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雪芹|那些年……——一个生产队会计的手记

文摘   2024-08-16 17:47   江苏  


那些年……
——一个生产队会计的手记


梅雪芹

(清华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84)


在皖西南皖河支流长河边,曾经有一个花园公社,花园公社曾经有一个杨桥大队,杨桥大队曾经有一个街上生产队。这个生产队曾经有一个会计,他心地善良,工作认真,对家人、对集体有着高度的责任感。他作为生产队的会计,几十年如一日,详细记下了生产队的大事小情,为后人和村民留下了厚厚的一本笔记。因此,经这个会计之手,一段尘封岁月的痕迹得以留存下来,从而充实了我对“那些年”的记忆。这个会计即是我的父亲梅礼和,他已于2024年6月29日驾鹤西游。由于我父亲那一代村民存世无几,因此我想借助父亲留下的笔记本,用村民们的真实姓名记下有关他们的一些事情,以便世人知晓:他们虽然都是小人物,但毕竟曾经来过这个世界,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那个特殊时代挣扎生存过。他们,不仅值得家人纪念,而且值得社会了解。

这个笔记本,是我父亲曾经得到的一个奖品,1960年7月12日由地方国营太湖县食品厂奖励给他。那一年他20岁,因被评为“乙等生产标兵”而得到这个奖励。这个笔记本,由天津市公私合营天津制本厂出品,封面有和平鸽图案,内里开头还有一个叫曹明洲的人写的一段话:“巩固标兵,发扬实干苦干加巧干,争取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的新标兵!60.7.12”(原文如此)。这个奖品和曹明洲的话颇具时代特色,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生产热潮的写照。

图1 笔记本封面;图2 获奖证明


当然,对我来说,这个笔记本里最为珍贵的东西,是我父亲在几十年中所记的事情,涉及家庭和村社等等方面,内容颇为丰富。这里,主要谈论街上生产队及其所处时代的一些情况。
这个生产队,因一座连接南北的河上木桥和一条通往白庙粮站的主路而得名“街上”。其社员来自安徽省太湖县山区的几个村社,他们因1958年开始修建花凉亭水库而被迁移到此安置,有王、李、刘、曾、梅五姓。我父亲作为街上生产队的会计,其笔记本所记的主要是这五姓10多户人家的各种事情,从1964年一直记到1978年。
笔记本中所记的村社内容繁多,涉及各家小孩出生年月日、各年度粮食产量、全年实收产、年度经济分配表、年度各户分季度工分对照表、年度年终分配到户计算表、年度征购粮奖售布票分配到户表、农业贷款下放到户数、早稻和晚稻留种数、村民往来借账情况、各户借队里早稻和晚稻登记表、队里向私人借蚕豆种和小麦种数、各户支牛肉数(每斤币0.25)、各户借队里青砖和土砖数、各户支门口塘鱼数(每斤作价0.25)、修河人流秩序、男人的剃头工资,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使我第一次得以具体了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些年,我土生土长的那个小村庄——中国农村最基层的生产队的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样貌。
从生产来看,笔记本所记内容涉及的1964到1978年这15年或稍长一些时间,对作为公社社员的村民们(又叫劳力)来说,是他们“挣工分”的年代,工分是其劳动成绩的唯一记录以及年终进行分配的唯一依据。可以说,从那个年代的农村走出来的人,无不明白工分的重要性,“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这句话即是其重要性的鲜明体现,也是当时包括我们街上生产队的全国各个生产队集体劳动的根本反映。这一点在笔记本里也得到了印证;我拟聚焦其中的“年度年终分配到户计算表”,在下文略加说明。
在这个笔记本中,“年度年终分配到户计算表”从1968年到1978年每年连续不断,其中的信息很丰富,从户主姓名、总工数(工分数),到收入、支出和结果,一应俱全。尤其是,它写明的各家各户的总工数勾起了我清晰的回忆。我记得,我们生产队里的人听从时任生产队长王启才(我们姐弟仨都尊称他为“才伯”)的召唤,每天早晨、上午和下午三出工,一个年满18岁的男子作为全劳力出工一天记10分,妇女和老幼出工一天则计6、7、8分不等,生产队的记分员会将每一天出工的情况及时记下来,岁末汇总后报到我父亲那里。因此,这个笔记本中就记下了各家各户的总工数或工分数,这是村民们集体劳动的集中反映。
笔记本从1968年到1978年连续11年所记的“年度年终分配到户计算表”中还明确标记了每一年的工分值,1968年的是1.188(二次决分后公分值1.177),69年的是0.972,70年的是1.136,71年的是1.203,72年的是1.041,73年的是0.974,74年的是0.93,75年的是0.81,76年的是0.647,77年的是0.60,78年的是0.877。其中,76年和77年因年成较差工分值相对较低,所以这两年街上队的超支户多、存款户少——这两年的存款户都只有三家,不到19户人家的1/6。
从生活来看,笔记本所记内容涉及的1964到1978年,是今天的人们不时谈及的物资短缺和票证泛滥的年代。这一状况,从笔记本所记的许多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里,先抄录其中的一页,以示证明:

图3 各户借队里早稻、晚稻表


这一页反映的是1968年街上生产队10多户村民因家里粮食短缺而向生产队借粮的窘境。而这样的境况,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的村民们生活的常态。
其实,若放眼那个时代的安徽,乃至全中国,街上生产队可算得上富裕,这从上文提及的“年度年终分配到户计算表”中写明的工分值可窥见一斑。这个工分值是生产队全年收入减去各项开支后除以全队一年的总工数得出来的,它可以反映一个生产队每年的总体经济状况。从笔记本所记的1968到1978年街上生产队每年实收产量和经济分配表来看,其收入有多项,包括农业、牧业、付(副)业、渔业以及其他等,因此,其总体经济状况一直还是很不错的。而从各家各户来看,1968年到1978年,这个小村庄的家庭户数从15户增长到19户,总人口从68年的78人增加到78年107人。这十一年间,除了上文说到的年成较差的76年和77年因工分值相对较低、19户人家中存款户仅3户外,其他9年中年年都是存款户多于超支户。
然而,即便这样一个总收入还算不错的村子,各家各户在那个年代的物资短缺现象也是十分严重的,笔记本中所记的各种借账情况即是其鲜明的写照。上文提及的各户借队里早稻和晚稻这一现象,可以说是年年都有出现。此外,笔记本还记下了其他许许多多的借账的事情,包括上文列出的村民往来借账情况、各户借队里早稻和晚稻登记表、队里向私人借蚕豆种和小麦种数等,都是短缺状态的有力证明。
除了借账情况,笔记本里许多页所记的布票数也间接说明了物资短缺问题。譬如,1968年4月19日所记的“67年度征购粮奖售布票分配到户表 每千斤粮0.635尺”这一项,涉及各户所分得的布票,具体如下:

图4 67年度征购粮奖售布票分配到户表


这一项显示,各户上交公粮后可奖售布票,其标准是每千斤粮0.635尺,该数字无疑凸显了那个“一大二公”时代物资短缺的现实。像这样的内容,笔记本中还有不少。而短缺和票证二者相辅相成,直接说明了那个时代的问题。
对于“一大二公”时代小生产队的集体生产、生活,笔记本中还有一页以“提留比例”为题做了集中展示。这一页上详细记载了从储备粮到审批制度、涉及生产队集体事务的多项内容,具体如下:




图5 提留比例


这一页没有明确年份或日期,而从其前后页上所记时间来看,这份“提留比例”年代大概是1964或1965年的,它使我们可以集中了解六十年代中期安徽一处村民集体生活的情形。
如果说,上述内容还只是反映了村社小集体的一些情况,那么笔记本里还有一类内容,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些年的政治和社会大势,这主要是通过个人倾向和时代歌曲得到反映的。
其实,翻遍这个笔记本,我从中仅发现一处明确涉及我父亲个人的信息,它写道:“礼和 入团年月日 56.10.10”。回到那个强调“不计个人得失”、斗私立公的特殊时代,笔记本里个人信息少这一点也是很好理解的。颇有意思的是,同一页上还记着我小姑杏爱和其他四位村民(茂中、茂生、刘荣、茂群)在65和66年入团的明确日期。此外,笔记本里还有不少有关团员青年及其学习的情况。其中包括1966年2月到11月所收的一些团员个人和几个村民小组的团费以及付给公社团总支的团费,1966年3月7日所记的杨乔(桥)大队团员数。其中,1966年3月4日所记的“花园公社团干训练班”的内容,以及3月7日所记的“回去学的东西”值得品味。
在“花园公社团干训练班”这一页,我父亲大致记述了“余坤楼同志报告”的内容,其中写道:“我们不怕苦不怕死,为革命种田起骨干作用。二不计个人得失不固(顾)工分,不未(为)名不为利……这次主要会议精神是怎样突出政治……听毛主席的话,七个字,备战备荒为人民……硬就硬在政治上,硬在毛泽东思想上……在思想上抛掉一个私字,术(树)立一个公字,为别人多着想,为自己少着想;不但我们想,还要叫青年想,应该要公字高于私字……我们都是领导同志,不但要敢于抓群众,也要敢于抓自己。这次训练是大家抓自己的训练,改造思想,自我革命,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要严密组织生活,模范地遵守纪律……”。从我父亲参加了这个训练班并详细记下的上述发言内容看,我猜想,他应该是杨桥大队的团支书之类的小干部(这一点已求证)。因此,他才会在3月7日那一天记下了上面提及的“回去学的东西”。其中写道:


1、必须组织青年学习毛著,教育青年学习阶级与阶级的教育,把青年阶级道德上升到理认(论)与观点上来,听毛主席的话就是胜利,是胜利的根本

3、(原文如此)革命斗争需要什么就组织青年学什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组织青年自觉地学习……关于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思想,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指示,关于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的结合,在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的指示

关于人民战争和战备问题的指示,关于正确思想来源于实践、一分为二的思想和不断总结的指示。我们应该认真学 学一生,学到死。实践认(论)、矛盾认(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呢!这几遍(篇)要紧紧的学,抓好活思想 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图6 回去学的东西

与此相关,笔记本里还清楚地记下了“四好团支部条件”和“五好青年条件”。前者有四条,分别是:1、政治思想工作好;2、三好活动开展好;3、组织生活健全好;4、联系群众用(作)风好。后者有五条,分别是:1、政治思想好;2、集体劳动好;3、克(刻)苦学习好;4、团结互助好;勤俭节约好。从中可以看出,无论对团支部集体来说还是对团员青年个人来说,政治思想好都被摆在了第一位,这的确是时代政治风貌的一种反映。
就时代政治风貌而言,笔记本中有一项内容更为突出地做了印证,那就是歌曲。细数一下,笔记本中记载的歌曲共有15首,按所记顺序分别是:“学习大寨赶大寨”“王杰的枪我们扛”“学王杰干革命”“说嫂嫂”“丰收歌”“青年之歌”“毛主席著作(语录)闪金光”“歌唱蔡永祥 学习蔡永祥”“毛主席著作发给咱”“战士爱读老三篇”“造反有理”“新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万岁毛主席”“解放军是个大学校”“革命的三结合就是好”。可以看出,这15首歌中的大多数是那个时代的革命歌曲,今天的50后和60后对它们可能都耳熟能唱。但也有一些我们并不熟悉的歌曲,尤其是那首“说嫂嫂”,我还是第一次知晓。这里,我依据笔记本的记述抄录如下:

1.俺村的姑娘嘴皮儿巧

个个能说数来宝

只要碰上那新鲜事

一编就是一大套

东不说 西不道

这回咱来说嫂嫂

全国农业大跃进哎

城里的嫂嫂就回来了

2.我家来了个瘦嫂嫂

上过中学文化高

白天下地去干活

晚上回家教夜校

她广播 她读报

国家大事咱知道

大哥真是有能力

给我找了一个好嫂嫂

3.我家来了个胖嫂嫂

双手搂不过她的腰

她有笑话一大筐

能把你说哭又说笑

当干部十几年

要论功劳不算小

回到村里当社员

跟谁也没摆过资格老

4.你俩嫂嫂都不错

我那个嫂嫂没法说

不知带回了啥宝贝

闹着分家各自过

社长劝 乡亲说

说破嘴也说不活

气得我娘没法办

跑到队伍去找俺哥哥 

5.我家来了个阔嫂嫂

烫着那头发戴着表

下地她怕鞋粘土

干活她怕扭着腰

见烦(凡)人 不说话

眼睛倒比眉毛高

浑身有点孩子气(股酸帮子味)

臭(醋)缸把她就泡澡(糟)了

6.说嫂嫂 道嫂嫂

四个嫂嫂都说到

不是我小姑嘴皮儿尖

是咱们爱说数来宝

【数来宝 数来宝

个个听见别哭闹】

有(只要)我们大伙儿来帮助

差的也能(要)变好


这首歌的歌词以两个能说会道的小姑子的口吻说到了四个嫂嫂,她们被分为了两类,一类贤良、勤劳,另一类蛮横、懒散,但小姑子还是相信,有大伙儿的帮助,哪怕差劲的嫂嫂也还是能变好的。出于好奇,我上网查了一下,果然查到了这首歌,并且了解了其创作年份,也即1958年。对于这首通俗、顺口、有趣的长长的“说嫂嫂”,我父亲工工整整地将它全部记了下来。如果不是看了笔记本的这个记录,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时候还有“说嫂嫂”这样的歌曲。因此,这个笔记本所记的除各种革命歌曲之外的这首强调家庭和社会美德的歌曲,多少丰富了一点我自己对那个政治挂帅时代的文化遗产的认识;同时也让我就如何认识那些年而陷入了沉思,并且纠结不已。这不禁使我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一件小事。
8月2日,也即我父亲五七忌日那一天,我翻看他的笔记本,看到其中的许多红歌,尤其是“学习大寨赶大寨”的时候不禁心头一怔。因为这一天,也恰好是学界的诸多朋友赶去太原,参加中国环境史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年会的日子,而我已得知年会举办方还安排了会后参观大寨的行程。我因故未能参会,也就不能前往大寨,只能托朋友参观大寨时替我多拍几张照片。而当我转发有关大会的总结报道之后,一位朋友看到其中安排的参观大寨的信息之后旋即点评道:“环境史学者不是否定‘大寨精神’吗?不是有个著名学者在某高校作学术报告,煽动蒙昧无知的学子投票将愚公移山从中小学教科书中坚决清除掉吗?怎么还专程跑去大寨参观考察?”我则回复说:“哈哈,‘学习大寨赶大寨’,对那段虽不免荒唐但激情燃烧的岁月,谁能否掉?至于‘大寨精神’,我们该如何对待,是简单否定还是谨慎扬弃,这恐怕是见仁见智的!无论如何,经历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今天若倒行逆施,恐怕是万万不能的!”
我的上述回复,其实是连日来翻看我父亲留下的笔记本之后有感而发的。像我这样的60后,生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那些年,我们的父母正赶上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政治挂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此类字眼,于国家,体现的是政治号召和政策;于我们的父亲母亲,则召示着他们的一段青春岁月,谁能否掉?对于他们在其时洒下的汗水和热血,我们唯有感怀、感念。即使我们的父亲母亲都是些小人物,他们在我们的心目中也是非凡的。因为他们虽然生活在一个没电、无气(煤气或天然气)、缺水(自来水)、少食的短缺时代,但依然倾其所有哺育我们成长;他们给予的生恩、养恩、育恩,叫我们念念不忘。而对于作为他们青春岁月的那些年所存在的问题,我们肯定也需要直面;乃至那个特殊年代的荒唐口号和政策本身,我们也是应该不断否思,甚至否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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