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苏边境纠纷
中苏边界是帝俄扩张领土和19世纪中国衰弱的产物。19世纪中叶，俄国恢复了它在200年前就已开始执行的向东扩张领土的政策，并吞了中国在黑龙江以北及其支流乌苏里江以东的所有领土，编小了中华帝国的版图，割断了中国同日本海的联系。与此同时，俄国还从中亚细亚方面对中国进行蚕食，侵略中国新疆。在《瑷珲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 年)中，中国承认丧失这几大片土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开始要求废除在多难之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收复它以前的边疆。
在革命初期，莫斯科洋溢着反映其革命纯洁性的天真烂漫的激情。布尔什维克党人当时有一种冲动，就是要把沙皇遗留给他们的不义之物清除干净。1917年，代理人民外交委员列·米·加拉罕宣布苏维埃政府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1920年的《加拉罕宣言》对上述声明又予以确认：
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政府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
然而在当时，一些俄国人对他们的东部领地就持有不同看法。列宁说过：“要知道海参崴距离我们虽远，但毕竟是咱们的城市。”此后不久，苏联就采取了这种观点：不管是不是不平等条约，中苏边界不能改变。他们以后又把《加拉罕宣言》曲解为只不过是作为谈判基础的基本纲要，而不是苏联政府拟采取的具体步骤清单。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国民党人)继统主张《加拉罕宣言》怎么说的就应该怎么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继承了旧日的争端和长期以来收复失地的要求。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苏边界问题采取了与他们对中印边界问题相同的态度。他们虽然同其他中国人一样，对不平等条约的非正义性以及不平等条约所象征的民族耻辱也深表痛恨，但是，他们准备把已建立起来的边界当作生活的现实来看待，认为失地已不可复得。而且，从实际政治来考虑，必须采取上述方针。
如果对100年前已经丧失的领土依然坚持收复失地的要求，那就必然会使新的共产党中国同苏联进行一场无法解决的而且可能是毫无希望的争执。很显然，不能指望苏联人会放弃包括诸如海参崴和伯力等城市在内、为他们所长期占有并已开发的土地。
中国把自己的态度清楚地告诉了苏联人：“尽管历史上签订的有关中俄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但是，中国政府仍然愿意尊重这些条约，并且以此为基础合理解决中苏边界问题。”1960年，中国政府曾向莫斯科建议举行谈判以便解决边界问题。看来，当时他们没有料到谈判会有困难。当时有人向周恩来问到中苏边界问题，他回答说：“在地图上有很小一点点差别，很容易解决。”这当然是说得有点过分：中苏边界长达几千英里，原有的条约对边界的规定往往很模糊，它根据的是一些即使做了也是很粗略的勘察，但如果双方有共同的立场和解决问题的愿望，无疑是能达成协议的。
1964年的中苏谈判几乎刚一开始就破裂了。苏联对边界问题采取了同印度完全相同的立场。正如苏联人自己事后所说的，他们坚持“边界全线都已由条约议定书和地图作出了清楚、精确的规定”，拒绝进行全面谈判。充其量，他们只准备“谈判在个别地段的边界走向......”
对中国来说，这就意味着苏联既要占有条约规定它可以占有的领土， “又要中国承认它违约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都是属于苏联的”。苏联对谈判的态度等于是：“除了我们同意谈判的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这同印度的态度一样，同样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
然而，对这两场争端，中国的立场是有明显区别的。中国从来没有向印度正式明确保证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而中国对苏联则明确表示尊重不平等条约。道理是很清楚的。不管条约是平等或不平等的，那些划定中苏边境的条约是当时中国政府签订的正式和合法的协定。但中印边境则没有这样的法律基础，在麦克马洪同西藏人达成的协议中，中国并不是签约的一方，而且中国从一开始就不承认该协议。中印边界的西段更是从来没有划定过的。
苏联人可能把这些细微的区别看作只不过是中国人模棱两可的官腔，其目的是为提出大片领土要求铺平道路。周恩来在1959年9月8日致尼赫鲁的信(该信抄本第二天也交给了苏联人)中写道：“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从未被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所承认，因此肯定是不合法的。.......中国怎么能够同意被强迫接受这样一个丧权辱国、出卖领土，而且这块领土又是如此之大的非法界线呢？”
赫鲁晓夫及其顾问们对中国已不信任，他们不懂得：中国讲过他们永远不接受“被强迫接受”的东西，但是当中国在谈判桌上同对手处于平等地位谈判时，则可能完全愿意接受它。同印度一样，苏联把中国反对“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的论据看作是中国对该线以南的领土提出要求。如果鼓励中国向印度提出这种要求，那么，中国对丧失给沙皇的土地也就会接着提出要求——先是达旺，然后就轮到海参崴。因此，在苏联人看来，他们有充分理由支持印度的立场。
到20世纪60年代，当领土问题已成为中苏争端的一个因素时，印度和苏联的立场就更加类似了。1964年《真理报》写道，没有人否认“沙皇政府是执行了掠夺政策，中国皇帝也是竭力采取这种政策的，(但是)目前的边界是由实际生活和条约定下来的，也不容忽视"。中国早就很清楚地说过，他们准备尊重旧条约，但苏联像印度一样，对中国的保证充耳不闻。中国就认为赫鲁晓夫及其继承者制造中苏边界争端是别有用心——正如尼赫鲁一样。
到20世纪 6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边境事件规模的扩大和日益激化，中苏两国所处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印两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所处的地位。但这次苏联是军事上强大的一方，倒是它会有心要发动一次惩罚性的沉重打击，以绥靖边境，压倒他们认为是咄咄逼人的邻国的挑战。
在中国邻国中，只有苏联和印度两个大国拒绝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种情况可能被认为其他小国是在胁迫下才同中国达成协议的。但是，中国同弱小邻国的谈判经过和协议内容证明这种想法是不合事实的。看来，更可能是由于苏联和印度自以为比中国强大，这就使得他们认为北京在谈判桌上坚持平等好像就是对它们挑衅。
02
苏联援助印度
1960年中苏争吵加剧，中国在意识形态上驳斥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 时，就把莫斯科对印度的支持当成一项主要罪状。赫鲁晓夫放弃了阶级立场，继续支持印度资产阶级，甚至站在他们一边反华。中国认为，这表明赫鲁晓夫对形势的分析是偏颇的和腐朽的。
莫斯科毫不动摇地继续支持印度。据北京估计，到1963年4月，(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共计50亿卢比，数目虽然比较小但意义重大，1960年秋，苏联揭开了中国认为是严重挑衅的新篇章：苏联由小量援助开始，随后向印度提供规模庞大的军事援助。
印度国防部代表团赴莫斯科，订购了安东诺夫-12重型运输机以及“猎狗式”直升机，这两种飞机都由涡轮引擎发动，适合在拉达克1.6万至1.7万英尺的高空飞行。印度用重型运输机向列城运输军事物资，每架直升机乘坐12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或相当重量的物资、这些都是印度执行前进政策的重要工具。最初在拉达克是由苏联飞行员驾驶运输机和直升机，并训练印度驾驶副手，但后来印度议会中有人提出了责问，他们害怕苏联人会把印度军事装备情况泄露给中国。
据报道，1960年印度还同苏联就洽购米格式喷气战斗机的问题进行了谈判。但由于英美政府的强烈抗议，谈判拖了下来，交易也推迟了。但到1962年夏季终于证实，印度将获得米格式飞机。
在北京看来，苏联不只是从道义上支持尼赫鲁而犯了意识形态上的错误，它进而发展到背信弃义，向印度提供军事装备，而印度正是靠这些装备加强边境活动对付中国的。正如中国评论赫鲁晓夫时说的：“他还支持印度反动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同美国一起，用军事援助， 去鼓励和帮助印度反动派向中国进行军事挑衅。”
文中内容参考英国作家内维尔·马克斯维尔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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