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小杰 张沙]嫦娥形象的变迁与中秋节“团圆”意象的构建

文化   2024-10-07 19:3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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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形象的变迁与

中秋节“团圆”意象的构建


柯小杰 张沙

原文载于《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第2期。


摘  要


中秋节是我国传统岁时节日,它起源于先秦时期的祭月活动,带有明显的巫术和宗教色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中秋节文化内涵发生了根本变化,“团圆”逐渐取代了早期的月神崇拜。这个过程的实现与唐宋时期文人阶层对嫦娥形象的改写有关,嫦娥从一个偷药贼变成了一个与丈夫分离的可怜女人,这种改变调动了人们关于中秋团圆的想象。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秋节的主要文化内涵得以确立,也得以突破其时空局限性而成为一个全民共享的国家性节日。


关键词


月神崇拜;文人阶层;嫦娥;

中秋节;团圆



一、月神崇拜与中秋节的起源


中秋节是我国传统岁时节日,时间在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秋分祭月活动。周代各种自然崇拜盛行,祭祀活动是礼俗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大宗伯》说:“以湮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本来昊天上帝是代表整个宇宙空间的至上之神,不过《礼记·祭义》说:“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光焰四照无过于日,形象多变无过于月,日月给世界带来白天和黑夜、春夏秋冬、万物荣枯。人们相信祭祀掌管着所有阴象的月亮,能让国运昌盛、社会安定,所以古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中秋祭拜月亮活动。不过那时的人们并没有单独祭祀月亮,月亮只是他们祭拜的众多星辰中之一,月亮崇拜依附于昊天上帝崇拜。当时的古人,关于什么时候、谁祭拜月亮都是有明确规定的。祭拜月亮并非任何时间都可以,只能在秋分时节,以此来感恩和回报农作物丰收。当时只有周天子和王室成员才有资格与神灵对话,所以早期的祭月仪式都是王室负责,普通人无法参与。这个现象也表明早期的周朝天子集宗教、政治于一身。民俗学家萧放认为,这种现象可能与古代社会的神权控制有关。


对月亮崇拜的现象在世界其他地区也都盛行。无论是南美洲的土著,还是古以色列、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等都有月神崇拜。据说,古以色列人在新月初升时,总要在山头上举起烽火来迎接它,一些南美洲本地民族认为使植物生长的不是太阳而是月亮,认为只有在月亮柔和的光线之下,才能降下露水,滋润人畜,催促植物生长,所以他们不崇拜太阳,而向月亮献祭。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时期,月神长期是乌尔城的保护神,人们还专门为月神建立了一个神庙来祭祀她。月神的祭礼由专门的女祭司负责,这位女祭司是从王室家庭中挑选出来的,被当作月神在人间的配偶。月神与女祭司的圣婚在每年12月举行,人们敬献“圣床”等祭品,女祭司可以结婚,但不允许生育,一生专门在神殿侍奉月神,主持月神的祭礼和神庙经济等工作。除了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如鄂伦春族在每年的正月十五日举行祭月仪式,他们会将一些动物的血和饼作为祭品贡献给月神以祈求月神庇佑。



有学者认为,这种关于月神的普遍信仰与早期的人类不懂月亮运行规律,觉得月亮神秘莫测,故而对月亮产生了崇拜感和敬畏感有关。但这个说法并不能解释月亮崇拜的独特性,而只能解释一般的自然崇拜。杨玉君分析了月神的独特象征意义,指出代表月亮的神祇及神话更涵盖了生殖、丰饶、再生、不死等等丰富的象征意义,由于每个月自朔、望、晦,月亮有如经历了由生到死的过程,而濒临死亡般的下弦月,从月初开始又逐渐地由亏到盈,具象地展现了月亮不死的特点。月亮既可象征不死,则不死的主题出现在来源各异的神话故事中显非偶然。


早期的秋分祭月仪式带有浓厚的宗教和巫术色彩,其参与者主要是王室成员,普通人没有资格参与其中。据文献记载,在古代中国,人们用孟、仲、季来表达每季月份的顺序关系。其中,“中秋”是“仲秋”,也就是秋天的第二个月份。在中秋节兴盛以前,“中秋”一词更多是用来表示秋天过半之意,而不是某一节日的专有名词。早期的祭月仪式发生在秋分,但秋分的日子每年都不同,它可以发生在八月十五日前后。正如乔继堂在分析岁时节庆时指出,早期的节俗与定型的节俗是有区别的,早期的节俗只是定型后的节俗的一个元素。那么,这种早期由少数人享有的祭月仪式是如何演变成一项国家性的民俗节日?即中秋节是如何被确立为法定假日并被制度化?它的文化内涵又发生了怎样的变迁?笔者初步认为,中秋节成为一个国家性节日,与汉代以来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不断为之添加新的叙事以及国家从法律层面上将中秋节制度化有关,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漫长演化过程中实现的。


二、刘向、《山海经》

嫦娥奔月的神话叙事


汉代,围绕月亮相关的神话叙事开始逐渐走向集中和大一统,汉朝统治者对先秦时期的精神文化重新阐释,使之更加符合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先秦时期的节俗大部分都建立在原始崇拜与民俗信仰的基础上,且所信奉的神灵并非人格化的神灵,人情色彩很淡。比如在早期的祭月仪式中,并没有任何关于月亮的拟人化描述。但这种情况在汉代开始被逐渐改变,最能体现这种转变的是西汉刘向和刘歆重新修订的《山海经》。


《山海经》是一部先秦时期的重要古籍,作者不详,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内容,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后来,这本书被后人重新整理。刘向和儿子刘歆重新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和学说,试图从中提取重要营养来构建汉朝大一统思想。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原名更生,字子政,西汉楚国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祖籍秦泗水郡丰县(今江苏丰县)。他是汉室宗亲,从小接受了儒家教育。但他所处的时代并不稳固,西汉末年宦官专权,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刘向在这种纷争危机时代,试图通过自己的学术努力,用儒家学说来统一汉王朝的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规范。他用20多年时间完成了《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别录》《山海经》等古籍的编撰和修订、校对等工作。他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并极力宣传《山海经》,《山海经》在西汉末年广为流传。民俗学家叶舒宪则从更大的社会政治层面探讨了这本书的传播,他认为这本书带有强烈的政治动机,即其出现和上古文化走向大一统的政治权力集中的现实需要有关,《山海经》通过描写各地的山川地理,从而得以与圣人这样一个中介者发生联系,这是远古时期的政治地理观。



而与后来的中秋节密切相关的嫦娥奔月传说恰恰是出现在《山海经》中,“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日:‘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恐毋惊,后且大昌。’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蜡”。这个故事中讲的是后羿向女神西王母求了一颗不死丹药,但是却被他的妻子嫦娥给偷了,嫦娥在临走之际,找一个巫师算了一卦,巫师告诉她最好在天黑的时候走,走的时候不要惊慌,嫦娥照做了,她后来升上了月空,变成了一只蟾蜍。这个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带有浓厚的道教和神仙方术的色彩。在这个叙事中,我们却可以发现,这个故事中的月亮已经不再是那么高不可攀了,而是人可以通过法术或药丸得以企及的对象,甚至,人还可以生活于其中,月亮已经不再是一个客观的对象,而是变成了一个和人息息相关的对象,并且承载了人的情感。


三、文人的流动与唐诗的传播


汉代以后,人们在嫦娥奔月原有的神话传说中,根据自己的理解或意图,不断给这个传说添加了新的内容和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唐朝的文人群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他们的想象和创造,嫦娥的形象从一个负面的偷药贼转变成了一个离开丈夫的苦命女,并成了一个集温柔、美丽、聪明、善良等形象于一身的月神。


在唐代诗人中,对嫦娥形象进行重大改写的当属晚唐诗人李商隐。晚唐政治动荡,持续了近40年的“牛李党争”,让李商隐不幸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个人的挫折,使得李商隐在文学创作上很少关注政治话题,更多关注个人的身世遭遇。正是在此背景下,我们才能够去深入解读他所作的诗歌《嫦娥》。《嫦娥》诗云:“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在这首诗歌中,嫦娥奔月后,非常后悔偷药,日日思念自己的丈夫。无疑,诗人将自身的思念之情投射在了嫦娥身上,嫦娥的形象也就因此发生了根本变化。早期的版本中,嫦娥是一个负面的、不带有任何情感色彩的人物,但是在诗人李商隐的笔下,嫦娥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女人,一个因为离开丈夫的苦命女人。



除了李商隐,唐朝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在《把酒问月》中写道:“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阕,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这首诗将嫦娥的孤独与寂寞表现得淋漓尽致。


唐朝是一个繁荣的时代,各族人群之间交往频繁,尤其随着唐朝科举制的进行,全国各地的文人流动到长安,促进了文人群体的形成。唐朝交通条件的便利,以及唐朝统治者试图通过诗歌来进行教化等因素,都直接或间接促进了唐诗的广泛传播,成了上至统治阶层、下至普通百姓都共享的文艺形式。随着这些有关嫦娥的诗歌传播,新的嫦娥形象也在传播中不断丰富完善,为中秋节与“团圆”联系起来奠定了人文基础。


四、“团圆”想象的实现

与中秋节的形成


中秋节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尚存争议。有人认为是唐代,有人则认为是宋代,说法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唐代以前中秋节并未成为制度节日。如孙雪岩通过分析南北朝时江陵人宗懔编写的《荆楚岁时记》,发现这本最早的中国岁时节日记录史中并没有关于中秋节的记载,他还通过分析唐代官方文献得出唐朝时期中秋节没有成为民俗节日的结论,主要依据为:第一,唐朝官方规定的放假节日中并无中秋节;第二,遍阅唐代类书等文献所载史料,均未提及中秋节;第三,唐朝中秋时的活动仍主要限于上层社会的赏月时尚,而未成为波及整个社会各阶层都参与的世俗欢愉的节日。张舰戈也认为,虽然唐代中秋已经流行了赏月之风,但更多只是文人群体的单独行动,普通百姓并未大规模参与其中。直到宋代随着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市民们开始逐渐接受了中秋赏月之风,南宋时期宁宗颁布假宁令,官员中秋休假1天,“中秋节”才真正列入国家制度和法定岁时节日之中。这可以从当时的文人对中秋节的描写中体现出来,如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描写道:“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吴自牧的《梦粱录》(卷四)也写到:“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窭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天街卖买,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盖金吾不禁故也。”从以上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宋代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在中秋节那天进行赏月、喝酒、聚会等活动。有学者专门比较了唐代和宋代中秋节的差异,如张舰戈认为唐代文人的中秋意境多是孤寂清冷、文艺高雅,但宋代文人的中秋节已脱离了唐代文人的轨道,开始向世俗娱乐方向发展。



根据以上判断,唐宋时期大概是中秋节形成与发展时期。那么,为何偏偏是在这个时期中秋节才确立并成为一个单独的节日?而且,与其他节日相比,中秋节的特殊性在何处?这种特殊的文化意义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得以确立和传播,并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的?笔者认为,这与文人阶层对嫦娥形象的改写有关。虽然嫦娥的故事并不是中秋节唯一的神话元素,但是嫦娥的形象却占据着主要支配地位,这个过程的实现离不开嫦娥背后所承载的“团圆”意义。


唐代诗人们将自身的情感投射到嫦娥的形象中,于是人们逐渐将月亮拟人化了。但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在宋代,文人苏轼也曾为嫦娥作过一首著名的诗词《水调歌头》云“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个故事中的主角嫦娥变成了一个与丈夫分离的可怜女人。正因为经历了分离之苦,大家都希望不要和亲人、爱人分开。于是,每年的八月十五日,青年男女约会在花前月下,情人们指月为证表达自己的坚贞爱情。失散的人们,也会仰望月光娘娘祈求团圆。



嫦娥形象的转变,丰富和完善了中秋节的文化内涵。因为单纯从月亮的阴晴圆缺的角度来探讨分析中秋节的“团圆”意义,并不能解释中秋节与其他同样有关月亮的民俗节日(如元宵节、上元节等)的区别。而嫦娥奔月传说的丰富完善,不仅填补了国人关于月亮的部分想象,而且也将国人的人文情感投射在月亮上,于是在中国社会,嫦娥便成了月亮众多形象的隐喻。而嫦娥奔月故事的丰富完善,也使得它从某种程度上更加“亲民”,更能被人们所接受。这个故事与中国古代的才子佳人小说如出一辙,只是这个故事并没有一个大团圆结局,有的只是一个凄凉的结局。正是在此意义上,知晓这个神话故事内涵的人,每到中秋节,便可能会联想到在上古时期曾经有一个叫作嫦娥的女子,她偷吃了丈夫的药丸,独自一人去了月空中,到了月空中的她非常想念人世间的丈夫,可是她却再也回不到凡间了。这种与亲人、爱人分离的经历,恰好从更深情感层次与最普通的人们联系在了一起。无论是谁,在其一生中可能都会经历与家人、爱人的分离,这种分离是无法避免的,也是让人无限感伤的,这也是嫦娥奔月故事能够被广为传颂的主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秋节是人间不团圆的一种补偿性文化机制。虽然嫦娥奔月故事带有奇幻色彩,但这只能说明中秋节的起源历史非常久远,久远到现在的人们根本无法给它一个确切的初始时间,而只能通过想象来为其编织一段“起源历史”。同时,嫦娥奔月的神话还包含了人们渴望升上月空的祝愿,曾经那么遥不可及的月亮女神,却原来是可以被人们所征服和接触的,月亮与人的距离便大大缩短了,嫦娥奔月的神话色彩也成为后来的人们在中秋节祭月的一个依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不断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或节日符号被社会利用,比如一些月饼生产商家在制作月饼时,往往将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中的某些元素放在月饼上,从而使得月饼超越其作为食物性的一面,月饼本身的圆形又让人联想到圆月与团圆,而具有了中秋节的意味。比如今天湖北地区流行的一种月饼,包装上画了一个嫦娥的图;上海杏花楼月饼设计的“嫦娥奔月”礼盒也非常有名。当人们吃这种包装的月饼时,便容易联想到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以及中秋节背后的团圆意味,无论一些研究中秋节的专著,还是普通民众,都深信中秋节与嫦娥奔月的故事密切相关。


五、结  论


中秋节从早期充满巫术和宗教色彩的祭月仪式逐渐演变成了以“团圆”意义为主的节日,本质是一种深层次的社会文化丰富与完善过程,也是中秋节得以区别于其他节日,并被社会普遍接受与认同的主要原因。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变迁呢?其实,早有人给出了答案。如乔继堂指出,当人类社会发展到文明阶段后,早期的民俗信仰就很难立足下去了。除非它包含了社会信念的内容,这里的社会信念包含了诸如凡人生观、亲族意识、社会道德、伦常观念乃至娱乐观、审美观,这正是传统民俗扎根的基石。在中秋节的众多社会意义中,“团圆”意义是最重要的,这个意义的实现与文人阶层对嫦娥奔月的形象改写有关。在这个变迁过程中,早期所蕴含的宗教和巫术色彩不断淡化,道德色彩越加浓厚,从而它才能被更多的人所共享,其群众基础也就更加牢固,从而拥有更持久、更强劲的生命力,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不断被强化。直到今天,中秋节构建“团圆”感的变迁过程依然没有结束,在促进个人、民族、国家层面和谐统一,深化民族与国家认同感中发挥着重要意义。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神话与民俗叙事” 2024-09-17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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