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坐牢，因为她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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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卑尔根（Brooke Bergen）口袋里揣着60美元。

那是2018年11月，这笔钱她次日出庭要用。她希望早上听证会之前自己能设法再凑齐40美元。她问我够不够。

“三位数在我看来是一笔巨款，”她说，“我吓坏了。我真怕她把我再弄回牢里去。”卑尔根口中的“她”是密苏里州登特县（Dent County）巡回法院普通法官（Associate Circuit Court Judge）布兰迪·贝尔德（Brandi Baird）。

美国几乎所有州都有法定权力收取被告人在其被羁押于看守所或监狱期间产生的费用。有些司法辖区会为那些拿不出这笔钱的人提供津贴，但也有很多地方不会这么做。卑尔根在登特县看守所蹲了差不多一年时间，为此她要支付15900美元。这笔账她一辈子都没法摆脱。她没什么具体的还债计划，被安排每个月面见法官一次，尽其所能还钱。照每月100美元来算，她要分159次、耗时超过13年才能彻底还清。

然而最坏的情况，还不是欠债还钱这么简单。这当然是一大笔钱，比她一年挣的还多。与此同时，法院要求她每个月都要到庭一次，否则就要承担相应后果，这才是最糟心的。换句话说，每隔四个星期，卑尔根就不得不在审判室耗上半天，回答法官提问，答应一点一点偿还她那笔债务。她要是不出现，就会有逮捕令下来抓她。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密苏里中部罗拉（Rolla）大学城一家咖啡馆里，距离塞勒姆市（Salem）以南约半小时车程。卑尔根因为在沃尔玛偷了一支8美元的睫毛膏而被收押。没错，因为一桩盗窃轻罪，卑尔根在破败不堪的县看守所里待了一年。那地方水泥墙壁上直淌水，潮湿的角落四周布满黑色霉菌。就因为“有幸”在那儿待过，她欠下了县政府五位数的费用。对于一个挣的钱从未超过最低工资收入的人来说，这是一座债务大山，重重地压在她身上。

我们当时身处这个国家的中部地区，还挺应景的，因为我们谈论的正是困扰这个国家各个角落的一大棘手问题：大城市和小城镇都无从幸免的贫困与刑事司法之间的矛盾。卑尔根是个白人，也是个穷人，她的一生都是如此。她有一头乌黑长发，高高的颧骨，一笑便露出好多颗牙齿。她背负着时下风行的影视剧中扣人心弦的幕后故事。母亲过世后，她从佛罗里达州搬到了欧扎克斯山区（the Ozarks）中部。她从未见过父亲，年纪轻轻就嫁为人妇为的是逃离那个寄养体系，但后来又离了婚。3年前，因为婴儿猝死综合征，她失去了襁褓中的孩子。在一个人人熟知彼此那点事儿的镇上，时至今日还有人在她背后说闲话。她觉得有些人把宝宝的死怪在了她头上。

这是个甲基苯丙胺、阿片类镇痛药和海洛因泛滥成灾的区域。在阿片类药物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这地方人均止痛药消费量高于密苏里州大多数县。塞勒姆位于柏拉图（Plato）以东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之后，柏拉图被公布为全美人口分布中心点，取代了埃德加斯普林斯市（Edgar Springs）的位置，向东和向北推进了一些。想象所有生活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站在一块硕大无比的平面上，下方的支撑轴摇摇欲坠。这个中心点正好是整个平面取得平衡之处。

塞勒姆 via:www.ign.com

作为《圣路易斯邮报》（St.Louis Post Dispatch）的专栏作家，我从2017年年底开始写像卑尔根这样的人，他/她们生活在像塞勒姆这样遍布密苏里州的小城镇。这些人因为无力支付法院施加的各类罚金及诉讼费而被投入监牢。

“且慢，”圣路易斯经验丰富的律师们会问我，“在密苏里乡下，被告人坐完牢还要交钱？”没错，而且要是拿不出这笔钱，他们往往还要回到牢里去。刑事司法系统的这一面，即便那些本就吃这碗饭的人，比如律师，都不曾意识到，或者说至少不曾予以深思。可一旦我们拿到台面上说，大多数律师都觉得这种做法很荒唐。我和他们看法一致，于是选择继续把这个州上上下下身陷这种困境的人们的故事写下来。

这些故事不是你在典型的《法律与秩序》节目中所看到的那种。这类节目对刑事司法系统的描述和刻画或许在加强公众理解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大部分都聚焦于重大刑事犯罪及其起诉过程。“在刑事司法系统中，人们通常由独立但具有同等分量的两方来代理，”节目一开始，解说员通常会这么说，“一方是警察，他们负责查案；另一方是地方检察官，他们负责起诉罪犯。”然而，刑事司法系统还有另一面，这或许是它最重要的特征，其症结在于施加给穷人的经济负担。穷人们深陷重重罚金及诉讼费之网无从脱身。

像强奸和谋杀这样的暴力犯罪往往容易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然而80%经由法庭审理的案件实际上属于轻罪，每年超过1300万宗。这些轻罪包括入店行窃、持有毒品、超速驾驶、酒后驾车和轻微人身攻击等。这类案件绝大部分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费用或与当事人有关的诉讼费。同卑尔根的情况很相似，一旦定罪，当事人必须缴付这笔钱才能完全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些罚金及诉讼费通常在逮捕时即产生，一直持续到刑满释放，甚至在此之后仍未告结束。事实上，很多被告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欠了法院多少钱，像卑尔根便是如此。要等到他们认罪，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直到服刑期满才会知晓。

有些罚金你可能比较熟悉，像超速驾驶罚100美元、乱丢垃圾罚50美元等。诸如此类乃是作为威慑手段，目的在于尽可能减少交通事故和保持街道整洁。而还有一些费用，除非你亲身经历过，否则可能就不清楚了。本书要做的，就是对后一类费用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此类收费有着不同的目的：这些钱被立法者们特别划定为一种变相税款。有些是给刑事司法系统内部的，如付给书记员和公设辩护人的薪金；有些充当县治安官和法官们的退休基金；还有一些用来解决地方、县、州各级形形色色的开销需要。最后这部分涉及内容包括与以下事项有关的各种开支：虐童罪案调查、脑损伤基金、法律图书馆或法院大楼翻修等。在大多数司法辖区，此类罚金的最大头是因羁押而起：蹲一回看守所或者监狱就好像住了一年酒店。这就是卑尔根的遭遇，她也因此被司法系统牢牢地拴了好些年。

《女子监狱》剧照

联邦政府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毒品战争”，先是打击墨西哥来的大麻，后是扼住海洛因和“快克”可卡因的崛起势头，助推了这个国家随后在八九十年代开展的“严厉打击犯罪”的各项政策。彼时的第一夫人南希·里根（Nancy Reagan）奋力告诫年轻人要对毒品“大胆说不”，而她的丈夫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则把那些对此项建议充耳不闻的人塞满各地监狱。

“短短20年时间，从1980年至2000年，”法学教授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在其具有开拓性的著作《新吉姆·克劳种族主义》（The New Jim Crow）中写道：“我们国家的监狱服刑人员从大约30万猛增至200多万。截至2007年年底，超过700万美国人，或者说每31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处于在押、缓刑或假释状态。”亚历山大把美国大规模监禁的加剧——尤其针对非裔美国人——与上文提及的“毒品战争”和严厉打击犯罪的政策联系在一起。这些政策也导致法院罚金及诉讼费急剧增长。

随着“毒品战争”打响，州法院系统的开销开始大幅增长，真实反映出监狱人口的增加。从1980年至2013年，各州惩教开支从大约60亿美元激增至超过800亿美元。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其中至少部分原因在于与毒品交易有关的帮派活动、谋杀以及其他暴力犯罪的比率在美国各个城市急剧攀升。从1987年至1991年，美国凶杀案的发生率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

由此引发的后果，是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在当时的参议员乔·拜登（Joe Biden）的支持下，于1994年推动国会通过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反犯罪法案。克林顿提交的法案意在增加对警察部门的经费支持、采取更严厉的刑罚措施以及出资兴建更多的监狱；其中，联邦政府针对累犯实行延长刑期的“三振出局”原则，使整套措施备受瞩目。这项意义重大的法案名曰《暴力犯罪控制和执法法案》（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同支持下于1994年签署通过。

1996年，克林顿签署了另一项由共和党人提出的颇具争议的福利改革法案。现在回过头来看，它可能导致整整一代美国人陷入贫困。该法案最糟糕的部分出自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与美国签约”（Contract with America）的政治宣言，重提“老大党”（即共和党）有关美国城市里“福利女王”（welfare queens）滥用联邦政府补助项目、领食品券换取毒品、宁愿靠政府的救济金生活也不愿找工作自力更生的种种陈词滥调。

其结果就是，联邦政府的补助条件将怀孕的少女们拒之门外，而且强制增加了严格的工作要求。新法案被称为《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那些被判犯毒品罪的人因此不可能获得食品券或其他形式的政府补助。相应地，它也常常使单身母亲陷入两难境地：即便想与孩子的父亲共同生活，她们也没法这么做，因为如此一来就会被取消资格，拿不到赖以维持生活的补助。

很多年前，我在《哥伦比亚每日论坛报》（Columbia Daily Tribune）写过一系列专栏文章，内容是关于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Columbia）一对住在政府廉租房的夫妇。夫妻二人拥有高中文凭或同等学历，而且都有工作。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干得很出色，也升了职。然而，晋升却造成了难题：大多数公共援助项目都没有采用浮动费率制，只设有一个生硬的分界点。升职之后，二人合起来的家庭总收入超过了援助的临界点，不能再享受政府提供的住房补贴。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失去育儿津贴。

讽刺的是，如果不升职，这一家人的生活反倒更优裕，而薪水稍稍上涨就会彻底打乱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做出妥协：夫妻俩有一方决定不升职，刻意使家庭总收入保持在更低水平。穷人常会面对这样极其艰难的选择：买纸尿裤还是付煤气费、钱花在子女抚养上还是诉讼上等等，一直以来都是如此。然而，他们的困境往往还因为政策制定者们所做的决定而雪上加霜。

《女子监狱》剧照

你走进付款审查那几天的登特县法院，就能感觉到一种无望。这是贝尔德法官要求已经服完刑的人们重新回到法院的日子。他们被要求还清所欠的诉讼费，或者解释为什么还不了钱。

很多美国人从来没有见识过刑事司法系统的这一面。如果你是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因为超速被开了罚单，或许你会去法院请求法官从轻发落，尽可能降低对驾驶记录造成的不良影响，然后当天开张支票，付清法官设定的罚金。一切到此为止，你继续过你的好日子。

卑尔根已经认罪且被判刑。她已经服完刑了。她已经偿还对社会欠下的债，却没能偿还对登特县欠下的、需要真金白银来了结的债务。为此，她依然被贝尔德的法庭牢牢拴着，好些年不得解脱。事实上，那天去法庭的人——每次30人，门外排成一条长队——几乎都是出于类似的原因。

同密苏里州乡村地区的其他法官一样，贝尔德法官采用了州法令中根本没有提及的一套法律程序——付款审查听证会，用以收取县治安官和州立法机构强加给被告人的各种费用。

一旦被告人服刑期满且收到服刑期间产生的费用账单，贝尔德就会安排每月一次的听证会来收账。如果被告人拿得出，比方说50美元，那么接下来这一个月便相安无事。倘若拿不出，又或者错过了听证会，那就要重新回到监狱里去。

上个月我写过两篇有关贝尔德因被告人未能偿还各项诉讼费用或服刑期间产生的膳宿费而将其投入监牢的文章。其中提到的正是卑尔根、琳恩·班德尔曼（Leann Banderman）和艾米·穆尔（Amy Murr），她们各自犯了轻罪，最后却都演变成蹲看守所、收刑期账单以及一次次重回法院还债的循环。

卑尔根听证会那天，法警试图阻止我旁听。

“在这儿等着。”他说。他想提醒法官注意我在现场。

贝尔德屡次拒绝我为本书提出的采访请求，她不希望我出现在她的庭审现场如此近距离地旁观整个过程。我给她带来了法官们不喜欢的那种公众关注，也促使当地的周报开始在选举年发出各种质问。这是她的法庭，她不需要某个从大城市来的记者说三道四给她惹麻烦。

“您今天不能进入审判室，”法警拖着一口浓重的乡村口音拉长声调告诉我，“您没有遵守最高法院的规定。”

他大概指的是密苏里州法院的一条规定，即记者想要录音或照相，必须征得法庭协调员的许可。可我并没有携带照相机，把手机也留在了车里。我身上带的不过是一支笔和一本记事簿罢了。没有任何规定提到你可以将一名记者拒之门外，或者说因为这种事把任何人拒之门外，不允许其旁听公开庭审。

我的肾上腺素飙升。身负监察之责的新闻工作者正是为这样的时刻而活：新闻工作者要勇敢面对那些质疑程序透明度的公职人员，这一点必须能为公众所知。

我告诉法警，他和法官都误会了。我那天只打算在审判室坐着，他要是阻拦，我不介意花点时间打电话给报社的律师，准备起诉。

法警折回审判室，几分钟后招手让我进去。

“坐到那边去。”

我那天就在现场，报道发生在卑尔根身上的事。她会来吗？她要是没带够钱来，会不会坐牢？我还想看看其他案子是怎么处理的，法官是如何与检察官和公设辩护律师沟通的，以及当地的营利性缓刑公司在这一整天扮演着什么角色。

被践踏的被告人们排起长长的队伍，一个接一个走到法官面前。有些人掏出一把皱巴巴的纸币，在被叫到名字之前忙不迭地递给缓刑监督官。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开始在我耳边窃窃私语。他说，他母亲住在圣路易斯，一直在给他寄我写的专栏文章。有几十个像他这样的人，像卑尔根这样，他们面临相同的处境，迫于无奈每个月带着钱来法庭还债。有些人很多年前就被判刑了，如今还得定期来还钱。我看着他们走到法官面前，解释自己能还多少。

这一天，没有人被收押。

“她心情不错，”卑尔根后来告诉我，她指的是法官，“她知道你在那儿呢。”

卑尔根找遍了镇上所有的亲朋好友，东拼西凑弄到了100美元。她交上去，然后被打发走了。只剩15800美元要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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