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令法]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北京民间的“龙”物象

摘  要

龙是一个从远古走进当代的中华文化共享符号，它早已融入中华民族每个人的文化血脉。作为拥有千年建都史的北京，龙的多元化发展不仅体现了这一地域的文化多样性，也在具象化的实践中赋予不同族群及其个体成员以文化认知。以龙为基础构建的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普遍存在于北京的民间社会，且以“龙地名”“龙寺观”和“龙风景”为代表。相较于西方社会，龙在中国的总体意义是吉祥的，而龙形象的视觉 塑造及其话语阐释都是在人们的生活需求下发生变异的。这种变异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如今，龙已不再具有区分“人”之社会等级的作用，转而成为反映人民性的文化符号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资源。

关键词

北京；“龙”物象；文化遗产；

自然景观；民间社会

引  言

龙，一个从远古走进当代的中华文化共享符号，早已融入中华民族每个人的文化血脉。作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龙的历史性发展和共时性传播促  进了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不可否认，无论城乡，龙元素都是随处可见的，而那些曾作为一国之都的城市，显然是龙元素较为集中的地区，尤其是多民族聚居的北京，仅一个紫禁城中的“龙”便是其他地区望尘莫及的。不过，“龙”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一定非要以具象化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口头传统、仪式实践或地名称谓等亦可予以展现，这种现象在民间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就现有研究来看，直接涉及北京民间之“龙”及其具体文化表现形式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主要集中于节庆仪式实践，如徐天基和罗丹以及李彩萍等的研究。王铭珍《以龙命名的北京地名》梳理了北京主要的“龙”地名，顾军和柏雨婷则对被称为“龙尾之要”的北京宏恩观作了历史研究。另如冯立天和马瀛通、冯健、付雷和公伟以及吴培阳和于长明等则是对特定的城市空间进行研究，回龙观是其主要研究对象。但不可否认的是，以上成果主要隶属于设计学、社会学或人口经济学，而非文化学。

就上文之述可知，北京民间的龙文化尚未得到全面探讨，更重要的是，“北京的民间龙”有哪些类型仍有待梳理。总体来说，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典型代表，北京的城市化不仅有着长久的历史积淀，其城市化水平在当代中国也是极其显著的，但这并不代表城乡二元结构不存在于北京，相反，以怀柔、密云、平谷、房山、延庆、大兴、昌平、门头沟、通州等为主的郊县地区，依然保有大量的传统村落。此外，以东城、石景山、西城、朝阳、海淀以及丰台等为核心的城中区域，虽是都市民俗学的重点关注对象，但居住其间的广大民众依然属于“民间”范畴。因此，不论是郊县还是城区，那些普遍存在的以“龙”命名的文化遗产（特指地名与人文景观，下同）和自然景观，都在本土居民的代际传承中成为现代都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北京究竟有多少以“龙”命名的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尚未得到准确统计，而北京市民在笔者的调查中通常会以“海了去了”来形容。正因如此，笔者将以地方文献记载为主体，辅以田野调查，择其要点加以分类呈现。

一、地名传统：

以龙标记的村社街道

地名是人为赋予某一自然空间或人文空间的称谓，是带有显著文化属性的历史模式，它可以世代沿用，也可因某些不可逆的缘由发生改变，甚至消失。在我国，地名的使用与设定也有相应的法律制约，即《地名管理条例》（1986年1月23日颁布并实施）和《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6年6月18日）。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在城市化持续深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传统地名被替换，取而代之的新地名也消解了原地名的文化史底蕴。不过，有些消失的地名依然得到地方政府或文人的记录，从而为我们回忆“曾经”带来便利。与其他地区一样，北京的地名在当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依然有不少以“龙”为元素的地名延续下来，另有一些消失的地名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地名志中被记录下来。于此，我们将不再区分地名的“新”与“旧”，而是将重点置于以点带面的北京“龙”地名介绍中。

在北京，几乎所有区县，不论是主城区还是郊县，“龙”地名都是普遍存在的。早在2012年龙年到来之际，《北京青年报》就曾以“京华龙字地名寻踪”为题对北京龙地名进行重点描述，包括西城区龙头井街、二龙路、龙爪槐胡同以及龙泉胡同；东城区飞龙桥胡同；东城区龙须沟路、龙潭路（龙潭湖）；海淀区龙背村、青龙桥；朝阳区龙道村；丰台区龙河路；石景山区龙泉寺；房山区黑龙关村；大兴区龙河路、龙头村；通州区龙旺庄；顺义区龙湾屯、龙庭侯；昌平区回龙观、龙虎台；门头沟区龙泉雾；平谷区龙家务；密云区白龙潭；怀柔区渤海镇龙潭村；延庆区龙庆峡、青龙桥等。另外，我们还可根据龙身特征对北京“龙”地名做出简要梳理：

龙头 大兴区礼贤乡有个村庄，相传是明朝建立的，名字就叫“龙头”。 西城区有一条西北东南向的斜街，名字就叫“龙头井街”。

龙眼 在北京的龙地名中，还真有叫龙眼的地名呢，它就在昌平区高崖口乡小碾村，那儿有一口泉就叫“龙眼泉”。

龙口 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南不远有一个水库，名字就叫“龙口” 水库。

龙须 北京崇文区有名的“龙须沟”，1949年以前是一条污物漂流的臭水沟。1949年以后，政府进行彻底整治，变成一条清水沟。艺术家老舍以此 沟的变化为题材，写下了著名的剧本《龙须沟》，后拍成同名电影。

龙背 北京确实有个“龙背村”。该村位于海淀区的西北部，西依金山，因金山山势颇似龙背，村名由此而得。

龙骨 在房山区周口店以西有一座“龙骨”山。龙骨山是中外驰名的一 座山，因山上盛产中药“龙骨”而得名。

龙爪 龙有四只龙爪。在北京的龙地名中，有两个与龙爪有关，一个是西城区的“龙爪槐胡同”，在陶然亭公园西边；一个是朝阳区“龙爪树村”， 在小红门以北。

从这一梳理中不难看出，这是一条盘卧于北京的“大龙”，而这些以 “龙”之特定部位命名的村落，不仅彰显了某种空间跨越的特征，也说明北京本身就是一个龙的天下。相较于上述梳理，北京地方志中的龙地名则有更丰富、更传奇的记载。《北京市地名志》中有这样一段针对东城区龙地名的表述：“东方属青龙，龙是喜欢水的，北京的东面有大海，因而东城关于水族的地名很多。例如，东安门以东有所谓金鱼胡同，这是以鱼中最上等的金鱼为饵来养龙的意思。又，其后有塘子（今天是堂子），这是龙在贮水池小憩之处。还有，它北侧的胡同叫干鱼胡同（今天叫甘雨），这表示鱼既然是干了，那么龙退到这里也就没有好处了。从这儿往南是莓藻（现在是煤渣）胡同，这是表示龙前进时可以在水草中优游。”此外，该书还有关于黑龙潭、二龙坑、龙王庙以及一条龙等龙地名的记载。除此之外，东城区、西城区、平谷区、朝阳区、丰台区、海淀区、昌平区以及怀柔区等区县“地名志”也均记载了数量不等的“龙”地名，且至今犹存。

具体而言，《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志》记载了“上龙西里”“上龙南巷”“飞龙桥胡同”“青龙胡同”四处“龙”地名，前三者今天仍为居民住宅区集中地，后者则于2017年9月启动“青龙文化创新街区”改造工程，并于 2018年9月正式开街。《北京市西城区地名志》载有“龙头井街”“二龙路”等“龙”地名。就实地调查可知，位于龙头井街东南端，与三座桥胡同和地安门西大街交界处，为2017年竣工、占地2100余平方米的古典园林式龙头井微公园。《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中则记有“龙凤里”和“龙爪槐   胡同”，两者均于1965年整顿街巷名称时确定——前者由原称“楼房坑”的  地名谐音而来，后者因该地原有状如龙爪之槐树而得名。在《北京市平谷县地名志》中，记录了一个于明代因此地驻兵将领姓龙而将村名命名为“龙家府”，后改称“龙家务”的村庄。《北京市朝阳区地名志》主要记载了“龙王堂”和“龙道村”两个村庄。前者因明代所建龙王庵（俗称龙王庙）于民国六年（1917）更名龙王堂而沿用至今，后者传为一老叟在唐太宗李世民东 征路过该村时机智回复该地为“龙到（道）村”得名。相关记载表明，龙道村名几经变迁——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即有龙道村，明万历八年（1580）称龙到村，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易名龙稻村，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 复名龙道村。在《北京市丰台区地名志》中，有传说河中有龙而得名的 “小龙河”，其跨河而建之道路因而得名“龙河路”。另有途经“九龙山”而 名的“九龙山路”，还有邻近青龙头村的“青龙头水库”“青龙头干渠”等20 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人造工程。

《海淀地名典故》对围绕“青龙泉”所建“青龙桥”，并由此形成“青龙桥镇”的历史做了详细描述。在昌平区，最为典型的“龙”地名莫过于回龙观。作为一个拥有十万居民的现代社区，回龙观已不能用“大”来形容，而是应以“超”字为前缀的新型居民区。虽然回龙观在最初建设时是以现北郊农场机关所在地为基础，但其名称却是来自原回龙观村。相传明弘治皇帝在拜谒皇陵时传下一道圣旨，要在沙河南的牧马草场修建一座道观，并赐名玄福观。该道观从弘治十七年（1504）开建到正德十年（1515）建成，并最终名为玄福宫。作为明代中叶的一座皇家道观，此宫还承担行宫之责。因明代皇帝到天寿山拜谒皇陵，回銮途中多驻跸于此，故民间俗称回龙观，而其周边之村落则被叫做回龙观村。如今，玄福宫早已不存，但“回龙观”之名 却沿用至今。回龙观是一个在不断建设和发展中逐步形成的超大型现代社区， 在其内部按区块形式划分出30余个住宅小区，而其中以“龙”命名的就有15个，即回龙观村、龙跃苑、龙腾苑、龙锦苑、龙博苑、龙泽苑、龙华园、龙禧苑、龙回苑、龙城花园、龙冠润景、新龙城、天龙苑、骊龙园以及龙兴园北区。由此可见，“龙”已然成为回龙观社区最为核心的用字，且在北京当代社区中也是“龙”字最多的一个，写有“回龙观”三个隶书大字的双云龙门坊正彰显了这一特征。

在怀柔区怀北镇，有一个名为龙各庄的村子。此村西南距怀柔城区12公里，距镇政府驻地2.8公里，为汉族和满族共居村落，且以张、白、牛、毕为主要姓氏。据《怀柔县志》记载：清初，王姓首居，认西山坡上低凹处为卧龙、卧龙村，后户数增多，改称龙家庄，后又更名为龙各庄。另有传说指出：龙各庄村西一上坡处有个大水泉，泉水充沛，日夜喷涌。水泉上方有块巨石遮掩，曾有人看见一条龙在石头下面的水泉边横卧。当时沿坡根有条河流过，河水清澈透底，这眼泉水便潺潺流淌着汇入小河。现此泉已被保护起来，其围栏正面刻有“龙泉”二字，并于2013年9月15日由龙各庄村委立一雕龙石碑，其背面刻有《龙泉简介》:

龙泉位于龙各庄村村委会对面，龙泉得名于一个民间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东海龙王出海，感觉口渴，挖土。如今龙各庄村，用龙爪挖土，有泉涌出。后人在此定居，建龙王庙（龙王庙在破四旧时期被拆除），挖龙泉。龙泉水质清澈透明，甘甜醇美，冬温夏良，长流不断，即使遭遇大旱，泉水也是缕出不息。龙泉最早的井台是用石灰岩凿成，两个井口经过几百年井绳的磨合有石沟三十二个。后在“文革”期间，村民用村南坟地的石供台替代石灰岩井台。台井边的古槐树，据考证已有六百多年的树龄。

另有传说讲道：每逢久旱无雨时，村中便有一老者肩扛筛子，背负一幅乌龟图，以楷书写着“12男12女，12寡妇来求雨”。他一边在河里乱蹬，一边口念“求龙王发慈悲、普降大雨、救度黎民百姓”等内容。之后，来到龙王庙下跪磕头，恳请龙王降雨。说来也巧，每每求雨老人刚刚走出龙王庙， 天空便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大雨。老百姓特别高兴，因为庄稼得救了，人又有粮食吃了。此后，每遇大旱，本村和附近三里五村的老百姓就会在龙王庙前搭台，请戏班子唱戏，求龙王降雨，据说3天之内，十有八九都能见雨。正因如此，龙王庙祈雨仪式也逐渐变成约定俗成的集体活动，并世代延续下来。如今，龙各庄已旧貌换新颜，它正乘“龙”起航。总之，本文所列只是北京全域“龙”地名的一部分，但从中已然能够感受到，北京“龙” 之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且是一个具有显著历史延续性的“龙”空间。

二、神圣空间：

以龙为名的寺庙宫观

前文已经提到，《北京市地名志》有多处龙王庙以及黑龙潭边建庙以镇 “龙”的记载，而回龙观的地名来源也与寺庙宫观有关。如今，这些历经风雨的寺庙宫观或已被毁，或仍存续，但不论其形貌状态如何，都在北京这座 “大城”中为我们留下了以“龙”为名的信仰空间——民间的抑或皇家的，都为居住于这方土地上的人提供了心灵的慰藉之所。以“龙”命名的宫观寺庙究竟有多少，现在还没有相关统计，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管中窥豹。下面就让我们从海淀区、石景山区及房山区各选两座较具代表性的寺庙宫观，并结合相关文献对其加以简述，从而说明“龙”在信仰上的另一种表现。

海淀区寿安山北山腰的黑龙潭边有一座龙王庙。传说寿安山上盛产黑石，质地细腻，金代曾采石为宫女画眉，称黛石，因而此山又叫画眉山。山腰有圆潭，直径10余米，水从山峡石隙中流入潭内，溢时流泻山下田野中。传说有黑龙潜藏水底，故名黑龙潭。其周围建有回廊33间。潭后有庙，名曰黑龙王庙，东向依山而建，殿阁依次上升。据庙内现存明清以来重修碑、御制碑及祈雨灵应碑等可知，此庙建于明成化八年（1472），奉祀黑龙王，天旱时在此祈雨，此种行为今已不存。另在海淀区聂各庄乡老爷山（凤凰岭风景区）下，有一座东距抬头村约2公里的龙泉寺，为释继升始建于辽应历初年 (951)，因寺南有龙泉池而得名。据相关介绍可知，1995年随着凤凰岭景区的开放，寺院也在修缮中逐渐恢复原貌。2005年4月11日，龙泉寺正式开放为佛教活动场所，并成为海淀区1949年以来第一所三宝具足的佛教寺院。该寺过去坐西朝东，至清乾隆后期，昌平州府在原寺东侧，以金龙桥为中轴线，将寺院改建为坐北朝南的三进院（西院、中院及东院）。不过，旧寺院建筑基址依然保留至今，并称之为“西寺”。寺内亦有与“龙”相关的建筑，特别是金龙桥，其位于山门处，全长26.5米，面宽4米，传为第一代住持继升和尚由募化所建。

在石景山区翠微山东部西山八大处有一座龙泉寺，即现灵光寺，是一座 距今有1200多年历史的佛家古刹，是八大处的第二处寺院。此寺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766—779），初名龙泉寺，辽道宗咸雍七年（1071）增建招仙塔以供佛牙舍利，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改称觉山寺，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得以修葺，明成化十五年（1479）再度重修后，方更名为灵光寺，并沿用至今。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灵光古刹毁于八国联军战火，后经二十余年的重建才得以恢复原貌。重振后的灵光寺坐北朝南，纵向布局，南部建有大悲院、金鱼池院，北部则为方丈院、塔院、居士院以及大雄宝殿。除此之外，寺中还有新建舍利塔（1964）、心经壁及罗汉墙等景观。

据《北京市石景山区地名志》记载，石景山区的翠微山还有五处名为龙 泉庵的佛教寺庙。其中之一便是八大处的第五处寺观，即螭汤龙泉庵。始建 于明洪熙元年（1425）的龙泉庵，在清顺治二年（1645）发现其中有一泓清泉，故名龙泉寺。此泉分上、中、下三潭，水甜清冽，俗称“甜水泉”“甜水螭汤”。泉上有殿，即“龙王堂”，传为龙王梵修之所。其檐下曾悬“灵通宇宙”之匾，大门两侧曾挂“佛道巍巍，麓中天之杲日；慈风荡荡，振大地之春雷”之楹联，内中主供身披黄袍之龙王像，两侧立雷公和雷母。由是可知，人们供奉龙王乃为求风调雨顺。

房山区佛子庄乡黑龙关村有一座名为龙神庙的地方神圣空间，始建于元至正十年（1350）。据传，该地修庙前，京城大旱，人们为了祈雨才在此兴建龙神庙。后来，每逢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便形成了以龙神庙为核心的庙会， 并一直维系至今。相关调查指出，自2000年起，由当地政府推动的“二月二酬龙节”，是作为北京春节期间最后一个活动举办的。庙会形式基本一致，除普通百姓的正常祭拜活动（“献会”和“走会”）外，基本都以邻近村民自发组织的各种民俗表演为主，如大鼓、银音、腰鼓、京剧、歌舞等，有时也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外请演出队伍，如2011年就外请了京城叫卖大王臧鸿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幡”传承人付文刚及河北梆子剧团等。此外，这座龙神庙在清代还颇受皇家青睐，其正殿门额上有雍正手书“甘泽普应”牌匾，下挂乾隆御笔对联“御四海济苍生，功能配社；驾六龙享庶物，德可参天”。据此可知，这座地方庙宇也是一处具有皇家属性的民间神圣空间。

另在房山区磁家务凤凰岭下有一座建于北京最大地下泉——孔水洞上方， 以“龙”命名的地方性寺庙群，它是京西重要的唐代佛教浮雕及辽代花塔文  物遗存所在，而其现存主殿即万佛龙泉宝殿。据相关文献介绍，万佛龙泉宝  殿位于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万佛堂村西北方，始建于唐大历五年（770），为孔水洞古刹仅存的一座殿宇，因殿内嵌有《文殊、普贤万菩萨法会图》，故称万佛堂。2001年6月25日，万佛堂、孔水洞石刻及塔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虽然以“龙”为名的寺庙宫观并不独为北京所有，且相关传说同样不为北京所独享，但从整体上看，这些被“龙”附加的信俗空间已经融入北京的龙文化，而这无疑是我们描述并深度探索北京龙文化之整体性所不可逾越的现实存在。

三、文化赋能：

以龙命名的自然景观

以上描述让我们看到，这些以“龙”命名的寺庙宫观，在很大程度上都已成为八方来客的心灵寄托（游览）之地。这类空间无疑是带有一定自然因素的人文景观，与此相反，在北京还有众多以人文要素为衬托的自然景观。 这些以“龙”命名的自然景观，有些是源自外在形态，另外一些则有来自神话传说的依据，因而也出现了部分重复命名的自然景观。虽然我们无法走遍北京全域以勘察这些“龙”景观，但来自他者的相关描述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不少信息。下面就让我们借助他者描述，介绍几个以“龙”命名的自然景观。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地名志》中记载了两处有关“龙”的自然景观，即位于区政府北面的青龙山和西北面的蟠龙山，两者均因地形似龙而得名。登上前者，西山风景可尽收眼底。后者有著名的法海寺，其内明代壁画享誉中外。《北京市平谷县地名志》也记载了两处均属燕山余脉且与“龙”相关的自然景观， 一为金龙殿，位于区内西北部低山之中，因其山脉走向似龙，而顶部岩石轮廓似殿堂而得名；一为青龙山，乃区内南部低山之一，传其南侧沟谷——龙潭沟内有青龙而得名。此外，该地名志中还记载了“龙潭泉”和 “龙坡遗址”两个景观。在房山区张坊镇东关上村有一处自然形成的溶洞景 观——龙仙宫，目前是国家2A 级景区。相关导游词写道：

龙仙宫面积1万平方米、堪称北国第一大厅，山体为燧石条带白云岩及藻叠层的云岩，生长在约10亿年前的浅海及滨海。它是由喀斯特地貌形成的集健身、娱乐、休闲、观赏于一体的溶岩洞穴自然风景旅游景区。这里经近千万年的化学沉积，形成了极富形象特色的奇景，如龙蛋、生命之源、海狗守洞、莲花宝座、仙水浸珠、金芙蓉园、九天银瀑、金色水母、龙宫水晶等。特别是棕榈状石笋、松鼠化石更为珍贵，为中国北方仅有：房山雪松、北国风光，更显龙宫金碧辉煌，游人置身于五彩缤纷、气势恢宏、琳琅满目的仙境神殿之中。洞内声、光、景互为一体，五彩缤纷，构成了一幅幅“龙宫奇景”“房山雪松”“北国风光”“金碧  辉煌”美景。洞内景观极富特色，洞外景观山峦叠嶂，陡壁峭岩，林木葱绿，春季山花烂漫，夏季硕果累累，秋季红叶满山，冬季白雪皑皑。 龙仙宫景区集洞穴景观、自然景观于一体，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旅游娱乐、度假休闲、科研探讨于一身的旅游胜地。

在延庆区旧县镇古城村北，有一处名为龙庆峡的自然景观。有人如此介绍道：

“龙庆峡”的得名，源于明代延庆的称谓“龙庆州”，被人们誉为北京的“小漓江”，堪称“塞外一绝”。龙庆峡水库高耸的大坝相连着两座山，其宽有四五十米，大坝犹如一把白色的巨锁把水龙锁住，东西的两座山，峭壁直立，足有几十丈高。当你划船而渡，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它既有塞外的雄奇，又兼有江南的秀丽，可与桂林的漓江、长江的三峡相媲美。是北京十六景之一。该景区集南方山水的妩媚秀丽和北方山水的雄浑壮观于一体，裸露的石灰岩形成奇  特造型，与漓江山石极相似，只是当您抬头观望山峰时，又感到北方峰  崖的雄伟峻峭。“峡江十里”是龙庆峡的重要景观。

白龙潭风景区位于密云区太师屯镇龙潭沟村，是一处国家2A级旅游景区。相关传说指出：

白龙潭风景区，地处燕山长城脚下，自汉世以应龙能致云雨之说，一白龙久居深潭，广布细雨，为庶民耕耘造福。“白龙昼饮潭，修尾挂后壁”是北宋苏辙留在这里的诗句。白龙潭风景区，山灵水秀，峰多石怪， 叠潭垂锦，松柏满坡。十里道人溪夏滔滔、冬涓涓，步步横生野趣。八百亩风景林，桃杏花开报春，碧绿覆盖爽夏，玻璃红叶染秋，苍松瑞雪暖冬。这里，古松石上长，古刹石上修，古潭石上涌，古像石上刻。四殿十八亭合古建筑属宋、元、明、清历代几经修建而成。历代帝王将相、 文人墨客，年年临此游览避暑，这里设有“行宫”是北京往来承德避暑  山庄御道的必经之地。

与白龙潭相对，在密云区还有一处名曰“黑龙潭”的景区，它位于该区石城镇大关桥村一条长约八公里、俗称“轱辘峪”的峡谷中。

位于北京市怀柔区怀北镇古长城关口的青龙峡，南北长约千米，占地 150公顷，是一个以自然水系为主形成的库区（20世纪70年代建设），于 1996年正式对外开放，内有“一石六景”“烟波胜境”“仙人骑龟”“济公观水”等景观。2005年青龙峡这处集青山、绿水、古长城于一体的人文自然空间，被评为4A级国家风景区，因峡内有青龙潭，故名。

在门头沟区清水镇燕家台村，有一处距市区约90公里、于2000年开始  建设的自然景区——龙门涧。这里以北京最长大峡谷（15公里）为主要景区，占地约20平方公里，因其地质结构奇特，有长江三峡之峻拔、桂林山水之秀美，又有匡庐之飞瀑、黄山之叠泉，故有“燕京小三峡”“京西小桂林” “大自然中的山水盆景”等赞语，同时被有关学者誉为我国“北方的地质博物馆”。在龙门涧景区除了自然风光，还有彰显人文意蕴的景点，如八戒石和甜仙泉等，前者讲述了“灵石除妖，救护乡民”的故事，是对具体自然风物的解说；后者与“龙子抢亲，造泉为民”的传说相关，是一种借既有人造生活用具表达对造福一方者的纪念之心。总之，以“龙”命名某个景点或景区，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有效形式，因此，与寺庙宫观相同，这些“龙”景观早已北京的龙文化之中，是我们全面研究北京龙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四、叙事与空间：

民间龙文化的两项补充

“龙地名”“龙寺观”及“龙景观”是典型的北京龙文化表现形式，但在资料查阅中，我们还发现其他流传于北京民间的“龙传说”，而这些口头传统虽然不是都有可见的实物加以对接，但这种民间记忆同样是北京龙文化的重要体现。就相关传说而言，我们可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各区县“民间故事集成”中看到，而较具代表性的则被收录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 中，如《金龙盘玉柱》《刘伯温与九龙杯》《小白龙智退强敌》《小白龙三绝招儿》《龙虎台》《大龙河》《龙虎沟与龙虎泉》《白塔镇孽龙》《龙母庙》《颐和园里龙王庙的来历》《九龙池》《蜘蛛山于断龙桥》《青龙倒吸水》以及《牛娃除恶龙》等。从这些传说故事的题目我们即可知道，它们涉及史事、地名、景观以及想象，是极其多样的北京龙文化素材。

除了上述直接以“龙”命名的景/物和口头传统外，还有一些与“龙” 有关，但未显示在名称中的，而这类“龙存在”，最为典型的就是北新桥和潭柘寺，而它们因“龙”也将两个区县的两个“地点”联系在一起。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北京卷》中，有一则名为《北新桥》的传说，其将北京城的建设之功归结于刘伯温这位大明开国功臣。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此时刘伯温早已逝世，这种移植嫁接充分体现了刘氏的智慧与影响。该文又将北新桥的出现归功于姚广孝，而那个修在海眼上的“筒子”则在后人口中被称为“锁龙井”。另有异文将北新桥和锁龙井形成的功劳也给了刘伯温，并将北新桥与潭柘寺联系在了一起。通过这一传说我们似乎可以知道，在北京民间为什么会流传“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典故了。

位于门头沟的潭柘寺虽在寺名上隐去了“龙”，但其内在依然有“龙” 的深度参与。作为北京最为著名的古刹之一，潭柘寺之名的来历还有“龙潭” 与“柘树”各取一字的传说。不仅如此，此寺的兴建也同“收龙”有关，而1985年搜集整理的《潭柘寺的来历》对此进行了说明。从表面上看，这则传说解释了潭柘寺及其名称的来历，但其深层意涵仍在弘法和教化。不过，无论表面还是深层，这则传说都揭露了潭柘寺与龙存在的紧密联系。或许正是由于潭柘寺早于北京城（或即紫禁城）而建设（据传其始建于西晋，并于后世多有重修或扩修），其还蕴含了“收龙”以助黎民的现实需求（在早期传说中，大部分以“龙”命名的寺庙宫观，几乎都祭祀龙，唯潭柘寺“收龙”），更重要的是，该寺有着深厚的信众基础，并得到帝王重视，进而成为皇家寺院之一（尤其是清代，康熙与乾隆均来过此寺），才促使普通民众将潭柘寺与北新桥（锁龙井）相关联。

总之，虽然部分以“龙”为名的村落、古刹及自然景观都带有一定的官方（或皇家）特征，但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基本都在城郊甚至远郊的山区，因而它们更具乡野特征，是普通百姓也可光顾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对我们来说，以上不同类型的“龙存在”是很难计数的，可以说它们遍及乡野的各个角度，尤 其是那些被隐含的“龙”，则更难发现。如果我们仅从民间层面看，北京的确是一个全域都被龙包围的生活空间，因此称之为“龙乡”一点也不为过。

五、交融互动：

多元共享的“龙”符号

龙在中国古代，特别是秦汉以来的中近古时代，已经完成其作为社会等级象征的建构。尽管古人将“家天下”之“共主”视为“天子”，且称之为  “龙子龙孙”，但龙在“爪”的数量变化中呈现皇家的权力结构时，并未阻断民间社会对龙的文化创造。正所谓“龙生九子，子子不同”，而这“九子” 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龙形象，则成为民间社会祈求风调雨顺和生活美满的重要对象。多样的民间之龙不仅被安置于建筑、雕刻于家具、刺绣于服饰，还以舞蹈形式展现于仪式实践，成为家居陈设的艺术品，还有用于体育竞技的水上工具——龙舟。据此笔者认为，这些分布广泛且表现不一的民间之“龙”，是构成中国龙文化全貌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正如上文所言，北京虽是“皇城”，仅紫禁城一处就囊括了多种形态的龙纹饰，但龙在象征封建权威的同时，也在北京的民间社会生根发芽，甚至有些龙文化的形成远早于作为“皇城”的北京。此外，北京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有突出表现，因此，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龙，其在北京不同时空及人群中的共享则同其他地区一样，既是现实的，又是普遍的。

符号的表现形式不仅是可视性的，也可通过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感官加以呈现。通过上文所述可知，北京的民间之龙既表现于视觉的建筑、雕塑及图像之上，也凸显于地名、传说及庙会当中。不过，某些特定的龙文化也在历史的发展中触发了民间与官方的合流，而这主要表现为以佛道为基础的民间信俗的精神需求，也从另一个侧面暗含了由上至下的社会治理策略——与民同乐。

随着封建王朝的彻底瓦解，龙的权力象征被另一种话语——我们是龙的传人——所取代，而广布于民间社会的各类龙文化的表现形式也不再“乡野”，而成为中华文化符号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那些已被纳入“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龙文化表现形式，如北京市级代表性项目“通州运河龙灯”“漆园村龙鼓”“杨镇龙灯会”和密云区级代表性项目“耍龙”等即是典型。这些项目虽以某一特定村落或社区为展演中心，但却在文旅活动的推广中为不同民族所共享。正如方李莉等人所言：“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基因的载体，是身份认同的参照物，也是各民族文化的总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也是树立中华民族形象的根本。”而笔者则认为：“民族艺术的外在表现形式及其所蕴含的历史记忆，不仅彰显了单一民族的独特性，也激发了多民族基于共享中华文化符号的民族认同意识。”因此，在多民族聚居的北京地区，龙形象的城乡差异也在圣与俗的辩证中，促进了不同民族在同一生活区的交融。

本文运用文献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尽可能地呈现了分布于北京民间社会的龙文化表现形式，但相较于以民俗活动为依托的动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种静态的物象描述更能超越后者的时间限制，给来自不同民族的个体成员带来更为直观的视觉冲击和印象。不过，需要明确的是，不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两者的生活区分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相反后者是前者得以产生的过程，前者是后者得以存续的有力见证。正如贺学君所言：“整体固然可以是众多局部的有机整合，但任何局部（即便是最杰出的代表），都不可能完全代替整体。”因此，作为人类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根本无法彼此独立，哪怕是掩埋地下千百年的人类活动遗址，也浓缩着曾经的人文实践过程。中国龙文化的多样性生成也是一个伴随共时性传播的历时性过程，而这个过程至今都未停止。作为中国龙文化的构成要素，北京龙文化的在地化生长不仅呈现了区域生活的多元状态，更为多民族的共性表达奠定了文化整体的区域风貌。

龙，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以符号化的形式在不同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得到普遍重视，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龙的符号化形式也在构成人类文化多样性上发挥了十分积极的助推功能。虽然历史上的中国龙具有显著的等级化色彩，但这并不是它的全部，相反民间社会对龙的适应性改造不仅发展了龙的外在表现形式，更反映了其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共享性和传承性。在当代社会，龙的文化象征性虽遗留有部分历史特征，但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彰显了一种为不同民族所认同的符号价值。总之，北京龙的历时性传承与共时性传播，反映了区域社会共享中华文化符号的事实。

六、结  语

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各种文化表现形式也发生着生活属性的转移，而龙的象征意象也在不同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变迁中，产生了差异显著的内涵和外延。相较于西方社会，龙在中国的总体意义是吉祥的。此外，龙在被赋予等级秩序观念的同时，也彰显了民间社会基于不同龙文化表现形式的集体创造力。作为拥有千年建都史的北京，龙的多元化发展不仅体现了这一地域的文化多样性，也在具象化的实践中赋予不同族群及其个体成员以文化认知。其实，不论封建时代，还是当代社会，龙均承载着沟通不同阶级阶层的社会功能。换言之，龙既是不同群体的共享符号，也是联系不同群体的重要媒介。更重要的是，尽管前文对北京民间“龙”的书写侧重于物质文化，但此类文化表现形式却要依赖非物质文化的集体实践，哪怕是自然景观，其之所以被赋予“龙”的意象，无疑是人之想象的“变现”，进而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模式。从本质上讲，龙形象的视觉塑造及其话语阐释都是在人们的生活需求下发生变异的，而这种变异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从古至今，以龙为基础建构的各类文化表现形式，都是在人的作用下形成并代际传承的，而多民族的交融互动则促进了龙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如今，龙已不再具有区分“人”之社会等级的作用，转而成为反映人民性的文化符号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资源。总之，龙在北京民间的具象化表现是极为多元且意涵丰富的，它代表了中国普遍存在的“龙”现象，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

（注释从略，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