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7·22大屠杀：一个富裕社区的青年，135分钟杀害77人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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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原本应该只是一篇写给《新闻周刊》的文章。

“任何关于那个人的东西，你能找到的都写给我！”《新闻周刊》的编辑蒂娜·布朗从纽约打来电话说。那还是很早以前；我们刚刚经历了恐怖袭击。整个国家惊魂未定；我也惊魂未定。

2011年夏天，我没有找到多少关于那个人的东西。

转而写了挪威对于袭击的反应之后，我像往常一样，把这个国家抛到了脑后，继续自己这年秋天最初的计划——报道整个阿拉伯世界持续不断的动荡。我的下一站是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在挪威陷入悲痛的时候，我回到了中东。

后来庭审的日期定了。《新闻周刊》要我在2012年4月，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的诉讼案开庭时，再写一篇报道。这将仅仅是我第二篇关于挪威的文章。之前我从来没有写过自己的祖国。这是未知的领域。整个职业生涯，我都是驻外记者，一开始是在23岁的时候驻莫斯科。对于祖国我从来都不怎么感兴趣。这是我的避难所，不是一个下笔去写的地方。就在审讯预定开始之前，我从的黎波里回到家中，拿到了媒体证和法庭里的一个座位，发现自己被惊得目瞪口呆。

我措手不及。

《挪威7·22爆炸枪击案》剧照

我坐在250号房间里度过了审判的10个星期。在那四面高墙之内，我们一点一滴地得知恐怖行动策划和实施的细节。证词简短、精炼，切合庭审目标。有的非常深入，有的则很发散。有的能相互补充，带来全新的视角，其他的则独立成篇。一名证人可能会在席上停留10到15分钟，然后再由另一名证人继续。

我必须找出它们是从哪儿来的，这些点滴呈现的事实。它们的源头在哪里？

审理结束后，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深究下去，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便开始了搜寻。

我找到了西蒙、安德斯和维利亚尔。我找到了巴诺和劳拉。

这就是他们的故事。

《我们中的一个》的诞生，得益于每一位把自己的经历讲给我听的人。有些人的童年和青年有若干章节专门记述，其他人则出现在一幅由朋友、邻居、老师、同学、恋人、同事、上司和亲属构成的背景画面之中。所有人的贡献都非常宝贵。

《挪威7·22爆炸枪击案》剧照

父母和手足告诉我家族的往事。好友则谈起了同志的情谊。

我们的合作持续不断。在成书过程中，每个人都读过与自己相关的文本。也都非常理解这是我的书，我的诠释。

有些对话夜以继日地进行，其他的则是简短的电话交流。我们在爬下崇山峻岭的半路上，在巴尔迪河沿岸的久久漫步中，在特罗姆瑟的酒吧里，或是在内索登享用库尔德炖鸡的同时娓娓畅谈。

我要衷心感谢那些对我敞开心扉的人。巴彦，阿里，穆斯塔法和劳拉·拉希德。格尔德，维果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森。托恩，古纳尔和霍瓦尔·赛博。以及维利亚尔·汉森和他的家人。他们向我讲述的是这世间最痛苦的经历：失去自己所爱的人。

无论他们说出的故事是被删成了两三行还是占去了好几页，正是这些为数众多的对话才让这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非常感谢所有的人。我知道你们为此付出了很多。

书中出现的大多数人都用了全名，有一些则没有提及姓氏，比如玛特和玛利亚。我觉得用名字来称呼她们更适合当时的场景，两个童年好友手拉着手，躺在小径之上。两人的全名是玛特·菲万·史密斯和玛利亚·玛格罗·约翰内森。玛特是在恋人小径上中弹的11人中唯一的幸存者。子弹没有对她的头部造成重创，只是影响了她的平衡能力，所以她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跳舞了，而她最好的朋友玛利亚则死在了17岁的年纪。有关小径在屠杀开始之前和期间的场景，我的叙述便是基于玛特的回忆。

2011年7月23日，一名年轻人在哀悼大屠杀受害者时得到抚慰。via:www.chinadaily.com.cn

第一次提及一个人物时，我通常会写下他们的全名。有些人直到“星期五”——关于7月22日的那个章节——才在书里出现，又在遭到杀害的那一刻从叙述中消失。将这些段落寄给父母是最让人心痛的。我请所有受害人的父母读了有关其子女的段落，并请他们自行选择要不要在书里提到他们的孩子。最后，没有一位家长反对我写下孩子们遇难的瞬间。对此我非常感激。对我而言，为了后世的读者，准确描绘当天的情形非常重要。

我也给为这本书做出贡献的年轻幸存者们寄去了属于他们的文本，以便他们通读纠正。

这本书的另一条线索是那个人。那个许多人不愿意用名字来称呼的人。凶手、被观察的对象、嫌疑人、被告，以及最终：被判刑的囚犯。我还是用了他的姓名。童年时代，只称呼名字是很自然的做法；从7月22日开始，我用的一直是他的姓氏或者全名。

在新闻行业，获得一手资料至关重要。这也是我对他提出采访请求的原因。请求遭拒，使我不得不基于旁人对他的评价来展开叙述。我与他的朋友、家人、同班同学、同事以及昔日的政治伙伴交谈。我阅读他写下的东西：在宣言里，在网络上，在书信中。我也留心他在庭审期间所说的话，以及随后在给媒体的信件和正式投诉信中写的内容。

许多与他关系亲近的人什么也不肯说。有些人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其他人则回答：“我已经忘记这个人了。我和他之间已经了结了。”

《挪威7·22爆炸枪击案》剧照

但我和他之间还没有了结，最后也找到了愿意说起他的人，大多以匿名的形式。他从前的朋友和同学中，在这本书里公开姓名的寥寥无几。就好像认识他会败坏名声似的。即便如此，也还是有一些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让我了解到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童年、青少年和成年生活当中的样子。记录他涂鸦党岁月的那一章中，我所提到的人物都给出了真实的涂鸦艺名，因而会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被人认出来。在关于进步党的那一章中，谁也没有要求匿名。我给他的两位生意伙伴和两个童年好友取了新的名字。

我花了一年的时间争取采访温彻·贝林·布雷维克的机会，但她通过律师拉格茜尔·托格森传来的答复始终如一：不行。

2013年3月，我从温彻的友人口中得知，她的癌症已经到了晚期，便又给她的律师打了电话。托格森表示会和自己的委托人再谈一次。她回电说：“明天你能到我的办公室来吗？”

我获准与温彻·贝林·布雷维克见面，条件是采访结束后允许她和她的律师通读文稿。我们达成协议，假如温彻·贝林·布雷维克本人无法读完稿件，则将由律师代劳。律师就是这么做的，也同意让我使用访谈的内容。我与温彻交谈期间，托格森同样在场，我们两人也都对谈话做了记录。采访的一部分以问答的形式出现；其余部分则在有关安德斯早年生活的章节之中，用来加深读者对他童年时代的了解。

我也曾多次请求与凶手的父亲延斯·大卫·布雷维克见面，但他不愿接受采访。因而我只能写下别人向我描述的情况。直到把与他相关的文本全数寄去，我才得以开始和他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他纠正了一些他认为有误的条目，也向我提供了关于儿子的全新资料。对于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的童年，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中心的报告是极有价值的信息来源。我也和曾在那段时期对他进行过观察的专家谈了。我认为这宗个案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因而使用这些非公开报告中的资料是合情合理的。

另外，和庭审相关的精神病学专家希恩·瑟海姆与托妮盖·胡斯比，以及特里耶·托里森与阿格纳尔·阿斯帕斯所撰写的报告对我也很有帮助。有关他们与布雷维克会面经过的描述，均摘自他们的报告。部分报告以印刷本的形式出现在了媒体上；我写作期间使用的是未经审查删改的版本。

我也大量使用了警方在本案中的审讯记录。我有几万页的问讯笔录、目击者证词和背景资料可阅读和挑选。在某些情况下，我直接引用了审讯当中的原话。这部分内容涉及在于特岛和奥斯陆警察局总部对凶手进行的讯问，以及他的母亲在7月22日被带走时所进行的讯问，既包括在警车内的，也包括当天夜里稍晚时候在警察局总部的。之所以决定使用这些公众无法获得的材料，是因为我认为让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一恐怖案件至关重要，因此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去做。

我也使用了几名与布雷维克相识的证人在接受警方问讯期间的记录。在这些情况下，我隐去了所有的姓名。

曾经在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2岁时带过他几次的那对夫妇不愿意参与本书的写作。我所提供的信息全部来自他们与警方的谈话。

除此之外，我主要将警方的审讯记录用作背景资料，并用来核实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人生经历的真实性。

书中，我在多个场合都提到了凶手的想法或看法。读者也许会感到疑惑：这些东西作者是怎么知道的？

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他本人在警方问讯期间、在法庭审理当中，以及在精神病学家面前说过的话。

为了将我的写作方法解释清楚，我想举几个例子。在“星期五”那一章中，我详细地描写了布雷维克在刚刚开始进行屠杀时的心理活动。这个片段中的许多句子都是直接摘自庭审笔录。布雷维克在恐怖袭击发生数天后向警方叙述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又在9个月之后对法庭进行了如下的陈述：

“我一点儿也不想这么干”，“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这些句子我都以直接引语的形式呈现。在有些地方我将他的表述转成了间接引语：

“他的身体在反抗，肌肉在抽搐。他觉得自己永远也完不成这项任务。一百个声音在他的脑袋里尖叫怒吼：住手，住手，住手！”

是布雷维克说起了他的身体和肌肉，提到了他脑袋里尖叫着的一百个声音。我用了他自己的话。全书的写作手法皆是如此。每一次提到的他的所思所想，都可以通过警方或法庭的文件加以证实。

文中关于在最初的杀戮之后再继续残害人命就很容易的说法，来自枪手对警察和法庭直言不讳的表达。他非常详细地说起开第一枪有多难，而一旦突破了障碍，突破了这道几乎是有形的障碍之后，又立刻感觉一切是多么的轻而易举。他说最初自己觉得杀人是很不正常的事。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相信他所说的话？

对于任何一份声明，记者都必须不断评估其真实程度，并将之牢记在心。就布雷维克而言，他所说的有些内容似乎相当牵强。尤其是涉及他对于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描述，他对那段生活经历与自身受欢迎程度的虚假美化，还有他关于自己是嘻哈圈国王以及进步党里冉冉升起的新星的说法。针对他关于这些人生片段的刻画，我的怀疑源自发现了大量与他企图传递的理想画面相抵触的证词。这些证词大都彼此吻合，却和他本人所叙述的事件经过相去甚远。

另一个他看起来像是在无中生有的地方，是关于圣殿骑士团这个组织的叙述。他所谓这个组织确实存在，抑或他本人是其中的指挥官或领导人的说法，挪威警方始终未能找到任何证据加以证实。控方也没有发现这个组织有任何事实根据。

这也是他在法庭上拒绝进行详细阐述的两个话题：他的童年和青春期，以及圣殿骑士团。他说前者与本案无关，而他拒不谈论后者则是为了“保护网络中其他成员的身份”。

《挪威7·22爆炸枪击案》剧照

圣殿骑士团问题也是讨论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神志是否正常时的核心问题。倘若这个网络并不存在，那它究竟是妄想还是谎言？法庭的判决肯定了后者。

至于在于特岛上的那一天，他曾在多个不同场合非常具体地解释了自己的行动、实施行动的顺序，以及行动期间的心理活动。事件发生当晚他在岛上说过，第二天早晨在警察局说过，后来在前往小岛进行实地勘察的时候说过，对精神病学家和法官也说过。

他说话的方式自然且不牵强；他详细说明，展开联想，认真思考自己不确定的部分，并对陈述作出相应的修改，也承认有些事情自己不记得了。复述内容，一遍遍地回答同样的问题对他似乎并不困难，而在编造谎言时，要做到这些是很不容易的。警方对他在日志中的说法和时间表进行了全面调查。迄今为止，并未发现他对于特岛的陈述有任何地方与身在现场的年轻人所提供的证词不符——包括他与旁人的交谈，他喊的话，或是屠杀发生时的具体情况。警方也曾声明，在他对袭击的准备和实施方面，他们没有发现一句赤裸裸的谎言。

不过，在布雷维克开始策划袭击的时间上却有一些分歧。凶手自称是在2002年。但无论警方还是控方都认为并没有那么早。我的职责不是猜测，而是搜寻信息。从警方的记录中，我们能知道他在什么时候登录了哪个网站，以及在站内停留了多久。我们知道在2006年搬回家中与母亲同住之后，他就一门心思地玩电脑游戏（比如说，他在新年前夜玩了17个小时）。然后渐渐从游戏转向了右翼极端分子的网站。

在“选一个世界”一章中，我只用有根据的事实描述他加入的游戏世界如何构建，以及诸如他的房间外观和他不停敲击电脑键盘之类的外部要素。我甚至推断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且“游戏把他吸引进去，让他平静下来”，让他对现实生活失去了兴趣。这两句引语中，前一句是基于他自己所说，后一句则来自朋友和母亲的评价。我写作的另一个根据是其他玩家提供的信息，那些认识化身成为安德斯诺迪克的他的人。

警方的数据能显示出在任意一个时刻，他在网上做些什么。也能表明开始策划恐怖行动的时间比他自己所说的要晚得多，说不定一直要推迟到2010年冬天，他最后一次被进步党拒绝，又没有从网上的偶像那里收到反馈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是，他直到2010年春天才开始购置武器和子弹。同年晚些时候，他开始买入制造炸弹的原料。

在调查他生平的过程中，我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每一块碎片，把它们放在一起，拼成一幅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的拼图。还有许多碎片没有找到。这只是一个开始，一幅完整画面中的一小部分。

2012年8月，挪威的7·22事件委员会提交了事件报告。我借助报告中的陈述来描绘恐怖袭击的事态发展。我利用委员会的报告来确认当天各事件发生的时间。我也从中引用了安德烈亚斯·奥尔森的报警电话、克里波斯和警务长关于发布全国警报的对话，以及布雷维克本人从于特岛上拨打的电话。

我还从报告中查到了布雷维克购买武器、服装、化学品和化肥的时间。

布雷维克的自拍照，这是他自制的所谓“圣殿骑士团”制服，有各种他东拼西凑来的徽记、“勋章”。枪械则是他以多种身份、化名在多地购买拼凑的。

在描绘7·22事件经过的过程中，谢蒂尔·斯图尔马克的《当恐怖袭击挪威》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也从斯图尔马克的《大屠杀凶手的私人邮件》一书当中引用了布雷维克发出的私人邮件。斯图尔马克还在写作期间给了我宝贵的建议。

律师盖尔·利普施塔德在7月23日接到警方电话，以及在2011年12月23日与布雷维克会面时的场景，均出自由其本人撰写的《我们的主张》。共济会的入会仪式来自罗格·卡什滕·奥瑟的《共济会的秘密》。卡尔·伊瓦尔·哈根的引语摘自伊丽莎白·斯卡什布·穆恩的《先知在祖国——卡尔·哈根传》。而莫妮卡·布赛和于特岛的故事则源于约尔·斯坦·穆恩和特隆德·基斯克的《于特岛传》。

其他提供了实用背景资料，却并非直接引用的书籍和杂志，都列在本书最后的参考文献中。

此次恐怖袭击在挪威媒体上得到了广泛而全面的报道。其中有许多文章对我的写作都很有价值。我也一再地利用《世界之路报》，挪威广播公司和挪威通讯社的庭审报道进行反复核对。有关娜塔莎的细节采自《挪威日报》，而布雷维克向狱政部投诉的具体内容来自《世界之路报》。

我在“毒药”和“化学家日志”这两章中引用的记录来自布雷维克的宣言。其中的日期通过与警方侦查结果的关联比对，看来似乎吻合。警方也仔细研究过宣言中有关炸弹制作过程的叙述，认为他按照所写的步骤进行操作的可能性很大。

对霍夫斯路18号公寓的刻画是基于照片以及2013年夏天的一次实地探访汇集而成。2013年10月的一次参观，让描绘法庭后侧为庭审各方当事人所设的区域成为可能。

对时任首相延斯·斯托尔滕贝格的采访一共进行了三次，第一次就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与为《新闻周刊》撰写的报道相关，最后一次则是在2013年7月，袭击两周年纪念日之后的一天。

2013年2月，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就她担任首相期间的经历，以及7月22日事件经过接受了一次采访。

这本书是在与编辑凯瑟琳·桑内斯以及图瓦·厄尔贝克·瑟海姆的紧密合作下成形的。非常感谢你们所有的建议、探讨和修改。单靠我一个人是绝对无法完成的。

在调查方面，我得到了托勒·马里乌斯·洛滕的鼎力相助，另外，像我之前出版的所有书一样，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弗洛依迪丝·古德哈尔以及达格·塞厄斯塔，他们都清楚逗号的正确用法，也是我的最挑剔的两位读者。

《我们中的一个》是一本关于归属感的书，一本关于团体的书。三个来自特罗姆斯的好友都属于一个明确的位置，地理上的，政治上的，以及家人之间的。巴诺既属于库尔德斯坦又属于挪威。她最强烈的渴望便是成为“我们中的一个”。要实现这个目标并没有捷径可走。

这也是一本关于想方设法寻求成为集体的一分子，却求而不得的书。凶手最终决定退出这个集体，并用最残忍的手段向它发起攻击。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忽然想到，这也是一个关于挪威的故事。一个关于我们大家的当代故事。

《我们中的一个》作者奥斯娜·塞厄斯塔，挪威知名战地记者

我要对所有曾经向我倾诉、给我写信或是评论过我作品的人说：这是我们一起完成的一本书。

我也想通过这本书，来为孕育了它的这个集体做出一些回报。这本书在挪威获得的版税将全数捐给En av oss基金会。基金会的章程让这些资金能够分配到国际国内的各类公益事业中，涉及发展、教育、体育、文化和环境等领域。

我选择让那些为这本书贡献最多的人来决定基金所要支持的项目。

我想这也是为了他们的孩子。

奥斯娜·塞厄斯塔

2014年1月20日于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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