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从个体到集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代实践——以黔东南“姑妈回娘家”活动为例

摘要

黔东南一带的苗族、侗族等民族，自古便有“姑妈回娘家”习俗，近年来，该习俗由传统个体家户行为转化为村寨集体行动。文章基于黔东南“姑妈回娘家”活动的田野调查案例，分析流动性背景下，随着族际通婚的常态化和通婚圈的扩大，姑妈集体回娘家活动在姑-舅双方共商之下，通过仪式互动、食物共享以及节目共乐等活动内容，营造一种世俗与神圣交织的交往场域，让原本宁静的村寨处于“集体欢腾”之中，强化了参与人员的集体记忆和情感认同。姻亲关系在实践得到强化和丰富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家族与村寨的社会团结，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基础。

关键词

个体；集体；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社会团结

2021年，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2023年，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自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第一次提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来，学界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内涵、内在逻辑、理论建构、心理机制等方面。贵州作为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各民族在历史上便有较为密切的交往互动，黄尚文、张荣军等学者通过梳理贵州府志、竹枝词、清水江文书、百苗图抄本等历史文献资料发现，自明代建省以来，江西、湖南、四川等省的汉人以屯军、商贾等方式进入贵州，随着清代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贵州各民族群体在农业耕作、贸易往来、文化互动等方面便开始了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近年来，贵州各民族以赛事为媒介、以旅游为载体、以“双培”行动为手段，为各民族创造了广泛交往、全面交流和深度融合的场域。贵州节日丰富多彩，其习俗与节日活动中所呈现出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却关注不足，基于此，本文基于贵州省黔东南“姑妈回娘家”活动的田野调查案例，重点探讨该活动由传统社会的个体家户行为转化为村寨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以及其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机制。

从个体到集体：

“姑妈回娘家”习俗的发展演变

“回娘家”是我国悠久的岁时传统，是最日常的亲属关系实践，相关历史文献对此早有记载。《诗经·周南·葛覃》称出嫁的女儿婚后第一次跟夫婿返回娘家为“归宁”。“归宁”时间一般是婚后三天至半个月不等。这是一种为减少新娘在夫家的陌生感，调适新娘心情的习俗。嫁女“归宁”时，两家互赠礼品，大多当夜即返。马持盈在《诗经今注今译》中将“归宁父母”习俗解释为“回娘家向父母问安”。有学者认为“古代已婚女子回娘家省亲叫‘归宁’”。有研究认为外嫁女回娘家便是传统婚礼中的“回门”仪式，“回门”之后两家就转入正常的姻亲关系。总的来讲，外嫁女因出嫁而导致身份的改变，“回娘家”习俗是外嫁女儿重要情感归属体验和亲属关系实践的有效路径。

贵州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侗族等民族自古便有“姑妈回娘家”的习俗，与《诗经》记载的“归宁父母”和学者们所讨论的“回门”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苗族、侗族等民族传统社会的姑妈回娘家一般是在重要节庆、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时，各家户自行邀请外嫁的女儿返回家中团聚，女儿在女婿及家人的陪同之下，着盛装，带上鸡、鸭、鱼、糯米饭等礼物返回娘家参加活动，一般居住一个晚上即返。传统意义上的“姑妈回娘家”是个体家庭私人生活领域的行为。与以往各家户姑妈回娘家的个体选择不同。2011年，凯里市三棵树摆底苗寨邀请了300多位姑妈集体回娘家过苗年，其丰富的活动内容和壮观的活动场景被当地媒体宣传报道之后，凯里、雷山、麻江、丹寨、黄平等县（市）的民族村寨便开始自发组织姑妈集体“回娘家”活动。2019年1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在黔东南的展喜村、小乌烧村、长青村和黄金村调研发现，黔东南各村寨举办“姑妈回娘家”活动时间一般在苗年、侗年、鼓藏节等重要节庆期间，其活动内容与流程大致相同。本文以凯里市三棵树镇长青村的“姑妈回娘家”活动内容为考察资料，通过对其仪式过程的深描呈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代场景。长青村位于凯里市三棵树镇西南面，村寨距凯里市区15公里，由5个村民小组3个自然村寨组成，全村共199户980人，居住着汉族、苗族、侗族、水族等民族，其中苗族人口占97%。2020年11月22日至25日，长青村在苗年自发组织了该村历史上第一次姑妈集体“回娘家”活动。

“姑妈回娘家”活动的仪式过程

仪式的实践行为和活动具有“再生产”和“再塑造”的特性，因此，社会化的、群体认可的重复行为和活动的仪式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道德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其他社会活动无法替代的作用。即是说整个社会系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互动仪式链，人们可以通过互动仪式产生共同的情感联结，实现共同的情感体验。黔东南“姑妈回娘家”活动通过一系列仪式，为平时里通过电话、微信、抖音等方式“线上”联系的姑妈们实现了“线下”互动，从而有效实现身体的在场和情感的共享，激发参与人员的热情与团结情感。长青村姑妈集体回娘家活动是由42岁的吉里发起的，从长青村嫁到凯里市的吉里最近几年看到邻近村寨纷纷举行“姑妈回娘家”活动后很有感触，2020年长青村苗年将近时，吉里在微信家族群询问外嫁的姐妹是否考虑组织一次姑妈集体回娘家活动，吉里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不到一周的时间，全村共有234位姑妈积极响应要参加村寨“姑妈回娘家”活动，其中最年长的姑妈已经92岁。活动分为筹备、进行和结束三个阶段，其中包含着诸多的仪式环节：

图一：“姑妈回娘家”活动流程图

（一）姑-舅共商：

双向奔赴的“姑妈回娘家”活动

黔东南传统社会，往往是同一地域为同一血缘村寨集合，具有浓郁的地缘宗族性特征，即使是姻亲宗族之间也只能是通过“游野”等活动进行季节性交往。由于受交通、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传统的姑妈回娘家习俗中，不同家族的姑妈很少有机会聚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带动了全国人口大规模的流动，贵州民族地区大量劳动力开始脱离农业生产，到沿海一带务工，传统社会“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模式转化成了“男工女织”或“男女同工”模式。早年主要是男性外出务工，女性留守家庭照顾小孩、老人、操持农活和家务；近年来，很多民族村寨夫妇两人一同外出务工的现象十分普遍。少数民族妇女因有精湛的绣工基础，外出一般选择至浙江、广州等沿海城市从事纺织工作。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社会背景下，民族地区的女性开始与外界接触，其通婚圈也开始不断扩大，与此同时，随着QQ、微信、抖音等媒体社交平台的出现，姐妹们开始通过电话或网络联系，村中经常出现几代人互不相识的情况。组织长青村“姑妈回娘家”活动的吉里这样对笔者描述道：

以前交通不方便，祖辈们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加上受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那时候认为苗族就得与苗族结婚，亲戚基本都在周边的寨子，大家离得近，尽管没有现在的集体活动，但大家见面的机会反而多一些。现在交通方便了，由于常年在外打工，大家很少有机会团聚。与我们一起长大的姐妹，有的嫁在凯里，有的嫁到其他县，有的嫁到外省，好几年难得回一次家，大家有的通过微信联系一下，有的直接没有任何联系了，组织这次姑妈回娘家活动，主要是想让大家有机会相聚一下。但是几百位姑妈一起回来，搞活动怕舅舅们嫌麻烦，所以我们是先征得舅舅们的同意才开展的活动。

从活动组织者的话语中可见，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族际通婚开始常态化，黔东南的姻亲圈扩展到云南、四川、重庆、广西、湖南等省（市、区）。平日里为了生计大家很少见面，“回娘家”活动为彼此提供一个很好的团聚机会，有助于重构村寨几乎断裂的社交网络。组织活动的舅舅们认为：

事实上，最近几年看到周边的村寨组织“姑妈回娘家”活动，我们也考虑过，但舅家不好先提，不想让姑妈们“破费”。嫁得远的，加上来回车费，参加活动要花钱啊。这些年，对于自家的亲姊妹我们还了解她们的生活状态，堂姐堂妹和一些长辈姑妈的生活我们就不好过问了。她们嫁到别的寨子，别的城市，嫁到外省，我们更不知道她们过得好不好，在别人家有没有受委屈，这次回来嘛，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她们的生活状况，只要她们过得好，我们就放心啦，她们有心组织活动，我们就大力支持，一定会招待好姑爹姑妈。

由此可见，舅舅们非常期待与姑妈团聚的，“姑妈回娘家”活动是“姑-舅”共同商议、双向互动产生的结果，传统上个体家户姑妈回娘家是姑妈们对娘家单向的情感寄托，对于在婆家生活不如意的女儿，有的娘家甚至悄悄为女儿提供经济支持。到了现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女性的家庭地位明显提高，经济也开始独立，对于舅舅们所担心的“方不方便”“破不破费”等问题，姑妈们是这样表述的：

“回娘家”我们是以“打平伙”的方式进行的，每个姑妈花不了多少钱，就是买些食物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玩几天，姑爹们都挺支持的，现在大家条件好了，亲情比金钱更重要。我爱人是侗族，过侗族年的时候，我们也邀请自己家姑妈回家过年，跟我回家就尊重我们这边的风俗，在家我就尊重侗家的风俗，我会唱侗歌，他也会说苗语，都不分彼此了。

从姑妈们关于活动经费的态度可见，随着妇女家庭地位的提升，外嫁女儿与娘家的联系与情感寄托已从传统的单向度向双向度转变，“妇女当家”或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是姑妈们积极参加回娘家活动的保证，用她们的话说“不用看谁的脸色”“想回娘家谁也拦不住”。加上在族际通婚的影响下，各民族的文化开始相互渗透和交融，为姑妈集体回娘家活动提供了可能性和可持续的互动空间。

（二）仪式互动：集体记忆与归属感

柯林斯认为“仪式创造文化符号”。黔东南苗族、侗族等民族“姑妈回娘家”活动由个体向集体转化的过程中，当地民众通过一定的互动仪式让地方性知识得到呈现和展演，有效激发参与人员的集体记忆，强化社会成员的归属感。长青村“姑妈回娘家”活动采用“打平伙”的方式进行，参与活动的姑妈提前成立了“回娘家”活动小组，采购了鸡、鸭、鱼、猪、糯米饭、大米、水果、米酒、饮料等礼物。活动当日，为显示出队伍的庞大与整齐，所有姑妈着盛装，尽管有车能直达寨内，活动当日的温度较低，天空中还不时飘着小雨，但234位姑妈及家属在山脚集合完毕之后坚持步行进村。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姑妈们抬着“长青姑妈回娘家”“我们回家啦”等字样的匾牌，拉着“亲人们，我们回来啦”的横幅，大家有说有笑，完全忘记了冬日里的小雨与寒风，场景十分壮观热闹。

拦门仪式是苗族民众待客的最高礼仪。队伍行至中途，迎来了娘家设置好的第一道拦门酒，上百名娘家的舅舅和后生们有序在道路两边排成两排，他们端着自制的米酒，手捧大红围巾，一边对迎面走来的姑爹姑妈大喴：欢迎姑爹回家！欢迎姑妈回家！姑爹辛苦了！姑妈辛苦了！一边往姑爹姑妈脖子上挂上大红的围巾，从第一道拦门酒开始，整个队伍的规模越来越壮大，娘家12位男性长者手执芦笙走在队伍最前面，队伍在他们悠扬的芦笙曲中有节律地缓缓向前移动。与之前的说说笑笑完全不同，自迎接亲人的芦笙队伍加入之后，整个队伍的氛围开始变得严肃起来，每个人都认真地踩着芦笙的节奏缓慢前行，从寨门至寨中，3公里的路程，12道拦门酒，姑爹们高度配合并认真参与体验，队伍步行了足足4个小时。

献祭仪式使整个活动充满仪式感。姑妈们的集体活动安排在村中跳鼓场内进行，队伍到达后，村中长老开始组织献祭，将姑妈们所带的鸡、鸭、鱼、猪、糯米饭等食物献祭于祖先，以表达对祖先的尊敬和缅怀之情。

跳鼓仪式营造了欢快喜悦之感。寨中长者敲响铜鼓，舅妈们与姑妈们一起围着铜鼓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在苗年期间迎接200多位姑妈回家，组织活动的舅舅们也显得十分激动。一位舅舅说：

“今天特别激动，这段时间我们寨子在过苗年，姑妈们选择这个时间集体回来，老辈的姑妈有的我们都不认识了，以前苗年我们都是出去看斗鸡、斗牛、吃转转饭、喝酒，今年的苗年特别有意义，几代人终于团聚了，是村子最大的喜事。”

跳鼓仪式结束后，作为主家的舅舅方选派代表致欢迎词，淳朴的语言道出浓浓的亲情，现场的姑爹姑妈以及参与活动的人员几度感动落泪。涂尔干指出：“集体仪式的存在对于集体意识的形成具有关键的作用，经由集体的仪式以及共同的活动生成对集体的归属感。”通过芦笙迎亲、体验拦门酒、跳鼓、致欢迎词等集体仪式活动，强化了参与人员的集体记忆和情感认同，形塑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仪式空间。

（三）食物共享：长桌宴席与身份认同

“饮食兼具唤起主体情感记忆的功能，在时空维度追溯过去，联结彼此，使人们能够借食物的形态、味道等外化特征找到鲜明但趋向隐去的本我，为个体提供时空联结点”。为了迎接姑妈们的到来，舅舅们专门成立了食材采购、餐饮、拦门酒、芦笙迎客等工作小组。餐饮组的舅舅们从凌晨就开始杀猪杀鸡了，持续3天的“回娘家”活动，其饮食原则是第一天“吃舅家”，第二天“吃姑妈家”，第三天“吃剩余”。11月份的贵州，气温只有4度，舅舅们在露天坝子里三五成群地按分工制作食物，剥蒜的、洗菜的、切肉的、炒菜的、装盘的……全是舅舅，他们一个个面带微笑，专心地做着自己手头上的工作，把对姑妈们的爱与思念融进食物之中，热乎可口的饭菜是给姑妈们最好的见面礼。

迎接姑妈们的长桌宴在村委会门口举行，100多口小型天燃气灶，被整整齐齐地摆在搭建好的薄木板之上，从村口一直摆到村尾，晨间刚宰杀的猪排骨经过大锅炖煮之后，被分装到不同的小锅里作为锅底，每个火锅配上一包肉、豆芽、豆腐、白菜等配菜以及可乐、雪碧、瓜子、桔子等食物，就连辣椒蘸水舅舅们也都提前准备好了。长桌上必不可少的还有米酒，每口供4至6人围坐团食的火锅，配上一桶5斤装的米酒。经过一早上的忙碌，姑妈与舅舅们到中午时分已经又累又饿，饭菜上桌之后，大家就近随意围坐，座次并没有什么讲究。尽管长青姑妈回娘家是村民自发组织的活动，但是其热闹的场景还是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和从西江千户苗寨赶来的游客，为防止活动中有其他意外事件发生，三棵树镇交通管理部门特地派出了部分警力维护交通。

中午的长桌宴，在场的每一位客人都被邀请参与共餐。莫斯在讲到有的部落中一个人如果看到他人吃饭或是准备食物，那么这个人便有权力坐下来分享这份食物。黔东南地区的各民族也一样，他们喜欢与人分享一切美好的食物，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和情感交流很多时候便是从食物开始。中午的长桌宴进行到一半之时，原本依次入座的人们开始端起酒杯沿着长桌走动，姑妈们开始找寻自己的姐妹，舅舅们开始找自己家的姑爹姑妈，整个场面一下子进入混乱无序状态。除年幼的孩童之外，几乎每个人手中都捧着酒杯，酒过三巡之后，歌声、劝酒声、笑声弥漫着整个长桌宴席。随处都是寻找自己亲人的场景，尽管七八十岁的老人们大部分并没有离座，但酒仍然是要喝的，姑爹姑妈们会主动上前自报房族，给老人夹菜敬酒，看着这其乐融融的场景，老人们面带微笑，频频点头。

中午的共餐结束之后，集体时间转为个体时间，各家户将自己的姑爹姑妈接至家里叙旧，事实上，这个时候大部分姑爹姑妈已经处于醉酒状态，各家户屋里传出都是爽朗的笑声和歌声。晚上七点，长桌宴席再次摆起，寨中广播通知开席的消息之后，各家户带上自己的姑妈们返回村委会门口，开始了热闹的晚餐。排骨炖萝卜依然是锅底，较之于中餐，晚宴上多了凉拌折耳根、凉拌黄瓜、凉拌萝卜、油炸花生米等凉菜。座位也从中午的随机就座调整为以家户聚集就座，人们在路灯的照明下进餐，与午餐一样，前半段大家先选择进食“饭菜”以便能“填饱肚子”，后半段选择“米酒”助酒叙旧。长桌宴的氛围在酒的作用之下又一次掀起高潮，刚从醉酒状态苏醒的人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醉酒，劝酒声、歌声、笑声混杂在一起，人们完全忽略了冬夜里三四度的气温。持续三天的“姑妈回娘家”活动，每日的娱乐活动都进行至深夜，第二日醒来已接近中午，每日中晚两餐均以长桌宴的方式进行。由此可见，餐桌上的食物已经超越了纯粹的被吃、被消化和被消费的对象，而成了唤醒人们记忆、塑造边界、加强团结的特殊物和特定物。“主客之间通过接受、交换与分享彼此所提供的食物，从而营造一种平等自由互惠的交流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主是客，客亦是主”。

（四）节目共乐：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通过仪式互动与食物共享，姑妈与舅舅、房族、村寨之间的情感得到了有效联结。每日的节目共乐，则是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民族姑爹们的才艺大比拼。长青村的姑妈回娘家活动中，共有212位姑爹参与，涉及贵州、云南、四川、重庆、湖南、湖北、广西、浙江共8个省（市、区）和汉族、苗族、侗族、彝族、布依族、蒙古族、水族、仡佬族、壮族共9个民族，族际通婚比达21.3%。姑-舅联合开展的“联谊会”其节目内容涵盖苗族古歌、彝族敬酒歌、侗族大歌、布依族山歌、苗族芦笙舞、土家族摆手舞、水族甩帕舞等歌舞节目。开展背媳妇、踢毽子、跳大绳、拔河、篮球、剥花生、捡金豆、打糍粑等形式多样的游戏活动。这些活动均以“姑妈VS舅妈”“舅舅VS姑爹”或“姑妈家庭VS舅舅家庭”等小组对抗形式进行，将不同年龄段的姑妈、姑爹、舅舅、舅妈融入到集体活动之中，姑妈们的到来，让原本宁静的村寨处于“集体欢腾”的状态之中。参与此次姑妈回娘家活动的四川彝族姑爹告诉笔者：

我来自四川的马边县，我与米朵是在广东打工的时候认识的，有一次我们车间搞活动，米朵穿着苗族服饰给我们大家唱歌，我被她的能歌善舞吸引了，我们现在已经结婚6年了，很少吵架，她用苗语教我唱山歌，我经常用彝语教米朵唱我们彝族的歌曲。

当笔者询问：“当时你要跟其他民族的女孩结婚，家里人是什么看法？”拉达姑爹笑呵呵地说道：都支持啊，现在社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以前是因为交通不方便，祖辈们很少有机会走出去，所以就只能在附近的村寨找对象。56个民族是一家，我们寨子的媳妇有汉族、苗族、蒙古族。我们寨子里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如果是两个小孩子，上户口的时候，一个跟爸爸，一个跟妈妈，我家就是这样，一个小孩是苗族，一个小孩是彝族，平日在家里，苗语、彝语、普通话他们都会说，反正已经彝汉不分了。

从彝族姑爹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族际通婚使不同的民族组合成一个家庭，将不同民族的文化带到新的家庭之中，夫妻双方通过长时间的相处，在相互尊重、包容和理解的基础上实现了文化上的双向认同，男女双方家庭在不断往来，互相帮助的过程中，增进了对不同民族的相互了解，实现了文化共享共用。长青村“姑妈回娘家”活动中，其文艺节目和游戏环节为不同民族的姑爹提供了一个本民族文化展演的重要场域，多民族文化在这场活动中得到了碰撞与交融。活动现场，有侗族姑爹用苗语唱歌，也有苗族姑妈用侗语问好，来自不同民族的舅妈们也在活动中各显神通，与姑爹们对唱山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在这场活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姑妈回娘家”活动中的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姑妈回娘家”活动从传统的个体家户行转换为村寨集体行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从2023年7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布全国经济运行情况来看，2023年二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18705万人，从农村走入城市，越来越多的个体开始脱离了原生群体和原生地域的庇护，不再依靠祖先的土地、房屋等财产生活，个体对原生群体和地域的认同在不断减弱，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开始出现断裂。然而，在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还未建立的情况之下，人们对自己的乡土有着深深的眷恋和依附之情。随着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日渐活跃，不仅预示着少数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及结构将出现新的变化，而且也意味着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深度和广度上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各民族的族际通婚遍布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通婚水平来看，2015年全国族际通婚比例为3.12%,贵州是族际通婚比例最高的省份，族际通婚比例高达15.70%。其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族际通婚率达18.66%。只有民族关系处于较为和谐的发展状态，族际通婚才有可能发生，族际通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黔东南苗族、侗族等民族通过组织“姑妈回娘家”活动，参与人员不仅有汉族、苗族、侗族、彝族、布依族、水族等民族，还有来自云南、广西、重庆、香港等地的游客，这项看似是本民族姻亲与宗亲之间的民俗活动实际上已演变为多民族文化交融和互动的重要场域，为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不同民族在共同的实践活动中进行接触、交往、交流等相互影响行为，在此过程中实现了文化的传播与涵化。由此可见，民俗活动正逐步成为各民族共享的节日空间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和文化传播媒介，对于加强和增进不同民族间的情感，巩固和发展和睦友好的民族关系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社会功能。

习近平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实际，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只有各民族处于“面对面”的互动情境之中才能真正实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亲身在场使人们更容易察觉他人的信号和身体表现；进入相同的节奏，捕捉他人的姿态和情感；能够发出信号，确认共同的关注焦点，从而到达主体间性状态。”黔东南苗族、侗族等民族最近几年兴起的“姑妈回娘家”活动打破了原来固有的个体家户行为，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场域，通过仪式互动、食物共享以及节目共乐等活动环节，不仅姻亲关系得以进一步稳固，姻亲网络也在实践中不断被丰富和强化，家族与村寨的社会团结得到加强。这一过程让参与活动的当地各族民众以及外地游客实现了心理、情感、文化、思想的交流互动，有效地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基础，构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