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在作品中试图回答西方文明前途的相关问题,关于未来的命运作者并没有给出一定消亡的结论,但最后作者希望诉诸宗教,通过统一和坚定人们的内心、精神来实现文明的延续。我们不去回答这个结论的正确与否,且看作者的论述。
作者写道:
我们将研究一下它是否能够解答我们多次询问、但没有能够回答的问题:我们的西方文明是否经历过衰落,如果经历过的话,它现在处于解体的哪个阶段。
有一个事实是一目了然的: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统一国家阶段,尽管有过两次失败的努力,一次是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强加给我们的,一次是拿破仑在一百年之前进行的同样失败的尝试。还有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我们真诚渴望的不是建立一个统一国家,而是某种世界秩序。这也许类似于古代希腊动乱时代那些政治家和哲学家宣扬建立社会和谐的徒劳之举,不过它将确保我们享受到统一国家的好处,而不是统一国家带来的灾难。
统一国家的灾难来自于在残酷的军事战争中最终击败所有对手的胜利者,是根本无法成功的持剑者拯救世界的产物。我们寻求的是自由的人们自由地相处,是一种自愿的而不是强制性的和谐和宽容,离开了这些,我们的理想在实践上是无法实现的。对于这个已经成为当代成千上万的人的常识题目,我们就不必多谈了。
上述这些对比研究表明了我们已经深陷于动荡之中。我们不禁要问: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最为令人恐惧的动乱是什么?很明显,就是近代民主和工业主义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的联合推动下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战争。我们可以认为,这场灾难肇始于18世纪末爆发的法国革命战争。可是在此之前,我们遇到的一个事实是:在近代西方世界,这种惨烈的战争不是第一次而是第二次。更早的一次是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爆发的摧毁了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所谓“宗教战争”。
我们发现在两次战争中间出现了长达一百年的相对温和的战争——“国王的游戏”,并没有因为宗教的狂热,也没有因为民主国家的情节所加剧。这样,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同样发现了动乱时代的典型模式:衰落、复兴、再度衰落。
现在我们可以解释18世纪西方动乱时代的复兴为什么会夭折和短暂的了,它是因为启蒙运动的宽容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信仰、希望和仁慈的道德基础上,它的基础是墨菲斯托菲里斯式的幻想、理智和愤世嫉俗。它不是对于宗教的热情,而是冷漠无情的副产品。
对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精神缺陷使得西方世界卷入其中的第二场惨烈战争的结果,我们是否可以预见到呢?假如我们的目光长远一些,我们就应该不断提醒自己:我们熟悉的其他文明尽管有一些消亡了,有一些正在消亡,但并不表示一个文明就像一个有机体,在跨过预定的生命历程后,必定不可避免的走向衰亡。事实上,即使诞生很久的其他文明必然会走向这条道路,也没有任何历史决定论规律迫使我们逃离动乱时期的熊熊烈火,纵身于统一国家的缓慢的温火之中,在那里我们会化为灰烬的。
其他的文明的历史和大自然的发展过程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可怕的前景。经历过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在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见到了这一幕,可是随即它又再次上演了,第二次上演是在借助于原子弹的发明使用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迅速结束的次日。原子弹释放的巨大破坏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毁灭了人类的生活和工作。
那些在陡峭的悬崖边上发生的一系列灾难性的事件无可避免地给我们地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威胁着我们的信仰和希望。然而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只有这些精神——信仰和希望能够拯救我们。对于这样的挑战,我们无法回避,我们的命运只能依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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