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目的还是手段
大一统国家究竟本身就是目的，还是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
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先来回顾一下我们确定的大一统国家的突出特征。首先大一统国家给文明的社会载体带来政治统一，它们兴起于文明崩溃之后，而不是文明崩溃之前。它们不是夏天，而是小阳春，掩饰了秋天，预示着寒冬。
其次，大一统国家是少数当权者的产物，也就是说，它们是出自那些一度富于创造性，但已失去创造力的少数人之手。这种消极性质不仅表明大一统国家渊源的特征，也是它们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必要条件。不过，大一统国家的形象还不完整。
大一统国家不但是社会衰落和少数当权者的产物，还表现出第三个突出特征：它们意味着文明在解体过程中经历了复原的过程，而且是特别显著的复原，文明的解体表现为有节奏的恶化——复原过程，之后又故态复萌。人们一再想走出“乱世”，却屡遭失败，局势每况愈下。大一统国家的成功崛起最终终结了“乱世”，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一代人对于大一统国家自然是无比向往、感激涕零。
总之，初看起来，这些特征勾勒出来的大一统国家的形象具有双重性。它们不仅是社会解体的征兆，本身也表明人们力图遏止和抗衡社会解体。大一统国家一经建立，就表现出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挣扎求生。我们不能把这种特性误认作真正的活力，确切地说，它就像不轻言生死的老年人萦绕心头的长寿欲望。
事实上，大一统国家虽然显著表现出本身就是目的的倾向，实际不过是社会解体过程的一个阶段。如果说除此之外大一统国家还有什么重要性的话，那仅仅在于它是实现其本身之外的更高目的的手段。
02
永恒的幻想
大一统国家不可能是永恒不朽的，永恒只是一种幻想，从国民到统治者都会沉迷于这种幻觉。
只要我们不是作为局外人，而是站在大一统国家国民的角度来看待大一统国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国家的国民不仅希望自己的世俗国家永远存在下去，实际上还相信这种人类制度是永恒不朽的。
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观察者看来，时局已经无可争辩地表明某个特定的大一统国家正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这个国家的国民往往依然深信自己的国家不会消亡。观察者很可能要问，大一统国家的国民为何无视显而易见的事实，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的国家看作是“乐土”和人类奋斗的目标，而不是茫茫荒野上的栖身之所呢？
不过，我们必须指出，只有本土帝国缔造者创建的大一统国家的国民才会有这种情感。例如，印度人肯定不希望、也不会预言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永远延续下去。
作为希腊文明的大一统国家，罗马帝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例证。我们发现，见证“奥古斯都的和平”的一代人显然是发自内心地断言，开创这个和平时代的帝国和罗马城必定是不朽的。提布卢斯(约公元前54-前18年)曾歌颂“永恒之城的城垣”，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年)让笔下的朱庇特在谈到埃涅阿斯未来的罗马后裔时宣布：“我给了他们一个永恒的帝国”。
李维也信誓旦旦地宣称，“该城是为了永存于世而建立的”。贺拉斯身为怀疑论者，在断言自己的颂诗将赢得不朽声望的同时，把罗马城邦国家一年一度的宗教仪式作为衡量永恒不朽的具体尺度。
罗马公民把转瞬即逝的大一统国家误当作永恒的事物，公元410年罗马的陷落，自然令他们大为震惊。1258年，蒙古人攻占巴格达，同样使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臣民惊愕不已。在罗马世界，从巴勒斯坦到高卢，到处可以感受到这种心理震撼，在阿拉伯世界，这种心理冲击波从破洛那一直传递到安达路西亚。巴格达陷落造成的心理冲击更甚于罗马的陷落，原因在于，在旭烈兀给予阿拔斯哈里发帝国最后致命一击之前的三四百年间，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统治权在其广袤领地的大部分地区就已然名存实亡了。
大一统国家虽然奄奄一息，濒临灭亡，却依然笼罩着虚幻的不朽光环，这往往使得那些谨慎从事的蛮族领袖在瓜分大一统国家的领土时假惺惺地摆出谦卑的姿态。
03
幻想的延续
关于大一统国家永恒性的执着信念，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那就是在大一统国家的覆灭已经证明其并非永恒之后，人们还在召唤它们的幽灵。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帝国以开罗的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面目复活，罗马帝国以西方的神圣罗马帝国和东正教世界的东罗马帝国的面目复活；远东文明的秦汉王朝也以隋唐帝国的面目复活。
我们从大量历史例证中信手拈来的这些实例表明，在铁一般的事实已经打破了大一统国家永恒性的幻想之后，这这一信念依然延续了数个世之久。 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何在呢？ 为什么永恒归会延续？
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大一统国家的缔造者和伟大统治者在后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有力的印象，这种印象代代相传，不断放大变形，最终把令人难忘的事实夸大为无所不能的神话。
另一个原因是，这种制度本身就让人肃然起敬，那些伟大的统治者也展现出卓绝超群的才华，大一统国家深入人心，因为它的崛起意味着结束了长期动荡不安的“乱世”。
大一统国家不仅拥有一统天下的版图，还形成了天下一统的意识。远东大一统国家的满族皇帝在对外交往中也流露出相同的心理，他们认为包括西方世界的政府在内，所有的政府都是中国当局在过去的某个时刻救封的。
对于人类和人类制度而言，即便机体和精神能够青春永驻，尘世的不朽也依然是一种折磨。回首过去我们就不难发现，希腊文明的“乱世”在西塞罗时期达到顶峰，而剧烈动荡的社会为罗马的演说家提供了大量令人精神振奋、热血沸腾的题材。在秩序井然的图拉真时代，那些蹩脚的模仿者通常十分抵触这些题材，认为它们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然而，他们暗地里想必很羡慕那些先辈，因为他们徒劳无益地使尽种种牵强的手段，也无法给庸常乏味的生活带来一点刺激。
在远东中华文明史的尾声，也出现了昏昏沉沉的萎靡状态与突然发作的疯狂排外循环交替的现象。带有远东基督教文化特征的蒙古人在中国强行建立起一个外来大一统国家，这种外来文化激起了反抗，蒙古人最终遭到驱逐，取而代之的是明朝本土大一统国家。
满洲蛮族利用明朝崩溃后的政治真空乘虚而入，他们虽然明显带有远东基督教文化的痕迹，却更乐于接受汉人的生活方式，即便如此，同样引发了民众的反抗。至少在中国南部，反抗斗争转入地下，之后从未中断，1852——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再度爆发为公开的反抗。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它有双重的罪过，它本身就是异族，又无力抵御强大得多的外来西方势力的入侵。
幸亏现实生活要比民间传说仁慈得多。大一统国家一再逃避死亡的痛苦，必将饱受时间的侵蚀，就像神话传说那样，一个活生生的妇女变成石化的盐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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