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今年第11号超强台风“摩羯”在上周登陆我国海南省的海口、文昌,广东省的徐闻等地,造成严重灾害。“摩羯”登陆越南后,又造成当地数百人丧生。台风灾害的暴发,使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古老而反复出现的主题: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台风灾害这头巨兽,究竟是自然生成的精灵,还是人为豢养的结果?针对这一问题,历史学者尤其是环境史学者,又该怎样思考与回答?
2012年,《学术研究》期刊登载了两篇关于“环境灾难史”的文章,其中一篇出自美国环境史家J.唐纳德·休斯之手,另一篇作为对休斯之文的研读与回应,由两位中国学者写就。两篇文章从人与地方环境互动的角度,挖掘了所谓“环境灾难”的人为因素,并就此作出了反思。这种环境史的声音,促使我们惊醒,并在当下、在海南、广东和越南的语境中思考:21世纪以来的气候变化究竟对这些沿海地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发展农业、旅游业和其他人类活动而对沿海地带进行的改造,是否削弱了原有植被如红树林、木麻黄等对于台风的抵御作用?应该如何通过台风来思考沿海城市韧性、绿色家园建设以及更广泛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之道?
本期公众号推送上述两篇论文,希望藉此加深我们对这些历史及现实问题的讨论与反思。
新奥尔良的发展:一部环境灾难史
[美] J.唐纳德·休斯 [文]
王玉山、 梅雪芹 [译]
梅雪芹 [校]
摘要
2005年,卡特里娜和丽塔两大飓风侵袭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成为美国历史上造成损失最大的灾难之一。这一貌似自然灾害的危害事件,其实孕育于新奥尔良的长期发展之中。一部新奥尔良发展史,既是人类利用土地、河流、森林、海洋等自然实体并与自然环境搏斗以建立城市、发展航运和工商业的历史,也是这些自然实体及其哺育的众多生命不断受侵蚀以至戕害的历史。这既是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环境灾难史。在这里,人类借助水利工程控制自然而建立起来的文明,由于损害了生态系统的健康,削弱了其自然防护能力,结果反而加剧了人类无法避免的自然灾害的危害。因此,飓风造成的损失不只是取决于风暴之力,也取决于人们对土地的所作所为。而保持新奥尔良生机的努力,并不需要一味地与自然相搏,与自然合作,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 卡特里娜飓风,新奥尔良市,陆军工程兵团,生态系统,环境灾难史
[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2年第6期
2005年,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遭受了卡特里娜和丽塔两大飓风的侵袭。差不多5年后,第三场灾难加剧了前两场灾难的后果:当时英国石油集团公司(BP)经营的深水地平线(Deepwater Horizon)离岸钻井平台爆炸,肇始了或许是迄那时为止地球海洋所经受的最大油量的一次石油泄漏。飓风与石油泄漏并非没有关联,环境史则需要考察它们为什么对城市及其周边生态系统产生了影响。
直至2005年8月,新奥尔良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一个文化中心,还是爵士乐的发源地和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它一年之内吸引着1000万的游客。新奥尔良也是一个地表大部分位于海平面以下的城市。而在8月29日,一场风暴经过此地,致使大雨滂沱,海水汹涌。灾难性的卡特里娜飓风冲决了堤坝, 淹没了4/5以上的城市;有毒污水遍地流淌,有些地区的水竟深达6米(20英尺)。一年半之后,我目睹了新奥尔良,只见大部分废墟已得到清理,但这座城市依然在忍受创伤巨痛。在庞恰特雷恩湖(Lake Pontchartrain)岸边,有座灯塔的一角被砸碎;曾是饭店与戏院的地方,只剩下光秃秃的水中桩基。我与曾研究过该城的大学教授们一起前往下九区(the Lower Ninth Ward),想亲眼目睹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在一些地方,整个街区的房屋被从防洪墙缺口涌入的水卷走;有些房屋被砸得粉碎;有些房屋则被掀了个底朝天。当我把目光转向地面与人行道,我看见来自河渠里的贝壳与刀、叉、剪子和儿童玩具混杂在一起。一个街区接着一个街区,空荡荡的房屋虽然尚未坍塌,但通常不见窗户,且家徒四壁,屋架上也挂满了脏污。前门旁边全都标上了大大的“X”记号,并记下了必要的数据,包括检查日期、检查部门以及所发现的尸体数目。在大部分灾难里,后面的数字是零, 但卡特里娜及其余威却在新奥尔良杀死了大约1500人。纵然有这一切的不幸,但希望犹存:有人在重新竖起的电线杆水泥基座上草草地刻划着:“第九区活着!” 我遇见的人有的穿着T恤,上面印了“复兴新奥尔良”的字样。
载着我从巴吞鲁日(Baton Rouge)到新奥尔良机场的出租车司机是新奥尔良的非裔美国居民,卡特里娜来袭那天,她正在K卖场(K-Mart)工作,并将9岁大的儿子带在了身边。当防洪墙被冲毁,水迅速涨到齐胸口高。她将儿子放在一块气垫上,并设法爬到一座桥上。桥的另一边没有被淹到,但那里主要是白人居住的地方,警察则荷枪阻止人们过去。直升机稍后撤走了老人和儿童,包括她的儿子;最终她自己设法到了巴吞鲁日,并与儿子重逢。与我们的这位司机一样,一半以上的新奥尔良人口迁到了别处,如巴吞鲁日、休斯顿(Houston)、亚特兰大(Atlanta),还有少量人口散落在美国各地。原先的44万人口中,大约有20万现在生活在新奥尔良,而非裔美国人口则从67%降到了 47%。当然,穷人比富人更遭罪。人们花了一周的时间,才把困在超级穹顶(the Superdome)和会议中心(the Convention Center)的12.2万人全部撤走。
我的同事阿里·克尔曼(Ari Kelman)——曾写过一本关于新奥尔良早期历史的优秀著作,名为《一条河流及其哺育的城市》——说,当时是想“将流浪汉、老人、穷人、不走运的人等所有未能及时离开新奥尔良的可怜人加以迁移,以躲避卡特里娜飓风;将他们移到城里那座似巨穴的圆屋顶橄榄球馆里。任何看过灾难片的人都能预料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卡特里娜闯进超级穹顶, 掀掉了屋顶,熄灭了电源,切断了饮水管道和空调。那些困在里面的人只得再次迁移——当然是迁到休斯顿的宇宙穹顶(Astrodome)。如果这么说不算太无情的话,体育馆的不幸之事正是新奥尔良环境史的一种贴切的隐喻。这个湿透了的城市长久以来置自身于自残的轨道,依赖靠不住的奇技淫巧来应付可预知的灾难。”
如果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同样,新奥尔良和整个路易斯安那南部则都是密西西比河的赠礼。它们皆因冲积物不断沉积而成;这些冲积物则由一条大河从其所流经的大陆上逐渐变干的广袤流域携带而来。在建立大坝并分流之前,密西西比河从变成美国的40%的土地以及加拿大的一块较小区域带走水、沙和淤泥,时间超过数千年之久。若没有人类干预,这条河流将会继续扩展它那广阔、平坦的三角洲,在不同的河道泛滥和改道。今天新奥尔良的大部分之所以在海平面以下,是因为冲积土(alluvialsoil)在积聚的过程中变得紧实,而在失去水分后则会继续收缩。在路易斯安那的时候,我做过另外一次实地考察,进入湿地、沼泽;那里巨大的秃柏 (bald cypress)和山茱萸(tupelo)林在河流带来的淡水的滋养下繁茂生长。那些湿地,与草泽(grassy marsh)以及远在墨西哥湾边缘形成的堰洲岛(barrierisland)一道,哺育了众多的鱼、短吻鳄、水鸟和其他野生动物。它们还为大密西西比迁徙路(the GreatMissippi Flyaway)上 70%的候鸟提供了歇脚之地。过去,它们也隔挡了飓风。新奥尔良每隔几十年就会有大飓风来袭,但之前它们所造成的损失往往很小,这是因为有了这数百万公顷的湿地、森林和堰洲岛所提供的保护。它们如一系列减速坎一般,抵御了波涛汹涌的海水。这是健康生态系统充当自然防护的一个例证。但自然防护多已消失,剩下的也陷于危境,其原因可以由该地的环境史加以解释。对那种保护的剥夺,大都是因为人类工程所致,单单自然变迁是不致如此的。
飓风,与诸如洪水、海啸和火山爆发等其他的自然灾害一样,给历史学家提出了难题。人类遇到的这些事,是那种无法选择、通常也得不到多少警示并使他成为无助的受害者的事情吗?人类在多大程度上能控制它们,或者至少可以缓和并提防它们?在人员和工程所遭受的自然灾害的损害中,哪些方面是人类因自己作出的选择而要负起的责任?飓风造成的损失不只是取决于风暴之力,也取决于人们对土地的所作所为。这包括城市规划以及削弱和损毁自然实体的许多活动,而这些自然实体,譬如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湿地等,本来是可以保护他们的。
18世纪初,对决定开发北美的欧洲殖民者来说,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是一处理想的所在,是一个经由无数大小支流通向广大内陆的门户。但从环境上讲,这里却不是一个理想的建城地点,因为其中的沼泽会不时溢滥并对健康产生危害。法国探险家和路易斯安那总督让-巴蒂斯特·勒穆瓦纳(Jean-BaptisteLe Moyne, sieur de Bienville)在其他几个地方拓居过后,发现了一处新月状之地;在这里河流塑造出一个天然堤防,对他而言, 这块地方似乎是抵挡潮汐和飓风的相对安全之地。于是在1718年,他决定在那里建城,取名新奥尔良(La Nouvelle-Orléans)。1722年,它成为路易斯安那殖民地的首府,那也是预示未来之事的一年——当年9月, 一场飓风来袭,刮倒了城里多数房屋。今日法语区的所在地位于河流附近微微隆起的地面上(海拔3.7米或12英尺),因此所受到的洪水侵害稍轻一些。然而,洪水犹存;河流总是表现为一种威胁,于是殖民者在河流塑造的天然堤上加筑了1.2米高(4英尺)的人工堤 (堤或岸),开启了一个至少将持续两个世纪的筑堤防洪并不断加高堤坝的过程。在1763到1800年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占领时期,主要的洪水威胁来自密西西比河,土地所有者则被要求在其拥有的地块上造堤。在新开拓的地区以北,一块后来成为现代城市之一部分的地方,柏树湿地(cypress swamp)和草泽伸展到了庞恰特雷恩湖的岸边。这块近乎平坦的广袤区域从东到西被梅泰里和根蒂利山脉(Metairie and Gentilly Ridge)穿越,河流故道沿线是海拔不太高的古老的天然堤。这些山脉为圣约翰支流(Bayou St.John)所隔;这是一条缓缓流淌的水道,最后流入湖中。
1803 年,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发生了路易斯安那购买事件(the Louisiana Purchase), 结果, 新奥尔良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因堤防建设所需,这座城市很快开始用泊船费来补偿土地所有者。新的路易斯安那领地和1812年组建的路易斯安那州并无防洪的中枢部门,河流两岸虽有绵延数公里的堤坝,但它所提供的保护并不稳定,且无法防止频发的洪水——它们通常只有数个月到两三年的间隔。堤坝的经常性决口使洪水高悬于新奥尔良之上一段距离,并从背后进入该城的低洼部分。1849年,索维决口(the Sauvé Crevasse)的洪水弥漫新奥尔良,波及法语区部分,而河流从底部切开了防洪堤,使大规模修缮成为必需。由于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开发价值日益凸显,该州以及逐渐强大的联邦政府在防洪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国会通过了《沼泽地法案》(Swamp Land Acts),允许州出售联邦土地,以筹款筑堤。同时,美国最高法院依据宪法中的商业条款,裁定联邦政府负责维护河流航运,国会则将此项工作委派给了陆军工程兵团(Army Corps of Engineers),后者在随后的岁月里逐渐发挥了领导作用。兵团在通往墨西哥湾的河流下游修建防洪堤,并主导了国会于1879年创设的密西西比河委员会(Mississippi River Commission)。1927年的大洪水过后,兵团被授权监管整个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的防洪和航运工作;1965年的贝齐飓风(Hurricane Betsy)过后,它又被授权管辖路易斯安那东南部全部区域的飓风防护系统。不幸的是,担当防洪的工程也产生了改变漫滩水文情势的后果,从而阻止了新土的沉积;之前,是它们在养护着路易斯安那南部的洼地。
很明显,控制洪水的企图几乎完全依赖修建堤防,随着这一努力的持续,河流逐渐被禁锢在两组堤坝之间;这些堤坝从远远高于新奥尔良的地方延伸到墨西哥湾。防洪堤通过收缩河流,进一步抬升了它的水位,使之高出周围地区;结果,当洪水真的发生时,就会产生更强的势能,其破坏性也更大。这些堤坝还将河流满载的沃土转移至海湾,大大阻止了三角洲土地的再生。另外,密西西比河下游支流阿查法拉亚河(the Atchafalaya River)被修直并夹在两岸高堤之内,就将洪水迅速输入了墨西哥湾;在那里,其携带的冲蚀物被消散。不过,人们并没有让密西西比河的大部分水流流入阿查法拉亚河,而是被引导着绕过了新奥尔良。有几位工程师曾指出过闸门和泄洪道的优点,它们能让河水和河泥通过别的途径进入墨西哥湾,以减轻主河道的压力,并有助于三角洲的扩展。也曾作过这种试验,但防洪政策主要还是“惟堤是凭”,而就城市对河流的防卫来说,这种政策算是成功了;19世纪末以降,河流防洪堤通常是管用的。1927年的大洪水暴发期间,有355毫米(14英寸)的雨水倾盆,碗状的城市被水灌满,抽水泵失灵。陆军工程兵团在卡纳封(Caernarvon)处破开下游堤坝,以减轻城市附近堤防的压力。此举致使圣伯纳德教区(St. Bernard Parish)被淹,而这很可能是没有必要的。2005年,新奥尔良及其往上的密西西比河沿岸堤坝都安然无恙。
市中心的主要水患早已转移到另一面,也即庞恰特雷恩湖的南岸。19世纪,新奥尔良因其繁忙的港口以及汽船成功地让快捷的溯洄航行成为可能,而获得迅速的发展。河流附近地势较高的地区旋即挤满了建筑,显然, 扩展的方向是向北进入湖对面的沼泽地带。要做到这一点,景观将不得不为之改变。大部分要被清除的是壮观的秃柏树;其木头是耐用的木材,很难被腐蚀,因此被称作“永恒之木”。早在法国人占领时期,路易斯安那的柏树林就已被开发,虽然朝向湖畔的大面积森林幸存了下来,但它正日渐减少,拔除的高峰期则是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此后,能找到且大小适用的树留下来的很少。洪水只不过使得坐船砍树并漂浮运出更加容易,但这种采伐方式却是一种浪费,因为树木是从根以上四五米高度砍起的,这会留下高高的树桩。所幸的是,市里和州里在19世纪末建了两个大公园——奥杜邦公园(Audubon Park)和城市公园(City Park),与部分由约翰·查尔斯·奥姆斯特德(John Charles Olmsted)所做的规划一道,使该城原始景观的秀美样貌得以存留。在铺设街道和建房之前,下一步所需要的则是排水;19世纪早期公认的排水方式就是挖渠,但朝湖方向的坡度极低,使渠道无法有效地将水排出,另外还为风暴驱策湖水进入城内提供了通道。于是人们安装蒸汽驱动的水车,将水抽到渠内,但排水却降低了地下水位和地平面,加之本身就有的防洪堤,使得渠道高悬于城市之上。一战前,电泵和新排水渠让排水更有效,当时有7个泵站和112公里的渠道,地下水位的降幅达3米。开发由南往北朝湖进逼,泵站则留在最初建站之处,对着渠的南端,离湖很远,而不是在湖岸防洪堤上;如果在那里的话,它们还可以直接将水抽进湖里并充当屏障。正如一位荷兰工程师在卡特里娜飓风暴露了渠堤弱点之后所说的:“你们究竟为什么要让敌人深入你们本方的阵营?”湖畔防护堤的重大建设出现在1922—1934年。20世纪70年代,湖边的堤坝被抬升至4.25 米(14 英尺)。
当时,在城的东部,开凿于 1923 年的工业运河(Industrial Canal)将密西西比河与庞恰特雷恩湖连接了起来。沿该运河半程远之地,另两条运河从东加入:一条是海湾近岸内航道(the Gulf IntracoastalWaterway,一译“沿海湾水道”),即从佛罗里达州到德克萨斯州、与墨西哥湾沿岸平行的内河航道;一条是密西西比河-海湾出口(the Mississipi River-Gulf Outlet,缩写为MR-GO),即122公里(76英里)长、1965年建成的一条航道,将新奥尔良港与墨西哥湾直接连通,缩短了航行的距离,否则船只将不得不沿河弯处穿行。这两条水路连同其堤坝构成一个“漏斗”,直接通向它们与工业运河关联的T形交叉点;于是,当飓风从墨西哥湾掀起巨浪之时,一幕灾难情景即已落定。
因飓风频频光顾,大风也能驱使庞恰特雷恩湖的湖水入城。1947年的一场飓风就使汹涌的波涛翻过湖岸堤坝,造成严重的洪灾。到20世纪50年代,飓风按英文字母顺序被赋予女性名字,这一想法出自乔治·斯图尔特的小说《暴风雨》(Storm);书中的气象学家称一个太平洋低压系统为“玛利亚”(Maria)。因此,新奥尔良在1956年遭遇的是弗洛西飓风(Hurricane Flossy)——运河大堤上爆出了裂口;在1964年遭遇的是希尔达飓风(Hurricane Hilda)。翌年,令人难忘的贝齐飓风带来时速260公里(160英里)的大风,冲破工业运河,毁掉了7000户家庭和300家企业。1969年,卡米尔飓风(Hurri-cane Camille)也破坏了工业运河。顺便说一下,人们认为飓风该被赋予女性名字的想法,是性别歧视的一个例证;而在1978年,官方所列的飓风名单开始交替包含男性和女性的名字。至于 2005年新奥尔良的那两场飓风卡特里娜和丽塔皆系女性名字,则因签运使然。
与此同时,路易斯安那湿地上的石油与天然气工业不断扩张,成为美国最大的原油来源和第二大天然气来源。石油平台也建了起来,以连接墨西哥湾下面的石油储藏;而油轮要求在新奥尔良港交货,因此穿过湿地修建了运河,以提供通道。与地面的施工土方加在一起,湿地上沟渠和运河的总里程估计达1.3万公里(8000英里)。这些运河听任咸水流进湿地,造成树木和其他植被的死亡,并侵蚀了土地。最长的导航运河当属上文提到的密西西比河-海湾出口,它从墨西哥湾直通新奥尔良市中心,为油轮进港提供了一条航道,但也为飓风涌来准备了一个潜在的漏斗。这正是卡特里娜飓风来袭时所发生的事情。有些工程师预见到了这种危险,并建议在密西西比河-海湾出口上修建闸阀,一旦暴风雨来临即可关闭,但这一建议因费用和其他异议而未付诸实施;有些异议是环境方面的。
2004年7月,联邦应急管理局(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缩写为FEMA)将来自50个教区、州、联邦和志愿组织的应急官员召集起来,在位于巴吞鲁日的路易斯安那州应急管理中心举行了一次为期5天的演习,以帮助官员研发灾难性飓风的联合应对策略。演习涉及一个由电脑生成的、被称为帕姆飓风(Hurricane Pam)的模拟事件。帕姆飓风被假定为三级飓风,带来时速为200公里(120英里)的持续大风,在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的部分地区降雨量达到510毫米(20英寸),还会出现一场抵达新奥尔良地区堤坝顶部的风暴潮。确定疏散100万以上居民的目标,并预估帕姆飓风会摧毁60万栋建筑。根据这一情景,预计在风暴来袭前只有1/3的人口会撤离新奥尔良;这一认识所依据的事实是,该城大量人口的生活相对贫困,大约有12.7万户家庭中没有一辆汽车。帕姆飓风竟然成了卡特里娜飓风的近乎精确的预报,这是仅在一年多之后实际袭击新奥尔良市的两场飓风中的第一场。我提到它,是因为它表明,任何人都不应该说卡特里娜是不可预知的。确实有科学家、史学家、工程师,还有一份报纸都发出过预警,这份报纸是《新奥尔良时代花絮》(the 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它在2002年恰恰就这一主题登载了系列故事,也预测了一场与实际发生的非常相似的灾难。纵然如此,当紧急情况发生时,联邦应急管理局仍反应迟缓,这成了联邦政府部门无所准备的一个缩影。
被命名为卡特里娜的巨大的、毁灭性的飓风,在越过佛罗里达半岛4天后,于2005年8月29日抵达墨西哥湾北岸。当抵达路易斯安那州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时,它拥有了时速204公里(127英里)的持续风力。这场飓风产生了大约9米(30英尺)高的风暴潮,掀起了16米高的巨浪;当它摧枯拉朽地冲入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州的沿海地区时,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作为一个单独事件来看,在美国历史上,它是迄当时为止与气候相关的灾难中,最致命、代价最高的事件之一,造成了超过1833人的死亡以及大约12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新奥尔良市则遭受了大多数的生命死亡,也承受了主要的损失。卡特里娜飓风的风暴潮在工程师修建的护卫这个城市的堤坝系统中发现了薄弱环节。当卡特里娜经过时,在北风的推动下,涌入庞恰特雷恩湖的波涛进入排水渠,冲决了几处防洪墙,淹没了该城的北部和中部地区。从东而来的波浪通过“漏斗”涌入工业运河,摧毁了它在三个主要地区的防洪墙,猛烈地倾泻进新奥尔良东部、下九区和该城以西的部分地区。
因断电和水泵失灵,载满石油和污秽的水使该城80%的部分被淹;在有些地区,水位超过地面6米(20英尺)多。当水位上涨时,留在城里的人除非能突围出来并爬到屋顶上寻求救援,否则会被困在他们的阁楼里;而船或直升机所施的营救即使能到的话,通常也都来得很慢。在联邦、州和地方一级,政府部门对这场灾难的反应确实迟缓,这与卡特里娜灾难一起,成为了经久难抹的耻辱。正如克尔曼所表示的,“我也不认为这是一场自然灾害。它不是。它是许多大大小小的糟糕决策、 错误判断、无知甚至狂妄自大的产物。总之,它是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环境史的一种副产品。”
过去保护新奥尔良的努力,主要是企图控制自然,虽然自然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它的力量是不可控制的,但那些努力仍是针对未来的计划的一部分。任何时候,人们都不会眼看着新奥尔良被舍弃,但如果解决其问题的方式得不到根本改变的话,那可能会成为一种无法避免的选择。然而,如果不舍弃,它必须倚靠行之有效的技术加以保护。另外的飓风——其中的一些可能比卡特里娜更强大,或早或晚不可避免地会袭击这座城市,而且其危险会因预计的海平面递增而加剧;这是由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而造成的。人们主张实施一些工程,以修复决口,增高、加固堤防并在一些地区修建新堤,将水泵置于水渠与湖相接处,完善工业运河上的闸门系统;其中一些已经在建之中。陆军工程兵团则建议关闭密西西比河-海湾出口这一航道。也许在庞恰特雷恩湖入口处和其他地方,借鉴荷兰使用堤坝和闸门方面的经验将会有所帮助。这样的工程是有必要,但仅有它们还不够。
保持新奥尔良生机的努力不需要一味地与自然相搏;它可以成为与自然合作的一种尝试。这座城市是墨西哥湾沿岸湿地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那个生态系统在历史上发挥了将其与大量灾难隔离开来的作用。三角洲沼泽面积估计在60—100平方公里(25-50平方英里)不等;这里每年都会成为一片空旷的水域,但卡特里娜摧毁了250平方公里(100平方英里)的地区,劈掉了尚德卢尔群岛(Chandeleur Islands),一个堰洲岛群(barrier island chain)。很多规划者主张实施一种区域性的海岸和湿地系统恢复项目,包括分流一部分密西西比河水流,这样,其沉积物就有可能在已然失去它的地方积聚起湿地。这意味着要建立新的保护区, 并限制区内开发,特别是运河的挖掘。柏树将受到保护、包括禁止砍伐并将其切成碎片,盖在郊区花园上;这是今日最常见的利用形式。堰洲岛可以被加固、扩展和绿化。这样的项目将会产生巨大的花费,不过这或许无法与忽略生态系统所造成的损失相提并论。
我最初完成这篇论文时,它在此处结尾。但是,2010年4月20日发生的一个事件表明,新奥尔良和墨西哥湾沿岸生态系统容易遭受人为失误所致灾难的危害。深水地平线,一个隶属于英国石油集团的越洋公司(Transocean Ltd.)经营的离岸钻井平台,在大约5000英尺(1500米)深处钻油时爆炸、起火,造成甲板上126人中的11死、17伤,并使大量的石油从海面以下1500米处的海底泄漏。截至4月30日,据估计,每天约有6.2万桶(每天9900立方米)石油涌至海面;当然,这个时候,海底石油的流量被严重地低估了。堵塞油井、燃尽石油或阻止浮油扩散的努力最初并未奏效。石油已开始从事发地——约在密西西比河口东南64公里处——漂到岸边,影响了很多海岸湿地,包括作为海岸恢复项目部分的地区,如尚德卢尔群岛,以及三角洲和布雷顿国家野生动物隐身区(Delta and Breton NationalWildlife Refuges)。在美国海产品最丰富的这一地区,鱼类产卵地、虾以及牡蛎都陷入了危境,而且墨西哥湾大片区域已被禁止捕捞鱼虾,该行业所遭受的损失是灾难性的。
及至6月,尽管铺设了隔油栏(containment boom),但经常有大浪涌过,石油或焦油团被冲至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和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the Florida panhandle)的海滨。7月,石油现身庞恰特雷恩湖。不计其数的鸟类可能会死亡;而路易斯安那州会有美国的70%的水禽和全部110种迁徙的热带鸣禽造访。这时是一年中鱼类产卵和鸟类筑巢的高峰期。危及的还有海龟和包括抹香鲸与海豚在内的哺乳动物。的确,人们收集了成千上万的死去的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许多仍活着的,则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的除油治疗。此外,植被可能被窒息,而沼泽可能变成空旷的水域。7月15日,油井被成功地盖住;在此之前不久,石油涌量才稍微降至每天5.3万桶(每天8400立方米)。至遏止时,石油泄漏总量大约是490万桶(78万立方米)。为了减少海面油量,英国石油集团一度用数百万加仑的化学分散剂来加以处理;后者却也是有毒的。人们发现,很多石油与分散剂混合一起,在海面下形成了一片“羽毛状物质”,危及了海洋生物。
总体而言,这第三场灾难对离岸钻探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它也加剧了对湿地所给予新奥尔良市和路易斯安那南部大部分地区的自然庇护的毁灭;这种自然庇护在先前的论述中已讨论过。石油泄漏的总体影响如何,只能作出估计,也必须仔细加以研究,不过,这或许要用数十年的时间才能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