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政治的顽固不化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因素造就了这样的结果。
我们试着从经济方面、精神方面、官僚制度自身方面去探究,尝试解释它们是怎样和官僚政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01
经济方面
为了巩固官僚政治统治,不断加固经济基础、扩大中央经济权力自然是至为重要的。田制税法就成了重要的杠杆。
其中税法直接关系各级官僚与地方豪强、门阀如何分享剩余农产品的经济利益,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常常发生,每个王朝都充满斗争。所以,如何寻找各方都能兼顾的平衡点是大家所企求的。
于是由唐德宗的宰相杨炎创制的两税法便应运而出。他把传统的繁杂的租庸调制简化为两税:户税和地税。户税按财产多寡的贫富状况征收,地税按亩数征收,并一年分夏秋两季各征一次。
这样财产和田多的豪强、门阀虽然要多交点儿税,但两税法进一步消除了世卿世禄、世业世守的残余,更明确承认土地可以买卖,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加快了地主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也为其所乐能接受。“唐征隋之弊.....在灵活运用的赋税政策上,分别收到了稳定统治并使官僚政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唐代租税体制是代有变迁的,到了杨炎实行的两税法,始在中国后期官僚政治史上,展开一个新的篇章。
02
精神方面
加强精神控制,是巩固官僚政治统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总要把自己的文化思想当作社会的文化思想。中国官僚政治具有延续性、包容性和贯彻性这三种特殊性格或特点,其中后两者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中国官僚政治之所以能有漫长的延续性,就在于其包容性和贯彻性。
它把古今中外,当然主要是中国,凡有利于官僚政治长期统治的东西通通都兼容并包地吸收过来且加以巧妙地使用,贯彻到方方面面,就像一张天罗地网把全社会都包裹起来。
其中儒家文化可说是官僚政治的精神支柱。各大家比较,老子主张无名无为,不利于官僚干预;墨子讲兼爱、重平等,不利于官僚专制;唯独孔子儒家讲三纲五常、仁义道德等,最合君意。单就“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排序和修身养性平天下的训教,就可使专制官僚满怀喜悦。“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于是,‘人治’与‘礼治’便被宣扬来代替‘法治’。”所以汉武帝要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03
官制设计
官制的设计也极为重要,因为这是官僚政治的组织核心问题。
周朝实行世卿世禄,秦朝以来讲选贤与能,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但不是贤能者就能做官的,血统、家世、门第很重要。 除个别外,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因为官制的设计很周密,是工于心计的大杰作,有三原则:
第一,要“使一般臣民,对专制君主乃至其他揽权人物,养成敬畏自卑的心习;对于其言行,无论合理与否都得心悦诚服”;
第二,要使各方面、各部门的官僚势力都能向心专制君主,并使他们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不容许有任何方面、任何部门的势力突出,以防“强者先反”、“最强最先反”的隐患存在;
第三,既要使全体人民能“安分守己”,“听天由命”,接受官僚统治,又要使他们当中的优异分子“有机会、有志参加那种统治”。
所以不是贤能者就入仕做官的,普通老百姓就更不用谈了。虽然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开科取士,但重要官职都内部预留了,公开取士名额有限,百里挑一,高中入仕的机会极少。
然而,这对官僚政治的意义却非同小可:一方面可图个用人唯贤的公正美名,也可从社会招纳一些有才干的仆役。马克思曾说:“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引过来,它的统治就会越是巩固,越是险恶。”而中国专制官僚的祖先在马克思之前就懂得了这个道理。另一方面,官门开条小缝儿,给点儿小希望,就把社会上的贤能笼络住,让他们上了官瘾,竞奔在仕途上。科举制度的最大目的,就是要“使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范式中”,“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标上”,树立“做官第一主义”,利禄熏心,把国家、民族、人民的安危死活抛到脑后。
一些农民起义的领袖,如唐末的王仙芝、黄巢,清朝的洪秀全,都是“做官第一主义”者,因屡试不中才起义,入不了仕就想自己打天下做皇帝。要是中了,就谢恩做官去。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就因为大家都想当皇帝才互相残杀而最终失败的。在位的大兴官僚政治,造反的也想创个自己的官僚政治,这官僚政治还能很快走到尽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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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一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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