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 from the Editors
页码：417-419
作者：史蒂芬·布莱恩（Stephen Brain）、马克·赫尔西（Mark Hersey）、凯瑟琳·邓洛普（Catherine Dunlop）、莎拉·斯坦福-麦金太尔（Sarah Stanford-McIntyre）、弗雷泽·利文斯顿（Fraser Livingston）
摘要：
编者们首先公布了与《环境史》期刊相关的两个学会的新闻，第一，大卫·斯派兹（David Spatz）辞去了美国环境史学会（ASEH）的执行董事职务。第二，科学史学者塔尼亚·蒙兹（Tania Munz）成为森林史学会（FHS）的新任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这一期《环境史》中，各篇论文分别涉及了大西洋西北部的人鸟关系、皇家植物园的生物多样性目标以及种族与环境政治的交集等主题；论坛部分聚焦于作为消费品的葡萄酒中所蕴含的文化与自然的交织，将“风土”（法文词语“terroir”）概念历史化，探讨了世界各地葡萄酒产区独特的历史如何孕育出多样的实践，这些实践可能在气候变化的时代或加剧或缓解葡萄酒生产所面临的困难；该期书评文章多强调了工业生产过程如何塑造了生命和生态环境，它们有时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的和持久的后果。Articles
页码：420-446
作者：杰克·布沙尔（Jack Bouchard）
标题：《捕鱼是为了鸟类：16世纪大西洋西北部的人类与鸟类》（Fishwork Is for the Birds: Humans and Birds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Northwest Atlantic）
摘要：
这篇文章通过考察16世纪欧洲航海者和科学家所写的文献，研究位于大西洋西北部的特拉诺瓦地区（Terra Nova）在这一时期的人与鸟互动关系史。一反以往海洋史研究中多向海面及海底看的视角，作者提醒我们也应抬头看看天空和空中盘旋的鸟类，正如土著人或16世纪的欧洲探险者所做的那样，由此将海洋更全面地视为一个多维空间。作者力图说明，鸟类在早期欧洲殖民者的渔业史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文章首先介绍了繁衍生息于大西洋西北一隅的丰富鸟类，以及鸟类、土著人和欧洲殖民者在此创造的重叠却迥异的空间。此后，作者叙述了前殖民时代生存于此的土著人追寻、狩猎与看待鸟类的历史。作者重点叙述了欧洲殖民者到来后欧洲人与当地鸟类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鸟与当时流行的导航技术相辅相成，成为欧洲船员在浩瀚大洋之上寻找陆地和渔场的引路者；鸟及鸟蛋也具有一系列作用，如为饮食并不丰富的渔民提供营养美味的食物等；海鸟还塑造了这一海域的渔业地理格局，并在欧洲制图师所绘制的地图上有所表现。另一方面，鸟的活动空间被欧洲渔船所改变；欧洲人没能将常见于大西洋西北部的鸟类作为某种珍奇物种而商品化，但根据欧洲的生物分类学对它们进行了分类与命名，也创造了几种独特的新名称；大规模滥捕导致大西洋西北部的水生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这也成为后来渔业衰落的一个原因。
页码：447-473
作者：伊索贝尔·阿克曼（Isobel Akerman）
标题：《“一项重大责任”：皇家植物园邱园与生物多样性危机》（"A Great Responsibility": Biodiversity Crisis in 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摘要：
该文探讨了皇家植物园邱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对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的强调。随着世界上物种所面临的危机日益加剧，“生物多样性”概念于1986年被正式提出，作为衡量全球生物损失的新框架。此后10年，为应对环境、政治和制度变化，邱园在内部战略层面做出调整，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新目标。文章考察了生物多样性这一重要理念如何渗入邱园的研究、管理和公众宣传，并探讨了生物多样性危机的理念是如何通过这个世界知名的植物园向外传播的。首先，作者考察了20世纪后期人们如何将保护植物多样性视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面，从而将植物保护整合到以动物保护为主导的保护运动中，以及为什么“濒危物种”（endangered species）在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诞生前被确定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基本单位。然后，文中探讨了由邱园领导的圣赫勒拿岛（St. Helena）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从而揭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是如何在远离英伦三岛的地方展开的。最后，该文探究了邱园如何将植物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其大众教育战略，并详述了其开设的“植物+人类”展览（Plants + People exhibition）。页码：474-499
作者：尼克·斯莱特（Nico Slate）
标题：《“如果这发生在他们身上，也会发生在你身上”：高地民间学派与环境正义的种族界限》（“If It Happens to Them, It Happens to You”: The Highlander Folk School and the Racial Border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摘要：
这篇文章利用上世纪80年代初在阿巴拉契亚的高地人研究与教育中心（Highlande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召开研讨会的录像带资料，叙述了这一跨种族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失败与历史影响。此运动反对环境种族主义与阶级不公，在初兴之时具有超前性，举办了数十场旨在实现跨种族环境正义的研讨会，力图铸造跨种族斗争中的团结精神。然而，运动最终失败，其直接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一些白人参与者并未投身反种族主义的斗争，而从当时的大环境看，则要看到此时弥漫于美国政坛的保守气氛、排污企业的巨大权势，以及民权运动和环保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如此，该运动仍表明，包容了反种族主义与反阶级不公的环境政治存在巨大潜力。首先，作者叙述了高地人研究与教育中心的建立及其研讨会上有关反露天采矿与反种族主义的讨论，与会者怀有一种包容性的跨种族环境正义运动的愿景，作者强调了音乐在建立社区抵抗同盟中的重要作用，运动中跨种族包容性的基调也从晦暗逐渐趋向明朗。然而，作者也指出，运动的白人参与者未能将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作为优先考虑事项。尽管在阿巴拉契亚社群（Appalachian communities）中没有取得成功，但高地人研究与教育中心的这场反环境种族主义运动在超越不同社会运动、种族乃至国家的界限方面仍做出了勇敢探索，并对后来美国国内乃至跨国层面的环境正义运动产生了影响。页码：500-525
作者：科林·费希尔（Colin Fisher）
标题：《“绿色是我们祖国葱郁植被的颜色”：马库斯·加维、时间观以及作为循环阶段的荒野》（"Green Is the Color of the Luxuriant Vegetation of Our Motherland": Marcus Garvey, Temporality, and Wilderness as a Repeating Phase）
摘要：
20世纪上半叶的泛非主义领导者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利用自然来号召黑人想象一个民族共同体。他领导的世界黑人进步协会（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UNIA）赋予自然以中心地位。通过考察该协会的刊物《黑人世界》（Negro World）的内容，作者发现，与白人民族主义者不同的是，加维将时间理解为循环（cyclical）而非线性（linear）的，虽然他们都用壮丽的自然景观来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但加维并非从荒野中寻找民族国家起源的象征，而是将其融入自己对循环往复时间观的理解中。作者指出，加维对景观的理解，不仅展现了自然在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且揭示了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谓现代民族主义普遍用线性时间观理解其民族国家之论断的局限性。首先，作者考察了协会如何以非洲的自然景观和资源等为切入点，为非裔美国人读者展现了一副浪漫化的非洲图景，尖锐地批判欧洲殖民者对非洲的掠夺，还规划了将来非裔美国殖民者对白人殖民的非洲进行的军事征服与统治。然后，作者叙述了加维及其追随者的理想非洲发展愿景。他们引用了古籍中对埃塞俄比亚的正面描述，认为非洲一度冠绝世界文明之林，此时非洲的困境是时间轮回遭到欧洲殖民者非自然阻碍的结果。20世纪的非洲即将复兴，黑人掌权的非洲将重新迎来独立自主的光明未来。加维并不接受资源保护、自然保护和生态学思想，主张不同种族各居其位并遵循自然的时间循环。Forum
页码：526-531
作者：凯瑟琳·布鲁斯南（Kathleen Brosnan）
标题：《论坛：气候与文化交汇点上的全球葡萄酒》（Forum: Global Win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Climate and Culture）
摘要：
很少有农产品如葡萄酒这般与其原材料——葡萄的生产地息息相关。优良葡萄产地的选择受到多种环境与文化因素影响。以下几篇论坛文章探讨了跨越全球四大洲的葡萄种植，展现了地方生态与人们对其的文化理解之间的联系，由此揭示出，无论是气候还是社会文化建构以及人们由此做出的行为，它们都推动了环境变迁，进而对葡萄酒产品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引言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简要追溯了“风土”概念的变化，并介绍了各篇论坛文章。页码：532-542
作者：保罗·纽金特（Paul Nugent）
标题：《把水变成葡萄酒：南非风土的奇异历史》（Turning Water into Wine: The Curious History of Terroir in South Africa）
摘要：
广义上讲，“风土”是葡萄酒术语，指一系列与某个地方相联系的特性，包括气候的、土壤的、水文的和海拔的特性，以及种植者方面人为因素与自然的互动，这些自然与文化的特性会影响葡萄的生长与结果，最终影响酿造的葡萄酒；狭义上则指特定的土壤与地质类型。在南非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这一概念受到关注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作者解读了1990年代之前南非葡萄酒业中风土话语传播的障碍、其最近被采用的原因与影响。首先，作者追溯了南非葡萄酒生产的历史，回顾了20世纪多数时间内南非葡萄酒生产的严格配额制，以及20世纪90年代向品质葡萄酒生产的转变，此时风土概念开始得到重视。国家的作用则是发展了一套酒产区命名系统，使种植者能够生产基于风土的葡萄酒。然后，作者分析了本世纪前20年使南非葡萄酒业越来越重视风土概念的多种因素。最后，作者还论及了气候变化对葡萄酒生产者构成的威胁，以及他们为应对这一威胁所做的改变。页码：543-551
作者：凯瑟琳·布鲁斯南（Kathleen Brosnan）
标题：《从温度到风土：加州大学的葡萄酒研究》（From Temperature to Terroir: Wine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摘要：
作者叙述了20世纪30年代的禁酒令废除后几十年，大学在促进美国加州葡萄酒生产接纳风土概念中所起的作用。在加州葡萄酒业的发展过程中，重要参与者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农业科学家们。在加州的特定自然条件下，他们最初更关注适宜温度对葡萄种植的影响，后来才逐渐认识到土壤条件的重要性。首先，作者指出禁酒令给美国葡萄酒业留下的粗制滥造烙印，并叙述了加州大学葡萄栽培与酿酒研究起步阶段对温度条件的重视，尽管实际的葡萄种植改良进展缓慢。随着葡萄酒产地纳帕谷（Napa Valley）的国际声誉不断提高和风土概念的广泛传播，美国政府于1980年创建了产地命名系统，加州的葡萄种植者越来越多地利用风土概念在全球市场上确立自己的地位。最后，作者还指出，风土概念也反映出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表明美国等许多新兴葡萄酒生产国是通过剥夺土著人民土地、建立种族排他性社会和强加新的土地制度来扩张土地的殖民国家。
页码：552-567
作者：茱莉·麦金太尔（Julie McIntyre）
标题：《旱地大水区产的散装葡萄酒》（Bulk Wine from Big Water in a Dry Land）
摘要：
欧洲的高品质葡萄种植园以天然雨水浇灌为主，谨防过度人工灌溉损害果实品质。与此相比，作为一片干旱的大陆，澳大利亚的降水量、降水时间和土壤等条件都不利于欧洲式葡萄种植，它们塑造了两地葡萄酒生产在品质与理念等方面的差异。作者以新南威尔士州的滨海沿岸葡萄酒产区（Riverina）为例，说明澳大利亚何以能够输出大量廉价的大众葡萄酒，以及风土概念在澳大利亚葡萄酒产业中的薄弱立足点。首先，作者叙述了被土著人称为“大水”（Murrumbidgee, “big water”）的滨海沿岸地区的自然条件，以及19和20世纪该地生产葡萄酒的历史，特别是麦克威廉葡萄酒庄（McWilliam’s Wines）的发迹史。在这一过程中，该地的葡萄酒逐渐转向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并实施人工灌溉。20世纪后期，在处理与法国对英葡萄酒贸易纠纷的过程中，澳大利亚政府创设了产地命名系统，但也只有较少的高端葡萄酒生产者开始重视风土概念。最后，作者分析了近年来澳大利亚葡萄酒业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所面临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页码：568-578
作者：利吉娅·平托（Lígia Pinto）、保罗·拉米西奥（Paulo Ramísio）、利娜·洛伦索-戈梅斯（Lina Lourenço-Gomes）
标题：《气候变化的韧性：杜罗葡萄酒风土的经验教训》（Resilience to Climate Chang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Douro Wine Terroir）
摘要：
这篇文章叙述了葡萄牙波尔图杜罗河谷（Douro Valley）葡萄酒生产给葡萄酒业提供的启示。自古以来，杜罗河谷就是一个温暖干燥的葡萄种植区，不过常常面临热量和水分不足的考验。这里的葡萄酒生产者已经适应了各种环境和市场变化，他们将韧性策略融入其对风土的理解中，即使面临愈加剧烈的气候变化，也较好地维持了葡萄酒生产。文章通过揭示使杜罗河谷葡萄酒产业具备很强韧性的特征与策略，来了解该地区历史上的自然和文化元素如何相互塑造，从而为当今面临着气候变化挑战的葡萄酒产业提供借鉴。首先，作者分析了杜罗河谷产区生产葡萄酒的多方面自然优越性，以及自然环境给葡萄种植带来的一些挑战。正是在这里，诞生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所认定的风土典型模板，形成了多样化的葡萄酒生产者与自然的关系。然后，作者综合现有研究与杜罗河谷的葡萄种植历史，提出了气候变化背景下维持葡萄酒生产的科学建议与历史经验。
Gallery Essay
页码：579-595
作者：埃琳·坎贝尔（Erinn Campbell）
标题：《“妖娆的虫子搭便车”：作为入侵害虫与农业检疫象征的“佩丝蒂娜”形象兴衰》（"A Coquettish, Hitchhiking Bug": The Rise and Fall of Pestina, Symbol of Invasive Pests and Agricultural Quarantine）
摘要：
从1958年到70年代初期，“虫女郎”佩丝蒂娜（”bug girl” Pestina）进入了美国农业部（USDA）的卡通形象殿堂，出现在大量宣传害虫检疫规定的小册子、海报和电视广告中。文章探讨了农业部如何利用佩丝蒂娜的形象来告知入境者害虫入侵的威胁，这一形象又反映出时人怎样的移民与性别焦虑。1969年以后，美国农业部重新塑造了佩丝蒂娜的形象，但此后该形象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文章首先叙述了佩丝蒂娜诞生的背景，分析其最早出现于夏威夷和波多黎各所说明的问题，并描绘了佩丝蒂娜的早期形象。“她”被打造为一个丰满、异国情调的搭便车女子，在任何一个入境口岸展示，从而在公共宣传中利用了美国人对移民与女性两相结合的焦虑。然后，作者叙述了1969年以后美国农业部对这一形象的重新塑造，“她”摇身一变而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形象，但这一改变导致其形象本身的固定化和边缘化，也并未增加人们对检疫规定的关注度，政府认为该形象与其所传达的信息不符，最终将其抛弃。In Memoriam:
Mark Elvin (1938–2023)
页码：596-598
作者：濮德培（Peter Perdue）
摘要：
去年12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历史名誉教授、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名誉研究员伊懋可先生去世。濮德培在文中主要回顾了伊懋可的学术成就：第一，伊懋可在《中国的历史之路》（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中，从三个方面回应了“李约瑟难题”。第二，伊懋可基于日本的学术研究与中国的原始文献，探索了中国文明的物质根源，指出历代王朝从土地中获取资源。他将自然资源动员纳入军事史的考察范围。他还考察了“中古经济革命”（medieval economic revolution）所依赖的密集土地开发。第三，用“高水平均衡陷阱”解释14世纪以后中国发展减缓的现象，认为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壤肥力下降，森林、耕地、金属矿藏与动物资源日益匮乏。第四，在其名文《三千年不可持续的增长》（"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nsustainable Growth: China's Environment from Archaic Times to the Present,"）中，指出长期的环境变化是推动中国历史的主要驱动力，国家为增强军事力量和应对不断增长的人口而开发利用自然，造成了环境破坏，启发了后来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第五，在其名著《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中，他将丰富的史料分析、长时段的历史叙述与大胆的归纳概括相结合，探讨了中国环境史的许多主题，提出了技术锁定（technological lock-in）等理论。![]()
本期链接：
https://www.journals.uchicago.edu/toc/eh/2024/2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