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秋悦]《真修宝卷》版本源流考

《真修宝卷》是一部清中后期到民国时期广为流传的劝世文宝卷，现存版本丰富，但学界对其缺乏关注。本文通过实地访书，对此卷版本源流进行细致梳理，从叙事系统上将其分为两大类，并对不同叙事系统下各版本间的出版关系加以梳理；在梳理版本源流的基础上，聚焦宝卷生产者的身份问题，以盐城人士参与此卷生产活动为例，得出此卷文本改编与出版离不开乩坛、知识精英与救世团体人士的支持这一结论，对于他们而言，改编和出版宝卷的行为不仅被视作善行和功德，更可借此在变动时期重申传统儒家道德秩序。

真修宝卷；版本系统；

乩坛；知识精英；救世团体

《真修宝卷》，或名《砭心真修宝卷》《针心宝卷》，卷中讲述了一则劝诫式的修行故事：扬州兴化县的年轻香客在前往茅山进香途中遇一老者，老者将修行的诸般道理一一相劝，并将香篮中《真修宝卷》一本赠之，年轻人依此修行，终成正果。《真修宝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此卷在清中后期至民国时期广为流传，民间多有刊刻传抄，正如其序中所言：“印送者甚众，甫半载，板已残阙不完”；其二，此卷为劝世文宝卷，虽名曰“宝卷”，但其内容和社会功能却近似善书，正如酒井忠夫所言：“（宝卷）不仅具有善书共同的社会意义，而且还包含了与善书中相同的庶民文化的重要因素”，《真修宝卷》便展现了宝卷与善书这两种文类（genre）间的交织与互动；其三，此卷流传过程中涉及的编创者、捐助者和出版人身份复杂，其中既有民间教团人士的参与，亦离不开地方知识精英的推动与支持，对此卷生产者的复杂身份加以探讨，有助于理解《真修宝卷》的编纂语境和流传动力，为研究清末民国时期的宝卷生产活动提供生动例证。

目前，学界对于《真修宝卷》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多将此卷置于宝卷研究的宏大脉络下简要提及。例如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在论及历代宝卷的版本和流通情况时提到此卷，他指出，清康熙之后，国家大力镇压邪教，民间教派常以温和劝善的面貌出现，从事整理、刻印宝卷的活动，《真修宝卷》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并不断流传的。此外，车先生在讨论清末民国间常州地区刊印的宝卷时，亦提到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常州清秘阁刊本《真修宝卷》。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在对近代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宝卷的研究中以《真修宝卷》为例，探讨宝卷文类中口头性与书面性的互动，他指出，这一特点从宝卷的木刻本到石印本是一以贯之的。朱明川在讨论近代上海宏大善书局印刷出版石印宝卷、善书等大众读物时，亦关注到印水心出版《针心宝卷》的情况。

前辈学者的研究已发掘出此卷的一些重要面向，但有关《真修宝卷》的研究仍难称充分。此卷现存版本丰富，现有研究仅提到此卷的几个版本，无法展现其在长时段流传中的具体情况，亦无针对此卷的专题研究。本文着重对《真修宝卷》的版本源流进行梳理，在版本梳理基础上，笔者试图触及《真修宝卷》的文本生产层面，以盐城人士参与此卷生产活动为例，探讨《真修宝卷》的编纂语境及流传动力，揭示《真修宝卷》文本生产的丰富面相。

从内容上看，《真修宝卷》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叙事系统，二者间最明显的区别乃卷中人物姓名不同，笔者将其分为“广信从系统”和“李自新系统”。所谓“广信从系统”，即卷中前往茅山进香的年轻人名为广信从，老者名为张善教；而在“李自新系统”的版本中，二人则分别名为李自新、张启贤。现存版本以“广信从系统”居多，笔者共掌握13个，包括刻本10个，石印本1个，铅印本1个和抄本1个，分布于清后期至民国时期，板存地涉及江苏、浙江、上海、福建等地。相较于“广信从系统”诸版本的广为流通，现存“李自新系统”的版本较少，笔者仅目验5个，包括1个刻本和4个石印本，产生年代集中于清末民初。值得注意的是，“李自新系统”的作者、改编者及捐资助刊者均与盐城人士相关，笔者所见属于该叙事系统的最早版本也由盐城本地书坊刊行，民国时期亦在盐城人士的推动下由上海书局以石印本形式印行。

虽然此卷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叙事系统，但诸版本在思想层面上却步调一致。《真修宝卷》开卷便设置了前往茅山进香的年轻人与陌生老者同路而行的故事背景，而核心内容则是二人围绕“何为真修”的问题展开的系列问答。此卷的代表性版本——现存最早的道光十二年刊本，便借张善教之口概括了本卷核心思想：“修行一道，全在要心迹好。心迹不好，虽日日烧香拜佛，亦没中用；心迹一好，虽不去看经念佛，亦有功德。心迹二字，只要你在家里孝顺父母，和好兄弟，敬重君王，教导妻子，相与朋友，处处存了好意，开口说些好话，立身干些好事，一切奸盗邪淫之事不去做，刁钻凶恶之念不肯起，则这个心迹可还有坏处么？心迹一好，岂不是个真修的道理么？”后文亦包括早完国课、为官清正、戒色、戒奢、戒酒、戒赌、戒杀、乐善好施、敬惜字纸等行为指导。

车锡伦先生指出，《真修宝卷》最初的创作者具有先天道背景，但这部宝卷却并非民间教团的宗教宣传品，卷中并无“瑶池金母救度九六原人”等经典情节，创作者并非为了传播教义，而是意在传达具有鲜明儒家色彩的修行观点，即看佛念经、烧香拜佛、离家修行等只是形式上的修行；而遵循修身齐家等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方为修行之要旨。游子安指出：“先天道与孔道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这一教派深受三教合一潮流的影响，即“守儒家之礼，受释家之戒，修老君之道，谓之三教归一”。先天道系统下的经典《回文宝卷》中亦有“释教失传，访求儒门火宅”。“世上人，只说道，和尚为佛；哪晓得，这心传，落在儒门”等表述。

此外，作为一部劝世文宝卷，《真修宝卷》多个版本的序文都将其与“善书”并举，如道光十二年刻本卷首的阳湖刘映华序中即述：“余少时即爱读善书，长喜与端人晋接，非礼义孝谨之言不敢出诸口。嘉庆庚辰（即道光元年，1820年）腊八日有一羽士来余家，揖余言曰：闻先生素爱善书，有《真修卷》一本敬授。”之后出现的诸版本亦不断强调此卷与善书等同的观点，如光绪十九年（1893）盐邑西门大街藜照阁重刊本《增补真修宝卷》薛铭恩序将此卷与《格言联璧》《暗室灯》等流行善书并置，而民国时期“李自新系统”的几个石印本将此卷与善书之代表——《太上感应篇》合刊。“宝卷”与“善书”的文类杂糅情况，反映出当时二者在思想内容和社会功能上存在高度一致性，这些劝善性读物的生产者均致力于为读者建立各方面道德标准，从而实现扬善止恶的教化目标。

权威宝卷目录《中国宝卷总目》（后简称“《总目》”）第1550条共著录《真修宝卷》版本信息22条，版本形态包括刻本、抄本、石印本和铅印本。在《总目》指引下，笔者前往多地访书，并结合现已公开出版的宝卷文献丛书及数据库，共目验此卷版本18个。本章将以年代为序，分别对《真修宝卷》两大叙事系统下各版本的情况进行介绍，并对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进行梳理。

（一）“广信从系统”诸本

（1）清道光十二年（1832）刊本，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为线普长96012。一册，线装。封面题“真修宝卷”，右侧手书“自己不看转送他人”，另有手绘心形、瓜形两边框，心形边框内手书：“善书劝人挽回人心，出资购送一片诚心，愿我同人各存良心，拉杂抛弃有违天心，转送他人可见热心，爱者受之必感德心”；瓜形边框内手书：“诚心观阅大有裨益，如无暇看不可乱撇，天必默佑子孙瓜瓞。”内封绘观音菩萨、龙女及鹦哥图像，背面题“真修宝卷”。后为道光壬辰孟冬阳湖（今常州）刘映华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黑鱼尾，版心题“真修宝卷”。刘序言此卷为嘉庆庚辰（即道光元年，1820）腊八日羽士相赠，其阅后认为此书为“救世良药”，常与里党宣叹，遂有敬信者集字刷送，因索取者众而供不应求，故常州武进人陈青云及诸善士又捐资刊板，即为此本。车锡伦先生认为“羽士赠书”的说辞乃遁词，刘映华即此卷作者。笔者认为，此序另一重要之处在于其言明了《真修宝卷》曾经历过印刷方式的转变，即道光十二年之前为木活字印刷（“集字刷送”）；道光十二年，此卷又在众人捐助下得以雕版刊行（“捐资刊板”）。

（2）清道光十二年（1832）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影印本收入马西沙主编的《中华珍本宝卷》。166-374卷首插图两幅，图一绘男性仙人驾云，图二绘观音菩萨、龙女与鹦哥。开卷前亦有道光壬辰阳湖刘映华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上栏双边，下栏单边。与版本一相比，此本内容、字体均一致，但边栏及插图均存在些许差异，表明二者并非出自同一刻板。鉴于二者出版时间近似，且版本样式亦高度类似，故二者可能是模仿同一底板的翻刻，亦可能其中某一版本即为初刻本。由于道光十二年本流传甚广，故下文统称其为“通行本”以便叙述。

（3）清咸丰十年（1860）浙宁日升街汲古斋书坊刻本《重订真修宝卷》，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为线普492633。线装，一册，后半部分散佚。封面题“重订真修宝卷”，内封分栏题“真修宝卷”“咸丰拾年□□□□□□”“板存浙宁日升街汲古斋书坊，板钱不取分文，刷印装订工料每本实价大钱五拾文”。此本卷首有序两则：其一为道光壬辰阳湖刘映华序，序末增加刘氏名章；其二为咸丰十年仲冬元月听云居士写刻序，序文讲述庚申岁（即咸丰十年）其训蒙于里甲，同里人朱子珊携卷前来，其读后认为此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事无不毕备”，便发心印行。四周单边，白口，单黑鱼尾，版心题“真修宝卷”。半叶九行，行十八字。此本虽题名“重订本”，但其正文内容仍延续通行本，似乎只是在刘序基础上另刻新序。在字体、内容、行款上，此本也与通行本几乎完全相同。经笔者对比，此本版框相较版本一更大，且边栏亦不同于版本二，故认定此版本为后板模仿前板样式重刊。

（4）清同治四年（1865）宁郡邵觐之、李益镕重刊本《真修宝卷》，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为线普482094。线装，一册。卷首载刘映华序、咸丰九年（1859）甬上（宁波）积善堂柯锡范序，柯锡范序后题“同治四年冬宁城邵觐之、李益镕仝重镌”。卷端题“真修宝卷”“宁城之仝重镌”，“重镌”二字表明此本刷印采用新板。左右双边，白口，单黑鱼尾，版心题“真修宝卷”。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卷尾附《蕉窗十则增补》和《总集善德鉴》，前者为文昌帝君乩示，围绕戒淫行、戒意恶、戒口过、戒旷工、戒废字、敦人伦、净心地、立人品、慎交游、广教化十方面展开劝诫；后者则为历代劝善之言合集，包括《东岳大帝回生宝训》《尚书》《景行录》《击壤诗》《梓潼帝君垂训》《道经》《吕新吾先生好人歌》及杭州城隍庙对联、关圣帝君对联等。此版本正文部分的字体、内容与通行本完全相同，但版框最小，属于旧板模仿新板重刊。值得注意的是，此版本为目前所见最早出现卷尾附刻其他善书、劝善歌情况的版本。

（5）清同治九年（1870）上海翼化堂刊本《真修宝卷》，赵景深旧藏，现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索书号为725004（3）。线装，一册。封面题“真修宝卷”，内封分栏题“真修宝卷”“同治九年仲冬月”“上海城隍庙内翼化堂藏板”，钤印“赵景深藏书”。有序两篇，其一为同治元年壬戌孟冬新安华阳汪镛堂所作，自述少时父亲早逝，自己数年无善状，在姑苏得此书阅之，极为受益，发迹后捐资嘱坊友刊印以助其流通；其二亦为刘映华旧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黑鱼尾。版心题“真修宝卷”。卷首题为“真修宝卷”。卷尾钤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赵景深藏书印”。此本正文部分同通行本，亦属于增加新序的重刊本。

（6）清光绪十二年（1886）常州培本堂重刊本，影印本收入濮文起《民间宝卷》。线装，一册。此卷内封分栏题“真修宝卷”“光绪丙子（二年，1876）孟春原本重刊”“惜字惜谷，慎勿亵渎”“常郡培本堂藏板”，内封背面有编者题词：“是书江苏刘君映华传世，言虽浅近，而为人之道已备数。十年来裨益身心，功非浅鲜。窃思有官君子一应教条，不能诰戒周知。将此卷遍给乡闾，使家置一编，共知劝戒。功过格云：一举而得万功，庶乎近焉。”后有光绪丙戌（十二年，1886）拾月南陵周乐安序及刘映华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黑鱼尾，版心题“真修宝卷”。此卷卷尾附《身试目击神效方》。

此版本有“光绪二年”和“光绪十二年”两个时间题识，看似矛盾，实则表明此版本从光绪二年至光绪十二年间曾多次刊行。周乐安序文中讲述了他阅读、刊行此卷的历程：他在青年时曾读此卷，甚为赞赏，然遇兵燹，避乱过程中行李遗弃，仍携此书，兵乱平息后欲刊板刷印，惜囊中羞涩未能如愿，直到光绪二年方刊板校对。周序明确表示，此版本初刻于光绪二年，而该序作于光绪十二年，表明光绪二年到十二年之间曾有过多次刊印。此外，笔者还发现此卷序文字体与正文字体并不相同，表明此卷正文与序文并非同一时期的刻板，序文是后来刊印时新加。质言之，“光绪二年”和“光绪十二年”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时间出现在同一个版本中，正反映出该版本刊印过程中新旧板并存的复杂性。

（7）清光绪十二年（1886）周乐安重刊本《真修宝卷原本》，赵景深旧藏，现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索书号为725004。线装，一册。封面题为“真修宝卷原本”“庚寅年”“三五堂”“赵景深先生赠送”“一九五五.九.三”。卷前有光绪丙戌（光绪十二年）周乐安序及刘映华旧序。四周单边，白口，单黑鱼尾。卷端题“真修宝卷”，钤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卷尾附《身试目击神效方》，小字注“若非身试目击其方虽佳既行不录，俟候补人”，共著录药方6种，此本虽无内封，但其他部分与光绪十二年（1886）常州培本堂重刊本完全相同，应为同一底板的翻刻。

（8）清光绪十三年（1887）李腾蛟刊、福建浦城县富岭街育婴局重刊本，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为线普482086。线装，一册，内有虫蛀损坏。内封分栏题“真修宝卷”“□□□亥（据序末、卷末题识，推测应为‘光绪丁亥’，即光绪十三年）孟夏重镌”“守痴道人校”“板存福建浦城县富岭街育婴局内刷印”。前有光绪十三年（1887）福建李腾蛟序和刘映华旧序。四周单边，白口，单黑鱼尾，版心题“真修宝卷”。卷尾题“光绪丁亥孟夏福建浦城县李腾蛟重刊”。半叶九行，行十八字。李腾蛟序讲述其前往浙省做生意时，在福闽公所娘娘案前读到供奉的《真修宝卷》，认为此卷“词浅理真，为人间灵丹妙药”，故刊板印送，望知书识理之人广为宣讲以启愚夫愚妇云云。此版本与通行本正文内容虽同，但字体风格、行款字数、版框大小等均完全不同，表明此版本乃依据通行本重新雕刻出版。李序表明，当时的商绅阶层是宝卷传播的重要主体，这和他们拥有财富并时常跨地域流动有关。

（9）光绪戊子（十四年，1888）盐邑徐宝珩重刊本《砭心真修宝卷》，韩南教授（Patrick Hanan）旧藏，现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此版本《总目》未收录。线装，一册。封面手写墨字“砭心真修宝卷”“光绪辛卯年桂月日吉立”“盐邑官廨订”。内封分栏题“砭心真修宝卷”“光绪戊子年仲秋月重刊”“板存盐邑武庙内”。后为光绪十四年紫筠道人于徐氏广信堂南轩扶乩所得之《砭心真修宝卷序》，序称此卷为“前明《真修宝卷》”，此为托古之言，又言此卷为徐宝珩增删旧本并捐资刊行。左右双边，白口，单黑鱼尾。版心题“真修宝卷”。半叶十行，行二十五字。卷端题“真修宝卷”，钤印“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卷尾附刻《经验疔疮神效方》《救食生洋烟仙方》，前者为普通药方，后者为吕祖降坛方；后为《砭心真修宝卷助缘姓氏》，据此可知此卷赞助者多为阜宁及盐邑本城人士。此卷内容在通行本基础上进行了系统性修改，可将其归入《真修宝卷》的“修订本”。

（10）清光绪十九年（1893）浙衢龙游意诚堂重刊本《真修宝卷》，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为线普482085。线装，一册，写刻本。内封分栏题“真修宝卷”“光绪癸巳年孟冬芙月重刊”“浙衢龙游城”“石板街县前水闸头”“板存意诚堂便字”；框外题“板转兰邑太和裕印”，字体不同，应为后加，表明不同的出版商之间存在借板的情况，即兰邑（今浙江兰溪）太和裕向浙衢（今衢州）龙游意诚堂借板印刷。半叶9行，行18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黑鱼尾，版心题“真修宝卷”。卷端题“真修宝卷”“玉珮谨序并书”，表明此卷应当为名为玉珮的人书写的手稿，此人不仅长于书法，还是一位致力于劝善教化的知识精英，同时亦是此卷改编者。卷尾题“建安黄汝金刻字”，黄汝金为此卷之刻工名。此卷虽为写刻，然其手稿行字数与通行本相同，表明手稿撰写者仍然遵循通行本的一些版式特点。在文本内容上，此卷存在多处修改痕迹，亦可将其归入“修订本”，例如该版本结卷有意缩减篇幅，并附劝善歌一首：“回头好，回头好，世事将来一笔扫，红尘堆里任他忙，我心清净无烦恼……劝世人，回头好，急念佛，随身宝。看来名利一场空，不如回头念佛好。”

（11）民国十二年（1923）浙江湖州王文光斋燮记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为线普482083。线装，一册。封面题“真修宝卷”。内封分栏题“真修宝卷”“中华民国十二年重印”“阅后尊藏切勿抛弃，敬惜字纸功德无量”“浙江湖州城内中黄沙路小市巷口老王文光斋燮记承印”。前有新安汪镛堂、阳湖刘映华旧序。四周双边，白口，单黑鱼尾，半叶九行，行字十八。此卷内容与同治九年本几乎完全一致。

（12）民国上海惜阴书局石印本《绘图真修宝卷》，泽田瑞穗旧藏，现藏于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线装，上下两集合订为一册。封面为惜阴书局石印宝卷经典封面，题“绘图真修宝卷”“惜阴书局”“宣讲劝善民间故事”，下有发行所、出版部地址及惜阴主人题词，并以观音菩萨和善财、龙女及鹦哥插图为封面背景。内封题“绘图真修宝卷”“上海惜阴书局印行”“修真真修修真道，诚虔虔诚诚虔心”“佛性题赠”。卷首有新安汪镛堂、阳湖刘映华旧序，左下有插图一幅，图绘广信徒向张善教拱手求教之场景，此卷正因此而得名《绘图真修宝卷》。半叶22行，行40字。书口处题“真修宝卷”。虽然在印刷技术层面，该卷使用了新的石印技术，但在文本层面，书局编辑依旧使用了《真修宝卷》的通行本，此卷正文内容与同治九年本基本一致，编辑仅在张善教劝戒色这一情节处将宝卷划分为上下两集。

（13）民国二十六年（1937）僧悟缘抄本《真修宝卷》，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为线普482087。纸捻装，残本，一册。封面题“真修宝卷”“民国丁丑年桂月中旬日立”；封面背面题“僧悟源”，钤“僧悟源印”。半叶八行，行字不等。此抄本应为民间修行人士抄自刻本，经笔者比对，其内容近似光绪十四年（1888）盐邑徐宝珩重刊本《砭心真修宝卷》。吴方言区民间宝卷读者中许多人自称“居士”，意为在家修行的奉佛弟子，本卷抄本的主人“僧悟缘”可能正是这一群体中的一员。

综合以上，《真修宝卷》“广信从系统”的版本源流可参见图1：

（二）“李自新系统”诸本

（1）清光绪十九年（1893）盐邑西门大街藜照阁重刊本《增补真修宝卷》，泽田瑞穗旧藏，现藏于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封面手书“增补真修宝卷”。内封分栏题“增补真修宝卷”“光绪十九年重刊”“板存盐邑西门大街藜照阁”“书局每本白边竹纸大钱百二十、九十四、六十六文（注：意为以白宣纸印刷则每本一百二十文，毛边纸印刷九十四文，竹纸印刷六十六文）”。内封背面题“开卷有益”“展诵时须净手焚香”“周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家藏此卷，永无水火之灾；舟奉此卷，不遇风波之险”。卷首有序四篇，分别为光绪十九年射水（盐城）广信坛同人序、光绪十八年（1892）楚水薛铭恩序、盐邑人陈玉树序和光绪十八年张觐恩序。后有《音注举隅》，即以直音、反切法为卷中部分疑难杂字注音，表明此卷在当时不仅用于阅读，还可供好善之人对众宣讲，故有明确读音之必要，亦可据此推测此卷的预期读者文化水平并不高。四周双边，白口，单黑鱼尾，版心题“增补真修宝卷”。半叶十四行，行二十五字。卷端题“增补真修宝卷”。卷末附《醒世遗珍》，为诸劝善歌之合集，后有助刊者名单。

据此卷内封题识“光绪十九年重刊”可断定此本并非初刻本。卷前的四篇序文中最早的撰写于光绪十八年（1892），表明此卷在光绪十八年应当已经刊印，此本翻刻时在保留旧序基础上另增新序。

此版本是现存“李自新系统”的首个版本，具有重要的版本学意义。此卷为盐城广信坛同人主持刊印，采用全新底板，内容较以前诸版本不同，属于“修订本”。该版本延续了《真修宝卷》各叙事单元开头、结尾处以词作结的传统，劝善内容上相较通行本更加复杂，增补了慎重交友、尊敬师长、教四民行善、介绍地狱果报及《柳真君劝孝真经》等部分内容。

（2）民国八年（1919）宏大善书局石印本《针心宝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索书号为725053。线装，一册。封面题“针心宝卷”“又天居士署鉴”，内封题“民国己未（即民国八年，1919年）秋月”“针心宝卷”“宏大善书局出版”，钤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后有序四篇，序一为本局主人所作《重刊针心宝卷序》，序二为盛德坛常胜子降、俞复手录、印鸾章志《针心宝卷序》，序三为民国七年悯世斋主人唐光先序，序四为民国七年印鸾章父印泽亭作《太上感应篇与针心宝卷合刊叙》。开卷前附《太上感应篇》。半叶十八行，行约三十九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黑鱼尾。书口处不仅题有“针心宝卷”四字，还加入了《玉历宝钞》诫命二十条、朱紫阳白鹿洞书院教旨五则及《孝经》要义四则。卷末附《救时金丹灵验记》（言某妇女病，其丈夫在灶神前许大洋七元以印《金丹针心宝卷》后痊愈之事）、陈玉树《跋》、《醒世歌》、《知足歌》、《息愤歌》以及《宝卷流通八法》（上有定价标签，原售价为二元五角，后以墨书覆原价，改价为4.00）。内容上，石印本《针心宝卷》在延续《增补真修宝卷》基础上加以修改。

（3）民国八年（1919）盐城仁济堂重校、上海宏大善书局印行石印本《针心宝卷》，北京师范大学藏。封面题“针心宝卷”“又天居士署鉴”，下有“唐光先印”。右侧题：“此书专为爱针砭人心而发，语语切实，字字警□（字形模糊，似为“启”字）。行歌市野，能令闻者入耳惊心，汗流浃背，阅后若能大声疾呼，对众劝说，功德尤大。惟展诵时，须净手焚香，不可污亵。自己不阅，则转送他人，切勿置之高阁。盐城同善分社印赠，不取分文。家存此卷，永无水火之灾；舟存此卷，不遇风波之险。诵此卷一遍，能免一月之灾；诵此卷十遍，能邀一年之福。刷此卷百部，能保一家安宁；刷此卷千部，能消一方灾厄。”内封题“针心宝卷”“民国己未秋月”“盐城仁济堂校刊”。卷首有四序，内容与复旦藏本相同，唯独序一署为民国八年仲秋盐城同善分社所作。四周双边，白口，单黑鱼尾，书口题“针心宝卷”。卷尾另附《上海宏大善书总发行所各种善书宝卷出版目录》。此版本虽然封面、内封相较复旦本增改了一些内容，但比较其主体部分的书法、行款等版式信息，可认定与复旦藏本为同一版本的不同印刷批次，宏大善书局在印刷时使用了相同底稿。

（4）民国八年（1919）大丰善书局石印本《针心宝卷》，泽田瑞穗旧藏，现藏于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线装，一册。封面题“针心宝卷”。内封题“针心宝卷”“嘉善施清署”“周铭琴奉母命刷印千部敬赠”，表明书名为施清所题，此卷为周铭琴捐资印刷；内封背面题“版存上海河南路抛球场北首大丰善书刊行所”“贵客赐顾，祗取工料”。卷首有四序，内容与宏大善书局石印本几乎完全相同，唯顺序有别，序一为民国七年（1918）上海灵学会盛德坛常胜子降笔、俞复手录、印鸾章志《针心宝卷序》，序二为民国八年盐城同善分社《重刊针心宝卷序》。正文及其他副文本（paratext）均同宏大善书局本。四周双边，白口，单黑鱼尾，书口题“针心宝卷”。半叶23行，行40字。此本书法、行款与宏大善书局本完全不同，能够确定是重新手写书稿后石印的，且负责出版的书局不同，但其依据的文本内容则与复旦藏本几乎完全一致，这表明此版本的捐资助印者与宏大善书局的两个石印本相同，均同盐城人士有关。

（5）石印本《绘图真修宝卷全集》，版本信息源自孔夫子旧书网个人藏家公布的宝卷照片。线装，一册，残本。封面墨书“真修宝卷全集”“吴忠瀛记”。卷首为陈玉树旧跋，后有图片八幅，分绘“郭巨埋儿天赐黄金”“不孝生母天雷显报”“孔融四岁知让生梨”“田氏惜荆枯而复荣”“兴举义学教育儿童”“大兴工艺广开生机”“施□□□□普孤寡”“修补桥梁大行方便”。半叶18行，行40字。卷端题“绘图真修宝卷全集”。遗憾的是，此卷后半部分已残，无法提供更多版本信息，亦无从知晓此卷出版者的相关情况。

通过藏家公布的部分书影，笔者初判此卷应为20世纪初石印书局参照清光绪十九年（1893）盐邑西门大街藜照阁重刊本《增补真修宝卷》改编而来，除卷首增加多幅插图外，文本层面的主要修改集中于卷中穿插的词，例如光绪十九年本开卷词《临江仙》为：“滚滚红尘清梦醒，古今几辈奸雄。机关巧妙转头空，骂名依旧在，愁锁夕阳红。铁板铜琶大江上，敲残秋月春风。欲将苦口剖鸿蒙，人间多少事，搔首问苍穹。”此本则为：“滚滚不清黄河水，沙滩淘尽奸雄。机关巧妙转头空，骂名依旧在，愁锁夕阳红。铁板铜琶大江上，敲残秋月春风。万象包罗尺幅中，人间多少事，搔首问苍穹。”

综合以上，《真修宝卷》“李自新系统”的版本源流可参见图2：

（三）版本源流情况总结

根据上文梳理，能够大致勾勒出《真修宝卷》的版本流传脉络：此卷最早由江苏常州人创作，以道光十二年刻本为代表的通行本广为流传，传播地域以吴方言区为主，并经由浙西传至闽地。光绪十四年之后，此卷在江苏盐城、浙江衢州等地出现了多个修订本，对通行本进行系统性改编、增补，一些修订本中还出现了新的叙事系统。民国时期，传统与新变并存，新的印刷技术媒介（石印、铅印）成为宝卷生产的主要方式，此卷也在盐城人推动下产生了新的石印本；与此同时，传统的通行本依然拥有稳定的受众，民间甚至出现了对于通行本的抄卷行为。

《真修宝卷》在流传过程中，其卷名经历了从《真修宝卷》到《砭心真修宝卷》再到《针心宝卷》的转变。卷名的变化只是表面现象，其背后则是多方人士不断参与宝卷生产活动的事实。本章关注《真修宝卷》生产者的身份问题，重点讨论盐城人参与《真修宝卷》的改编与出版情况，对相关改编者、作序人、助刊者的身份展开讨论，深入体察《真修宝卷》的编纂语境和流传动力。本章所依据的材料以诸版本卷前序文为主，亦以方志、报刊等其他历史文献佐之。

（一）《砭心真修宝卷》与乩坛

目前看来，清光绪十四年盐城徐宝珩重刊本《砭心真修宝卷》是盐城地方人士对此卷的第一次改编，卷首序文揭示了成书过程：

呜呼！人心之陷溺果伊何底也，惟前明《真修宝卷》一书，其言浅显，其旨深纯，至性至情，可歌可泣，其关于世道者，诚宝卷也。但原本音节间有未谐，词调尚有嫌晦之处，有徐氏宝珩者拟欲捐资翻刻，心有所感者皆欣然乐从，爰增删旧本以付手民，名曰《砭心真修宝卷》，其词虽若俳优，其义宛同木铎，庶几闻之而感，感之而行，然后一言一动自然克循乎，正路也。

时维光绪戊子岁仲秋后一日紫筠道人闵策惕斋氏乩于徐氏广信堂之南轩。

由此可知，改编者徐宝珩本就是旧版《真修宝卷》（基本可断定即“通行本”）的忠实读者，对于其中包含的思想观念及其所起到的劝化人心之功深表认同，故而发心增删旧本重刊此卷。文末署名为“紫筠道人闵策惕斋氏乩序于徐氏广信堂之南轩”，表明此序为乩文，“紫筠道人闵策惕斋氏”为乩手，“乩于徐氏广信堂之南轩”表明徐宝珩为刊行宝卷特请乩坛前来降序，而“广信堂”则极可能是某鸾堂、乩坛之名。乞序于坛的行为在下文提及的几个盐城人参与出版的《真修宝卷》版本中皆有存在，而这一特点在其他地区的版本中并不明显。事实上，这一特点并非小传统，清代后期新出的善书、宝卷亦以民间宗教结社扶鸾编写为主流。

此本卷末附刊一则《救食生洋烟仙方》：“千方易得，一效难求，即如洋烟食死，治法不一，不必尽效。今访得扬州吕祖降坛方，用活鸡一只破肚，将肠挖出不用。水洗刀切，如泥滚水冲服，立时呕吐。断气未久者总可还阳，业已试验用，特刊布。”这则药方反映出当时社会上鸦片流行的状况，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此方为吕祖降笔。清代吕祖（孚佑帝君吕纯阳）信仰之特色之一即扶乩，信众多据吕祖降坛之训示编辑成书，奉为经典。

另据卷尾捐资助刊名单可知，该卷助刊者以个人为主，其中也包含僧人与妇孺，且名单中注明“阜宁”“本城”字样，说明捐资者以盐城本地人为主。

（二）《增补真修宝卷》

与地方知识精英

光绪十九年藜照阁重刊本《增补真修宝卷》是在徐宝珩《砭心真修宝卷》的基础上改编而来的。卷首有四篇序言，均多次强调该卷读者为“村夫贩竖”“愚夫愚妇”“妇孺”等“中人以下者”，正是由于这些人无法理解“圣贤之恉”，只能“以浅语发明至理”，故改编、刊印《真修宝卷》以化民成俗。

四篇序言的作者身份尤为重要，序一作者为“射水广信坛同人”，历史文献中并无记载，但据序文所言，此本为藜照阁主人“虔恳广信坛乩笔增益润色，凡数次”，故“广信坛”极可能与《砭心真修宝卷》序文中的“广信堂”为同一扶乩团体。据此序，此次乩坛所为并非降序，而是参与到宝卷文本修改之中，即直接对《真修宝卷》的内容产生影响。虽无从得知序一究竟为何人所撰，但就行文来看，撰写者言辞文雅，善于用典，为突出《真修宝卷》内容极具洞察力而引用“温峤犀”“秦台镜”之典故，反映出此人文化水平较高。事实上，由于扶乩活动需以文字作为传达神灵意志的媒介，对参与者的文化程度有一定要求，自宋时起这一活动便在文人士大夫群体中流行，并逐渐与科举文化建立了联系，而清后期的诸多文人也参与到扶乩团体中来。

其余三序作者均为身份可考的盐城本地知识精英。序二作者薛铭恩致力于盐城本地乡土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于望海楼创办盐城县立师范传习所，此为盐城第一所师范学校。序三作者陈玉树（1853-1906），亦名为“玉澍”，字惕庵，曾参与编纂光绪《盐城县志》。据方志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薛铭恩再次刊印《真修宝卷》，陈玉树亦为其作序，虽然这一版本今已无从得见，车锡伦《总目》中亦未记载，但据此可推断陈玉树与薛铭恩相熟，且刊印此卷是盐城本地乡贤长期认同的“善举”。而根据光绪《盐城县志》记载，序四作者张觐恩为选送国子监读书的生员，后为吴县县学学官。该志“善堂”条亦为我们提供了其参与盐城慈善事业的诸多证据：“张觐恩、张廷恩等复于登瀛桥下增置救生船……薛敬敷、邑人张觐恩等请于督宪左公，每岁冬施衣粥，集资行之数年。”这表明此人不仅是盐城地方知识精英，还致力于推进家乡慈善事业发展。薛铭恩、陈玉树和张觐恩均为盐城本地“儒且好善”者之代表，反映出此次重刊《真修宝卷》在当时的盐城可谓一项“文化盛事”，多位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精英共襄此盛举，对于此卷刊印活动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此版本卷尾的助刊者名单与徐宝珩本存在较大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此本捐助者并非个人，而是呈现出鲜明的组织化倾向，多以“某某堂”命名，可能为善堂、善书局或某民间教团；其二，捐助者所在地域不限于盐城本地，而是广泛分布于湖南、安徽、浙江、江苏诸地。这些区别提示我们，盐城广信坛可能与多地善堂存在往来关系，甚至存在互相借板的情况，该版本《真修宝卷》的传播范围可能更为广泛。

（三）民国诸《针心宝卷》

与救世团体

民国七年（1918），盐城人印鸾章在《同南》杂志上发表《校刊针心宝卷序》一文。据此文可知，印鸾章双亲六十大寿将近，然国难方殷，二老无心庆祝，鸾章多次请求，二老方才提出将其“向所服膺之《太上感应篇》及《真修宝卷》合刊施送”，以劝人虔心向善，鸾章谨遵父母之命，便将“旧藏石印本《真修宝卷》复诵一遍，见其字迹模糊、讹夺颇夥，因重加厘定，冗者汰之，阙者补之，字体之诡譌，词句之错杂者，排比而勘订”，易“真修”为“针心”，取“针砭人心”之意。此卷付梓排版后，印鸾章逐页校勘，颇费心思。文末作者特别点明其双亲之所以高寿，皆得益于平日据此书身体力行，正值“战云怪雾弥漫，天地为之晦盲”之时，阅读此卷可使“普天同化，万善齐兴”。此文详细叙述了印鸾章改编、印行《针心宝卷》的过程。

印鸾章，光绪九年（1883）生于盐城，笔名水心，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宣统元年（1908）来沪，先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多家书局、报社从事编辑、翻译和校刊工作，著有《明鉴纲目》《清鉴纲目》等书籍。1911年，《大同报》（上海）刊发印鸾章《敬告革命诸君》一文，针对武昌起义后各省都督割据林立、同党以意见之争自相屠杀之时局发表见解，提出应在武汉设立总机关，并在各省设分机关以支配各省，进而“建一亚东二十世纪之大共和国”等建议。民国五年（1916），印鸾章加入同南社，民国七年（1919）在社刊《同南》发表《编撰盐城县乡土地理课本序》《编刊孝经课本序》《编纂盐城仁济堂成绩览要序》等系列文章，前两篇讲述了印鸾章趁返乡为双亲贺寿之机，与仁济堂同善筹商编订《孝经》读本作为义塾教材及与诸乡贤考察地势河流并编写《盐城乡土地理》课本之事；后一篇则讲述了盐城本地慈善团体“仁济堂”成立之始末：民国甲寅冬（四年，1915），邑人唐光先、黎宏受、张震、梁志贤、赵鸿杰、夏澄澜、周鸣凤及印鸾章岳父韩德成（字浴之）建立盐城义新坛，民国六年（1917）在此基础上成立仁济堂，自成立以来热心公益，开办义塾，举行义赈，立借本局，设保本会。很明显，印鸾章与仁济堂建立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受其岳父韩德成影响。综合其发表的诸篇文章可以看出，作为《针心宝卷》的改编者，印鸾章是一位身份多元的知识精英，他既是较早接触西方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在上海出版界、翻译界和文坛具有重要地位，亦是致力于盐城慈善和教育事业的乡贤；他既对辛亥革命后即将到来的一系列变革充满期待，也对混乱时局中秩序之崩坏心怀忌惮。就笔者所见，其致力于《针心宝卷》的改编与印行事业，除为父母庆寿之外，更有在变革时代借刷印宝卷重申道德秩序之意。

印鸾章虽是《针心宝卷》改编发行之牵头者，然此事能够顺利推行亦离不开盐城仁济堂的大力相助。据现有资料，仁济堂成立不久，唐光先便在扬州人吴述之的引领下加入先天道，仁济堂诸友亦随之加入，后仁济堂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盐城分会”，获得政府庇护，唐光先任会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唐光先成为全省同善社总号首，总领扬州、苏州、上海三地道务。正因为此，《针心宝卷》诸石印本中出现的“仁济堂”“盐城同善分社”实为同一民间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作为家乡慈善团体首领的唐光先显然对印鸾章印行宝卷的决定十分支持，其特为《针心宝卷》题名、作序，序文除对这一盛举大为赞颂之外，还特别提到了此卷印行数量及合作印刷的细节：印鸾章最初发心印送一万部，然资金不足仅印一千，唐光先与仁济堂诸友亦印一千，并联合邻近同志集刷八千，以完万部之愿。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石印本《针心宝卷》才有多个不同印刷批次的版本传世。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石印本序二为上海灵学会盛德坛常胜子所降序文，俞复为坛长和乩文手录者。上海灵学会是民国六年（1917）俞复、陆费逵等人创办，以乩坛“盛德坛”为依托进行一系列扶乩活动，他们不仅通过扶乩求医问事，还试图通过乩文解答学术问题，论证灵魂的真实存在和扶乩活动的科学性，有会刊《灵学丛志》。印水心曾在俞复带领下参加灵学会的一系列扶乩活动，《针心宝卷》序文应是在灵学会同人聚会扶乩时所乞，这一行为亦是对盐城诸本《真修宝卷》“乞序于坛”传统之延续。

当下，宝卷研究已成为学界的一大热点，但劝世文宝卷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这一类宝卷往往不依附于特定的仪式实践，其内容亦不具备较强的故事性，故很难将其作为某种“仪式文艺”或某种叙事的载体展开讨论。鉴于这一文类本身具有宝卷与善书杂糅的性质，故笔者更倾向于将其视作一种大众劝善读物进行研究。

本文针对劝世文宝卷的代表——《真修宝卷》展开讨论，着重梳理此卷的版本流传史，并借用书籍史的研究视角，观察“书籍之外”相关人群的参与情况。笔者注意到，《真修宝卷》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版本系统，而诸宝卷版本的生产过程则离不开多方人士的介入。其中，一些盐城人士不仅是《真修宝卷》的重要读者，而且在宝卷改编、印刷与出版过程中承担了重要角色，他们虽然具有不同的社会身份，但却围绕一部宝卷的长期出版过程建立联系、发生互动。于其而言，生产此卷不仅是善行和功德，更可被作为变动时期重申传统儒家道德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

篇幅所限，本文未及深入讨论《真修宝卷》在大众阅读层面产生的影响。作为著名的劝世文宝卷，此卷以劝化人心为主要功能，在清末乃至民国时期普通民众阅读生活中亦占据了一席之地。知识精英如何通过出版《真修宝卷》推动道德价值观乃至其他知识（例如卷首所附《音注举隅》所包含的文字知识、卷末附刊药方中包含的医疗知识等）的下移，读写程度并不高的读者群体对此有何反应，这些问题留待日后进一步展开。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