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巧晖]多元喧嚣与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的转向

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在延续新中国初期研究脉络的基础上，逐步走向理论多元。这一时期随着民间文学研究的恢复，曾经处于一个整体的少数民族文学与民间文学逐步呈现出学科分野，尤其随着少数民族创作研究热潮的兴起及有关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规范的讨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开始由聚合走向分离；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在特色文类史诗等领域颇有建树，对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吸纳则拓展了其理论视域。民间文学的发展则开始注重文化研究，在对20世纪20—40年代民俗学传统的接续中，借鉴多学科研究方法，尤其受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科学主义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社会科学化”趋向。民间文学研究的学科分野（文学、民俗学）和多学科交叉及理论多元化，为民间文学带来了学术繁荣，但也同时埋下了学科归属与本位研究边缘化的隐患。

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

民俗学；田野作业；社会科学化

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在“文学与理论重构的风暴”中逐步打破20世纪50—70年代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和“一元”格局，呈现出繁荣的学术景象。长期以来，学界大多将20世纪80年代视为民间文学恢复与兴盛期，但较少关注纷繁复杂的学术图景背后的学术重构及其对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影响。本文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末期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两次会议与民间文学的恢复、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聚合与分离、民间文学对民俗学传统的接续与社会科学化的讨论，阐释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的研究肌理和“重心”的重构。

研究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之前需要正确认识“20世纪70年代民间文学”，正如鲍昆在《黎明前的跃动——我看到的七十年代》中所言：“我们回望令人动情的八十年代，不能不回溯七十年代黎明前暗流涌动的阵痛。因为，一切历史都有其成因。历史也从未间断。”对民间文学而言，20世纪70年代后期既是研究恢复的开端，也是20世纪80年代多元走向的起点。通过梳理，我们看到在民间文学领域逐步形成两个“重心”，即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化学（含民俗学），当然两者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但为了更好呈现这一时期的学术格局，现将其置于两条脉络之中。

当下少数民族文学与民间文学分属不同学科，但两者之间的重叠与交织并未因学科区隔消失。从学科意义而言，少数民族文学兴起于新中国初期。很多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书面文学并不是很发达，故其发展之初大多以口头文学为主。1956年2月，老舍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报告》，他强调“在还没有文字的民族里，目前我们应着重帮助的对象是歌手与艺人。他们保存了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学遗产，同时也是创作者。如何帮助他们，还须详为计划”。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交织在一起。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对新中国文学格局的规划到“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文化建设中提到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再到《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中发展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具体措施，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是合为一体的，而在国家政策与文化表述中，他们都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五九年十月，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庆祝了建国十年来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其中也包括文学战线上的辉煌成就……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不论是小说，诗歌，戏剧，儿童文学，报告文学，以及群众创作——工厂史、公社史、部队史、革命回忆录和新民歌，等等，都出现了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对祖国和人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为了充分肯定这些成就，总结经验，鼓舞干劲，坚定信心，以便向新时代的艺术高峰迈进，我们选了一些论述文学工作各个方面十年来的发展情况和总结性的文章……

在《文艺报》编辑部编辑的《文学十年》所收录的文章中，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只是被归入不同的“文学工作”，即《民间文学十年的新发展》《突飞猛进中的兄弟民族文学》，两者都将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杂糅在一起，其中都包括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1949—1966年民间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或成就即是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及研究，从而形成了多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格局。这在当时国际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苏、日本、东欧等对《一幅壮锦》《刘三姐》《阿诗玛》的翻译与研究，中日之间有关白族民间故事整理翻译的讨论等。所以，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民间文学研究的恢复从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兴起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民间文学的恢复，无法避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暨学术研讨会（简称“兰州会议”）和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座谈会。但过去大多研究并未充分关注这两个会议。1978年10月召开的兰州会议被誉为1976年之后“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界的第一声春雷”，这次会议主题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其议题延续了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的讨论及《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中有关“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纂”工作，当然进入“教材”是在前期工作基础上的进一步推进。尽管“少数民族文学入史”有大量需要重新讨论与考量的问题，但其从国家政治文化规划、学术编撰等层面对民间文学发展的推动却不可忽视。兰州会议是对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撰的讨论，但“因为中国55个少数民族大部分没有自己的书面文学，只有口头文学，所以民间文学成了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这次会议更重要的是对民间文学研究恢复的倡导，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和大力加强民间文学工作的呼吁书”。另外，会议还酝酿成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及建议编撰《民间文学概论》。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民间文学编辑部就开始策划编选了“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正如后来涂石所言“这一工程浩大图书的组稿、编辑、出版还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全国各地各民族民间文学工作的恢复和发展”。

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就是1979年9月24日至10月4日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座谈会”。《关于召开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座谈会的请示报告》中谈到举办座谈会是“为了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政策”，“为了创造条件积极开展抢救各民族文化遗产”，“为了进一步调动民间歌手踊跃创作、放声歌唱”。此次座谈会的举办，也是响应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大任务，“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具有丰富的本民族的文化知识，是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在培养民间诗人、歌手的“接班人”与“记录、整理”传统诗歌等方面应予以足够的重视。筹备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2002年更名为“民族文学研究所”）出版了12期《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座谈会简报》（以下简称《简报》），有来自“十八个省（区）四十四个民族的代表122位”少数民族歌手、诗人，以及吕骥、陶钝、臧克家、袁鹰、严辰、杨堃、钟敬文、马学良等文学艺术界、大专院校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从参与的人员、学科来说，这次会议可以说是民间文学研究恢复的一次盛会。在座谈会期间，除了主导恢复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民俗外，还提出少数民族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应为“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和民族工作方面的任务踊跃创作”，贾芝、吕骥从学术发展层面指出“民间歌手民间诗人与民间文学的关系问题”，“高度评价了各族民歌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及“抢救民间文学遗产”等。这些话题也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民间文学的发展。

民间文学的恢复，还需要注意文学领域在新时期文学探讨中经常提及的第四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四次文代会”）。这正如新中国文学都会从第一次文代会谈起一样。回溯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细节，回到那个“思想淡出，学术兴起”的历史现场，大多研究者都将第四次文代会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其“预示着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伟大转折”，“文艺民主”的要求与想象得到“热烈的表达”。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中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成为当时重要的文艺指导思想。第四次文代会作为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带给有直接历史体验的人以深度震撼，“是会对个人生存、亲人命运等一档问题都将产生重大影响的东西”。在推动文艺界思想解放进程的基础上，其加快了文艺指导思想的转变与文艺政策的调整，健全文艺机构的制度建设，倡导文艺从题材到风格、形式的多元发展。民间文学领域亦如此。我们看到了在兰州会议、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座谈会中对大聚合及多元并存格局的研究。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各学科出台发展规划，学科分野思想初现。1983年3月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学科规划会议，确定了文学、外国文学、艺术学科列入国家“六五”计划的28个项目，其中文学13项，包含《文学原理》《美学原理》《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现实主义论》等，其中“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藏族文学史”及“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搜集、整理”等项目突显了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出现的剥离倾向，这在一些学者的回忆与访谈中有所提及。当然，两者之间依然叠合，它们在交融与张力中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的发展格局。

学科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虽然兴起于新中国初期，但早在20世纪30年代，国内就开始翻译苏联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并在延安时期的陕北公学、延安民族学院有一定实践。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践行中也对少数民族民歌、民间故事、曲艺等进行了搜集整理。这些成果为新中国初期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奠定了基础。

很多民族的文学都是以口头文学为主，所以民间文学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处于重要位置；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也专门邀请了民研会参与，当时会议报道中也强调了民研会对少数民族文学较为熟悉。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开始出现以作家文学为重的倾向。1980年7月2—10日，由中国作协、国家民委联合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做了题为《大力发展和繁荣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报告》，在“基本的经验”一节专门谈到“少数民族民间口头创作”的问题，认为其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当前某些少数民族的主要创作方式”，并强调：

各族的民间艺人、民间诗人、民间歌手，是社会主义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他们保存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学，又创作了许多新的作品。我们要重视和发挥他们的作用。在繁荣、发展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的同时，也要大力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学创作。

报告将民间艺人与作家并置于同一体系，这是新中国初期文学观念的延续，是对老舍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上讲话的延续与拓展，如对“民族文学遗产”的保护态度，报告强调了要根据本民族人民群众的需要，采取本民族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表现方法，同时还就加强少数民族文艺的理论研究、评论和翻译工作，培养和建设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队伍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但我们也看到冯牧在报告中希冀少数民族文学能进一步“规范化”与“精品化”，并开始出现少数民族文学要以发展作家文学为重的理念。

如果说1980年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只是“呼吁性”地强调要发展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而《民族文学》的创办及1981年､1985年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大会，则就此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且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格局也出现了一定变化，这从《民族文学研究》的发文亦可以看出。

《民族文学研究》的创刊宗旨是：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和民族政策，刊登有关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的各种专题论文、调查报告和重要的文献资料等，为繁荣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为增进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交流贡献力量。

这一宗旨，首先表达了《民族文学研究》的创刊是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其次则是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学创新发展的方向。周扬在创刊号中谈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时，指出新时期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交往越来越多，“在世界性的文学中，包括各个民族的文学”，但他依然强调“在少数民族文学中，民间文学的比重很大”，所以创刊之初民间文学的发文量较高。

但在1985—1987年期间，《民族文学研究》的发文趋势出现了变化。除了前文提及的1985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大会外，还应关注1986年的一些事件。1986年，恰逢“双百方针”出台30周年，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在《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中讲道：“目前的文化艺术工作正处在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紧跟国内作家文学创作“主流”和“中心”，兴起了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在创作和批评中则注重现代意识。同年10月还召开了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讨论再度引起学界关注。学科概念界定与清晰化是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讨论其实也是这一领域强调学科边界的表现。进铨在1986年第1期发表的《少数民族文学界定刍议》将“少数民族文学”分为狭义、广义两种。在狭义的界定中，进铨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就是“由该民族自己的艺人、歌师、作家创作”的作品。同年第6期，《民间文学研究》刊发的奎曾《新时期民族文学的重大突破》中将“少数民族文学”界定为“出身于少数民族的作家所创作的以反映少数民族生活题材为主的文学作品”。他们所强调的民族身份，现在依然是确定少数民族文学范畴的标准。奎曾将少数民族文学圈定到作家文学，当时持此观念者应该有一部分学者，这从1985—1987年《民族文学研究》的发文我们也可看出。从1985年第3期开始，《民族文学研究》发文中，作家文学文章陡增，一期中出现了13篇与作家文学相关的文章；1986年第1、第2期共刊载5篇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有关的论文；1987年第2期整期均为作家文学研究文章，到了同年第3期“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才又开始发文。从中我们可看到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对口头文学看法的变化。这一变化还表现在对两者关系的阐述上。

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的关系一直是民间文学领域关注的论题。新中国初期，文学领域处于主流的观念是“民间文学源头论”，甚至一度出现“民间文学正统论”“民间文学主流论”，这也是那一时期中国文学史编撰的基本观念。21世纪初，在对这一观念的学术史反思中，王锺陵指出：“‘民间文学源头论’不仅将文学形式的产生问题简单化了，而且还对雅俗两类文学的关系作了线性的、狭隘的理解。”但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讨论更多的是对前一时期的反拨，学术史、思想史考量并不多，再加上在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两者的关系更为特殊，主流文学领域的理论与评述无法囊括民间文学，而很多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他们的文学主要以口头形式表达。缘于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在民间文学创编、再创作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如萧甘牛《一幅壮锦》、韦其麟《百鸟衣》、伍略《阿蓉和略刚》等。他们在民间文艺创编中，强调自己遵循了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的策略，注重作品的民间文艺特性。《一幅壮锦》《百鸟衣》很多时候都被收录于民间文学作品选。伍略所撰写的《阿蓉和略刚》的成书过程有一定代表性，他说：“这是一本苗族民间叙事长诗。是作者根据民间艺人所唱‘下阿蓉’加以发展创作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依然延续了这一理念。郭辉《从韦其麟等作家的创作实践谈神话传说与作家文学的关系》关注到作家文学从民间文学沃土中汲取营养、撷取题材的现象，对民间文学资源的借鉴、改编、再创作展开讨论。这一研究观照到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的创作传统，无论是蒙古族的《蒙古秘史》、藏族的《仓央嘉措民歌》《萨迦格言》、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突厥语辞典》，还是白族的《山花碑》，其内容和形式在吸收本民族民间文学的滋养时，还注意将各少数民族文学的优秀部分融会贯通，创作及发展本民族文学。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少数民族作家更注重“创作”。他们依然谈及口头文学，但将其视为自己作品“增色”之处，如苗族作家吴雪恼谈及自己的文学实践时指出，民间文学为自己的作品提供了营养。他在《苗寨新婚夜》中直接运用了苗族婚礼赞词，当然其中也包含了他自己的翻译、加工：

孔雀，要一对才飞得过东洋大海，

金鹿，要一对才跨得过龙角高峰。

人也要成双成对的才好呵，

象筷子一样形影不离。

这里并非诟病吴雪恼，而是这一表达呈现了少数民族文学领域文学观念的改变，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少数民族文学领域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两者的交融、分离，似乎有内部产生“学科”区隔的趋势，两者从观念到范式的统合越来越低。这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分野似乎短期内难以弥合。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同时，要全面展示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的理论格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亦不可缺失。正因为它兼及两者，所以在研究中表现出了一定的特殊性。

其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特色文类研究及其理论趋势。本文主要通过对《民族文学研究》1983—1989年间的发文数量、主题等量化分析与定性阐释来进行论述。1983—1989年，《民族文学研究》发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文章200余篇。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总体而言大概有两类，一类是“偏重于文学的欣赏作用或者说是教育的作用”，另一类则“注意文学作品在科学上的作用……是研究该民族的历史、语言、民俗、宗教、文化和人类学的重要材料”；两者在处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记录、翻译、整理等环节上做法不同。马氏的表述其实代表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发展的脉络与转折。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最初与新中国初期民间文学一样（第三部分详述），上述两类研究融于一体，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较大变化。1987年第3期以后的《民族文学研究》发文中，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注重马氏所言的第二类研究。这当然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注重“当下”、超越“文学”的转向直接相关，如王平凡在《新时期民族文学研究的现状及其展望》中所言，“民间文学方面对远古文学观照较多而对近代文学观照较少。在研究角度上，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对文学进行短距离的照射较多而从民族文化、民族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作品进行长距离的照射较少……孤立型的微观研究较多而同质与异质间的比较型的宏观研究较少……”

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中，史诗一直处于重要位置。20世纪80年代，《民族文学研究》中史诗研究的发文量一直居高不下，这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及当时将少数民族史诗视为重大文化发现直接相关，而且史诗也是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特色文类。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搜集、整理及出版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蒙古族、藏族、苗族等民族史诗专集陆续出版，推动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在海内外的传播及影响力，但其研究也是如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两类一样，最初重视对史诗文本的整理，主要分析史诗的主题、英雄形象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则转向对其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等意义的分析，其与民间文学研究的趋势相似，但也有不同。当然在上述讨论中，对史诗的口头创作、演述、流布等与口头性相关的要素都有所忽略。然而，研究者围绕人物形象、主题设置、情节结构等展开的研究引起了学界关注，也为当代“口头诗学”的引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应该看到它们之间的理论延续性。

其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领域开始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注重以“共同意识”作为切入点阐释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其实，这在创刊号发表的刘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四题》中已有表现，他提出比较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认为在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所做的历史比较研究，“将有助于从文学现象的联系上阐明我国众多的民族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走向统一的那些历史因素，令人信服地、生动地展现中华民族强大的‘内聚力’”。这一研究趋向的出现也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界所兴起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热潮有关。1985年，在中国文化书院开办的第一次文化讲习班上，海内外学者宣讲了中国文化与比较文化，一时间，关于比较文学性质的思考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成为讨论的热点。同年10月13日至31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和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全国高校比较文学师资或骨干教师讲习班在深圳开班。当时郎樱参加了比较文学讲习班的学习，她于1986年在《民族文学研究》发表文章，阐释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并运用主题学、比较诗学等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进行个案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引入，掀起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领域一些新话题的讨论，如姚宝瑄将云南傣族的叙事长诗《召树屯》、搜集于新疆卫拉特蒙古族的传说《格拉斯青》、中国四大传说之一的《牛郎织女》进行比较研究，并阐述了中国此类传说对古代印度的影响；杨保愿基于侗族神话《当述纪人汝》、远祖歌《嘎茫莽道时嘉》，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德昂族神话《人与葫芦》，彝族史诗《梅葛山歌调》，结合蜘蛛信俗展开讨论，说明不同民族中留存的相同、相类的传统文化，这些正是各民族交往交流历史的标志。比较文学的研究理念对分析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传播特征、流传地域及信仰民俗具有重要意义，并取得一定理论成就。至今依然如此，而且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有纳入比较文学研究范畴的趋势。

综上，我们看到少数民族文学领域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研究的分野渐趋增强，两者的分野其实也是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在这一领域投射的镜像，但是少数民族文学兴起与发展的特殊性，一些问题就更为突显。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和研究取向，其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别样风景。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纳入国家文化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研究领域，民间文学的人民性进一步被突显，研究者重视对民间文学思想性和社会历史价值的探讨。另外，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研究吸纳了苏联的口头文学、人民口头创作、少数民族文学等话语与理论，重视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艺术学、历史学、民族学等的联系，而民俗学则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中渐趋隐匿。与书面文学类似，民间文学包括作品、文艺批评、理论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民间文学恢复后，《民间文学》依然延续了这一思想，而且在1981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主编的《民间文艺集刊》第1集“编者的话”中也沿袭了这一思路：

（一）民间文艺和民俗的理论学术研究著作与实际调查材料；（二）外国民间文艺、民俗的理论学术文章和学术研究情况的介绍；（三）供理论研究用的民间文艺资料和作品。

但是，到了《民间文学论坛》（简称《论坛》）创刊，这一思路就发生了变化。它与《民间文学》进行了分工，实现了文本与理论研究的分离。

《民间文学》主要是发表作品，作为群众性的民间文学读物；《论坛》主要是发表民间文学的评论和理论研究文章，也发表有科学价值的调查报告、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民族风土介绍等。

《论坛》的宗旨，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学理论，发表对我国众多的民族的各种形式的民间文学作品的研究成果，期望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民间文艺学有所建树，为繁荣社会主义新文艺创作，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在创刊号的编后记中也进一步回应与强调了《论坛》为“第一个专门性的民间文学理论研究杂志”。

期刊“不仅仅是文学阵地，同时也是组织者”。《论坛》从诞生初期即定位为“反映出学术水平的镜子”“指引学术前进的方向牌”。从《论坛》及当时另外一个重要刊物《民间文艺季刊》，我们能看到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的学术样态与概貌。

首先，在民间文学领域恢复了民俗学，并强调两者的密切关联。上文所提及的《民间文艺集刊》第1集编者的话中已将“民间文艺”与“民俗”并列；《论坛》的发刊词、编后记、稿约中也提出：注意搜集“民俗学的材料”，如“产生作品的社会历史情况，有关的民族风习、宗教信仰，同文学联系在一起的民间歌曲、民族舞蹈，以至反映神话、传说的工艺品及历史的遗迹等等，都应当加以搜集”；发文多倾向于“旗帜鲜明，短小精悍的关于民间文学、民俗学方面的两三千字的短文以及随笔、札记等”，欢迎“关于民俗学的研究与介绍”“有关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文献与资料”等。其显然有接续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俗学传统的趋向。但需要指出的是，最初研究者们虽然强调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血缘”关系，但依然坚持着“对民间文学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做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不能用民俗学来代替”。不过，民俗学的发展已经表现出了极强的势头。

第一，《论坛》所发文章中，民俗学从数量到主题都发生了极大变化。1982年至1989年，《论坛》共发表涉及民俗学的文章120余篇，以1986年为节点，《论坛》发表民俗学相关主题的文章在数量上呈上升趋势。另外，就栏目而言，从“民俗之页”“民间文学与民俗学”逐渐拓展为强调科学研究的“田野作业”“田野考察”“民俗研究”和侧重宗教、文化研究的“民间文学与原始信仰”“民间文学与民族文化”“民间艺术”“萨满文化研究”“傩文化研究”“海岛文化研究”等。1987年，恰逢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立60周年，《论坛》1987年第6期专门增设了“纪念民俗学会六十周年”栏目。

第二，在接续民俗学传统的基础上，民间文学开始被置于多学科研究视域。这一发展趋势在当时另一本重要学术刊物《民间文艺季刊》中亦有清晰展现。此刊物诞生之初，便凝聚了上海一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于民俗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如赵景深、姜彬、罗永麟、王文华、杨荫深、谭正璧、程十发等。自1986年更名为《民间文艺季刊》（以下简称《季刊》）之后，发文更为注重民俗学理论的探寻和争鸣，如陈勤建发表了《论民俗的特质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他将民俗学视作“整个文化意识形态的奠基和支柱”，认为“经过选择、加工、改造、精炼的具体民俗事象，成为多种学科，特别人文学科各部门宝贵的取之不尽的思想源头”。他的这一见解是其文艺学与民俗学交叉理论的前声。虽然当时陈勤建在民间文学或民俗学领域都尚属年轻学者，但他的这一篇纯粹对民俗学理论阐述的文章能刊发，代表了刊物对于民俗学的态度。另外，这也一定程度上对民俗学批评方法被纳入“哲学社会科学‘八五’（1991—1995年）国家重点课题规划”和“文学新方法新学科”有一定助益。

图1 1982—1989年《民间文学论坛》

民俗学相关主题发文趋势图。

毛巧晖绘制

《季刊》1986年第2期“编者的话”中进一步将视野扩充到“民间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明确提出民间文学“不但是文学艺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与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有着血缘关系。此外，如语言学、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等，民间文学无不与它们发生着相辅相成的作用”。1987年《季刊》第4期在封底发表“本刊革新版面启事”，从四个方面——民间文艺本体研究、民间文艺与吴越文化、横向交叉研究、近当代民间文艺民俗学研究清晰地界定了刊物的刊文内容。到了1989年，《季刊》依旧延续着这一发文理念：“重视多学科交叉研究，相互引鉴，并从中探寻民间文学、民俗学与文学、历史、语言、宗教、伦理、人类学等学科的内在联系。”从表述中，我们看到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并举，在论述两者与其他学科关系中，更多将两者视为一体。这虽然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民间文学被涵括到民俗学领域不同，但两者合一已很明显，同时“民俗学”出现率越来越高。另外，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及其他学科关系的表述话语也从“相辅相成”到“横向交叉”再到“多学科交叉”，“交叉”较之“联系”来说更进一步，这可以说是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俗学多学科交叉研究态势的接续。

纵观20世纪80年代《论坛》和《季刊》的发文趋向，我们看到：民间文学逐渐从对民间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价值论等研究中脱离出来，开始注重民俗学的阐释，同时关注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联姻”，在多学科研究视野中对民间文学进行多元观照，这一研究趋向在当时确实是学术上的飞跃与进步，但我们看到其也埋下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民间文学在学科归属上的“暧昧不明”及文本研究“边缘化”的根源。

第三，受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科学主义的影响，民间文学呈现出鲜明的“社会科学化”趋向。这种趋向与五四时期的科学主义潮流相呼应，“延续着20世纪初以来国人对科学漫长的意识形态建构”。如，林兴宅在20世纪80年代主倡的系统论文艺学，不仅开拓了文艺研究的思维空间，还作为当时一股重要的思想启蒙力量推动了文艺研究的“科学化”。此时，一批成长于、出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间文学学者也试图循着“科学主义”这条线索，对新时期民间文学话语进行“科学建构”，在对科学威望的追逐中调整着自己的学术话语，以此来建构“社会科学化”的民间文学，对新中国初期民间文学的文艺学转型及“人民性”“思想性”等基本话语进行“反拨”。重溯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当下理论话语的“前史”。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成为民间文学领域的基本问题。在民间文学领域围绕民间文学的“人民性”“思想性”“社会价值”等掀起了“忠实记录”“搜集、整理与再创作”的讨论。这一时期开始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学概况的普查以及新民歌、新故事搜集等，开启了全国性的民间文学普查工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领域受到“科学主义”风气的影响，同时也吸纳了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方法，逐步将“社会科学化”视为民间文学研究的“创新”，故民间文学呈现出明显的“社会科学化”趋向。我们从1985年民研会创办“中国民间文学刊授大学”时开设的课程亦可看出这一风向。当时的主要课程有“民俗学与民俗调查”“西方民间文艺学史”“民族学概论”“文化人类学”“原始艺术”“美学概论”等，还有中国同日本、法国、芬兰、泰国等国家的学术交流及田野考察活动对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理论范式中的“科学话语”的形成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在接续20世纪20—40年代民俗学研究思想的同时亦有新的拓展：

一是田野作业逐步代替“采风”“采录”“写定”“整理”“记录”“重述”等。1985年5月8日至11日，《论坛》编辑部在江苏南通召开了题为“田野作业与研究方法”的座谈会，就田野作业的方法及其与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关系展开讨论。时任《论坛》编辑部主任的吴超谈到民间文学研究中的“新鲜的气流”，即对“比较研究、结构分析、符号学、发生学、传播学、模糊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的借鉴，虽仍处于探索阶段，但仍使人振奋。座谈会上讨论的“田野作业”已然与曾处于民间文学主流的“搜集整理”截然不同。田野作业被视为具有科学性，是“为了探讨规律性的东西，以求得科学的结论为目的”；与“搜集整理”不同，田野作业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研究过程的一部分。如，刘锡诚在发言中提出民间文学研究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狭窄性、孤立性与分散性的弊端”，为了克服这些弊端，就需要重视田野作业，通过田野作业“较为全面地洞悉民间文学的本身与环境”，他认为此时应当采取广采博纳的“拿来主义”态度去对待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新思潮和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信息论和系统论，其他很多学者的发言也认同这一观点。其后，《论坛》《季刊》《中国音乐学》《民俗研究》等刊载了一批有关田野作业方法论及理论译介的研究文章，如彭小明介绍了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有关“田野作业”的实践及总结；金辉结合1986年的中－芬联合考察介绍了劳里·航柯（Lauri Honko）的田野作业方法及理论。

［美］阿兰·邓迪斯

二是民俗学及多学科视域的讨论对民间文学“科学化”阐述的重视。1985年5月14日，《论坛》编辑部召开“上海青年民间文学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会上的对谈从民间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对传统方法在理论研究中出现的某些“不适应性”进行了思考和分析。这种“不适应性”实际上从1983年第2期《论坛》发表钟敬文《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后的相关讨论中即开始凸显。该文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建设怎样的民间文艺学？二、为建设新民间文艺学应有的努力。”讨论主要围绕“新民间文艺学”的“新”的含义及是否将“民间文学归入民俗学的范畴”展开。毫无疑义，民俗学为民间文学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与视域，如对“民”的讨论，突破了政治视野的“民”之内涵。另外，对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学、原型批评等理论的引入、借鉴，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的发展高峰。在1988年3月23日至25日召开的全国民间文学基本理论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明确提出须改变新中国初期的单一研究范式，并就民间文化在21世纪的走向、建议，中国民间文艺学体系，民间文学的理论、观念、方法以及流派等问题展开讨论，不仅提出了从民间文学—民间文化的内部研究的视野，还谈到民间文学研究的主要三个流派，即单一民间文学派（文学角度），复合派（人类学、文艺学方法的结合），综合派（以民间文学为对象，无论用何方法，宗旨在民间文学）。为了摆脱妨碍、束缚研究工作“狭隘和短视的功利主义”，积极与世界学术界对话，学者们从田野作业、多学科研究视角切入，提出“要加强田野作业，特别是参与研究，对活的民间文学形态进行实地考察的方法对于建设民间文艺学的重要性”或“从西方批评学派中借鉴研究方法（系统论、接受美学、二重组合原理以及比较研究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

民间文学的“社会科学化”趋势进一步强化了研究中的多学科视域和理论研究，但在这一发展历程中，难免出现矫枉过正，民间文学由于与民俗事象的显著差异渐趋“边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文化学转向也注定了20世纪90年代民间文学研究中的本位缺失问题的出现。

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研究逐步走向多元与繁杂，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的恢复从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兴起，但随着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的学科分野，特别是随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热潮的兴起及有关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规范的讨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逐渐呈现出由聚合到分离的趋势，但作为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翼，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在特色文类史诗研究中的突出成绩及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中的优势及理论成就不仅在当时民间文学理论格局建构中意义极大，对后世民间文学理论发展也是颇有影响。当然，其也有一些时代局限或对学科发展的负面影响，比如当下在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的分野依然是较大问题，而这一时期民间文学主流更多是希冀建立“新的民间文艺学”。当然对于“新”众说纷纭，其中民俗学方向及借鉴多学科理论占了绝对优势，并且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呈现出显著的“社会科学化”趋向，但理论的绚烂并未让民间文学的繁荣持续很久，而是很快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暴露出了很多问题。我们亟须对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发展进行学术史反思。

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文学研究在20世纪50—70年代研究“底色”之上接续着20世纪20—40年代的民俗学传统，并试图对其进行超越。这一阶段不仅在方法论上得到极大丰富，而且在理论研究上也有了质的提升，很多研究表现出一定的理论创见。但在这种丰富和提升中，20世纪50—70年代的民间文学基本话语“人民性”“搜集整理”等没有被很好地整合到新的研究范式或者说研究者并未对其进行深度反思，这样就不自觉地将民间文学的理论创新依赖于对外学科的借鉴，当然在一定时期内确实对学科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由于借鉴或引入的基本问题、基本话语与民间文学有一定偏差，就难以建构“民间文艺学研究中的中国问题、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并形成了对其他学科的过度依赖，出现本体研究薄弱、理论依附性强、理论探讨缺乏深度等问题，这些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经初露端倪。虽然也有学者从民间文学本体研究出发对其理论局限做出检讨，但并未在讨论中确立必要的学科意识及理论体系，反倒逐渐深化了民间文学研究中的人类学、文化学倾向。学者们不同的学术背景或风格特征也给这一时期的理论发展打上了个人的“印记”，这些无疑影响了研究理念的持久行远，很多理论、观念也是如昙花一现般转瞬即逝，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末民间文学发生学科危机的根源之一。但我们也应该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文学研究不仅推动了理论及实践的纵深发展，还呼应着五四时期新文化的“曙光”。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领域产生的许多术语概念和研究范式依旧在今天习焉不察地使用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尤其是面对当下多维与多元范式交杂的景象，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口头程式理论等多角度的考察，民间文学研究需要在吸纳学术遗产的基础上回应时代命题，与新中国文艺、新中国学术形成呼应与共鸣的理论图景。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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