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积极想象到积极生活：荣格社会行动主义的根源
Donati, M
Journal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64(2), 225-243.
译者：袁帅
摘要：我们传统的西方世界观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建立在两极分化、二分法的观点上。然而，荣格的许多思想暗示了对立面之间的深刻相互关系，例如内在和外在，正如共时性原则所示，这些对立面植根于对心灵和物质相互交织的概念化。另一对传统上被视为对立的哲学概念需要进一步研究：想象与现实。作为分析师的我们如果在实践中很幸运地将想象作为一种强大的工具，那么可以帮助人们发现自己作为着个体去更深入、更生动、更负责任地接触到现实。本文探讨了荣格所概述的“积极想象”和“被动幻想（passive fantasies）”之间的区别，以及积极参与想象中发生的他称之为“主动参与（active participation）”的变革性力量，而不是被动地被侵入性幻想所淹没。有人认为，我们是否成为生活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会产生着很大的不同，这与自性化过程的核心有关，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个体发现了自己在宇宙中的特定位置和意义，他们就可以过上“积极生活”，在他们所属的集体世界中扮演真诚而负责任的角色。这些思想是荣格作品的核心，它们代表了荣格社会行动主义的根源之一。
关键词：积极想象、积极生活、二分法、自由、身份、个体与集体、自性化、共时性
超越二分法的视角
多年来，荣格主义者通常主要关注生活的深层内在心理方面，而对外在世界没有一点的兴趣。对梦境、想象和内在冲突的特别关注似乎很容易导致人们产生基于心理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观点，而不是科学和政治的观点。《红书》（Jung 2009）最近出版并大获成功，除了将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视为分析心理学的杰出创始人之外，可能并没有帮助到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他的作品。自 1990 年代以来，安德鲁·塞缪尔斯 (Andrew Samuels) 一直是荣格研究新方向的先驱，他专注于从荣格视角出发的政治维度（Samuels 1993）。东欧的社会现实也对荣格在该领域的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Crowther & Wiener 2015）。本文将探讨荣格对想象和主动参与的理解如何在荣格社会行动主义中发挥关键作用。
众所周知，西方思想主要以二分法为基础。二分法一词源于希腊语διχοτομια，意为“一分为二” [1]。事实上，二分法就是将一个整体划分为两个部分，这俩部分必须是完全同样（jointly exhaustive）的，这意味着所有事物都必须属于其中一部分或另一部分，并且是相互排斥的，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同时属于两个部分。这些特征是二分法概念的内在特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在二分法中，存在的是只能有这两个部分去组成一个整体，它们是分开的，不能相互转化。没有过程或演变；充其量，两个部分之间只是一种对立。除了二分法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因此，两个分开的部分之间或包含这两个部分的第三个元素来提供两者可能的转化过程；它们在本质上、在本体论上是二元论的。
我们的西方世界观充斥着二分法和两极对立，举一些简单而简化的例子：内在/外在、主观/客观、精神/物质、心理/物理、个体/集体、非理性/理性、想象/现实、反思/行动，我们可以继续列举构成我们思维的两极。但生活和现实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无法用简单的二元类别来忠实地描述。
荣格对以还原性、图式化的方式描述现实所固有的危险最清楚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生都坚持动态过程的重要性。他知道，由于其基本特征，每种二分法都提供了对现实的还原性和静态描述，这两部分会以相反的状态结晶。这种普遍的二分法世界观必然会影响个体的思想，而个体的思想往往会分裂成相互冲突、相互独立的部分。
从临床角度来看，自弗洛伊德以来，我们就知道意识无法长时间承受冲突的压力，它倾向于防御性地消除冲突的一部分，以平息和减轻痛苦。最终，构成二分法的对立面中只有一方“重要”并占上风，而另一方则被忽视和掩盖。无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集体层面，这都是神经症可能会滋生的沃土。最终，就心理动力学模型而言，我们得出了最有用的二分法，即无意识/意识之间的二分法。
当然，个体意识的兴起和发展推动并塑造了西方文明社会的发展，这无疑是我们最了不起的成就。在欣赏其不可估量的价值的同时，我们必须要看到它们对集体和个体福祉的高昂代价，那就是社会结构以及个体同一性都只建立在二分法的一侧，而另一侧则消失在无意识的黑暗领域中。
如果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前面提到的还原性一极，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对概念的右手（right-hand指不可或缺、重要）项带有着我们集体和个体的普遍意识特征以及我们的片面性。事实上，我们倾向于偏爱外在的东西、那些可以客观描述的东西、具有物质实体或存在的东西、具有科学、物理基础或以强大的科学为基础的东西、集体的、每个体都能感知的东西。理性的东西会得到赞扬，“真实”的东西最有价值，行动远比反思更受青睐。通过通常只赋予二分法的右手项特权，我们让什么落入了无意识中并被意识所忽视呢？我们绝对倾向于抛弃二分法左手项所指的一切：生命最深层的生活、内在、心灵、主观性、心理、个体、非理性 [2]、想象和生活的反思方面。如果失去了它，我们的平衡与幸福将遭受巨大的损失。
荣格深受黑格尔辩证法（Solomon1994）的启发，他引入了第三个维度，超越了西方二分法的现实观念：一个转化过程的理念，以及对立面之间潜在动态的相互作用，其关系不再被视为静态二元论。在这里，第三个元素不是象征，我们试图描述荣格对事物状态的看法，即他的元心理学。众所周知，象征是荣格克服个体心灵中对立面之间病态二元论的主要方法论工具。但我们要说的是，在西方二分法世界观中也是如此。荣格对集体性的高度关注贯穿了他所有的著作，同时也将个体的成长放在了中心位置。根据他敏锐的视角，个体与集体之间、内与外、物质与心灵之间确实存在着持续的相互作用。这并非纯粹的理论陈述，而是一个完整而广阔的视野，它由荣格多年来收集的多种情感经验（不仅仅是临床经验）所支撑。他决定主要从共时性的角度来概念化它们。正如玛丽·路易丝·冯·弗朗兹所说：
当他创建共时性概念时，荣格奠定了一个基础，这可能使我们将精神和物质的互补领域视为一个现实......因此，共时性事件似乎指向存在的一个统一的面向，它超越了我们意识的掌握，荣格称之为“ 一元世界（unus mundus）”。
(Von Franz 1992,p. 40)
荣格认为一元世界是存在的统一、先验的面向，其中不存在二元论，每一对对立面，如心灵和物质、内在和外在，都以某种对立统一的形式共存(Jung 1956, para. 662, 760, 765 and 768)。它被定义为先验的，因为它是我们整个现象世界的基础，并且本质上是意识无法去了解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型与之共存。而且“共时性现象为这种一元世界的存在提供了经验证据”(Jung 1956, para. 662, 760, 765 and 768)。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荣格似乎并不满足于仅用经验性概念来表达共时性经验的令人印象的深刻性，在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的帮助下，他将共时性阐述为一种非因果连接原则，应该与因果关系并列在自然科学理论中。这使他能够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其中包括心理学和物理学（Donati 2004）。因此，共时性原则中隐含着一种明显的尝试，即克服二分法和还原论的观点，转而采用一种更复杂的视角，其中前面提到的所有对立面都被视为是深深交织在一起。
个体、集体和身份
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而奇特的时代，技术进步一直在改变着西方世界，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具体方法来改善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加强了后现代社会本已非常紧密的理性、技术、集体性组织。由于强大理性的集体社会结构，个体被促使展示他们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和独特，这似乎造成了自恋态度的广泛滋生，以便于获得更灵活的地位和摆脱持续沉重的社会压力。大多数人都在追求金钱、成功和世俗权力，却没有意识到这相当于试图摆脱他们日常社会的束缚，当然也包括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自由可能是他们在后现代西方社会暗中寻找的有效力量。
然而，如果我们的社会拥有这样一个理性的、集体的运作结构，非理性就会无可挽回地被限制和投射到个体身上，而个体很容易成为集体生活中非理性方面的承载者：怪诞、陌生和可怕。简而言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怪诞（Unheimlich）”[3]语义场（弗洛伊德1919）中包含的一切都被社会拒绝并从中移除，因为它们对社会的有效运作和生存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从集体的角度来看，非理性和怪诞往往通过精神症状表现出来，以“精神”障碍的形式影响“弱势”个体，这显然具有强大的社会后果。
如今，我们经常听到大众媒体天真地将恐怖主义行为归类为非理性行为。恐怖主义确实是一种复杂的现象，需要多层次的解读，以应对我们更广泛的当代现实，从详细的社会、政治和历史分析到心理反思（Zoja 2017a）。但我们必须永远记住，邪恶几乎从来都不是例外，而是非常普通的，这让人想起汉娜·阿伦特对“平庸之恶”[4]的深刻概念（Arendt 1963/2006）。
由于个体与集体之间存在着持续而强烈的社会张力，如今个体对集体的感受十分矛盾。事实上，被许多人看到既是他们最渴望的，也是他们最害怕的。目前，我们注意到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只有通过社交媒体从更大的集体中获得关注时，才会感到高兴和特别。拍下自己做某事的照片，并立即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比亲身体验、反思并使其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更受欢迎。无处不在的技术设备满足了人们获得社会关注和感受到自己存在的基本需求。不用说，身份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建构。用齐格蒙特·鲍曼的话来说，“实际身份看起来就像一件 T 恤，时髦时人们就穿上它，当它过时人们就会迅速更换”(Bauman 2014,p. 85)
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悖论在日常生活中展开。个体不断寻求集体的关注，但与此同时，他们却越来越多地被集体以非常微妙、无意识的方式剥夺自己的注意力。根据Michael Crawford（2015a）的说法，今天我们不断地被感官过度刺激而分散注意力，通过不同的媒体而窃取我们的注意力。广告不仅向我们灌输大量信息，还通过智能手机、电子邮件、平板电脑、互联网网站、墙面广告牌和电视吸引着我们。Crawford强调这些小小的注意力占用是多么普遍，并发现它们的根源在于当代的资本主义，它总是在寻找新的方式“吸引和留住人们的注意力”。他评论说，通过这些持续的、微小的注意力占用，人们可能会“无形地、无所不在地抓住某些东西，那是人们可能拥有的最私密的东西”，“因为它决定了意识中存在的东西”（Crawford 2015b）。但从心理学上讲，“意识中存在的东西”定义了一个体的自我（ego）范围。因此，我们遭受了这种普遍而持续的侵犯，侵犯了我们个体的、内在的边界，其中包含了我们最私密的空间，即我们的自我。作为回应，我们倾向于封闭自己。在这方面，集体看起来像一个贪婪的吞噬敌人，我们必须去保护自己，才能拯救我们自己和我们生存和生活的基本权利。
我想知道，个体与集体之间这种严重的对立和心理失衡是否会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众多问题产生严重影响。我不禁注意到，这种对集体的压迫感与欧洲和世界范围内压倒性的集体偏执感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关系，集体被视为精灵般（demonic）的暴力施虐者（Zoja 2017b）。这种压迫感不仅主要针对移民和外国人，还针对属于同一个国家、民族或联盟的人，他们主张通过修建墙壁或更封闭的边界来与他们分离；也许这甚至是以高度神圣的自决和独立权利的名义进行的。这只是一种假设，但肯定令人感到不安，这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这一连串不相关的噪音和图像窃取了我们的注意力并侵入了我们最私密的空间的情况下，“沉默已成为一种奢侈品”，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到，他们通常是富人，被隔离在私人休息室里，有“时间去思考创造性的、有趣的想法”（Crawford2015b）。而“一个安静的地方”，一个体可以独自进行创造性活动，或者可能与其他安静的人在一起，让人想起“独处的能力”，唐纳德·温尼科特认为这是情感成熟的标志，也是成年人享受有趣的“过渡空间”的主要体验（Winnicott 1958）。因此，今天最需要的似乎是一片空旷的空间，不仅可以停下来休息，还可以让人活动起来，通过沉默，人们可以恢复正确、连续、不间断的“自由时间”体验，这对每个体的全面心理成长和福祉都具有重要价值。这对于与自性建立牢固的关系、发展和维护结构化但灵活的身份也至关重要。
毫无疑问，越来越多“无框架的心灵（frameless psyches）”患者进入我们的咨询室，我们的“静默之地”，这对我们的分析治疗和环境概念本身提出了挑战。无边界的心理（borderless minds）越来越难以接受被关在真实的而非虚拟的、个体的而非集体的或社会的私人房间里。最重要的是，很难接受陷入亲密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无法像关掉平板电脑或切换到互联网上的其他网站那样简单地转移他们的参与。当他们感到悲伤、愤怒或无聊时，分析心理学家会陪伴他们。如果他们信任这种关系，它就会成为他们自己的私人空间，有一个明确而坚实的界限。一个休息、发现自我和活跃的地方。这个沉默的空间和这种亲密的关系成为他们个体身份成长和形成所需的涵容性场所。
自由与自性化
然而，如果在后现代社会中，个体所承受的集体压力如此微妙而又普遍，那么自由可能看起来就是真正的目标。毕竟，自由难道不是任何精神分析之旅的最终目标吗？事实上，当患者进入我们的咨询室时，他们通常希望摆脱让他们成为无动于衷的生活的痛苦和令人不安的症状。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症状实际上是某些东西不再合适并且必须改变的唯一迹象。我们希望让患者摆脱旧的心灵习惯和退化的幼稚结节，这些结节最终成为无用甚至有害的工具来应对日常生活。因此，即使观点不同，患者和分析心理学家也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治疗联盟，其目标是实现更高程度的自由。归根结底，心理健康除了是尽可能自由的心灵状态的绽放之外还有什么呢？事实上，心理健康与幸福状态一样，总是意味着一种自由：表达自由、选择自由、思考自由、生活自由、生存自由、存在自由、生命自由、与众不同的自由。最后一种自由是荣格分析心理学的核心：“我的目标是创造一种心灵状态，让我的病人开始试验自己的本性——一种流动、变化和成长的状态，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固定和无可救药的”(Jung 1931,para 99)。
作为分析心理学家，我们帮助个体自由地变得与众不同：不同于其他人，不同于社会及其强大的集体思想所认为的善的、正确的、可取的；甚至不同于他们自己迄今为止认为想要成为的样子。
事实上，套用弗里德里希·尼采（1908/2007）的名言，我们的目标是让患者自由地成为他们自己，即自由地展现他们的自性，即他们人格的全部，包括意识和无意识，并享受其中的快乐和负担。当然，荣格把这种心理发展过程称为自性化。荣格在论文《自我与无意识的关系》中指出：“自性化意味着成为一个‘非个体’，而‘个体性’包含了我们最内在、最终和无与伦比的独特性，它也意味着成为个体他自己。因此，我们可以将自性化译为‘成为自身（coming to selfhood）’或‘自性的实现（self-realization）’”(Jung 1917a, para. 266)。
但实现自我并不意味着变得自私，或者培养自我主义和个体主义。相反，根据荣格的观点，只有通过实现自己本性中的独特性，才有可能参与社会并占据一个负责任和真诚的位置。我应该补充一点，如果个体的身份可以自由地展开和发展，就不再需要建立外在的障碍，如混凝土墙、不可逾越的边界或狂热的思想来保护自己免受威胁的世界的侵害。回到荣格的话：
自性可以被描述为内外在冲突的一种补偿......[它]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因为它是我们称之为个体命运结合的最完整表达，不仅是单个个体的充分绽放，而且是群体的充分绽放，其中每个个体都为整体做出着贡献。
(Jung 1917a, para. 404)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荣格社会行动主义的隐性根源，因为分析师通过促进自性化过程以及在他们自己和患者身上发现自性，帮助每个个体成为意识的积极世界的公民。这似乎毫无意义，但自恋和个体主义的社会就是揭示其内在缺乏个体性和自性化的最好例子。如果“个体”代表意识到自己独特特征的人，包括局限性和创造天赋，这与自我膨胀的人形成了鲜明对比，自我膨胀的人过于自我的陶醉，无法实现自己的全部身份并为此承担责任。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僵硬地倾向于自我封闭，导致个体主义和自恋的性格，在这种性格中，外在世界并不真正存在，而只是被描绘成满足自我要求的标签或投射；相比之下，荣格的自性看起来像一座可以双向跨越的开放式桥梁，它允许克服基于前面列出的对立面的每一个二分法观点。
由于其开放性，自性有助于拓宽自我狭隘的视角，增强其对自身的意识以及作为世界一部分的意识。我们不应忘记荣格的话：“个体性的发展同时也是社会的发展”，而“通过集体性的理念和组织的支配地位来压抑个体性，是社会道德的失败” (Jung 1916, para. 519)。在《移情心理学》中，荣格警告我们个体在群体心灵中消解的危险，他还告诉我们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个体内在的整合”。这必须是一个意识的过程，否则个体就会失去意识，融入集体中，成为“只受恐慌和欲望支配的没有灵魂的群居动物” (Jung 1946, para. 443-444)。用他的话来说，“有意识地实现内在的统一是人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条件，因为，如果没有自觉地承认和接受我们与周围人的关系，就不可能实现人格的综合（synthesis of personality）”(Jung 1946, para. 444)。
投射是一种主要的心理关系，它使人们不仅能将自己最坏的特质，也能将最好的特质转移到周围人的身上。它在内在与外在、过去与未来、个体与集体之间架起了一座情绪桥梁，使人类不再感到自己是陌生人中的孤独陌生人。尽管如此，投射这一心理过程最为人所知的是它对个体和集体的毁灭性影响。荣格将每个个体无意识的邪恶和阴暗面投射到外在世界，以便自我能够保持其虚幻的自恋完美，称之为“阴影投射”(Jung 1917b, para. 103,n. 5)。阴影投射导致的片面性，是许多集体问题的根源，如偏执、关系冲突、侵略甚至战争 (Jung 1946, para. 452 & para. 471-72)。
另一方面，“个体的内在整合”是通过自性化和有意识的整合我们自己和周围人的事物来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个体不能承认和接受自己的不同之处，就不可能实现整合，无论是在个体内在还是外在社会。如果没有整合过程，身份的整体发展就会受到损害或停止，因此，作为分析心理学家，我们遇到的大多是支离破碎、脆弱和恐惧的身份，无论是从个体还是社会的角度来看。事实上，荣格说：
自性化有两个主要方面：首先，它是一个内在的、主观的整合过程；其次，它是一个同样不可或缺的客观关系的过程。两者缺一不可，尽管有时其中一方占的是主导地位。
(Jung 1946, para. 448, my italics)
因此，回到荣格的思考，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之间“通过移情而建立的纽带”，即使一开始是不可理解的，并且是以投射的形式出现，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困扰，但“对个体、社会，乃至人类的道德和精神进步都至关重要”（ibid., para. 449）。诚然，在我们的一生中，尽管我们付出了努力，但我们只能帮助极少数患者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但荣格提醒我们，“尽管我们的贡献很小，而且看不见，但它仍然是一部巨作”，在影响着人类的灵魂。事实上，他的道德诉求（Jung ibid.）是明确的：“心理治疗的最终问题不是私事——它们代表着一种最高的责任”，我们作为分析心理学家，有责任为个体和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承担这一责任（Zoja 2007）。从最深层的含义来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作为分析师被称为世界的公民（citizens of the world）。
从积极想象到积极生活
矛盾的是，我们将想象作为主要工具之一，帮助个体发现他们自己，并更深入、更生动、更负责任地接触到现实。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现代西方哲学已经习惯于忽视想象，并将其与现实对立起来，将想象和现实视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就像上面提到的二分法之一一样。然而，这并不是古代哲学的习惯，因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普罗提诺开始，古代哲学家就已经认识到想象力和知识之间的重要联系 [5]。直到 16世纪，科学的巨大进步才改变了想象力在西方哲学思想中的作用。自 17 世纪以来，想象充其量局限于对艺术、美和美学的思考领域。直到19世纪初，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等浪漫主义诗人以及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才对想象、想象的力量及其在知识和自然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众所周知，荣格在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影响下，认识到并深刻欣赏想象带来巨大变革的力量（例如，Bishop 2012）。
即使荣格并非唯一一个赋予想象力如此实际价值的人，但在他的心理学中，想象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分析心理学家，我们注意到，当我们必须与患者一起面对他们的创伤经历时，想象可能会有多大帮助，尽管受过严重创伤的患者往往无法轻易获得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生活就像在没有水的沙漠中徘徊。作为分析师，我们必须想象水可能在哪里，即使没有任何可见的痕迹。
根据我们的临床经验，创伤、想象和完全康复的机会是密切相关的问题。当一切似乎都无望且毫无意义时，想象是一种珍贵的礼物。这正是犹太精神病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的经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最残酷的纳粹集中营里度过了三年。在狱中，他意识到自己只剩下最后的自由：他有权决定自己对周围正在发生的恐怖的反应。所以他选择了想象。他想象着他的妻子和再次见到她的前景。他想象自己在战后向学生们传授他所学到的东西。简而言之，想象力[6]帮助弗兰克尔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在大屠杀中生存的力量。他在《追寻生命的意义》（1946年）一书中描述了他的经历。
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曾说过：“想象常常会把我们带到从未存在过的世界。没有想象，我们将一事无成”（Sagan 1980,p. 4）。如果我们很幸运，有机会和特权运用想象，这可以帮助我们的患者度过创伤的恐惧，或者在一切似乎都失去时为自己描绘出一条出路，或者更简单地说，它可以帮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和世界。
众所周知，荣格将“积极想象”描述为一种可以“自然自发使用”或由分析师传授给患者的方法，它可能是面对和整合无意识的有用工具（Di Lorenzo 1970）。它也可以在分析后使用，独立于分析师。我们知道荣格强调患者从长远来看要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或完全依赖他。一般来说，积极想象“发生在分析将对立面如此强烈地组合在一起，以至于人格的结合或综合成为一种迫切需要时”，也就是说，当“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冲突……变得公开和具有批判性”，并且无法再隐藏在面具后面时。在这一点上没有理性的解决方案，因为在逻辑对立中没有第三种东西可以让对立面统一起来（Jung 1956, para. 705）。荣格承认，“溶剂”不可能具有理性：“在自然界中，对立面的解决始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过程：她以最真实的意义进行象征性的行为，做一些表达双方的事情，就像瀑布明显地调解上方和下方之间一样”（Jung ibid.）。
为了克服对立面之间的冲突，理性思维通常不起作用，我们需要借助一种真正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这种行动可以做一些事情来表达对立面。此外，从被动态度到主动态度的转变也不容忽视：
一系列幻想想法逐渐发展，并逐渐呈现出戏剧性：被动过程变成了行动。起初，它由投射的人物组成，这些形象就像剧院里的场景一样被观察到。换句话说，你睁着眼睛做梦。通常，人们明显倾向于只是享受这种内在的娱乐，然后就此罢了。……舞台上上演的仍然是一个背景过程；它不会以任何方式打动观察者……[但]正在上演的剧目并不想被公正地观看，它想强迫他参与其中。如果观察者明白他自己的戏剧正在这个内心舞台上演，他就不可能对情节和结局无动于衷。随着演员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情节越来越复杂，他会注意到，他们都与他的意识处境有着某种有目的的关系，无意识正在向他讲话，这导致这些幻想形象出现在他面前。因此，他感到了被迫，或受到分析师的鼓励，去参与戏剧，而不是仅仅坐在剧院里，而是真正地与他的另一个自我交流。
(Jung 1956, para. 706)
荣格在此强调了“积极想象”和“被动幻想”之间的区别（Jung 1917a, para. 341-373）。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积极地利用想象及其变革力量积极参与所发生的事情（他称之为“主动参与”），或者我们被动地被它压倒，例如以侵入性幻想的形式，即令人不安的症状，那么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在这段话中，我们注意到从自我的维度“你睁着眼睛做梦”过渡到自我的维度，通过“主动参与”一个个体自己的戏剧。
从隐喻的角度看，荣格分析可以看作是一场互动的戏剧：分析师是导演；患者是一群主要由不知名的演员组成的团体，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地方，一个虚构的舞台，在那里他们可以表演并表达自己的感受、情绪和欲望。在剧中，一些无意识的角色首次出现，讲述他们的故事，似乎在寻找一位作者、一个自性，帮助他们结合并实现统一，形成一个完整的身份。这可能是描绘自性化过程的最佳形象：一个由同一个个体所认可的灵魂的内在集合（an inner collective of souls, recognized by one and the same individual）。
迈克尔·福特汉姆（Michael Fordham，1985）区分了“想象活动”和“积极想象”，前者服务于自我，后者导向了自性的意识化（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Self）。他认为，“儿童会体验想象活动”，因为“极少”的想象活动是基于“自我积极诱导的想象”，而“只有自性化问题严重的成年人才会诱导进行积极想象”。他补充说，“绘画、幻想等既可以是想象活动，也可以是积极想象，两者的区别取决于自我的活动。在有利的情况下，想象活动会导致自我成长，而积极想象会导致自性的意识化”（(1985,p. 257）。
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对于荣格来说，想象和真实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事实上，他曾经说过“wirklich ist was wirkt”。在英语中，这句话被翻译成“真实就是起作用的东西（the real is what works）”（Jung 1917a, para. 353, see also para. 343-355），因为英语动词“to work”与德语动词“wirken”相关，因为它们在语音和语义上相似。但我认为，我们最好将其含义翻译为“真实的，就是有效果的（what is real is what has an effect）”，以便更好地概括德语动词“wirken”和单词“Wirkung”的语义范围 [7]。 “真实的，就是有效果的”这一表述意味着，内在和外在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灵活和可塑，精神的东西可以是活跃的和真实的，因为它可以对日常现实产生影响和作用，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想象是一种能够塑造和构建世界的创造性能量。
反思积极想象所带来的视角变化，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成为生活中的演员，而不仅仅是旁观者，那将会带来巨大的改变。事实上，这就是关键所在：作为荣格派，我们中的一些人确实相信创造性的想象活动可以影响甚至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仅实践一种私人的灵魂探索，而且还实践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灵魂行动主义”的社会行动主义，因为它激活和推动人们独特的内在能量，即他们的灵魂[8]，以帮助他们在一个社会中找到一个更好的、有意识的自我表达方式，否则社会就会逐渐消失在“集体无意识之流” [9]中。
在这种“灵魂活动”中，我们并不孤单。有一个虚拟的、理想的社区，用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共同的世界”，我们都属于这个社区：一个由各种有创造力的人组成的世界，比如作家、研究人员、心理学家、艺术家、画家、建筑师、剧作家、诗人、导演、演员、记者、教师、政治家以及所有有意识地实践和促进象征性活动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应该认识到一个共同的、负责任的愿景，即他们的工作在唤醒和振兴大量个体灵魂方面是具有影响力的，从而改变和塑造了我们这个时代多样的、大多是无意识的集体思想。
在我们这个科技时代，欣赏和广泛研究艺术和富有想象的创作活动对改变和塑造集体和个体思想的影响将是非常有趣的。今天，流行艺术通过不同的媒体传播到世界各地，影响了无数人。它在改变个体和集体观点方面的巨大影响仍然经常被低估。例如，在越南作战的美国士兵听到的和平主义流行歌曲似乎在改变他们的情绪态度方面发挥了作用。这些歌曲从内部加强了和平运动，并在 70 年代初为和平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就是为什么在独裁统治下，流行艺术会立即受到审查，言论自由被剥夺的原因。
在《当今的心理治疗》中，荣格强调了个体有意识的选择自由和自决权对于创建“真正的社区”的重要性，并引用了 JH Pestalozzi 的话，他认为文化是“将人们团结为个体的力量”，而“没有文化的文明通过强制力量将他们团结为大众”（Jung 1941, para 227）。当然，他的演讲中涉及了自性化过程：
……本性的自性化过程催生了人类共同体的意识，正是因为它使我们意识到无意识，而无意识将全人类团结在一起，并为全人类所共有。自性化是与自己的统一，同时也是与人类的统一，因为个体是人类的一部分。一旦个体在自身中得到保障，就可以保证国家中个体的有组织积累……将不再形成匿名的群体，而形成一个有意识的共同体。实现这一点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有意识的选择自由和个体决定。没有这种自由和自决，就没有真正的共同体，而且……没有这样的共同体，即使是自由和自身保障的个体也无法长期繁荣。
(Jung 1941, para. 227)
荣格认为，由于自性化过程，个体和集体积极地交织在一起。只有当个体通过想象和自性化变得积极时，他们才能过上积极生活，并作为个体和社区成员取得成功。汉娜·阿伦特在她那本美丽的书《积极生活》中提醒我们，“行动永远不可能孤立；孤立就意味着被剥夺了行动的能力”（Arendt 1958/ 1998,p. 188） 。因此，作为分析心理学家和灵魂活动家，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才能积极参与，对个体以及我们生活的复杂社会产生影响，改变我们已经共享的“共同世界”，成为越来越有意识的积极公民。用诗人约翰·多恩在 1623 年写的第 17 首冥想中的话来说（Donne 1624 /1997）：
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
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份.
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欧洲就减少.
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
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而鸣!
致谢
我想把这篇论文献给Francesco 和 Alice，以及我母亲 Elidia 的回忆，以及过去三年去世的所有朋友。我还要感谢 Maria Elena 和 Gabriella Ponzo 的语言建议，以及 Kelly King 对英文翻译的帮助。
注释：
[1]准确地说，希腊语术语 διχοτομια 由 διχα（意为“一分为二”）和 τομη（意为“切割”）组成。
[2]在这种情况下，我更喜欢使用“非理性”一词，因为它比“无理性”贬低和蔑视的程度更低，而“无理性”则意味着否定，即完全缺乏理性这一非常“宝贵”的特征。
[3]译者注：Unheimlich是一个德语词，表达这样一种感觉：当我们面对一个生活中常见的物体时，即使它是那么寻常、甚至对我们来说是私密的，我们会产生不安、奇怪的感觉却并不知道是为什么。
[4]译者注：“平庸之恶”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体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5]想象在柏拉图知识论中的作用问题很复杂。在《理想国》（公元前 380 年/1991 年）中，柏拉图区分了不同层次的知识：意象知识（the knowledge of images）可以通过想象（εἰκασία）和信仰（πίστις）获得，并导致获得意见（δόξα）；理念知识通过理性（διάνοια）和智力（νόησις）合理获得，可以定义为科学（ἐπιστήμη）。想象无论如何都包含在知识领域中，即使它并不代表其最高水平。但并不是每位学者都同意这种对柏拉图可感世界和理念世界之间强烈二元论的传统历史解释。这种二元论认为，与理念世界相比，图像世界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是退化的，这可能是由于后来基督教的形而上学解读所致，这种解读主导了几个世纪以来对柏拉图书籍的解读（例如，Wirth 2018）。
[6]当然，弗兰克尔利用想象进行自我治疗，而不需要治疗师。在日常生活中，想象可能具有变革的力量，但前提是个体拥有足够的精神资源和足够的自我意识，才能接触、使用它并从中受益。我们通常将这种能力称为“韧性（resilience）”。
[7]我想知道我们是否能将同一个句子翻译成“真实的、实际的，就是作用于某物的东西”，因为“活动”、“动作”、“主动”等词也共享“行为”这个词根。我问自己，这种联想思路是否能引发积极想象。
[8]英文单词‘灵魂’源自拉丁语‘anima’，可能与希腊语‘ανεμοs’有关，意为‘风’、‘吹’，即一种能产生作用的无形力量。
[9]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1890）中使用了“思想流”或“意识流”这一表达，意指个人流动的意识体验，后来由于詹姆斯·乔伊斯等作家的贡献，它也成为一种著名的文学技巧。今天，由于我们对技术的使用和滥用以及我们更快的生活节奏，我觉得我们大多陷入了“集体无意识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