的法国背景就为他加分不少。他所讲述的故事令追随巴黎起义的左翼政治青年和崇拜新浪潮的文化爱好者着迷：他曾积极参与1968年的“五月风暴”，他因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而入狱，他曾为著名新浪潮电影导演让-吕克·戈达尔工作，他在巴黎做歌剧导演——尽管所有的故事都经不起验证。

2010年，瑞典历史最悠久的文化期刊之一的《犹太纪事》将他描述为“精通欧洲文化遗产”的人，说他给人一种“非瑞典”的感觉；资深的瑞典文学院院士霍拉斯·恩达尔则称“在巴黎，像让-克洛德·阿尔诺这样的人看起来很普通。但在瑞典的环境中，他整个人都显得与众不同——他的举止和口音，还有他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态度，或许还有他对女人的态度”，他甚至公开称赞阿尔诺是他生活方式的榜样。

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与让-克洛德·阿尔诺(Henrik Montgomery/AP )

瑞典诗人桑娜评价：“霍拉斯·恩达尔和这个圈子的其他人似乎认为他（阿尔诺）是加强版的他们自己。他们需要一个法国人在他们滔滔不绝时认真倾听，带着神秘的微笑喝着酒……在我看来，他们把他当成一个可以自由填补内容的壳子，他变成了他们想要的样子。”

让-克洛德·阿尔诺不仅有一名院士妻子，也是多名院士的至交好友。他与妻子开设了斯德哥尔摩最具声望的文化沙龙“论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文学院院士、艺术界名流都是“论坛”的常客。

熟悉瑞典文化界的人逐渐发现，新当选为文学院院士的作家和文学学者几乎都曾在“论坛”露面。“论坛”接收着来自瑞典文学院的资助。阿尔诺本人能够自由使用瑞典文学院在巴黎第六区的公寓——尽管机构规定外人只能在文学院成员的陪同下居住——并且近年来他以管理公寓的名义每年获得10万瑞典克朗的补助。他的院士朋友们不仅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赞扬他，佩尔·韦斯特贝里院士更强烈推荐他成为北极星皇家勋章的候选人。阿尔诺经常主持诺贝尔文学奖晚宴前的“派对前社交环节”，他和文学院的男性成员站在一起，用“我们”作为祝酒辞的开场，甚至有时自诩瑞典文学院的“第19名院士”。

这一切都使得阿尔诺看起来获得了某种由瑞典文学院赋予的权力。

20多年来，阿尔诺的轻浮好色是人尽皆知的——包括他的那些院士朋友，但人们似乎将其解读为他的法式风情的一部分；也有人把它当作性格上的缺陷：“这是一种性格特征……就好像他是个跛脚一样。”

当古斯塔夫松的调查揭开尘封的盖子，当受害者不再沉默，人们才终于意识到，阿尔诺的“轻浮”行为早已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在古斯塔夫松的报道面世后的文学院周四例会上，成员们纷纷回忆起自己的妻子、女儿甚或本人遭受阿尔诺骚扰的场景。一直以来的解决方式是远离阿尔诺，或者避免和他出现在同一个社交场合。院士们在会议上承认，为了维护友谊和避免尴尬，他们长期以来对阿尔诺的越轨行为避而不谈。

同时，阿尔诺众目睽睽之下的下流行径反倒让许多人以为他是一个坦荡的流氓，而不会在暗处化身强奸犯。对于强奸的受害者与知情人，阿尔诺用恐惧和羞耻制造沉默。他的权力地位建立在围绕瑞典文学院和“论坛”而存在的人脉结构之上，瑞典文学院的名字在受害者的故事里不断被提起。

“你不知道我和谁结婚了吗？”是他遭到性骚扰受害者拒绝时常用的威胁。

玛蒂尔达·福斯·古斯塔夫松（Thron Ullberg）

瑞典驻莫斯科的文化参赞斯特凡·英瓦松在社交媒体上的宣言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我不能再忍受成为沉默的一分子。我的沉默使敢于说话的人更少了，让人觉得他背后有一批有影响力的支持者，会让我们的控诉尝到后果。”

被阿尔诺骚扰和侵犯的女性一方面恐惧于他在文化界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被羞耻感裹挟。尽管瑞典是全球公认的实践性别平权最出色的国家之一，我们仍能在古斯塔夫松的采访中看到受害女性之间存在一种普遍想法：似乎只有拼死反抗，“做一个勇敢的女权主义者”，才能消除被性骚扰或性侵产生的羞耻。

一位受害者在被侵犯的中途醒来，赶走了阿尔诺，她在采访中剖析自己的内心道，尽管侵犯已经发生，但她竭力相信自己编造的故事：“我打断了他，因此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奸。这件事慢慢变成一个证明，证明我是完全不可侵犯的人。”古斯塔夫松也沮丧地承认，自己本能地希望这些女性的故事在道德上更完美，她担心不够完美的证词会对她们不利，因为她们不是“更一目了然的受害者”。

这就好像在说，判断性侵是否成立，关键不在于施暴者做了什么，而在于被害者是否反抗、是否痛苦。

2018年，瑞典通过“性同意法案”：沉默不等于同意，没有同意就是强奸。追溯瑞典针对强奸罪的修正法案，在2005年之前，“强奸”被定义为在暴力与胁迫下发生的性关系，受害者若处于酒醉或其他意识不清的状态则被定义为“性压榨”；2005年，“强奸”的定义扩大到“利用被害者意识不清的状态”；2013年，被害人因恐惧等而无法动弹的“极度脆弱的状态”也被适用于“强奸”。尽管“性同意法案”仍存在争议，但其破除将身体的性纯洁与内在的个人价值相关联的陈旧观念的意图是清晰的。瑞典强奸案的判决不再把受害者的表现、衣着或性生活史作为依据的一部分。

展开调查前，古斯塔夫松认为，瑞典不可能发生好莱坞那样的系统性性侵事件，尤其是瑞典文化界，“没有人可以受到哪种梦幻般的、不朽的权力结构的保护”。

报道发布后，哪怕古斯塔夫松用足够多的可以互相印证的证人证言展现令人信服的事实，弗罗斯滕松仍坚定宣称阿尔诺是无辜的，所有证词只是嫉妒者的中伤。她对文学院成员没有站在阿尔诺一边大为恼火。

不过总的来说，当丑闻仍围绕着阿尔诺的性侵指控时，瑞典文学院内部并没有浮于表面的矛盾。甚至于成员们在坦白自己和家人遭受阿尔诺性骚扰遭遇的那次例会之后，他们因面对共同的危机而感到彼此更亲密了。

然而，当问题延伸到阿尔诺是否对瑞典文学院的奖项颁发和资金发放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时，气氛便不再和谐了。

时任文学院常务秘书长的萨拉·达尼乌斯是第一位担任此职务的女性。达尼乌斯想要改变文学院一贯的“避而不谈”的作风。前述例会后，她在面向全世界媒体的发言中，不仅肯定了古斯塔夫松在《每日新闻报》上的报道，更进一步表示要审查阿尔诺在过去几十年间对瑞典文学院整体工作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且提到了在文学院中设立吹哨人职能的设想。

在守旧派的院士看来，达尼乌斯果敢的发言意味着文学院承认对阿尔诺的性侵事件负有一定责任，同时要在文学院内部开展调查。首先要被调查的就是弗罗斯滕松，她在瑞典文学院中承担的职务能给阿尔诺和“论坛”输送利益，她在文学院中的影响力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阿尔诺对受害女性的威胁。霍拉斯·恩达尔、安德斯·奥尔松、斯图雷·阿伦等院士是阿尔诺和弗罗斯滕松的亲密朋友，他们是否曾以友谊之名放低标准，为阿尔诺行便利？

无论是承认瑞典文学院是阿尔诺制造沉默的帮凶，还是追究文学院成员在其他相关问题上的失责，都不是守旧派院士愿意看到的。

瑞典文学院聘请的律师团队进行的调查显示，阿尔诺7次提前传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相关信息。弗罗斯滕松涉嫌违反职业道德和保密规定，已然违背瑞典文学院章程中的“荣耀”二字，理应被除名。尽管如此，在2018年4月5日进行的文学院投票中，“请走”弗罗斯滕松和将丑闻调查工作移交斯德哥尔摩经济犯罪管理局的提议都被否决了。

达尼乌斯所代表的改革派寡不敌众，法律在友谊面前败下阵来。

正是这场投票，彻底分裂了瑞典文学院。克拉斯·奥斯特格伦、谢尔·埃斯普马克、彼得·恩隆德不满投票结果，于4月6日宣布离席。4月12日，萨拉·达尼乌斯迫于守旧派的压力辞去常务秘书长职位，并宣布离席，萨拉·斯特里斯贝里随之而去。5名改革派院士于4月离开了文学院。

不久后，200多名瑞典的学者和作家在一份请愿书中表达了他们对瑞典文学院剩余成员的不信任：

“20多年来，运作文学院的力量选择无视性侵的指控。他们明确地无视那些说出自己遭遇的女性的证词，并培养了一种沉默文化，这种文化显示出裙带关系、偏见和友谊导致腐败的种种迹象。”

诺贝尔基金会向瑞典文学院提议取消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基于基金会的压力，2018年5月4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当年不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将其延后至2019年。

在此之前，诺贝尔文学奖曾因战争6次停颁，1次因不明原因停颁，另有6次因缺少合适的候选人而延迟颁奖。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因评选机构陷入丑闻而无法颁发。

纵观瑞典文学院两百余年的历史，有且仅有一位院士曾被除名。他就是初代院士古斯塔夫・毛里茨・阿姆费尔特。准确来说，这名古斯塔夫三世的宠臣曾两次因叛国罪被除名，他是第14号椅子的第一任主人（1786～1794）和第17号椅子的第二任主人（1805～1811）。阿姆费尔特遵从古斯塔夫三世的遗愿，是其子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忠实的支持者，因此成为古斯塔夫三世的胞弟、摄政王卡尔的政敌。阿姆费尔特想要借助俄罗斯帝国的力量扳倒反对势力，计划曝光后被判叛国罪，于1794年到1797年间逃亡俄国。古斯塔夫四世执政期间，他暂时恢复声誉。但古斯塔夫四世在1809年政变中被废黜后，前摄政王卡尔即位为卡尔十三世，心念旧王的阿姆费尔特于1811年被驱逐出了瑞典，再次成为叛国者。他的余生一直效忠于俄国，并在芬兰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尽管1812年瑞典与俄国结盟后，他的死刑就被撤回了，但他再未踏足瑞典文学院。

阿姆费尔特这样极端的案例再没有出现过。瑞典文学院院士的“终身制”几乎是绝对的。即便是宣布离席的院士，也不会在有生之年失去文学院给予他/她的经济上的补助。每当一名院士去世，新的院士才会诞生。“终身制”是文学院成员自由的保障，他们不用担心自己会因某一种不同意见而被驱逐。

另一方面，与同时建立的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化学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机构）和瑞典皇家人文历史考古学院不同，瑞典文学院没有挂“皇家”的头衔。文化高于国家，也高于君主。古斯塔夫三世以实际行动维护了文学院的崇高：他将《国内邮报》的所有权赠送给瑞典文学院。《国内邮报》是瑞典政府的公报，它是诸如破产声明、拍卖信息等公告的官方发布渠道。如此，文学院便获得了稳定且不菲的经济来源。据2018年4月6日《快报》的报道称，“包括股票与不动产在内，瑞典文学院的资产约有15亿瑞典克朗”。不过文学院的财务运作方式使其很难接受监督审查。作为一种财团法人，文学院无需为其资产纳税，也没有公开财务状况的义务。总之，文学院拥有经济上的完全自由。

上述特权确保了瑞典文学院的独立性，使其拥有了不受制约的超脱。

瑞典文学院这个神秘社团正是恩达尔所追求的那种小圈子，能够“超越短暂的当下”，抵制“大众的野蛮行径”，“培育自己的神话”。他所信奉的浪漫主义或许是守旧派院士共同的信仰：“真正的艺术家是为历史和永恒而创作的”，“我们面对的法庭是后人的世界”。恩达尔在为弗罗斯滕松辩护时，提到的不仅是对团体和对友谊的忠诚，还有瑞典文学院应当凌驾于世俗与当下的超脱性。他由此得出结论：为世俗的评判标准牺牲弗罗斯滕松这位必将超越时代的“诗歌女王”是错误的。

2018年的4月，这个脱离世俗、追逐永恒的神秘社团狼狈地掉落回现世。

以达尼乌斯的辞职为条件，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同意放弃自己的席位。至此，加上丑闻曝光之前便已不参与活动的谢斯廷·埃克曼和洛塔·洛塔斯，8名院士离开了瑞典文学院，仅剩10名活跃院士。而据文学院的规定，遴选新院士至少需要12名成员投票。

这是瑞典文学院第一次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离席事件。上一次3名院士集体离席还是1989年的“拉什迪事件”。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出版小说《撒旦诗篇》，触怒伊斯兰世界，当时的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发布了追杀拉什迪的“法特瓦”教令。瑞典文学院以不涉足政治为由拒绝表达支持拉什迪的立场，对此不满的谢斯廷·埃克曼、拉尔斯·于伦斯腾和维尔纳·阿斯彭斯特伦宣布离席。之后较为出名的公开离席者是克努特·安隆德，2005年他因不满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叛逆的”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而离开。

为了挽救分崩离析的瑞典文学院，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宣布，成立232年后，瑞典文学院将修改规章。2018年5月2日，一条新增条款同意其成员辞职，并且不参与文学院活动超过两年的成员将被视作离职。“终身制”被打破了。

瑞典文学院还决定对外增加组织的透明度，自2018年起公布年度活动报告，其中包括详细的财务报表。

一直以来，由3到5名瑞典文学院院士组成的诺贝尔委员会完成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前期工作，挑选获奖者的候选人。原则上委员中可以有一名外部专家，不过这种情况实际上很少发生。但2019年，为了重拾诺贝尔基金会的信任，委员会组成除了4名文学院成员，增加了5名外部成员。

种种变化使瑞典文学院丧失了一部分特有的独立性与神秘感，但它至少保住了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机构的头衔。

2018年4月12日的星期四例会上，在达尼乌斯被迫辞去常务秘书长职务之前，萨拉·斯特里斯贝里作了以下发言：

“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并不认为——也从未认为——这把椅子特别神圣或特别特殊。它和所有椅子一样，你只不过是坐在上面。你要承担责任。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神圣的东西。瑞典法律是神圣的。以文学院的名义保护遭受性暴力和性侵的妇女是神圣的。法律是一个社会的最终边界，但所有其他人际关系通常都要遵守比法律更严格的规则。”

在2024年的今天，当时在场的改革派院士中只有佩尔·韦斯特贝里、彼得·恩隆德和耶斯佩尔·斯文布罗留在文学院中。包括阿尔诺和弗罗斯滕松最忠诚的朋友霍拉斯·恩达尔在内，安德斯·奥尔松、托马斯·里亚德、布·拉尔夫等，仍有4名守旧派院士坐在文学院镀金的椅子上。

2017年底丑闻曝光前，瑞典文学院历任的192名院士中仅有9名女性。第一位进入文学院的女性是1914年当选的塞尔玛·拉格洛夫，她也是于1909年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2017年底在任的所有7名女性院士（2名丑闻前已离席、2名改革派、3名守旧派）如今都已不在文学院中，其中6人辞职（达尼乌斯辞职后不久病逝）、1人去世；男性院士中1人辞职、3人去世。11个空缺已由新成员填补，其中7名是女性。文学院过去从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遴选如此多的女性院士，显然是想尽快恢复到性侵丑闻之前的状态。此外，1号椅子的新主人是瑞典最高法院法官埃里克·鲁内松，文学院恢复了1号席位通常为法学专家的传统。他们的加入是否会改变两百多年来由男权主导的文学院？

尚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