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佑真]中日韩胞衣习俗比较研究

“生育”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过程。因为生育，人类得以繁衍；因为生育，人类历史得以延续。生育习俗，或产育习俗通常涉及与生育相关的方方面面，包括求子、怀孕、生产以及孩子的成长过程。生育习俗通常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命观、生育观，其背后往往蕴含着超越其本身的文化意义与价值。本文试从生育习俗出发，比较分析中、日、韩三国生育习俗背后的文化意义。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探究上述三国生育习俗进入近代以后的变化及其原因。由于生育习俗涉及的方面过于广泛，因此，本文也将聚焦于生育习俗中的“胞衣习俗”进行探讨。

生育；习俗；

胞衣；比较研究

在三孩政策开放的现在，人们可能难以理解生育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及其困难性。在生活水平及医疗水准都远低于今天的古代，婴儿的顺产率与存活率都是极低的，难产也成为古代女性致死率最高的原因之一。也正因如此，人们创造了大量与生育相关的习俗、信仰。生育习俗及其信仰往往能够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育观以及生命观，具有超越其事物本身的文化意义。而中、日、韩三国的生育习俗更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连接。因而本文试图从生育习俗的一环——“胞衣习俗”着手，探讨三国生育习俗之异同、其进入近代以后发生的变化、原因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胞衣，也称“胎盘”，是“介于母体的子宫内壁和胎儿之间的圆饼状组织，通过脐带和胎儿相连，是胎儿和母体的主要联系物”。这是现代汉语对于“胞衣”的定义。“胎盘”一词的使用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有关“胞衣”的最早的记载来自《汉书·外戚传》“孝成赵皇后条”：“善臧我儿胞，丞知是何等儿也！”那时“胞衣”通常被叫作“胞”或“生衣”，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存在食用胎盘的习俗。而在唐代，“胞”失去了其原有的“胎盘”之意，取而代之的是“胎衣”。这一称呼一直持续到五代十国。宋以后，“胎衣”与“胞衣”并存，共同成为今日“胎盘”的代名词。

虽然我们今天更加熟悉“胎盘”一词，但这个词汇是近代西方文明传入之后才出现的词汇，与本文想要探讨的古代习俗主题不符，因而本文选择使用“胞衣习俗”一词。目前，日韩学界虽偶有对两国生育习俗进行比较分析的文章，却未见比较三国生育习俗的研究，因而本文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1、对胞衣的理解

在我国，自古以来便存在保存胞衣、埋胞衣等习俗。至于如何埋胞衣、将胞衣埋在哪里，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我们将此类与处理胞衣相关的习俗统称为“胞衣习俗”。在中国，胞衣习俗至晚自西汉起便已经开始存在了。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中出土的帛书《禹藏埋胞图》描绘的是古时大禹埋胞衣的方位图，认为不同的时期要将胞衣埋在正确的方位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尽管《禹藏埋胞图》并非大禹所作，但通过这幅图我们了解得到在很古老的年代（至晚在西汉时代）埋胞衣的习俗真实地存在过。

《南史·王敬则》载：“王敬则，临淮射阳人也。侨居晋陵南沙县。母为女巫，常谓人云：‘敬则生时胞衣紫色，应得鸣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为人吹角可矣。’”《朱子语类·月令》中也载：“至引太祖初生时，胞衣如菡萏，遍体如真金色，以为此真土德之瑞。”明代谢肇淛所著《五杂组·人部一》也提及：“相传胞衣为人取去，儿必不育，故中家以上，防收生妪如防盗。

而这种将胞衣的外形与孩子的命运、性格进行关联的联想或许与胞衣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质有关。例如《傅青主女科》曾载：

夫胞衣是包儿之一物，非依于子，即依于母。子生而不随子俱下，以子之不可依也，故留滞于腹，若有回顺其母之心。母胞虽已生子，而其蒂间之气原未遽绝，所以留连欲脱而未脱，往往有存腹六七日不下，而竟不腐烂者，正以其尚有生气也。可见胞衣留腹，不能杀人，补之而自降耳。或谓胞衣既有生气，补气补血，则胞衣亦宜坚牢，何以补之而反降也？不知子未下，补则益于子；子已下，补则益于母。益子而胞衣之气连，益母而胞衣之气脱。此胞胎之气关，通则两合，闭则两开矣。故大补气血而胞衣反降也。

即便胞衣不随子下，留在母体内也不会因腐烂而伤及母体。胞衣自身所具有的这种“生气”或许就会使人们联想：具有生气的胞衣是否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力量或意义？与孩子一同从母体中脱落的胞衣是否会与孩子共享同一段命运？又或者是否会影响孩子的未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处理胞衣的仪式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完善，但人们隐藏在这些形式之下的美好愿景——想要处理好这“关系着孩子命运”的胞衣，却是始终如一的。

2、胞衣的药用价值

不论是通过胞衣的形态来判断孩子将来是否会有出息，还是认为胞衣被偷走就会对孩子不利，其背后都暗含了胎盘与孩子命运的不可分割性。其实就是将胞衣视为孩子的分身，将二者的命运绑定在一起，通过其中的一方来预测另一方的未来（主要是通过胞衣判断孩子的未来）。但在中国除这种“子之分身”的文化价值以外，胞衣更大的价值在于其医药价值。

胞衣，又称胎衣、紫河车，自古以来便是我国中药材的一种。在诸多史料当中记载了胞衣作为中药材的作用：

紫河车。用头产壮盛男胎者一具，以银针挑去紫血，米泔水洗净，用酒、醋炖烂焙干。（《岳景全书·红铅丸》）

紫河车，欲得首胎生男者为佳。（《五杂组·人部一》）

日本进入明治时期后政府开始取缔埋胞衣旧俗，而中国一直都在将胞衣当作药材来使用。随着西方医疗制度的流入，人们对于胞衣的看法才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

吾乡有一种极可笑之迷信，亦妨害公众饮料之一端，乃一般无识妇人生产儿女辄将胎儿胞衣用罐盛装投入井中。据云如是则小儿易于扶养，可免疾病灾难云云。此种迷信谬举非特与小儿生长上毫无关系且有害公共卫生。

胞衣或胎盘为包裹胎儿之膜，胎见即由此自母体取得营养并排洩代谢产物。故为每个人的发育史中之功臣。但一般未受过医学说礼的人一听提到“胞衣”，至少便会感到不自在，即女人自己亦视为不洁之物。可是，简直无奇不有、无物不包的我国故医药，大概是由于会意的缘故吧，竟认为是安心养气补血益精等等之妙药（即所谓紫河车），虽然连“大夫”自己都不知人怎么安法。

张星烺曾在其著作《欧化东渐史》一书中指出：“路德新教徒入中国后，西洋医书传入中国。最早者为种痘法。”种痘法是一种从牛身上提取痘苗以预防天花的方式，于1796年由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现，并在九年后的1805年传入中国，在中国被迅速接纳。中国人对西医的快速接受也使得西方传教士们找到了传教的新手段——医学。首个想要通过医学来传教的是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罗伯特·马礼逊，1782—1834）。他于1807年9月8日首次抵达中国广州，直接传教无果后改变方式，准备通过医学来传教。1820年，马礼逊与同伴一起在澳门开设小型诊所，免费医治民众，博得了民众的信任与好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越来越多传教士涌入中国内地，国内西医诊所的数量不断增加。

中药紫河车

晚清以来，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来到中国，他们看到拥挤而肮脏的中国城市，对中国的卫生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中岛瑞所作《支那分割之运命》一书中曾载：“支那廿一省之不洁，无官无民，无贵无贱，千年以前已如是，千年以后亦如是。”曾根俊虎也在其《北中国纪行》中写道：“西方人有‘四万万人之帝城北京污秽不堪’之叹，帝城尚且如此，况在天津城外。行走在路上，便会觉得臭气冲鼻，一堆堆污秽的垃圾让你见了眼睛生疾。”这些批判也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与官员们对卫生问题的关注。

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意识到日本已不再是曾经那个落后小国，而是一个通过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快速实现了国家转型的资本主义强国，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更加坚定了中国效仿日本来变强大的决心。1902年，吴汝纶被派往日本考察日本学制，在其考察日记中记载了大量与日本医学教育相关的内容。1909年，丁福保更是被派遣为专门考察日本医学的人员，东渡日本学习日本医学。这也是中国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的一个转变。

外国医学知识的引进使得中国人逐渐意识到胞衣并不具备他们曾经认为的那种神奇的作用，只是人身体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不对胞衣进行妥善处理，还有可能危害公共卫生。但仍存在一群人，愿意取缔埋胞衣的习俗，却不愿抛弃“胞衣药用”的观点：

我国本草药性，自古以来，原有以类从类，以脏补脏，以性从性，象形补形等医理与研究，如羊肾补肾，羊眼补眼，羊肚补胃之类，又有以处女之最初月经制成红铅，产儿之胞衣制成紫河享，壮鹿之阴茎，鹿茸之粉末等，为补肾张精，还少长寿之良药，译西洋医药杂著在欧洲古时有食胎儿心脏之风俗，罗马时代有用牝马之胎盘。

然而事实竟是出人意外（料）的，近经德人爱尔哈脱博士之实验，竟果然发见（现）由胞衣中可以制得一种很重要的药剂——黄体内泌素，而且是多量地存在着……无疑地吾人，所认为秽物的胞衣，在新药界中亦已成为重要药剂之原料，虽然其功效与我国医药所经验或想像（象）的截然不同。

持这类观点的人并没有因接受了西方医学而彻底否定胞衣的药用价值，反而选择了利用西方医学来验证胞衣的医药价值。由于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西方要先进于中国，因此利用西方医学来证明胞衣的药用价值，百姓往往会更加信服。这也是坚信胞衣具有药用价值的人们会选择用西方医学证明胞衣可以药用的主要原因。

1、日本古代胞衣观念的演变

在日本同样存在埋胞衣的习俗，且通常认为该习俗是由中国传入的。与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存在不同的处理胞衣方式的情况相比，日本的情况要更加简单一些，只是存在争议。根据木下忠的说法，日本主要存在两种埋胞衣地点的选择，一种是经常被人踩的地方，另一种是不经常被人踩的地方。而目前学界主要争论点就在于这两种做法哪种是更为古老的。

在日本，这种胞衣习俗在存在之初是十分单纯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健康、顺利地长大成人。这种习俗起初仅流传于权力阶层，在平民百姓中的普及率不高。这种趋势一直持续至平安时代。《中宫御产部类记》曾载康和五年（1103）正月十六日堀川天皇皇子诞生时埋胞衣的事情。那时是将皇子的胞衣放在一个瓶子里，再放入金、银、犀牛角、墨、笔以及小刀，然后埋掉。与胞衣一同放进瓶子里的东西通常根据孩子的性别、身份的不同而不同。

镰仓·南北朝时期胞衣习俗逐渐复杂化，权力阶层开始请阴阳师对埋胞衣的吉时、吉位进行占卜，甚至是专门建立埋藏胞衣的胞衣塚及胞衣神社。在今天的日本，我们仍能看到如吉祥院天满宫内的胞衣塚、新潟县柏崎市的胞姬神社等遗迹。随着武士阶层的崛起，这一习俗也逐渐流入了武士阶层。到了战国·安土桃山时代，建立胞衣塚以及胞衣神社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处理胞衣的方式，它更多的是代表了被埋胞衣主人家的权势。也就是说，处理胞衣的形式成为权力阶层的比较物、一种力量的象征，过去那种单纯为保佑孩子健康成长而埋胞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直到江户时代，“埋胞衣”这一胞衣处理方式才在民间得到广泛普及。

2、子之分身：跨越生死境界的“蓑笠”

在日本，有一个词汇叫作“袋子（フクロゴ）”。其中的“袋”指的就是胞衣、胎盘，“子”则代表新生儿。“ヨナに覆われて生まれる子をフクロゴ（袋子）という。”将其翻译过来就是“裹着胞衣出世的孩子就叫作‘袋子’”，这是日本人对于“袋子”的定义。此外，在日本不同地区还有着这样一些说法：

胞衣をかぶって出産したものは出世するという俗信がある。（福岡県山門郡）

（有种说法认为裹着胞衣出世的孩子将来会有出息。）

ヨナマツリ：長門の相島では生む時に向いていた方角にヨナをとめる（埋める事）そしてその上に飯をあげる。子供が餘り夜泣きをする際には、ヨナのとめやうが悪かったとて、太夫を招いてヨナマツリをする。（長門相島）

（胞衣祭：在长门相岛，需要在孩子出生之后所面对的方位埋胎盘，并在埋胎盘处供奉上米饭。如果孩子在夜里不停哭泣，会被认为是埋胎盘的地方不好，要请太夫来主持胞衣祭。）

“袋子”这两个字中的重点自然在于“袋”，也就是胞衣。日本学者古川のり子曾提出一种观点，认为胞衣就相当于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的“蓑笠”，保护着婴儿从另一个世界来到现世。即胞衣就是婴儿从彼岸到此岸、跨越生死境界的工具。从上述几段文字中我们也能够看出，不论是认为“袋子”将来有出息，还是认为胞衣没埋好孩子就会哭闹，其实都展现了一种胞衣与孩子的生活、命运密不可分的连接性以及胞衣与孩子本体的相似性。

日本的胞衣社

3、产之秽物：明治以后日本胞衣习俗的改变

“子之分身”的观念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而只是持续到了明治初期。明治14年（1881）11月17日的《朝日新闻》中一篇名为“胞衣処理業の産清社が開業（专业处理胞衣的产清社开业）”的报道中首次提及“出産の際胞衣其外汚穢物（出产时的胞衣及其外的污秽物）”这几个字，因此至晚到明治14年，胞衣在人们的眼中已经变成了一种秽物。而产清社也成为日本历史上首个专门处理胞衣的会社。在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

胞衣其他の汚穢物と床の下に埋むなどは都て此地方の習慣なれど衛生上に於て大に忌むべきの事。

(本地将胞衣及其他污秽物埋在床下等习惯在卫生上都是非常令人忌讳的。)

自明治19年（1886年）起，《朝日新闻》中刊登的与胞衣相关的报道逐渐增多。1881年时仅有2篇报道，而到了1886年，一年中相关报道的数量增长到了20篇。截至1886年4月16日，《朝日新闻》中与“胞衣”相关的4篇报道都以专门处理胞衣的会社为主要对象。而1886年的第5篇报道“大阪府録事——甲第百四號”中则首次刊登了明令禁止在屋内埋胞衣等旧俗的政府官方公告：

妊婦分娩の節胞衣其他の汚穢物は邸宅内に埋没するを禁ず。（但本文の汚穢物は墓地火葬場又は人家断絶の地に於て埋没若しくは焼却すべし。右布達候事 大阪府知事建野郷三 明治十九年七月一日）

禁止将孕妇分娩所产出的胞衣及其他污秽物埋在宅邸内。（但可将这些污秽物埋在墓地里、火葬，或者在无人居住的地方埋葬、烧毁。右布达候事 大阪府知事建野乡三 明治十九年七月一日）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治时期日本社会对待胞衣的重视程度是逐渐增加的。1822年，西日本地区暴发霍乱，1858年长崎地区再次暴发霍乱，随后京都、神户、大阪也相继沦陷，直至1862年日本的霍乱感染人数达到了56万人，死者10万余人。此次霍乱带来的损失之惨重是以往哪一次传染病都无法比拟的。也正是这一次的霍乱，让人们真正地意识到了传染病的可怕，“卫生”这一词汇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

与此同时，西方医学的流入在日本人观念的转变上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6世纪西医刚被引入日本时，西医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江户幕府时期，日本闭关锁国，长崎成了日本与外国接触的唯一窗口，只有荷兰、朝鲜和中国的船只可以往来日本。但幕府“严禁耶稣教，不许人读横文书籍，惟允医术传习”，还规定“印刷的书籍除有关医药、外科、航海者外不许带到日本”，这就给了西医传入日本的机会。而能够与日本进行往来的荷兰医学（即“兰医”）也就成了对日本近代医学产生最大影响的一种西方医学流派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全面引进西方科学文化，西医也包括在内。19世纪末期，西医在日本已经取得了与中医几乎等同的地位。德川幕府末期爆发的霍乱和天花使得西医得以大展身手，更是大大提升了西医的地位。

1875年，日本内务省设置“卫生局”，进一步普及西洋医学，日本的医疗制度也逐渐开始西化。早在1874年明治政府就颁布了《医制》以对国内中医强而西医弱的情况进行改革。1876年，政府又颁布了《医生开业考试法》，要求所有医生，不论中医还是西医，都要通过西医学考试，才可以做医生、开诊所。1892年日本设立大日本私立卫生会传染病研究所；1897年出台传染病预防法，日本人进一步加深了对传染病的认知。随着西方医疗制度的流入与教育的普及，日本人逐渐认清胞衣的本质，认为胞衣会影响孩子命运的观念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1、王室之习俗：“胎室”

与中国、日本相似，韩国同样有着埋胞衣等处理胞衣的习俗。相对于中国与日本，韩国的胞衣习俗中比较特殊的点就在于王室的胞衣习俗——“胎室”。胎室是专门用来埋藏王家子嗣胞衣之所，常建于寺庙周边或自然环境优美的山上。这一习俗是从三国时期新罗将军金庾信（595—673）在镇川胎灵山建设胎室开始的。因此至少从三国时代开始韩国便已经存在埋胞衣的习俗了。《高丽史·选举一》记载：“读《地镜经》四卷、《口示决》四卷、《胎藏经》一卷、《歌决》一卷，并十卷，破文兼义理，通六机，破文通四机。”也就是从《胎藏经》被纳入科举考试项目的高丽开始，建胎室这一行为逐渐制度化，成为一种传统习俗，一直持续至朝鲜时代。（下图为太祖胎室）

太祖胎室

韩国王室十分注重孩子的胞衣，认为胞衣影响着孩子今后的命运，皇子的胞衣更是与国家的未来息息相关。在孩子出生之后，嫔妃通常会将孩子的胞衣放入胎壶之中。胎壶一般由外壶与内壶构成，胎盘要放进相对较小的内壶之中，再将内壶放入外壶，盖上壶口后埋入胎室之中。埋胞衣需要挑选吉日埋于吉地，且孩子的胞衣一定要在埋藏之前进行充分的清洗。与胎壶一同埋入胎室的还有记录了孩子出生日期以及埋胞日期的胎志石。民间同样存在胞衣习俗，有埋、烧、扔进水中等方式，与中国、日本无异。唯一特别的一种处理方式，就是部分山区以及沿海地区会在处理胞衣前，将胞衣放在谁都接触不到的地方搁置三天再进行处理。

2、日本殖民统治下韩国胞衣习俗的转变

三国时期新罗将军金庾信所开创的胎室文化在韩国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王室会在全国范围内寻找适合建胎室的地点，一方面，是希望皇子皇孙的未来一切顺利；另一方面，则是想要利用风水地理的生命思想来保佑王权的持续。胎室文化背后所蕴含的同样是一种“子之分身”的观念。在《朝鲜王朝实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礼曹启：“东宫藏胎安慰祭神主，请依中宫藏胎神主例，书曰东宫胎室之神，祭毕，埋其主于高净处。”从之。

当时的人们将胞衣视作“胎神”，并要求将“胎神”按照惯例埋于高且干净的地方。此外，在《太祖实录》以及《世宗实录》中均出现了“胎室证考使”“安胎使”等职务，可见在朝鲜时代，王室对胞衣的重视程度是很高的。而这种对待胞衣的观念也可以算作是“子之分身”的一种，认为与孩子同从母胎中脱落的胞衣是孩子的守护神，因而必要妥善处理胞衣；而王室后代的胞衣，更是代表了国家的命运，更加需要妥善处理。

当时间来到近代，一切又变得不同了。《釜山日报》，创刊初期名为《朝鲜日报》，创办于1905年2月的釜山辨天町。创刊后没多久，《朝鲜日报》便改名为《朝鲜时事新报》，最终于1907年10月正式更名为《釜山日报》。在更名《釜山日报》之后，该报社便由日本人芥川正担任初代社长，此后《釜山日报》也成了芥川家的世袭产业。也正因如此，《釜山日报》虽为韩国本地报纸，其出版语言却为日文。在《釜山日报》1915年6月11日的报道中有这样一篇文章：

釜山にも胞育社が出来た。出産時の胞衣取り死人の湯灌の水不浄物などを取片付ける営業は内地の都市には夙くから許可されて衛生上必要の機関とされて居る事は人の知る處である釜山で今度縁町一丁目の柏木澄惠と云ふのが右営業を出願して許可を得たが相当手数料金を申受け共同墓地内の指定地に埋納する筈で近近開業するそうである。

（釜山也有胞衣社了。专门处理孩子出生后的胞衣以及清洗过死人的污水。该会社在内地城市很早就获得了许可，被认为是在卫生上十分重要的机构。会社在大家都熟知的釜山缘町一丁目的柏木澄惠的右侧获得了营业许可，我们会将胞衣埋在公共墓地的指定位置，并收取相应的手续费，会社将在近期开始营业。）

在近代韩国，与日本一样有着专门处理胞衣等产秽物的胞衣社。其背后的原因其实也很好理解。而1910年8月22日，随着大韩帝国政府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与朝鲜统监寺内正毅《关于韩国合并的条约》的签订，韩国彻底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釜山日报》虽是韩国本地报纸，却为日本人主办，出版文字也是日文。因此日本人将他们特有的“胞衣社”引入韩国也就不足为奇了。曾经一度被霍乱所击溃的日本人在来到韩国并发现韩国仍保留着有害公共卫生的胞衣旧俗后，便开始采取措施来取缔这种行为。

此外，在1928年9月的第250号《조선급만주（朝鲜及满洲）》杂志中，今村鞆发表了一篇名为《胞衣を食ふ風習（吃胞衣之习俗）》的文章。1933年6月，今村又在《朝鲜》第217号发表文章《朝鮮に於ける人療治としての胞衣の薬用について（关于朝鮮人用于医疔的胞衣的药用）》。单从文章的标题我们就能够看出韩国和中国一样有着食用胞衣并将其用作药材的传统。这种传统应源自中国，但由于资源限制，笔者无法了解到作为药材的胞衣在韩国有着怎样的地位，也无从得知这一习俗在韩国的演变过程。

简单总结中、日、韩三国生育习俗，我们能够发现中国作为胞衣习俗的文化源头给韩国及日本的胞衣习俗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埋胞衣这一习俗最早起源于中国，随后随着人们的迁徙和移动将此种习俗传入日本与韩国。起初，人们埋胞衣的时候并没有太多想法，但随着文化的发展，胞衣逐渐开始具有神秘色彩，成为“子之分身”，被认为与孩子的命运息息相关。权力阶层或贵族甚至会请专人来占卜埋胞衣的吉时吉位，形成一系列与埋胞衣相关的仪式，使得胞衣习俗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当时间来到近代，三国的胞衣习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最早走入现代化，成为中国与韩国胞衣习俗转变的文化源头。霍乱的侵袭、西方医学的流入都使得日本早早地发出了要取缔胞衣习俗的声音。人们逐渐不再将胞衣视为神秘的“子之分身”，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产秽物”来慎重对待。特别在明治维新以后，随着医学教育与医疗制度的改革，有关预防传染病的认知在民间迅速普及，日本政府更是从官方层面明文规定取缔胞衣旧俗，设立胞衣会社专门处理胞衣，严惩保留旧俗而不守规矩的人。

如果说日本是主动做出改变的，那么韩国就是被动做出改变的。20世纪初，日本占领韩国，日本人取缔胞衣旧俗的政策与方法传入韩国，韩国被迫取缔胞衣习俗，设立“胞育社”以处理胞衣。这意味着韩国胞衣习俗的改变并非出于韩国政府的本意，而是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以后被强行改变的。

中国则略有不同，在受到日本的影响以前，西方传教士“以医传教”的方式就已经使得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医，但其影响范围仍不够广泛。甲午战争使得中国认识到了日本的强大，也坚定了中国在各方面向外学习来变强大的决心。自此，中国开始派遣留学生前往日本学习西医，中国也从被动接受西医转变为了主动学习西医。但相关习俗依旧在很多地方被顽强地保存下来。2010年在《农家女》杂志中就刊登过一篇题为《男孩胎盘院中埋 女孩胎盘厕所埋 旧习俗，我们就是要改一改》的文章。这篇文章中所要取缔的并非“埋胎盘”本身，而是这一过程中存在的重男轻女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埋胎盘在此处依然是一种平常的行为。更近一些，在2018年，广州市一人家因妇产医院将婴儿胎盘当作废弃物处理而向其提起诉讼。这看似无关紧要的胎盘对于仍留有相关信仰或习俗的人来说可谓是至关重要。类似的，在韩国部分地区也仍然保留着胞衣习俗。例如，韩国济州岛的部分农村地区仍有要将孩子的胎盘放入坛子里埋入地下的说法。

笔者于2023年7月前往豫东某市一村对“当地是否还留存胎盘习俗”以及“胎盘习俗如何保存”进行了一番走访调查。在开始对村民进行访谈前，我特别来到了当地的乡镇医院妇产科进行了调查，希望能够通过一些具体的数据来考察如今仍然会从医院将胎盘带回家中自行处理的家庭占比会有多少。调查结果显示，自2016年7月至2023年7月，在该院妇产科进行生产的孕妇及其亲属中，70%的人选择了将胎盘带回家中自行处理。在其余被留在医院的胎盘中，10%是因胎盘存在传染病等问题而被迫留在医院。这也就意味着愿意将胎盘带回家中自行处理的仍然是大多数。

在走访调查的过程中，当我们问到当地的人们会如何处理刚出生的孩子的胎盘时，肯定会得到的一个答案就是：“埋起来吧。”但至于具体将胎盘埋在哪里人们给出的答案却往往不统一。即便给出了答案他们也往往不知道背后的缘由，只是说“因为以前就这样做，所以我们也这样做”。虽然人们对埋胎盘的地点、原因各执一词，但他们似乎都认可要将胎盘埋在离家近的地方。

整体而言，在笔者前去调研的村庄依然存在胎盘习俗，只是这种习俗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很少有人愿意去思考它存在的意义。孩子出生就将他的胎盘埋起来，理所当然，埋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埋在离家近的地方。这或许也跟这里的村民，特别是老人们所具有的“落叶归根”的观念有着一定的关联。

医学层面上的胞衣习俗也同样留存着。虽然在近代中国，胞衣的药用价值遭到了一定的怀疑，但现代科学已证实，胞衣确实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就开始用胞衣治疗疾病，20年以后，日本和韩国也开始用胞衣治疗疾病。据分析，胞衣具有改善肝功能、抗炎症及氧化、加速伤口愈合、生成神经及血管以及抑制细胞增殖及迁移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在中国，直到今天都没有明令禁止食用人胞的官方文件。卫生部也仅对产妇分娩后的胎盘处置及买卖问题有过一些规定。卫生部在2005年发布公告要求：“产妇分娩后胎盘应当归产妇所有。产妇放弃或者捐赠胎盘的，可以由医疗机构进行处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买卖胎盘。”法学界对于胎盘是否可以进行买卖也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讨论，应该如何定义“胎盘”也成为人们讨论的一个话题。

最后，在取缔胞衣习俗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日本和中国、韩国最大的不同之处实际上在于取缔胞衣的坚决性上。从明治十九年（1886）大阪府颁布的《府甲第四百号》到昭和二十二年（1947）的《胞衣等取扱所使用料条例》，再到昭和四十八年（1973）的《高槻市産汚物等取扱条例》，日本政府颁布了大量与胞衣相关的条例，对胞衣的处理方式进行了极为详细的规定，也提出了对违规者的惩处方式。因此胞衣习俗在今天的日本是比较少见的，胞衣会社也是一直存在的。

三国胞衣习俗之改变是一种时代的大潮流，它既发生在社会层面也发生在医学层面。国门的敞开与外来文化的引入都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中、日、韩三国所不得不面临的。也正因如此，三国习俗的改变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自古流传下来习俗是难以根除的，胞衣习俗同样如此。胞衣习俗这一话题非常之小，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只是这庞大的生育体系中的小小一支，可它仍然为我们讲述了中、日、韩三国相似而又不尽相同的生育习俗，向我们表达了习俗背后复杂的生育观与生命观，更向我们展现了丰富而又多彩的东亚文化的一面。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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