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总体反应
印度政府把这些警告看作恫吓，把中国在地面上的威胁性行动都当作虚张声势，一概不予理睬。5月初，中国军队摆开进攻的阵势，向印度在奇普恰普河谷新设的一个哨所推进，并作出打算摧毁该哨所的姿态。西部军区请求批准撤回该哨所，这一请求转呈尼赫鲁。尼赫鲁认为中国是在显示武力，以考验印度的决心，他说应该坚守该哨所并派兵增援。中国的威胁性行动没有继续下去。于是，政府和陆军总部就得出结论，认为总理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证实。他们后来再一次从加勒万事件中得出同样的结论。
02
加勒万河谷
在陆军总部的地图上，加勒万河谷看起来是部队进入中国占有领土的最好路线之一。实际上，通过这个河谷的小路是极其艰险的，而且中国至少自1959年以来就在上游一个叫萨木崇岭的地方设立了哨所。在考尔最早下令向前推进的行动中，就包括派一支巡逻队溯加勒万河而上，以图设立一个控制萨木崇岭的哨所。由于地势艰险，要在冬季溯河而上进入河谷的尝试失败了。
1962年4月，印度陆军总部下令试走另一条路，从南面爬越过山岭。西部军区的道拉特·辛格中将对此提出异议。他警告说，中国在萨木崇岭的哨所设立已久，任何威胁这个哨所的行动，肯定会引起强烈的反应。他指出，中国已通知印方，他们在这个地段已恢复巡逻，看来对印度已设立哨所的威胁愈来愈大。因此，应该尽一切力量来巩固这些哨所，而不是试图设立新的哨所。他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在萨木崇岭设立印度哨所。
据此，就派遣了一排廓尔喀土兵从温泉出发，爬过险峻的山岭，在一个多月后出现在加勒万河上游，并于1962年7月5日在那里构筑了工事。他们这样做，不仅切断了中国在稍下方设立的一个哨所，而且阻拦了中国的一个小运输队。中国首先在外交上作出反应。
7月8日，中国提出了“严重抗议”的照会，要求印度军队立即撤出，并警告说，中国方面“决不能在印度有增无已的武力进逼面前屈服......也决不会在遭到无端攻击时放弃自卫的权利”。印度答复说，印度部队“一直在加勒万河谷例行巡逻，从未在该河谷遇到过任何中国渗人者”。印度也对中国在地面上的反应行动提出“强烈抗议”。印度照会警告说，如发生任何不幸事件，将完全由中国负责，“中国政府应该制止更加深入印度领土的不断侵犯和对印度边防部队进行无休止的挑衅活动”。
7月10日，中国在地面上作出反应，出动一个连的兵力摆着进攻阵势，向印度哨所前进；不久，兵力又增加到一个营。中国的译员通过扩音器告诉廓尔喀人，中国比起印度来是尼泊尔更好的朋友；廓尔喀人为印度扩张主义的野心服务是愚蠢的。廓尔喀人卧倒在地，紧扣扳机，而没有竖起耳朵。印度政府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危险的对峙局势，就召中国大使到外交部去，警告说，如果中国军队进一步逼近加勒万哨所，印军就将开火。如果哨所遭到攻击，印度将对中国的阵地采取报复行动。
几天后，接近加勒万哨所的中国军队稍有后撤(他们曾进抵距该哨所不到100码的地方)，但继续以相对多的兵力包围该哨所，切断了它的陆路供应。西部军区打电报给新德里说，企图由陆路运东西给该哨所必将引起冲突，因而请求空投。当天就收到答复说，供应品将由陆路运输。按照新德里的看法，在这场怒目相视的对峙中，由于中国眨了眨眼(没有进攻加勒万哨所)， 对峙的局面就缓和下来了。所以，为了保持道义上的主动权，就要派一队人从陆路救援哨所，以此向包围者挑战。
因此，另一小支部队被派往加勒万。8月，这一小支部队在中国军队枪口下被迫退回。中国人说：他们如再前进，就要开火。西部军区报告说：使用武力是行不通的，是印军现在力所不及的，而且还会引起公开的敌对行动。于是，加勒万哨所改由空投供给，直至10月20日它被摧毁。
1962年7月11日，印度发表了中国包围加勒万哨所的消息，报道把加勒万事件说成中国入侵印度领土的新挑衅。后来，当报界和政界人士了解到，中国还没有把他们在外交上和军事上要进攻哨所的威胁付诸实施时，他们就认为印度已经取得胜利而欣喜若狂。一名国大党议员说，加勒万事件提高了全国人民的士气。给加勒万哨所守军的命令，扩大为给西段所有印度部队的命令。原来命令中“只有遭到射击时才开枪”，改为“如果中国军队危险地迫近你们的阵地时就开枪”。
03
奇普恰普河谷
7月21日，在奇普恰普河谷发生了空喀山口事件后的第一次冲突，两个印度士兵受伤。同一天，中国就这一事件提出抗议，语气是克制的，“中国不愿意同印度打仗. 中印边界问题只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虽然中国保持克制态度，却不能坐视“自己的边防部队被侵略者所围歼。在此紧急时刻，中国政府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命令印度部队停止对上述中国哨所的攻击，并且从该地区撤走......如果印度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警告，继统一意孤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印度方面承担全部责任”。
印度在7月26日发出的复照语气特别温和，而且提出一个新的着重点。 即印度指出过的“1956年中国的主张”和“1960年中国的主张”之间存在着差异。印度过去指出这种差异并谴责中国“侵入”这两条线之间的地区。 纯粹是为了说明中国是在继续扩大他们的要求并推进他们的阵地，但这次印度的照会仅仅责怪说：“诚然，印度政府对1956年中国地图的主张线是有争议的，但是中国地方部队不应该越过周恩来先生所确认的他们自己的主张线。”照会紧接着提醒北京说，在一定条件下，印度准备“进一步讨论” 边界问题。
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那个星期正在新德里，这看来提供了印度照会中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积极语气的最可能解释。印度政府认为：印度在争端中的立场取得苏联的同情是十分重要的，而苏联当时也在敦促进行谈判。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梅农刚刚从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回国，他在日内瓦曾与陈毅元帅进行讨论，这一点在印度很快就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促使照会改变语气，7月26日的照会全文一发表，立即引起一场喧嚷。它被认为是隐晦地向中国建议：只要中国在西段稍为后撤，撤至他们“1956年主张线”后面，印度就将开始边界问题的谈判。
在印度的议会中，这个照会被说成是可耻的，“一个最令人震骇和出乎意料的文件”。印度的立场是斩钉截铁的。中国必须首先从印度主张的领土撤出一切人员，才能举行任何关于边界问题的会晤或谈判——但只讨论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的微小调整。北京《人民日报》看到了要害：“如果中国接受这种‘谈判’的条件，印度方面甚至不经过谈判，就可以达到它对中国提出的领土要求，那么，谈判本身不也就成为没有必要的事情了吗？”
北京以7月26日印度来照中同样合理和积极的语调对印方做了答复，继续拒绝印度提出的实际上是要中国“从自己的大片领土上做片面的撤退”的建议，但同时接受了举行讨论的建议:
中国政府赞成印度政府在来照中提出的两国在官员报告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进行这种讨论不需要而且不应该有先决条件。事实上，只要印度方面停止向中国境内推进，边境局势马上就可以缓和下来。既然中印两国政府都不愿意打仗，既然中印两国政府都愿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在两国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就不应该再推延下去。中国政府建议尽快举行这种讨论，并且立即通过外交途径商定有关举行这种讨论的级别、日期、地点和其他程序问题。
04
冲突再升级
1962年9月初，印度军队在奇普恰普河谷开始执行五个星期前加勒万冲突发生时对他们下达的命令。当时，中国军队迫近一个印度哨所，印军命令他们停止前进并后撤，他们不予理睬，于是守军就迎面开枪。有几个中国士兵被击毙，尸首留在印度阵地周围。印度外交部召见中国使馆临时代办通知他这件事，并要中国安排收尸。
更南面，活动最频繁的地区是在斯潘古尔湖一带；廓尔喀人在班公湖和斯潘古尔湖之间建立阵地，他们乘汽艇(部件是空投给他们的)在湖上巡逻。到8月底，印度在中国主张的领土内已设立将近40个哨所；其中有许多哨所是由10人或12人守卫的；其他是由30人到50人守卫。印军在人数上和火力上远不如他们的对手，机动性和战术形势更差。他们四面受敌，孤立无援。如果他们遭受攻击，问题就只剩下他们究竟能抵抗多久，在自己被消灭之前，究竟能打死多少中国士兵。
另一方面，西部军区的道拉特·辛格将军还是不赞成把他的军队投入一场他认为是丧失理智的、无望的赌博。8月中旬，他写报告给陆军总部， 指出中国军队在西段占有大优势，印度哨所则孤立无援。
进入9月以后，中国在抗议中加重了敦促的语调。北京在9月中旬写道：“枪炮不是儿戏，玩火终必自焚。如果印度方面硬要以武力来威逼守土有责的中国边防部队，因而引起他们的抵抗，一切后果必须由印度方面承担。”
印度认为不会发生战争，这种看法为自新德发出的报道定了调子。因此，在世界屋脊附近形成的对峙局面是引人入胜而不是令人惊惶的。
印度在边界问题上是无耻的，又是无能的，还是没有道理的，从上述交锋可见一斑。
文中内容参考英国作家内维尔·马克斯维尔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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