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让一个人记住我本身的样子，而不是他人眼中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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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暗蓝

罗马尼亚作家米尔恰·格尔特雷斯库的短篇小说《生命边缘的女孩》，讲的是在一个遥远的国度，所有国民都由内在的表芯驱动，而给表芯上发条的钥匙位于肩胛骨间，于是这个国家的国民总要找一个人为自己上发条。有一个女孩因为生性胆怯，找不到人为自己拧动钥匙，好在她足够聪明，发明了一套杠杆系统，用它便可以抓住钥匙的两翼，从而自己为自己上发条。可是这个办法也有副作用：钥匙的两翼过度展开，与杠杆系统连在一起，反而成了一对翅膀。女孩于是飞上了天，她进入一片散发着夹竹桃气味的云，于是自己也变得浑身芬芳。可当女孩回到同类中间，却发觉自己比从前更孤独了。

读《追凶：哈佛一桩谋杀案和半个世纪的沉默》时，简·布里顿总会让我想到格尔特雷斯库笔下这个聪明但孤独的女孩。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哈佛，女性境遇虽较之以往有所好转，但仍接近“二等公民”：她们“没有机会获得同样的奖学金与资助”，甚至“不能进入本科生的图书馆拉蒙特”（[美]贝基·库珀，《追凶》，张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93页，后文引用本书仅标注页码）。当然更多的限制还是在日常生活方面。“如果她们在夜里11点以后出门，按照规定必须有人护送她们回寝。校园内仅有9间女厕所……当一个女生走进食堂，男生们都会纷纷用叉子敲酒杯——显然是为了尽量让女生们感到不适”（同上）。

但聪明的简会努力寻求打破这些局限的方法。自儿时起，她表面上热情开朗，但实际上“似乎属于另一个世界”（104页）。在当时的好友看来，“她在某种程度上远离一切，因此她犯不着靠编故事来实现……某种疏离”（105页）。

进入哈佛后，她很快便迷上了以异文化为对象的人类学，而这种着迷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自身文化的不满。为了在“宣扬成败在此一举”（89页）的哈佛站稳脚跟，她让自己变得极端——要么沉浸在自己人类学专业的钻研中，疯狂工作或广泛交际；要么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一连几天闭门不出。“但也恰恰是这些特质——情感强烈、固执、不受控制——让简成了不错的朋友。她有着自己的引力场。她或许是在用愤世嫉俗和悲观主义来掩饰自己，但她内心是‘一个狂妄的乐观主义者’”（97页）。

这一判断与简自己写给男友吉姆·汉弗莱斯的信中对T. E.劳伦斯的评价不谋而合，“T. E.劳伦斯既不独立，也不自由，但他有激情，这足以替代前两者”（106页）。也许在内心深处，简同样把激情当做自己的翅膀。她渴望飞，至少去触碰那些未知的云，可以让她把现实抛在脑后——在那里，她既无法独立，更无从寻求自由。

然而一个六十年代的哈佛女孩，注定无法像一战风云际会间纵横捭阖的阿拉伯的劳伦斯那样，以史诗般的方式被人们铭记。若不是她的横死，人们恐怕根本不会记住她——但这样的结局，也只是让她成为“都市传说”的主角。和大多数此类故事一样，不变的只有基本框架，而细节则可以随意添加：深夜，一个人类学专业的哈佛女孩在自己的公寓里被人谋杀，身旁撒着古代人类用于丧葬仪式的红色赭石粉。凶手始终逍遥法外，而这似乎正是哈佛与警方所希望的……

于是对于半个世纪之后的另一位哈佛女孩贝基·库珀而言，她介入简·布里顿的故事，首先是因为对这则传说的恐惧——这种恐惧引发了她自身的存在危机。

“从我听说这个谋杀故事那一刻起，有太多东西将我牢牢攫住；并不是因为我相信它……而是因为我可以相信它。让我爱上哈佛大学的那些东西——它的魅惑，它的无限——同时也使它成为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恶棍。哈佛大学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第9-10页）

和大多数人一样，她为哈佛的迷人光环而来，却突然意识到这如梦似幻的巨大之物也可以将某些个体——比如她这样与简相似的女孩——轻易吞噬。

而随着库珀开始调查这一陈年旧案，她最初的判断其实并不夸张：哈佛大学的确展现了它在掩盖“丑闻”方面的能力。

在经历了最初的媒体狂欢之后，警方很快发布了新闻禁令，一位被视为主要嫌疑人的教授很快便得到了来自文理学院院长“哈佛大学会毫无保留地为他提供全力支持”的承诺，此人日后还不无炫耀地透露，“他甚至都没问是不是我干的”（214页）；而随着警方的调查无疾而终，这一案件也转入地下。多年后当库珀试图追索当年的记录，一位老警察的儿子的吐槽令她倍感亲切，“我见过丢一只狗的报告比丢一个人（的报告）信息还多”（436页）——档案的缺漏乃至灭失已是家常便饭。

权力机构在女性相关案件中的怠慢甚至蓄意掩盖，正是性别不平等的主要表现之一。哲学家、法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将导致这一现象的主体比作“傲慢的堡垒”。在她看来，傲慢这一恶习，“那种认为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认为他人无足轻重、剥夺他人的充分自主权、不真正倾听他人声音的习惯性倾向”（[美]玛莎·努斯鲍姆，《傲慢的堡垒》，陈玮译，岳麓书社，2023,296页）乃是此类堡垒筑成的基石。

而具体到简·布里顿的案件中，哈佛大学与剑桥警方这两座“堡垒”除了体现父权社会权力者惯常的傲慢，同时还彰显了如卡夫卡的城堡一般拒绝“异质”进入的荒诞。在警方看来，“和哈佛大学的人交谈很难……他们好像希望这件事什么时候会突然消失”（193页）；而警方自己的一些做法也同样表现了他们对这一事件自行消解的渴望——一位警官一度试图通过伪造指纹给一位已经去世的嫌疑人定罪，但可惜的是，此人当时并不在国内。怀有同样荒诞愿望的甚至还有简的精英家族，“现如今，不仅他们的女儿死了，而且他们一旦推动调查，她的名誉就会因此而受到玷污，他们自己也有可能被他们社区的精英圈子抛弃。”（284页）

简·布里顿的父母在女儿的葬礼上

因而即便到2018年，警方基于DNA技术进步重启调查，随后宣布真凶“落网”，我们仍无法确信这一案件已然尘埃落定。尽管在这个时代，生物学——科学——证据具有最高效力，但正如法国学者皮埃尔·巴雅指出，一旦叙述者展示了关于真实的一个歪曲版本，以此蒙蔽我们，它便“制造出一种无从解决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破坏了所有的真实性，并使其本身提供的最终破案方案变得不可置信”（[法]皮埃尔·巴雅，《谁杀死了罗杰·艾克罗伊德？》，蒙田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86页）。由此这一案件唯一揭示的真相，只能是那句常被误读的法学箴言——“迟到的正义非正义”（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一旦正义遭到延迟，便会有无数神话（myth）生成。

那则以简·布里顿遇害为原型的都市传说以及长久以来围绕这个哈佛女孩“品行”的流言蜚语，既代表了上位者对自身权力的宣告，同时也延续着下位者的恐惧与自我规训——所有都市传说根本上都是警世故事，“将罪过转嫁给受害者……只要我们不逾矩，灾难就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291页）。

但贝基·库珀耗时十年写就的这部《追凶》却并不只是一个追凶故事。“人们非常害怕暴死……因为它剥夺了人对自己死亡的拥有”（[意]亚历山德罗·波尔泰利，《命令已经执行》，张见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357页），如果我们相信遗忘才是对生命的彻底抹除，那么死于非命的简·布里顿的灵魂几乎来到了生命边缘，但库珀——以及那些拒绝“草草埋葬”她的至亲好友——将她的生命故事找了回来。

正如本书原名“我们守住死者不放”（We Keep the Dead Close）所表达的，当所谓权威讲述的故事变得混乱甚至不再可靠，我们只能守住关于死者的碎片，让它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以此证明她真正活过；而这正是简在自己的日志上——如未卜先知一般——留下的请求：“至少让一个人记住我本身的样子，而不是他人眼中的我。”（481页）

我们与死者的关系，决定了我们自身的存在方式。反之亦然。

在格尔特雷斯库那个故事里，遥远国度的国民想要永生，必须跨越十次生命——这里的“遥远”并非是空间距离，而是时间距离——找到另一国度属于他们的作家，成为故事里的人物。那个聪明的女孩最终找到了她的作家，因为她身上的夹竹桃香是后者的国度里最迷人的香气。就这样，一个来到生命边缘的女孩实现了她的不朽，而她也注定不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