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无意识
Walter Boechat
来源：IAAP官网
译者：袁帅
共1923字
1936 年，荣格在伦敦的一次演讲中，对集体无意识的概念给出了最全面、最终的定义之一：
“集体无意识是心灵的一部分，它与个人无意识的区别在于，它不像个人无意识那样，其存在源于个人经验，因此它不是个人获得的。个人无意识主要由曾经有意识但因被遗忘或压抑而从意识中消失的内容组成，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从未进入意识，因此从未被个人获得，而是完全归功于遗传。个人无意识主要由情结组成，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主要由原型组成。 ”（《论无意识》第 9.1 条，第 88 节）
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是荣格心理模型的支柱之一，其形成经历了多个阶段。其概念化的开端可以追溯到荣格在伯格霍兹利医院担任精神科医生期间，当时他正踏上创作之旅。在此期间，荣格观察到精神病患者的妄想中出现了典型的神话主题或神话元素。1959 年，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一次著名访谈中，荣格告诉采访者摩根·弗里曼 (Morgan Freeman)，他在伯格霍兹利的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看到了太阳阳具的幻景。这个幻景显然与古代宗教密特拉教的手稿非常相似。荣格从这一现象中看到了超个人或集体无意识存在的科学假设（McGuire，Hull，1977 年）。
从那时起，荣格就开始不断寻找证据来支持他的假设。1909 年，在伯格霍兹利医院所谓的精神病治疗期结束后，荣格对世界各地人民的神话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最终出版了《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1911/1912），后来更名为《转化的象征》（1952）。这项研究揭示了相似的原始意象（ Urbilden ）出现在一系列不同的文化中。然而，这种关于象征在不同民族之间迁移的假设仍然不足以解释相似意象的普遍存在。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这些原始意象从超个人的无意识中本土化地萌芽。荣格还可以观察到集体原型意象在他病人的幻想和梦境中以及在他自己的无意识材料中不断出现。基于这些多方面的证据，荣格提出了全人类共同存在系统发育无意识的假说。
荣格在1913 年至 1932 年的自我实验期间，将这段时期称为“与潜意识的对抗”，他记录下了一系列主观体验，包括白日梦、梦境和重要的内在意象。这些内在对话启发了他于 2009 年出版《红书》。书中，与荣格的“自我（ego）”互动的主观人物部分是作者个人经历的结果，但也根植于集体无意识。《旧约》中的历史人物、先知和《红书》中出现的神话英雄是集体的，同时也是荣格自己的个人历程。《红书》的内容，或称《新书》，后来成为作者整个后续理论著作的素材。 《新书》可以看作是荣格对集体无意识的个人经历的描述。
从1920 年起，荣格在游历的岁月中不断寻找集体无意识存在的证据，因为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如新墨西哥州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科特迪瓦（乌干达）的埃尔戈尼部落、埃及、突尼斯和印度的印度教寺庙中，都出现了类似的意象。在他的理论著作中，荣格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集体无意识的主题，将其描述为客观的，与他称之为个人无意识的心理主观部分形成了对比。
集体无意识是荣格临床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参考。梦境或移情中出现的象征性元素可以被识别为属于全人类共同的经历。荣格认为，当这些集体元素被识别时，患者可以走出神经症的孤立状态，并理解他的体验是许多人共同的。他/她也可能对自己的心理过程获得新的、目的论的理解。这是荣格扩充方法的理论基础。
对于一些作者来说，荣格对集体无意识和个人无意识的区分纯粹是理论上的，因为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只能通过个人无意识的内容或个人经验来感知（Williams，1963，Samuels，1986 引用）。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可以在精神病理学中观察到，特别是在精神病中，其中原型内容大量出现，并与集体宗教形象（如基督、玛丽和圣徒）认同。在精神病患者中，个人无意识的干扰大大减少，其重要性远低于神经症患者，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情结起着主导作用。集体无意识的表现也可以在群体精神病和集体政治现象中观察到。荣格试图证明，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文化中国家社会主义的出现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这是通过日耳曼风暴与战争之神沃坦的影响而实现的（Jung, 1936a）。
荣格派最近对政治心理（塞缪尔斯）、文化无意识（亨德森）和文化情结（辛格和金布尔斯）的研究也证明了社会群体中集体无意识的病理表现。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