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 from the Editors
页码：1-4
作者：史蒂芬·布莱恩（Stephen Brain）、马克·赫尔西（Mark Hersey）、凯瑟琳·邓洛普（Catherine Dunlop）、莎拉·斯坦福-麦金太尔（Sarah Stanford-McIntyre）
摘要：
乔治·奥威尔的代表作《1984》给出了“好生活”的定义，即总能获得奢侈商品，物质方面的舒适程度也得以提高。二战后兴起的消费主义热潮所追求的正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恰是出于对消费主义所造成后果的不满，在20世纪70年代初，环境史聚合而成一个学术主题。这一期《环境史》论文在不同程度上考察了20世纪初人们关于环境的期望，尽管它们面临的来自环境现实、殖民主义和兴起的全球南方等挑战从未消失。该期还包括2023年美国环境史学会年会上的主席发言稿，讨论了全球环境史教学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此外，该期还包括一些重要的理论贡献，如派因提出的“第三自然”概念。“画廊”部分则展现了20世纪早期的森林防火宣传海报。Presidential Address
页码：5-28
作者：莎拉·艾尔金德（Sarah Elkind）
标题：《作为学术活动的教学；或者，在圣地亚哥的一间教室里审视能源转型的全球史》（Teaching as Scholarship; or, Looking at the Global History of Energy Transitions in a Classroom in San Diego）
摘要：
该文是2023年美国环境史学会主席艾尔金德在学会年会上的演讲稿，这次演讲主要内容是能源转型的全球史及其教学经历。艾尔金德先后叙述了洛杉矶和全球其他地方的能源转型历史，并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能源转型并非总是由能源短缺所引发，时尚、成本和基础设施等因素有时在能源转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二，小到家庭层面，大到国家层面，采用新能源的进程都并不具有同步性，后者受到国家政策和国际形势等因素的影响；第三，化石燃料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廉价能源革命；第四，能源转型往往伴以能源使用总量的上涨；第五，环境正义的问题普遍存在于世界能源史中。最后一个结论是作者在讲授课程的过程中与学生们共同发现的，这一想法由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这间教室中每一个人的真实体验所激发，他们共享着直面环境危机的经历。艾尔金德注重用地方历史来讲述全球能源转型，并强调了教学相长，（尤其对不熟悉领域的）课堂教学经历对她有关全球资源保护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Articles
页码：29-55
作者：拉夫·邦特（Raf Bont）
标题：《珍稀物种的经济：动物捕捉、神秘动物学和20世纪中叶的动物园》（The Economy of Rarity: Animal-Catching, Cryptozoology, and the Mid-Twentieth-Century Zoo）
摘要：
这篇文章在动物园史、知识史和动物保护史等三方面做出了新探索。在20世纪中叶，动物保护与动物园生物学（zoo biology）兴起，珍稀物种的价值不断提升，主要位于欧洲和北美的动物园开始制定迁地保护（ex situ conservation）计划。为落实这些计划，动物园需要先从殖民地或前殖民地捕获濒危动物，从而推动了“珍稀物种的经济”（economy of rarity）的勃兴。该文聚焦一对瑞士夫妇埃米·科尔迪耶和夏尔·科尔迪耶（Emy and Charles Cordier），他们以捕捉、驯化和运输稀有野生动物并将其提供给世界各地的动物园为业，与本土捕手合作并汲取了不少本土经验，还参与了神秘动物学（Cryptozoology）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不过，作者也批判性地指出，科尔迪耶获得的所谓“知识”却也导致对珍稀物种的无知在西方动物园中蔓延开来，而且那些看似是“拯救”和“关心”动物的行为难掩其掺杂的暴力、攫取行径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实力的失衡。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珍稀物种的经济逐渐改换了面貌，动物园与科尔迪耶这样的捕手进行珍稀物种贸易的情况越来越少，该文则为我们揭示了这种珍稀物种获取的历史渊源。
页码：56-85
作者：丽贝卡·赫尔曼（Rebecca Herman）
标题：《绿色和平向南走：全球环保主义在阿根廷的承诺与陷阱》（Greenpeace Goes South: The Promise and Pitfall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ism in Argentina）
摘要：
这篇文章采用跨国史视角，考察“绿色和平”（Greenpeace）在阿根廷的活动。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环境政治中，一种影响很大的观点强调不平等和南北分歧，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值此之际，“绿色和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设了办事处，成为这一“全球北方”非政府组织在“南方”开设的第一个办事处。“绿色和平”向发展中国家的扩张被指责为不合时宜，并被指斥为生态帝国主义（eco-imperialism）。学者和活动家们一直致力于结合不同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背景，将“绿色和平”的倡议在阿根廷实现本土化，但这需要一种全新的环保主义“实践”方式，他们打着反帝和团结的旗号，希望能够协调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但事实证明，绿色和平阿根廷分部的目标并不容易实现，其早期活动包括反对有毒化学品污染、限制开发南极和反对核废输入。文中详细考察了这些活动，指出它们试图跨越南北分歧，虽有创新之处，却也有不少局限。这些活动的发起者既有“全球北方”人，也有不可忽视的来自“全球南方”的阿根廷环保主义者，但两者在具体的环保活动目标上有所分歧。
页码：86-117
作者：凯文·帕斯莫尔（Kevin Passmore）
标题：《组织地形：马奇诺防线（1919—1939）》（Organizing the Terrain: The Maginot Line, 1919-1939）
摘要：
法国的军事工程师们规划修建了马奇诺防线，他们将之视为一个集人、技术和自然于一体的整体。这一概念把自然与文化做出二分：从文化角度看，自然被认为暗藏着危险，有如“乌合之众”，有着不仅不能对国防起到有利作用、反而可能被敌人利用的危险；从社会建构的角度看，防线的修建借鉴了组织科学，由“精英”（即文化）自上而下地组织“乌合之众”（即自然），使自然被驯服并维持和谐状态，融入法国的国防体系；从环境角度看，防御工事的修建需要注重对自然景观和资源的利用，不仅需要考虑工事的隐蔽性，还要考虑对景观和资源的破坏或保护，其中涉及的自然要素包括森林、河流、土壤和空气等。马其诺防线的防御工事代表了一种利用自然来达到法国国防目的的傲慢尝试，然而军事工程师们的计划不仅遭到了其他尝试组织自然的势力（包括商业利益、旅游业、政府的林务官员和水文学家等）之阻挠，还需面对来自自然本身（森林、河流、土壤和空气等）的不利条件。作者指出，虽然马奇诺防线在后来的大战中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但其集人、技术和自然于一体的设计初衷不应被史学研究所遗忘。
页码：118-149
作者：乔尔·塔尔（Joel Tarr）、大卫·斯特拉德林（David Stradling）
标题：《城市与自然的流动性：辛辛那提和匹兹堡的滑坡危险》（Cities and the Mobility of Nature: Landslide Hazards in Cincinnati and Pittsburgh）
摘要：
以往有关自然灾害的城市环境史研究忽视了小规模和缓慢移动的滑坡对美国城市的长期影响。这篇文章则聚焦于辛辛那提和匹兹堡这两个美国最容易发生滑坡且在20世纪下半叶渐趋衰败的城市，探讨了城市的有关应对措施。两座城市的特殊地质地貌与水文等特点造成这里的地表本就易于滑动，只不过较为缓慢，而19世纪末城市工业化以来与山相关的人类活动则加剧了滑坡的严重程度，城市的生产生活也受到愈加严重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随着新技术的使用、郊区的发展和刺激城市经济的措施出台，开发商加快对山坡和山顶的开发，加剧了滑坡。这些滑坡虽不引人注目，但持续发生，而且代价高昂。为保障山坡顺利开发，城市的建设者们构筑了挡土墙、排水管、沟渠并采取植树等措施，甚至还制定了一系列抑制滑坡的规章制度，如城市分区管理等，作为对前述零散措施的补充，但这些措施并未成功阻止滑坡。与此同时，环保人士逐渐意识到滑坡是自然和人力共同导致的，于是开始发出反对山坡与山顶开发的声音。面对管理者仍将城市发展的地位置于山坡稳定之上的现状，作者呼吁继续提高预防滑坡的能力。
页码：150-173
作者：裴广强
标题：《殖民背景下的环保行动：上海公共租界煤烟污染的治理，1863—1943》（Environmental Practices in a Colonial Context: The Mitigation of Soot Pollution in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1863–1943）
摘要：
1863年上海的英美租界正式合并为公共租界，由上海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管理。19世纪末，上海公共租界的煤烟污染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市容、多种经济产业和公共卫生等都产生了不良影响，引起了市民的抗议。工部局采取措施治理污染，包括制定防治煤烟污染的立法和各行业的规章、成立负责公共卫生的机构、加强执法和鼓励企业安装清洁设备等，部分企业出于降低成本的动机而努力提高燃煤效率，但也有企业通过种种手段规避排污的惩罚。上述治污措施存在局限，包括对空气污染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污染源的管理较为片面以及执法标准不统一等，因此最终也未能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作者从地缘政治局势、殖民地的特性、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上海工部局的局限和煤烟污染本身的特点等方面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指出殖民地环境治理不仅仅是生态被简化的问题，它还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技术问题。
页码：174-179
作者：斯蒂芬·派因（Stephen Pyne）
标题：《当西塞罗与白垩纪相遇》（Cicero Meets the Cretaceous）
摘要：
有生命的景观（living landscape）被岩石景观（lithic landscape，即曾经有生命、现在已经石化的生物质）所覆盖，两者之间相互交织，现有的概念无法对此进行描述，作者提出了“第三自然”（third nature）的概念，并强调其地域性而非时间性。如西塞罗所言，人类取用和改造来自自然界的材料，从而在自然界中创造出第二自然，使其为人类的种种目的服务。但作者认为这一概念已经过时，无法描述当今地球在人类活动影响下正在发生的剧变。他提出，火焰可作为评估人类影响自然的切入点，随着化石燃料被广泛使用，这些来自远古的燃料产生了副产品——温室气体，对地球环境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和破坏。此外，另一种人类处理化石生物质的方式是采掘地下物质，制造合成产品，但它们最终无处可去。这些情况表明，人类活动导致自然环境本身的平衡取予关系（give-and-take）被打破。比资源储量更大的问题在于，地球缺乏将资源或能源使用后的产物进行分解或储存的空间。“第三自然”也许能够对新近出现的此类现象进行概括。
Gallery Essay
页码：180-196
作者：唐纳德·佐贝尔（Donald Zobel）
标题：《斯莫基熊主宰以前：20世纪早期森林防火海报中的劝服模式》（Before the Reign of Smokey Bear: Patterns of Persuas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Forest Fire Prevention Posters）
摘要：
作者展示并分析了八张来自美国不同地区且形象各异的森林防火宣传海报，它们在1917年至1937年之间制作，比后来家喻户晓的斯莫基熊（Smokey Bear）形象出现得更早。这些海报由联邦、州或私立机构制作，它们在制作目的、形式风格和具体内容等方面各有差异，有些创新为后来的斯莫基熊海报所继承，有些创新则未被继承下来，而后来以斯莫基熊为主角的森林防火宣传也在一些层面突破了早先的设计，这与美国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作者认为，尽管对森林火灾的认识几经变化，但考察美国森林防火宣传的历史演变，对当前的森林防火宣传仍有借鉴意义。
本期链接：
https://www.journals.uchicago.edu/toc/eh/2024/2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