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资讯|《环境史》(Vol. 7, No. 2, 2002)·论文部分

文摘   历史   2024-05-21 10:54   北京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 7, No. 2, 2002

论文部分

页码:198-225

作者:布莱恩·巴洛(Brian Balogh)

标题:《科学林业与现代美国国家的根基:吉福德·平肖的渐进式改革之路》(Scientific Forestry and the Roots of the Modern American State: Gifford Pinchot’s Path to Progressive Reform)


该文聚焦于美国著名林学家吉福德·平肖的早期生平,从其家庭背景、教育经历和早年森林管理实践三个方面对其保护主义思想的特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对学界既有研究进行了补充和一定的修正,从而对进步时代下平肖对美国林业保护与管理的贡献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该文作者认为平肖优渥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使他对森林和公共事业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而在耶鲁大学的求学和在欧洲的游学经历使他对林业相关知识有了扎实的储备,特别是受到了彼时世界林业管理的权威迪特里希·布兰迪斯爵士(Sir Dietrich Brandis)的指导,更为关键的是他在比特摩尔森林(Biltmore Forest)进行的具体管理实践,对其森林保护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页码226-246

作者克雷格·E. 科尔腾(Craig E. Colten)

标题《将自然重新引入城市:新奥尔良的湿地》(Reintroducing Nature to the City: Wetlands in New Orleans)


提要该文介绍了新奥尔良在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从消除湿地到保护湿地的转变过程,在此着重探讨了对湿地认知变化的原因,并分析了当下湿地作为自然遗产与景观对新奥尔良城市形态与城市空间开发以及对公众自然教育的重要意义。该文作者详细列举了建造和设立奥杜邦动物园(Audubon Zoo)、路易斯安那州自然中心(Louisiana Nature Centre)、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巴拉塔里亚保护区(Barataria Preserve)和巴育·索瓦齐(Bayou Sauvage)野生动物保护区等一系列恢复和保护自然湿地的项目。然而,在他看来,自然(如湿地)的本源早已在城市开发过程中被人类破坏殆尽,这些将自然重新引入城市的巨大努力不过是在人类能动性之下所塑造出来的“自然”,在很大程度上还须依赖于人类的管理才能得以延续。


页码247-266

作者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M. Wilson)

标题《引导流动:北美西部的迁徙水禽、尺度与流动性》(Directing the Flow: Migratory Waterfowl, Scale, and Mobility in Western North America)


提要1946年秋天,成千上万只鸭子与鹅来到美国克拉玛斯盆地(Klamath Basin)。在之前的四十年,美国垦务局(U.S. Bureau of Reclamation)抽干了此地大部分湿地。而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的两个保护区:下克拉马斯保护区(Lower Klamath Refuge)、图勒湖保护区(Tule Lake Refuge)包含了曾覆盖该地区的几片沼泽地。垦务局也将部分湖床改造成农庄。因此,禽类最终飞进被谷物农场包围的湿地。

该文探讨了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在保护迁徙水禽过程中,如何在不同尺度开展工作,它将其划分为:大陆、区域与地方。该文认为,维持水禽在太平洋航道的迁徙不只需要修复受损的沼泽。该文指出,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管理者必须在乡村为水禽创造一个栖息地。其中,在19世纪六十年代,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在太平洋航道水禽越冬地的美国部分建立了一个保护区网络。二战后,北美西部各州湿地不断流失。该文表明,将环境史局限于一种分析尺度是有局限的。生物区域史学家正确地指出,生态过程超越了城市、州甚至国家之间的边界,像水禽迁徙这样的自然过程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区域。


页码267-302

作者蒂莫·米林陶斯,明娜·哈雷斯,扬·昆纳斯(Timo Myllyntaus, Minna Hares and Jan Kunnas)

标题《可持续性岌岌可危?19世纪芬兰与20世纪东南亚的刀耕火种》(Sustainability in Danger?: Slash-and-Burn Cultiv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Finland and Twentieth-Century Southeast Asia)


提要该文指出,森林砍伐是当今主要的环境问题之一。刀耕火种在历史上曾在世界各地的林区盛行。在不同的地理、社会与文化背景下,此种耕作方式也大相径庭。当今许多研究者认为,刀耕火种如果在有利条件下应用得当,可以是一种可持续的耕作制度,但它是否为森林植被丧失承担责任,目前还存在激烈争论。该文将刀耕火种农业定义为一种可持续的耕作方法。该文提出,耕作和休耕的顺序对于农业至关重要,用火清除永久性田地并不是所谓的刀耕火种。

该文聚焦于森林地区的刀耕火种农业。通过历时比较,研究芬兰在工业突破前夕的刀耕火种,以及20世纪东南亚的两个案例:印度尼西亚的乌玛贾兰(Uma' Jalan)与菲律宾的哈努诺(Hanunoo),它们代表热带地区长期存在的刀耕火种传统。该文认为,无论是在北部地区还是在热带地区,刀耕火种都是一种不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的粗放型耕作制度,在有利的条件下,这种耕作制度不仅可以提高产量,而且在理想情况下也是可持续的。


本期链接:

https://www.jstor.org/stable/3985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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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主·Stephen Brain·西Mark D. Her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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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整理|乌昵尔 刘黛军  

值班编辑|刘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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