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山梅雪芹｜环境灾难史研究的方法和意义——基于“新奥尔良的发展：一部环境灾难史”的思考

文摘 2024-09-13 12:23 江苏

环境灾难史研究的方法和意义

——基于“新奥尔良的发展：一部环境灾难史”的思考

王玉山梅雪芹

摘

要

Abstract

J.唐纳德·休斯教授以卡特里娜飓风危害事件为中心，考察了新奥尔良的环境灾难史，在方法和意义上为此类研究树立了典范，值得总结和深思。但在体现环境灾难史研究的共性和对新奥尔良环境灾难史洞见的同时，他的这一个案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也需要注意并尽量避免。

[关键词] J.唐纳德·休斯；卡特里娜飓风；自然灾害；环境灾难史研究

[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2年第6期

“新奥尔良的发展：一部环境灾难史”，系美国学者J.唐纳德·休斯教授于2011年10月2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所做的一个专题讲座，其核心内容是2005年8月发生于美国新奥尔良市的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危害事件。与洪水、海啸和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一样，飓风也屡屡给人类造成人员和财产的巨大损失；而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危害事件，因系美国历史上造成损失最大的灾难之一，其成因和影响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作为一个环境史研究者，休斯教授认为，环境史有必要承担起考察这种灾难的成因，研究其对人类及周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等任务。为此，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些灾难的发生是不是人类无法避免、无法预知，因此只能无助地承受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控制它们，或者至少缓和并进行一下防护？由于人类作出的选择，他们要在多大程度上为人员和财产的损失负责？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休斯教授以“新奥尔良的发展：一部环境灾难史”为题，讲述了新奥尔良自然环境与水利工程的变化，剖析了变化之中孕育的危害，为我们提供了如何从环境史视角研究和叙述自然灾害史的范本——这种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环境灾难史研究。本文试图对此加以总结，以飨学林。

一、新奥尔良环境史：河流、森林、堤坝和飓风的交响曲

关于新奥尔良的环境史，休斯教授做了如下的讲述。

新奥尔良是密西西比河的礼物，其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海平面以下。在其周边，密西西比河带来的淡水让巨大的秃柏（bald cypress）和山茱萸（tupelo）繁茂生长，因而滋育了不少森林。这些森林，与当地的湿地、草泽（grassy marsh）以及远处墨西哥湾的堰洲岛（barrier island）一道，既为鱼、短吻鳄、水鸟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生息的乐园，也成了抵御飓风并降低其危害的屏障。但是，由于人类活动的扩展，这种屏障作用逐渐消失。即使幸存下来的，也都受到了损害。其中，对其损害最大的就是水利工程的不断修建。在18世纪早期开发北美的欧洲殖民者眼中，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是一处理想的建城之地，因为它能藉由密西西比河大小支流通往广大内陆，但在环境上，它却遭受着飓风、河水和沼泽等威胁。后来，法国探险家和路易斯安那总督让-巴蒂斯特·勒穆瓦纳（Jean-Baptiste Le Moyne, sieurde Bienville, 1680—1767年）发现了一块新月状之地，以为能够凭借这块自然赐予的新月来抵挡飓风和洪水，于是便于1718年在那里建城，取名新奥尔良（La Nouvelle-Orléans）。但飓风和洪水不断来袭，为了应对水患，殖民者开始在密西西比河堤岸上加筑了1.2米的人工堤，开启了一个至少持续两个世纪的建堤防洪和不断加高堤坝的过程。在1763—1800年法国与西班牙统治时期，主要的洪水威胁来自密西西比河，土地所有者被要求在其土地上造堤，不过，那时水利工程对原始景观的改变还不算大。在当时的新奥尔良以北，柏树湿地（cypresss wamp）和草泽仍然延伸到了庞恰特雷恩湖（Lake Pontchartrain）岸边，上面旧河道的堤岸还未被加高；梅泰里和根蒂利山脉（Metairie and Gentilly Ridge）之间的圣约翰支流（Bayou St.John），亦缓缓地流向庞恰特雷恩湖。

新奥尔良因为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买（Louisiana Purchase）而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它很快就开始利用泊船费来补偿土地所有者造堤的损失。起初，洪灾频繁发生，洪水水位也逐渐升高。随着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商业价值的显现，国会通过了《沼泽地法案》（Swamp Land Acts），允许州出售联邦土地来建堤；同时国会授权陆军工程兵团（Army Corps of Engineers，以下简称工程兵团）来大建堤防，从而基本上成功地防止了河水的泛滥。但是，随着堤防的修建，河流被夹在了从新奥尔良到墨西哥湾的堤坝之间，结果就是河流被压缩，水的流速更快，其满载的肥沃土壤被迅速转移到海湾里，阻止了三角洲的再生；与此同时，河流也远高于周围地区，洪水潜在地也有着更高的水位和更大的破坏力。

除了密西西比河，新奥尔良还面临着庞恰特雷恩湖的威胁。新奥尔良与庞恰特雷恩湖的亲近始于19世纪，当时密西西比河附近地区挤满了建筑，所以城市只得朝北边庞恰特雷恩湖的方向进行扩展。在扩展过程中，城市周边景观为之一变。最明显的变化则有两个：首先是壮观的秃柏树遭到清理，其次是大大小小的排水渠建了起来。排水渠的修建虽然使人们可以在岸边定居，但也造成了一些问题：一是为风暴从湖里往城市灌水提供了渠道；二是在排水过程中让地下水水位和地平面下降，加上渠堤增高，使排水渠变得比城市还高；三是泵站离排水渠太远，因此无法阻止湖水的倒灌。

新奥尔良的第三处水患来自东部的运河网。为方便油轮出入，人们穿过湿地挖掘了从墨西哥湾通往新奥尔良港的运河，主要有三条：一条是工业运河（the Industrial Canal），另外两条运河分别是海湾近岸内航道（the Gulf Intracoastal Waterway）和密西西比河—海湾出口（Mississipi River Gulf Outlet）。这些运河及其堤坝如同“漏斗”一般，将墨西哥湾与新奥尔良市连接了起来，从而为飓风驱波涌入的灾难设计好了剧情。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人们其实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它所孕育的灾难，其中有三点尤为值得注意：一是在工程兵团大肆建堤以防治密西西比河水患时，曾有数名工程师提出建立闸门和泄洪道，以使河水和淤泥能从其他途径进入墨西哥湾，从而减轻主河道的压力并帮助扩大三角洲，甚至有过类似实验，但工程兵团的政策主要还是“惟堤是凭”。二是在修建运河时，有些工程师也曾预见到运河有让海水倒灌的危险，因此建议设置闸门以便在风暴来临时关闸，但出于花费及其他考虑——有些是环境方面的——这一建议并未付诸实施。三是在2004年7月，联邦应急管理局（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在路易斯安那州应急管理中心举行了一次为期5天的演习；期间，电脑模拟了一场名叫帕姆的飓风（Hurricane Pam），与后来的卡特里娜飓风几乎如出一辙。而人们没能预见、也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是森林和湿地的消失，具体包括城区向北扩展使秃柏林及其湿地消失；在湿地上修建的多达1.3万公里的沟渠和运河大大减少了湿地面积，其上的树木和其他植被也因海水涌入而消亡。这种情况确实间接地或协力制造了灾难。

对新奥尔良水利工程及相关环境变迁史考察完毕后，休斯教授为自己所思考的三个问题找到了答案。首先，卡特里娜飓风并非不可预知，但预知之后提出的合理性建议却因各种缘由遭到搁置；其次，就新奥尔良所面临的两大自然威胁而言，人们几乎可以通过建堤来成功控制密西西比河的泛滥，但通过堤坝和排水渠来解决庞恰特雷恩湖水患的努力却不成功，并且因防御这两大自然威胁而建立的水利工程极大地改变了新奥尔良的地质、水文和植被状况，它们与运河网一道，在为飓风危害提供便利的同时，加重了其破坏程度；最后，休斯教授引用阿里·克尔曼《一条河流及其哺育的城市》一书中的话得出结论：卡特里娜飓风并非全然的自然灾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为的灾难，“它是许多大大小小的糟糕决策、错误判断、无知甚至狂妄自大的产物。总之，它是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环境史的一种副产品。”

二、环境灾难史：问题意识、叙事线索与人文关怀

休斯教授的讲座本身作为一个环境灾难史研究案例，为环境史研究者从事类似研究树立了典范。其中，有几个重要方面是值得进一步思考、总结，并在研究中借鉴的。

首先，通过提出一个能引起人们反思并带有一定历史纵深感的问题，休斯教授将某种现实的环境问题变成了环境史研究的论题。具体而言，他是以人类对自然灾害的应对作为思考方向，围绕人们是否能预知自己大难临头，人们为应对灾害做了哪些准备，人们要为灾难的最终降临承担多大责任等问题进行发问，从而将卡特里娜飓风危害这一貌似自然危害的事件，巧妙地转变成了一个史家藉以探讨人类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历史问题，在为下一步的环境史考察赢得合法性的同时，也为具体研究开辟了路径。

其次，在解答自己所提出的历史问题，也就是在讲述环境灾难史的过程中，休斯教授以新奥尔良的城市和水利工程的建设作为明线，以工程所导致的相关环境变化作为暗线，在两条线索的交织和呼应中，全面地梳理、分析和评估了导致灾难发生的各个要素。他的线索推进和各要素安排是：18世纪早期，法国拓殖者在相对安全的地点建城，亦无法避免洪水与飓风的时常降临，但由于环境缓冲的存在，灾难发生的频率和程度都相对较小；1763到1800年的法国与西班牙统治时期，密西西比河的洪水是新奥尔良市主要的水患，人们当时在建堤应对时，城区北面的湿地和草泽还没有被毁坏，河道未被加高，河水也并不湍急；1803年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后，新奥尔良的河堤慢慢增多，但洪水却更加频繁，为此人们不得不加大修缮力度，如此往复，形成了维修费用和灾难损失不断增多的恶性循环；直到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河显现出了更多经济开发的价值，州与联邦才逐渐建立起管理航运和洪水的统一部门，进而通过建更多的堤坝才成功地控制住密西西比河，但也因此造成了堤坝增高、河水更湍急和三角洲无法像以前一样扩展等后果；随着航运业的繁荣，新奥尔良快速扩展，法国与西班牙时代残留下来的大片秃柏林遭到清理，而由于城北已靠近庞恰特雷恩湖，所以人们不得不修建更多的堤坝和排水渠，为新奥尔良又增加了一重花费和危险；为了节省运费，新奥尔良用工业运河、海湾近岸内航道和密西西比河—海湾出口航道将庞恰特雷恩湖、密西西比河以及墨西哥湾连接了起来，与此同时却也使海水可以更直接、更迅猛地倒灌进城区。通过上述各个要素的引入，休斯教授为一幕悲剧大戏的上演做足了准备，进而在环环相扣的情节推进下，他又向我们展示了矛盾如何层层激化，并最终酿成无可挽回的滔天巨祸。

第三，在展现精湛的学术技艺之外，休斯教授的讲座还处处体现了其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这不仅包括对那些灾难场景及深陷其中的人类的悲悯，还包括对许多消失在人为变化过程中自然生命的惋惜，而对人类和自然二者命运的全面关怀，恰是环境灾难史研究与叙事意义的体现。

在讲座的开头部分，休斯教授告诉我们，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的一年半，他曾亲自前往新奥尔良，切身感受了飓风过后城市满目疮痍的惨状：当时4/5的城市被水淹过，一些地方甚至还有6米深的水，水中混杂着有毒物质和垃圾；满地皆是贝壳、刀、叉、剪和儿童玩具；在有些地方，整个街道的房屋被吹走，即使稍微好点的地区，房子也东倒西歪；屋子十室九空，窗户和家具踪影全无，只剩下挂满脏污的屋架；在所有残留的房子上都醒目地划着大大的“X”字，上面标示着在房子里发现的死亡人数。从他这类细致的描述中，我们不难感受到新奥尔良那幅悲凉的末世景象带给他的冲击。另外在与黑人司机的交谈中，休斯教授为她与儿子幸免于难感到高兴，为警察阻挡他们逃往白人区，以及联邦救援反应迟缓而感到愤慨；同时也为新奥尔良居民穿着“复兴新奥尔良”的T恤、题写“第九区活着”等标语所表现出来的不屈而喜悦；对于将新奥尔良居民与其环境互动的历史比作人类用靠不住的奇技淫巧来对抗可预知的灾难这种说法，他甚至感到有些铁石心肠的味道，让听者不禁钦佩其情感的细腻。

在接下来对新奥尔良环境史的叙事中，休斯教授通过反思人类以商业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模式之弊端，进一步体现出他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他说到，18世纪初，让-巴蒂斯特·勒穆瓦纳之所以选择新奥尔良作为建城地址，主要是看到了这块地方能够通过大大小小的支流连接广大的内陆，这在公路和铁路尚不发达的年代，无疑使未来的城市具有了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商业优势；在19世纪，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经济价值的凸显为其召来了州和联邦的更多管控和更多的堤坝；20世纪，新奥尔良大肆开凿运河，目的就是为了缩短航路，谋求水路运输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这样的发展给新奥尔良市带来了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但同时也因水利工程的大量修建及其对自然环境的改造而为其埋下了灾难的祸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密西西比河的泛滥改道和庞恰特雷恩湖的水患迫使人们一直在建堤修堤，于是堤坝越来越高，客观上让飓风和洪水得以更容易和更深入地危害新奥尔良，考虑到飓风出现的频率，人类迟早必罹灾祸。第二，新奥尔良地区的森林、湿地和堰洲岛面积不断缩小，生态系统不复完整，这使人类在面对自然灾害时失去了其缓冲功效；屏障逐渐丧失，灾害的后果也会越来越严重。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最终让包括新奥尔良居民在内的很多美国人品尝到了追求商业与经济利益的巨大恶果。而反思这种发展模式的利弊，人们不难体会到：片面地以商业和经济发展为考量，是造成人类做出不明智决定，从而屡受自然灾害折磨的根源，也是自然灾害后果越来越严重的主因。

除了深深担忧自然的改变对人类命运的威胁外，休斯教授还为城市和水利工程建设所导致的原始景观的消失感到非常惋惜，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密西西比河上不断修筑和加高的河堤，既压缩了河流，也促使河水迅速入海，河流满载的肥沃土壤因而被浪费。从此以后，河流不能像以前那样维护路易斯安那南部的洼地，而三角洲的土地也无法再生了。其次，新奥尔良向庞恰特雷恩湖的扩张加速了秃柏林的消失，之后，这一壮观的自然景观只能残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再次，在运河建设过程中，水利工程穿过湿地，海水涌入导致树木和其他植被的死亡，土地也遭侵蚀，湿地及其承载的生命大规模消失。最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无法更新，使得森林和湿地没有了生存的空间，森林和湿地的消失则让鱼、短吻鳄、水鸟和其他野生动物丧失了乐园，让大密西西比迁徙路上70%的候鸟失去了歇脚之地，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从此不复存在，而这也成为了自然与人类共同的悲哀。

可以看出，通过这一个案，休斯教授其实是想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即：人类对自然灾害所采取的“控制”之策并不成功。自然已一次次地证明其力量的无法控制，所以我们必须谋求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而这也正是环境史人文情怀的落脚点。其实，控制自然之策产生的思想根源，是人类认为其与自然是两种对抗性的存在，二者的矛盾不可调和。如果我们能跳出这种思维框架，选择与自然合作，不但可以避免一些灾难的发生，也能降低其危害的程度。因此，休斯明确指出：“保持新奥尔良生机的努力不需要一味地与自然相搏；它可以成为与自然合作的一种尝试。”就新奥尔良市而言，由于它是墨西哥湾沿岸湿地生态系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与自然合作，首先要做的就是恢复当地的森林、湿地和堰洲岛，而后者所代表的健康生态系统在避免和降低飓风危害方面的作用，已为历史所证明。

三、新奥尔良环境灾难史：共性、洞见和不足

休斯教授的讲座，由于较为完整地呈现了环境灾难史研究的关键内容，因而可作为此类研究的一个范例，这些内容包括：一，通过合乎历史实际之问题的提出，将貌似自然危害的环境问题转变为环境史研究的课题，从而系统地讲述某个地方的环境史故事；二，在故事讲述过程中，合理地编排人类与环境的历史，使各条线索主次分明，在囊括导致灾难发生的各种要素的同时，注意到各种要素引入和交织的层次及节奏，从而能通过环环紧扣的布局揭示出客观存在的矛盾，也使人认识到“咎由自取”的祸根，以实现环境灾难史叙事的初衷；三，在环境灾难的叙述与分析中，既关注人类前途，也不忽略自然命运，由此才能真正体现环境史研究者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并表达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良好愿望。

上述这些内容可视为环境灾难史研究的共性，与此同时，休斯教授的这一个案考察还有一些独特的洞见，比如他对人类的所识所为与环境灾难是否可预可控的关联的论述，就非常发人深思。他在讲座中提到，在新奥尔良，有些无家可归的人、老人、穷人和不走运的人由于无法及时撤出城而被安置到了一个橄榄球馆，结果卡特里娜掀翻了屋顶，切断了电力和用水的供应，困在里面的人不得不再次搬迁。他认为这一事件形象地反映了新奥尔良的环境史：这个浸湿的城市长久以来就置自身于自残的轨道，依赖人类靠不住的奇技淫巧来对抗可预知的灾难。细究起来，新奥尔良的环境史何尝不是整个人类环境史的反映，人类长久以来不也是依赖靠不住的奇技淫巧来对抗可以预知的灾难吗？那么，为什么人们明知灾难在即依然无动于衷？从他所叙述的新奥尔良环境史故事中，可以找到两种人类不想面对环境灾难的缘由：一是出于侥幸心理，二是无法舍弃既得利益和获利的机会。在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证实这两种缘由的例子其实屡见不鲜：20世纪60年代雷切尔·卡森与杀虫剂集团的斗争，正是某一经济集团不想舍弃既得利益而极尽诬赖和欺骗之能事的生动写照；而当今各国政府与民众对待气候变暖的迟疑与争斗，更是人们的侥幸心理与某些经济集团不想舍弃既得利益之心态与行径的全面展现。

此外，休斯教授在讲座伊始对2005年飓风与5年后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之间关联的提示，以及在讲座结尾对仔细研究石油泄漏所造成的总体影响的建议，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综观休斯教授的讲座，他对新奥尔良环境灾难史考察的独特洞见，十分耐人寻味；他的个案对一般环境灾难史研究的表率之功，值得进一步总结；而其叙述与分析之中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也应予以关注。在这些薄弱环节中，有两点比较明显。首先，在讲座中，休斯教授虽然提到卡特里娜飓风对新奥尔良的不同种族和阶层所造成的不同影响，但并未对之进行深入探讨。其实，不同种族、阶层的工作和生活，及其他们与自然环境所产生的不同联系，还有各种族或阶层在环境决策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等问题，属于环境正义的范畴，也是环境灾难史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其次，在讲座中，休斯教授虽然提到过19世纪末新奥尔良市和路易斯安那州所建的两大公园，即奥杜邦公园和城市公园，“与部分由约翰·查尔斯·奥姆斯特德（John Charles Olmsted）所做的规划一道，使该城原始景观的秀美样貌得以存留”，并且还提到人们所进行的一些海岸恢复项目等，但与讲座通篇关于人类水利工程如何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论述相比，人类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努力显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也是我们在从事环境灾难史研究时必须注意避免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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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山 梅雪芹｜环境灾难史研究的方法和意义——基于“新奥尔良的发展：一部环境灾难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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