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上有训练，有修养，艺术上也有训练，有修养。这两种修养都可以使人达到孔子所说的“思无邪”的境界。从道德观点说，“思无邪”是胸有把握，不至为邪念所引诱。从艺术观点说，它是专心致志地无所为而为地欣赏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注意力不旁迁他涉。
一个人如果因着见内容涉及淫秽事迹的作品(如《西厢记》《红楼梦》《金瓶梅》之类)而动淫欲，他不但是道德的罪人，对于艺术也是孽蠹。我们对于一般人所斥为淫秽的作品可以排两种态度：一种是索性不看它或是把它毁去，免得它引动邪欲凡念；一种是尽管看它，它淫而我不淫。前者是“风帆不动，贤者心自动”，后者是“风帆虽动，贤者心不动”。
请问道德家，这两种态度哪一种较合于道德的理想呢？从前怕艺术伤风败俗而主张把它消灭或加以道德化的人们都不免是“风帆不动，贤者心自动”。他们的心地本来不纯洁，愈易引诱所以愈怕引诱， 以为把引诱的来源割断，就可以一清百清。其实心术不正，什么地方不是引诱？
一个人要保持贞洁，不一定要做太监，做了太监，也不一定就能保持贞洁。孔子究竟是一个修行有素的人，所以他删诗定乐时，肯把桑同濮上之音和清庙明堂之叶并存不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淫不淫亦各言其志。诗既在言志，我们就只能看它言得是否入情入理，不应问“志”的本身何如。
情感自由和思想自由一样，是不应受压迫而且也不能受压迫的。文艺是情感的自由发展的区域。情感的势力实在比理智的更强大，所以文艺对于人的影响非常深广。道德家看到这种影响，往往用两种方法来驾驭它。
第一种方法是利用。在历史上道德、宗教和政治都利用过文艺做宣传品。中国唐宋以后的古文家要用文载道，西方假古典派作者要借诗歌、戏剧作教训工具，结果是文艺走上很褊狭、陈腐、肤浅的路。
欧洲中世纪耶教徒要利用文艺宣传宗教，结果到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变成解放精神、打破宗教束缚的主要的原动力。法国大革命时代当局要利用文艺宣传平等、自由，结果是文艺衰落。以近代最伟大的骚动和改革做背景而没有产生一种伟大的文艺作品，实在是一件可诧异惋惜的事。据布吕纳介的研究，法国革命时带宣传性的戏剧极发达，但是在当时轰动一时的剧本大半都平凡幼稚，现在已没有一部值得我们注意。
还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段历史，就是我们国家建国后到改革开放这段时期内诞生的一大批所谓文艺作品，绝大多数都已经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根本不值一提，尤其是文革时期，更是极端，但时间就是这样，垃圾有时会被当做宝贝，但垃圾终究是垃圾，垃圾堆才是他们的归宿。
据历史的教训看，利用文艺为宣传工具只有两种结果，不是像中世纪宗教艺术向利用者倒戈，就是像假古典时期和法国革命时期，文艺因不能自由发展而僵死。
道德家的第二种驾驭文艺的方法是压迫，或美其名曰“检查”“审定”。 柏拉图是第一个主张文艺要经国家审定的人，不过他的理想国并未实现，他的文艺主张也徒托空言。中世纪耶教徒一方面想利用文艺，同时也设法钳制文艺，但是说来很奇怪，最放任不羁的也莫过于中世纪欧洲文艺。虽然在表面上它有时涂了一些宗教的色彩做护身符，大概和外国人在卖给中国的货物上大书“提倡国货”的字样同一伎俩。
英国清教徒当政时以为戏剧伤风败俗，严加禁止，但是查理二世复辟以后，戏剧复兴，偏要触犯清教徒所忌讳的猥亵佻达的言貌。近代各国政府多设专门机关去检查审定文艺作品。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波德莱尔的诗集《罪恶之花》都受法国政府检举过，惹起轰动一时的诉讼。乔伊斯和劳伦斯的几种名著也被英国政府禁止过。
但是这些被禁止的书籍销行反而更广。政府的干涉恰好替它们做了广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有远见的政治家和道德家最好让思想和情感自由流露，如设堤防去阻止它们，一旦到堤防决口时，它们便不免泛滥横流，走到另一极端，影响反更坏。
到了最后，文艺作品的检查审定者还是人民自己。哪一个时代没有一些无艺术价值而且有害世道人心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中哪一部后来不遭自然淘汰？
一般负检查审定文艺作品之责的官吏不幸大半都不是理想的文艺的裁判者，他们不是见地狭隘，就是趣味低下，结果不但是无补于世道人心，而且引起一般人对于文艺与道德的讨论生极强烈的反感。现在我们拿文艺和道德相提并论，仿佛自觉犯了替审定检查诸公张目的嫌疑，一般人也不免起“掩鼻而过之”的态度。这种反感实可惋惜，因为它酿成许多偏见。
本文由“壹伴编辑器”提供技术支持
喜欢的朋友
长按关注！
静一书坊
静一：能划定出一片留白的上班族，喜欢读书、旅行、运动。泡一杯清茶，能享受自我的孤独，也能和朋友相互取暖，想分享你的故事，关注我们陪你走过。公众号静一书坊(m gh_86560041 e3fb)等你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